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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惨重的代价能否换来新闻自由?|【见证历史】

野兽按:认识贺卫方先生是在2004年2月7日在北京三味书屋听他的演讲,之后一起去旁边的“雨过天晴”餐馆聚餐交流。“三味书屋”成立于1988年,是最早实现开架售书的书店之一, 是北京第一家民营书店;也是最早做作家签售、小型音乐会、中外民间文化交流的书店,由此成为了构建文化界公共空间的先驱者。

我第一次去三味书屋听讲座就是2004年2月7日,贺卫方的演讲。幽默风趣,精彩迭起的演讲后,提问时间,我递了一个字条,想问问权利(right)和权力(power)的区别,在中文语境中这两个词太容易混淆了,由于时间关系,他没回答,而是细心把字条折起放到口袋里了。后大家去旁边的“雨过天晴”饭馆一起吃饭,跟他合了影,留了彼此的手机号。多年后有了微信后,也彼此加了微信。也常常看看他的微信,回复一二。在2019年10月,发现他的微信已不再更新。看外媒报道,才知道他的个人微信已经被封号了。

据法广的安德烈报道: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个人微信帐号在中共建政70周年前夕被永久封号,而且网络传出其弟贺维彤被以非法持有恐怖主义物品罪名刑拘。

对贺卫方的封禁类型是“限制登录,不可解封”,被封原因是“传播恶性谣言等违法违规内容”,内容不详。2017年5月,贺卫方遭遇禁言威胁时曾表示:“割断天下所有公鸡的喉咙,天还是要亮的,让我们等待天明。”从他被永久封号来看,他还没有看到天明。

最令人吃惊的消息是他的弟弟贺维彤被抓走的消息,网上流传着严华丰律师的一则短文:“仅仅因为在朋友圈转发了一条视频,贺维彤 (贺卫方老师的弟弟 )就被以非法持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刑拘了。现在看来,传播、非法持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也极易成为口袋罪,因为何为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普通的公众是很难把握的。”

严华丰律师写到:贺维彤的案子是他和另一位律师仝宗锦代理。严律师表示,贺维彤是“9月30号被东城分局刑拘的,罪名是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目前所知事实上9月12号他在朋友圈发布了一个ISIS枪杀平民的小视频,维彤当然是痛恨恐怖主义的。”

微博上贺维彤的自我介绍是:图书策划编辑、图书装帧设计师、 法律类图片收集爱好者。

贺卫方则是知名度很高的自由派学者,但近年来已很难自由发表言论。去年5月18日『纽约时报』发表一篇对他的专访,贺卫方在采访中坦承:“现在我连在学术刊物发表论文都变的很困难。”贺卫方当时对习近平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感到震惊:“我没想到他们会那么着急,那么快。”在这次采访中,贺卫方还朗诵了了一位北京诗人的诗句,认为浓缩了时代精神:

“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许讲话不许笑,还有一个不许动,”“我就是死也要走在人的大路上。”

中共建政70周年前后,北京当局异常紧张,北京多处地区“天上禁鸟地上禁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对言论包括社交网络的控制打压更形严重。节日过后,这种紧张还在延续,据分析一个重大的原因是香港局势严重失控,中共四中全会在即,中共党内对习近平处理贸易战、香港问题的方式越来越不满。

贺卫方具体因为传播什么“恶性谣言”被永久封号,官方没有拿出证据,最近网上一直在传着他的旧文『国家和我』,文章阐述国、家、个人三者关系,也许这抵触了北京当局多年来进行的国家个人三位一体的洗脑教育?

另外,贺卫方多年前批评纳粹化倾向的一段视频最近也在广为流传,这位学者说:“我分析纳粹时期,德国唱的歌,和我们今天唱的红歌都很相似,‘高举我们的旗帜’,‘鲜血染红的旗帜’,‘跟着元首前进’,都是这类歌曲。这东西有某种相似性。我自己觉得有某种纳粹化倾向。”

从此,他的声音就在大陆的公共空间消失了。人在哪里都不大清楚了。直到2020年2月17日发出了这篇《惨重的代价能否换来新闻自由?》,我们才直到他还在。

贺卫方:惨重的代价能否换来新闻自由?

庚子年,短短的一个春节,九省通衢的武汉市就由一个繁华大都市迅速变成一座人间地狱。一场突如其来的冠状病毒袭击,转瞬间已导致近两千人命丧黄泉,有些家庭甚至满门尽亡。宣布的死亡数字是官方统计,可以肯定,尚有很多没赶上确诊就已经死去者不在其中。此外,武汉率先封城,接着是温州、杭州,各大城市也紧急跟进,差不多全国范围都进入了紧急状态。

与此同时,这恐怖的病毒又借着喷气式飞机以及豪华游轮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举世惊慌之下,各国纷纷采取紧急措施,航空中止,入境禁止,一时间仿佛又回到了从前闭关锁国的时代。

迄今为止,造成这惨状的原因上有许多谜团。最重要的,病毒来自何处,是自然原因,还是某种事故,仍然是一头雾水,不得甚解。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从最早发现感染者的2019年12月初,一直到2020年1月20日疫情公开,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包括武汉市绝大多数市民在内,人民都在浑然不觉中,走亲访友,杯盏交错;外出旅行,呼朋引伴。官媒莺歌燕舞,两会劲歌颂德… 一片升平之下,那致死的病毒悄然传入千家万户。

当然,一线的医生护士们感知得到。他们不断地将这危急信息向省市政府尤其是卫健委报告,甚至通过内参通道报告中央。但是泣血陈情却无法唤醒沉睡的官僚体制,包括官僚化的专家们。他们信誓旦旦地告诉国民:疫情可防可控,未见人际传播。

面对公众的怒火和举世的焦虑,最高领导人想亲自出面澄清某些怀疑。2月15日,《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2月3日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其中强调他如何不断地作出指示和批示,部署指挥动员抗击疫情。在时间节点上,他最早发出指示是在1月7日,1月20日作出批示,1月22日又发出“明确要求”。庚子年正月初一,即一月25日,再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对抗击疫情“再研究、再部署、再动员”,并决定成立中央应对疫情领导小组。

我们姑且不说1月7日已经是疫情爆发一个月之后,也难以理解部署、动员的内容究竟如何,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是:1月7日讲话涉及武汉疫情的内容似乎被官媒作了“留中不发”的处理,外界根本无从知晓。讲话者是否知道他遭到了“屏蔽”,抑或讲的内容不适合让公众知道?说到底,根子在于无自由。如果武汉、湖北的报纸、电视可以就疫情进行自由而负责的报道,何至于要依赖这相互诿责的官僚体系?何至于武汉以及全国要这么多的人受感染、遭厄运?!

唉,不多说了。但愿这惨痛的代价能够让手握权柄者醒悟:没有新闻自由,就不仅生民多难,而且政府亦无信,更谈不上现代化的治理能力与体系。

2020年2月17日宅中

CC BY-NC-ND 2.0 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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