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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9 “709大抓捕”六周年:致敬不屈的女性

野兽按:傅政华落马,引爆网络狂欢,有人指出,傅政华如此招恨,堪比专事审查、控制网络、被称为“网络沙皇”的中国网信办主任鲁炜,甚至有过之,鲁炜倒台时许多网民奔走相告,鲁炜被抓了,习近平当局指他是“两面人”,意味着对党的领导人不够忠诚,不过,鲁炜被抓并未引起网络查禁局面丝毫改观。

傅政华落马消息传出后,许多新闻人、律师、维权人士,各种各样在傅政华主事期间的受害者,都觉得很开心。他被指是迫害高智晟律师的元凶之一,后来直接参与了709大抓捕,这是一起数百名律师、维权人士被失踪,被拘捕,震惊中外的大事件。

极权体制不变,709大抓捕的国家罪责也没机会得到追究,只愿更多内地民众知道2015年发生了什么。


“709大抓捕”六周年:致敬不屈的女性

在“709 大抓捕”六周年之际,中国人权特别介绍九位令人瞩目的坚定反抗当局镇压的女性的行动,向中国女性人权捍卫者表达敬意。

她们中有些是律师或法律倡导者,自己选择了艰难的维权之路。她们遭受骚扰、监视、酷刑和监禁,但她们没有退缩,一直坚持追求公平和正义。

有些是被当局打压的律师或法律倡导者的妻子。这些女性有自己的成功事业和理想,但为了维护自己和家人的自由而被迫走上维权之路——结果就是,她们自己也成为当局打压的对象。

面对当局的骚扰、恐吓和威胁等给她们生活带来的巨大突变,她们经历过犹豫、委屈、恐惧和自我怀疑,却从未放弃抗争。她们一方面继续追求自己的事业和照顾家人,一方面为其所爱亲人的自由积极呼吁,表现出超凡的抵抗力和强大的韧性。中国人权向她们致敬,并敦促中国当局停止对她们及其家人的迫害。


陈紫鹃,生于1984年,陕西人,微生物学博士。2007年毕业于西南大学,2015年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获得微生物学博士学位。2015-2019年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完成博士后培训,主要进行病原微生物与宿主相互作用及其免疫逃逸机制的研究。2019年至今在进行肺癌相关研究。迄今在国际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s》、《Gut Microbes》《Cellular & Molecular Immunology 》等期刊上发表第一作者文章多篇。

2020年10月22日,常玮平因为“12·26公民案”第二次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强制措施(实为强迫失踪),她被迫走上为夫维权的道路。其间受到陕西警方多次到家里、工作单位威胁骚扰,要挟不得对外发声、不得接受外媒采访,否则将失去工作,也曾被警察凌晨12: 30到家里来骚扰。至今八个多月的维权时间里,写投诉控告信四五十封。从她工作的城市深圳到陕西(常玮平被关押的地方)去,有将近两千公里的路程,到看守所的路更是需要翻过秦岭。虽然有诸多不便,但她没有放弃,竭尽所能为其丈夫维权,控告宝鸡公安对他实施酷刑,控告他们办案过程中非法取证等诸多违法行为。迄今她去了陕西两次,其中有一次住在常玮平第一次被酷刑的陕西省宝鸡市宝钛宾馆。第一次看到掩藏在闹市下的罪恶之所——宝钛宾馆——的感觉她清楚地记得:罪恶就发生在这朗朗乾坤、人流不息的宾馆的地下室。

陈紫娟目前仍在不断地为其丈夫的境遇持续发声,进行控告和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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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思敏


黄思敏,生于1985年,湖北武汉人。本科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研究生毕业于武汉大学法理学专业。曾在武汉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现为广东德纳(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

因多次代理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敏感”案件,黄思敏在2015年7月当局对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实施打压的行动中,遭警方约谈传唤,并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出境。2016年以“非新闻”账号在推特上记录并公布群体性事件的公民记者卢昱宇和女友李婷玉被捕后,黄思敏曾任李婷玉的代理律师。2017年8月,黄思敏原来执业的律所在当局压力下不再聘用她。她欲转往广东执业,但遭到广东省司法厅的打压,无法转所,随后转往湖南执业,再次遭到阻碍,律师证遭到短期注销。她在广州居住期间,被国保不断骚扰和逼迫,居所甚至被堵锁眼。2019年被迫离开广州,回到武汉。

黄思敏于2019年恢复执业。2020年6月,广东维权人士张五洲因举写有“勿忘六四,撤回恶法”等字样的横幅被捕后,黄思敏担任其辩护律师。2020年10月,黄思敏向广西政法委反映其代理的一个传销案件的相关情况时,与其他12位执业律师一起被广西南宁市青秀区分局南湖派出所传唤并被扣押。

黄思敏仍在中国从事律师行业,并继续坚持代理“敏感”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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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翘楚


李翘楚,生于1991年,北京人。2009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后在英国约克大学获公共政策硕士学位,毕业后于清华大学做研究助理的工作。

李翘楚在人大上学期间参加了“新生代农民工”两年的研究项目,了解到社会的现实性和残酷性,此后长期参与、关注和研究中国大陆的劳工、女权和民间维权等议题。2017年,北京当局清理和驱逐“低端人口”时,李翘楚与其他志愿者一起编纂和传播有关受影响最严重社区的信息,帮助被驱逐的农民工寻找新工作和能够负担的替代住房。李翘楚还积极参与中国的#MeToo运动。她不断在社交平台声援被捕的维权人士及其家属。因长期参与公民社会活动而多次受到国保和公安的骚扰。

因是“新公民运动”倡导者许志永的女友,2019年12月31日,李翘楚在许志永流亡期间被北京警方传唤24小时。获释后她在网络发表《戴手铐跨新年:12∙31被传唤经过》,公布传唤过程,呼吁更多人打破恐惧,关注并声援因参加12月26日在福建厦门私下聚会而被捕的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先后有20多人被失踪、被传唤、被拘留、被逮捕,此次事件被称为“12·26公民案”)。许志永于2020年2月15日晚在广州被警方带走,李翘楚亦于2020年2月16日凌晨被北京警察带走,之后被秘密关押长达4个月。获释后,她在推特上发表被囚经历,声援其他被捕人士并持续投诉关押许志永的看守所的伙食问题。2021年2月6日,李翘楚被北京国保约谈,随后被山东临沂警方带走,后被刑事拘留,3月15日被批准逮捕。李翘楚被关押于山东省临沂市人民医院东区(监管医院),迄今不得会见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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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姝云


李姝云,生于1991年,河南人。2014年加入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是锋锐所负责人周世锋的助理(实习律师),协助律师代理多起维权案件。在2015年7月开始的当局对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实施的打压中,24岁的李姝云也未能幸免。7月10日,李姝云被带走,此后6个月下落不明。其家人在其失踪的第6天从河南老家冒雨赶到北京,到市公安局、信访办、派出所登记报失,后又3次从老家赶往天津市公安局、信访办、看守所苦苦寻找,仍然未果。直到2016年1月12日,其在北京清华大学工作的姐姐收到天津市公安局的通知书,才得知李姝云于2016年1月8日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关押在天津市第一看守所。此前,李姝云被天津警方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处于强迫失踪状态。2016年4月8日,李姝云获取保候审,1年后取保候审期满收到《解除取保候审决定书》。

2017年5月李姝云勇敢地向外界揭示了她在被关押9个月期间所遭受的酷刑经历:在密不透风、充满甲醛味的屋子里被秘密软禁6个月;被管教提审、辱骂;被罚站16个小时;被限制在凳子上7天一动不许动;被强迫吃药7个月;和死刑犯头对头睡觉……导致她身体上产生肌肉酸疼、精神低迷等症状。她表示“克服恐惧方能勇敢”,并为当时仍在押的王全璋律师和其妻李文足加油打气。据悉,之后她转为进一步求学,目前情况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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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昱函


李昱函,生于1957年,辽宁省沈阳市人。1990年考取律师资格,1991年开始在辽宁执业。2006年因举报沈阳黑社会头目遭到其保护伞沈阳市和平区警方的迫害,2009年被迫前往北京。北京市敦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2015年王宇律师在当局针对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709大抓捕”中被捕后,李昱函任其律师,多次要求会见,因此成为当局的眼中钉肉中刺。2017年10月9日,当她前往沈阳市办案时,突然在火车站被沈阳市公安局和平分局警察带走,被以涉嫌“寻衅滋事”刑事拘留;同年11月15日被以同一罪名逮捕并被关押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在看守所她每天遭警察唆使的女犯人折磨:用各种人身攻击语言辱骂她;病情发作时不给药吃;零下十几度,让她用冰冷的水洗澡;别人一餐两个馒头,她只有一个;在她买的西红柿和黄瓜上撒尿……2018年3月,传出李昱函因不堪逼供和虐待,已在看守所连续绝食多日的消息。2018年3月,她被加控“诈骗”罪名。

2021年3月,她在会见律师时明确表示,指控她的两个罪名都是不能成立的,完全是对她的打击迫害:所谓“寻衅滋事”就是指控她去北京信访几次;“诈骗”则是地方政府为了“维稳”给她和儿子办的低保。沈阳市和平区法院出具的“变更羁押期限通知书”显示,经过上级法院批准,本案延期至2021年5月27日到期。李昱函患有心血管病、胃病等多种疾病,因绝食抗议被灌食,导致心脏、胃、肝、双膝半月板、脊椎等方面疾病加重,律师多次为其要求保外就医均被拒绝。

李昱函获2020年德法人权和法治奖。目前李昱函被羁押已近4年,至今尚未开庭。

罗胜春


罗胜春,生于1968年,江西省上高县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学硕士毕业后在航空部304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于2000年出国留学,2004年回国后在法国阿尔斯通中国有限公司工作,先后任高速动车组项目质量经理,现场运作经理和牵引系统项目经理,于2013年6月公司内部调动到美国阿尔斯通运输股份公司担任牵引系统项目经理至今。

2013年4月,因投身人权活动的丈夫丁家喜律师被无辜羁押开始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到美国后曾写文章为丈夫呼吁,虽因工作太忙,负担太重,在丁家喜入狱后一度沉寂,但一直通过各种渠道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包括为709事件及其家属的抗争。

2016年10月,丁家喜刑满释放后,于2017年9月至10月赴美探亲两月便回中国,2018年5月想再次赴美参加女儿毕业典礼时被告知不能出境。2019年12月26日,丁家喜因参加厦门聚会被强迫失踪,罗胜春重新出面为丈夫呼吁奔走至今。

目前,罗胜春与两个女儿居住在美国纽约上州,两个女儿均已上大学。除了上班外,她把精力都投入到为丁家喜呼吁和帮助维权人士的家属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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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明磊


施明磊,生于1986年。2007年毕业于郑州大学电子商务专业。过去10年一直从事互联网电商运营的管理工作,薪水丰厚。她热爱工作,追求事业的成就感,互联网的速度和革新让其保持思维的新鲜、活跃和年轻。

2019年7月22日,当着她和三岁女儿的面,其丈夫程渊被国家安全警察抓捕。她也被戴黑头套和手铐,秘密审讯了近20个小时;证件、手机、电脑全被扣押,银行账户被冻结;她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监视居住180天。一无所有,却有房贷要还,账单要付,孩子要养。虽然怀着极大的恐惧,她还是开始了漫长痛苦的抗争之路,针对其家庭遭受到的非法的不公正的对待,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控告和呼吁。

当局持续不断地骚扰和恐吓她及其社交网络;她的雇主受到骚扰和压力,她被迫辞职;她的女儿所在教会学校被迫关闭,女儿失学。2021年初她带着女儿历经千辛万苦逃离中国,目前居住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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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


王宇,生于1971年,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人。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成教部法律专业,2004年5月开始在北京执业,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律师。

代理过多起著名维权案件,包括苏州居民范木根“故意伤害”案、北京维权人士曹顺利“寻衅滋事”案、 湖北维权人士尹旭安“寻衅滋事”案、维族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分裂国家”案等;还代理过大量法轮功学员因练功而被控罪的案件;2014年积极参与“建三江事件”维权活动。

2015年当局对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展开大抓捕,王宇是第一个被抓的律师。她在7月9日凌晨4时左右被二三十名警察从家中带走——“709”的称谓因此而来。其丈夫包龙军和儿子包卓轩也于当日在首都机场被警方带走;包卓轩原准备飞往澳洲留学。之后王宇一直与外界失联,家属委托的律师多次要求会见,均遭当局拒绝。2016年1月8日,王宇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关押在天津市第一看守所。2016年8月1日香港《东方日报》旗下的“东网”突然刊登了对王宇的专访视频,视频中王宇表示认罪。王宇于2016年7月获准取保候审,2017年7月天津市公安局解除对其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王宇后来向媒体披露自己遭受的酷刑及当局以其儿子为筹码要挟逼其“认罪”的经过。2020年11月,北京市司法局以王宇所在律所被注销而她未被其他律所聘用为由,决定注销其律师执业证书。

王宇因其维权活动获得多项国际奖,主要包括:2021年美国国务院的国际妇女勇气奖;2016年欧洲路德维希-特拉里奥国际人权奖;2016年美国律师协会首届国际人权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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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展


张展,生于1983年,陕西咸阳人。基督徒。西南财经大学保险学本科、金融学硕士毕业。2010年通过人才引进计划入沪。曾任律师,后因参加维权活动及参与要求修订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的签名活动,被注销律师执业证。

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张展于2020年2月1日从上海抵达武汉。她以亲历者的身份,通过微信、推特等媒介,以文字、视频等形式介绍了她深入武汉居民小区、医院、车站、殡仪馆等疫情一线的实地情况,并接受海外媒体的采访,因此被赋予“公民记者”称号。5月14日她在武汉被上海警方抓捕,押回上海,次日被以涉嫌“寻衅滋事”刑事拘留,关押于浦东新区看守所。同年6月18日被以涉嫌“寻衅滋事”逮捕,后被以相同罪名起诉。关押期间,张展以绝食进行抗议,但遭强制灌食、约束,以致其身体状况十分虚弱。2020年12月28日,张展被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庭审中,张展不认可起诉书指控的罪名;其辩护人对管辖权提出异议,并认为在案证据存在瑕疵,张展所发文字系对其在武汉亲身经历的记录,没有捏造编造虚假信息。张展现在上海女子监狱服刑。

此前,张展因在网络平台发表批评“一党专政”、腐败滥权等言论,多次被上海警方约谈、传唤及威胁;2019年因支持香港“反送中”活动,被以涉嫌“寻衅滋事”刑事拘留65天。

2021年5月,张展获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言论自由荣誉奖”、美国对华援助协会2020年度“林昭自由奖”;6月,获第21届由流亡海外八九学运人士设立的“青年中国人权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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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大抓捕”六周年 维权律师:生存之路被堵死

中国的“709大抓捕”案周五满6周年,但仍有一些当年被抓捕判刑的律师,目前仍在监狱服刑。此外,不少获释的律师因被吊销执照,目前谋生困难。

(德国之声中文网) 本周五(7月9日)是中国“709大抓捕案”满6周年的日子,虽然多数当年被判刑入狱的律师现在都已获释,但当年曾为多名维权律师辩护的余文生,至今仍在南京监狱服刑。

他的妻子许艳告诉德国之声,余文生现在身体出现多种健康状况,包含右手颤抖无力,无法写字丶刷牙或夹菜,他也有高血压丶脊椎与肾结石的问题。许艳说:“实际上余文生律师的身体状况不是非常好,而且这种情况是已经符合法律规定的保外就医条件,但是我申请的保外就医,南京监狱至今没有回覆。”

许艳指出,自己过去几个月持续要求南京监狱针对余文生的健康问题进行治疗,但他被关押超过3年以来,只看过两次医生。她说:“这3年多他只看了两次医生跟开了两次药。安装新牙的问题也已经要求1年多,但至今监狱仍然未给他安装新牙。牙齿脱落若很久不安装,很容易影响日常吃饭,长时间不安装很容易让周围的牙齿松动脱落。”

6年前“709大抓捕”发生时,中国政府在23个省份大规模的逮捕丶传唤丶刑事拘留或是约谈100多名维权律师丶异议人士,以及他们的亲属,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事件。余文生律师在大抓捕发生后,于2015年7月30日控告中国公安部及部长违法拘捕公民,成为709案发后,首位公开反击的维权律师。

余文生的妻子许艳告诉德国之声,余文生现在身体出现多种健康状况,包含右手颤抖无力,无法写字丶刷牙或夹菜,他也有高血压丶脊椎与肾结石的问题。


对于当年警察半夜破门而入押走余文生的场景,许艳至今仍历历在目。她向德国之声表示,过去这6年来,中国政府对维权律师及其家属的打压越来越残酷。除了关押维权律师外,他们的妻子也面临被传唤或抓捕的情况。

她表示:“709一开始是很残酷的,但后来打压没有停止,某种程度上来说打压还更加残酷。有些709的律师被吊销律师执业证,在工作和生活方面都遇到不同的困境。其实709从某种意义上并未结束。”

虽然余文生律师即将在2021年3月1日刑满获释,但由于之前有709维权律师在刑满获释后,持续被地方国保软禁在家中,行动受到严密的监控,所以她担心类似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在余文生身上。她告诉德国之声:“他们可能依然不释放余文生律师,或是不释放他到北京的家中。”

王全璋:维权空间越来越受压缩

2015年因在“709大抓捕”中被捕判刑而受到国际关注的维权律师王全璋,去年4月获释至今已满1年,他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表示,过去1年间他观察到,中国政府持续以吊销执照或软禁等多种方式打压维权律师群体,在该社群中开始产生一种寒蝉效应。

他说:“我感觉政府对国内人权捍卫者跟人权律师的压制还是很大的,这会产生一种寒蝉效应,让其他律师不敢发声,让其他律师为了保住自己的执照,变得谨小慎微。整个官方维权空间的容忍度或是国内维权的空间是越来越受到压缩。”

王全璋提到,自己过去1年花了很多时间调整身心状态,目前也慢慢开始去发展自己的工作,但由于北京市司法当局在2019年11月吊销了他的律师执照,所以他无法以执业律师的名义开展工作。

他指出:“中国最高人民法院2018年通过的一个司法解释,禁止被吊销执照的律师代理案件,也不准这些律师出勤或做辩护人。这对失去执照的律师在工作上做了一个很大的限制,因为他们无法如过去一样,在失去律师证后,依然以朋友身份出庭做辩护人。”

去年获释的维权律师王全璋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表示,过去1年间他观察到,中国政府持续以吊销执照或软禁等多种方式打压维权律师群体,在该社群中开始产生一种寒蝉效应。


不过王全璋也指出,由于中国的法律领域很大,所以作为法律专业人士,维权律师应该还是有一定的工作空间。他提到部分被吊销执照的维权律师选择改作法律顾问,或是开法律谘询公司,做一些非诉讼的法律业务,这些都是他在考量的可能性。

王全璋表示:“现在有一些朋友谘询我,问我一些案件该怎麽处理,所以我也开始慢慢发展我的律师业务,给他们提供一些专业上的帮助。这些工作需要很多法律专业人士来做,所以这可能也有我可以工作的空间。”

中国社会“权力失控”?

即便王全璋指出部分律师尝试透过开设法律谘询公司来延续职业生涯,但近日德国之声得知,有几名今年初被吊销执照的维权律师尝试申请开设法律谘询公司,却被官方告知因列入黑名单,所以无法申请开设法律谘询公司。

2015年也因“709大抓捕”被官方抓捕与注销牌照的维权律师谢燕益向德国之声表示,709发生后的这几年,中国因法治的忽视与权力横行,导致社会走向“权力失控”的状况。他说:“在社会处于不正常状态之下,这些年中国持续发生人为制造的冤狱,很多背离程序正义的状况,也有些维权人士因言获罪。”

他表示,现实对维权律师来说是很残酷也艰难的。不过谢燕益也认为,这些状况都是中国社会在尝试转型时要付出的某种代价,所以当许多维权律师持续遭到非法迫害时,维权律师的社群应该继续关注他们的命运。

他告诉德国之声:“像余文生律师丶张展丶丁家喜跟常玮平等维权律师现在还在被非法迫害,我们也希望继续关注他们的安危,关注这些受到不公不义的冤狱,因为这就是关注我们自己。在每个冤狱内,维权律师都能争取权利跟尊严。”

谢燕益也提到,目前维权律师在中国必须面对多重的考验,除了执照被吊销外,也面临被限制出境,或注册公司受阻的各种情况。他表示,很多维权律师的生存之路都被堵死了。尽管如此,谢燕益认为维权律师仍有使命向中国社会普及一个尝试,那就是让社会大众意识到其实这些违法的压迫,不只是对少数个体的侵害与打压,而是对社会整体权利的侵害。

他说:“如果这个社会不讲法治与人权,便没有人能真正感到安全。维权律师或人权捍卫者在工作进程中是要不断去阐明的立场是,我们所争取的是所有人的权利跟尊严,所以我们大家要共同遵守这个法治的底线,构建一个人权至上,和平民主法治的中国,这是符合大家的利益的。”

709人们:当被捕律师患上精神分裂,其他人在经历什么?

“709大抓捕”至今超过17个月,家属们的艰难抗争,被录入了一部纪录片。

端传媒记者 以太 发自香港

2017-01-16

709律师被捕后,当局禁止会见律师、与家属通联,并为这些被捕律师委派官方律师。四位家属到中国高检提告各级司法部门违法。图:独立中文笔会

2017年1月12日,维权律师李春富回到了北京家中,这距离他在“709大抓捕”中被带走已经过去了17个月又11天。李春富44岁,已全无被带走前的青壮精神,妻子毕丽萍形容,他“骨瘦如柴,面色苍白,目光呆滞,好像60岁的老人”,据友人的描述,他性情大变,紧张多疑,出现家暴行为,后被确诊患上精神分裂症。

李春富的哥哥李和平,是2015年“709案”中被捕的核心维权律师之一,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现正等待开庭。李春富也被以同样的罪名在2016年1月正式批捕,官方文件显示,他在到家前一周的2017年1月5日,获准取保候审。

至李春富回家,“709”风暴席卷的至少319名律师、律所人员、维权人士和家属中,13人正被羁押待审,24人取保候审,4人已一审判决罪成入狱。

1月14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部署2017年工作时特别指出,要“严厉惩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目前仍被羁押的13名“709”被捕者中,正有3人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2人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4名2016年8月一审被判“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的被捕者,获刑三年到七年半不等。

李春富,像他一样被捕的律师,在羁押中经历了什么?牢狱之外,他们的家属无法申请会面,无法聘请律师,无法出席庭审,他们又在经历什么?

“709事件”之后,国内舆论对事件噤若寒蝉,国际舆论亦关注寥寥。香港维权律师关注组委托资深新闻人江琼珠、卢敬华以书和纪录片的方式,采访了涉事律师的家属、同行、辩护人等,试图还原被卷入事件风暴的人,他们的生活和抗争。往返内地四次,修改剪辑八次,《709人们》面世,作为采访者的江琼珠希望能在香港展开社区放映,让更多人知道709。但对此时香港的舆论环境,她也不敢乐观。

『709人们』纪录片制作人卢敬华(左)、江琼珠。摄:吴炜豪/端传媒


在一次20人参与的小型放映之后,江琼珠说,感动她的,是这些受访者的真实,真实的笑,真实的悲伤,真实的性格,她希望这些真实,也可以打动镜头前同样真实的观众。

以下三位,是纪录片主要记录的人们:

李文足:那些曾经与她无关的事,如今就是她的生活

李文足的人生从嫁给王全璋后开始割裂,前半段是普通小城女孩波澜不惊的日子,去大城市,打工,恋爱。但嫁给她现在的丈夫,维权律师王全璋后,平静退场,暗涌丛生。

波涛不是立马出现,嫁人后的她遵从最传统的妻子形象,一心一意照顾家庭,夫家人眼中,“外面的事和她没关系”。但生活的暗涌已经袭来,她曾在收拾房子时翻到丈夫藏起来的医院诊断书,还有透视的片子,但丈夫只是说开庭时被打了,为什么打,怎么打,有没有其他行为,李文足一概不知。

直到丈夫为法轮功学员辩护而被拘留十天,李文足才意识到丈夫工作的危险绝不止“开庭被打”。因为同行们的声援,那次王全璋关了三四天就被释放,出来后,王全璋第一次告诉妻子,做律师这行很危险,可能有一天会判刑。

“你能不能为了孩子不冒这个险?”李文足想用孩子劝丈夫不要太出头,但王全璋说,“那些学员家里已经那么困难,谁都不去帮,那谁去帮?”

也不是没有准备,王全璋租了朋友家的房子,作为妻儿的退路,如果有天他被抓了,国保(注:国家政治安全保卫人员的简称)追踪他的家人时,李文足母子有地方可安身。

然而,大浪最终还是袭来。2015年7月的一个上午,只要丈夫开庭必给他打电话的李文足,发现电话打不通了,“那一刻我就知道,他肯定出事了。”

2015年7月10日,李文足与王全璋失联,没有收到任何通知。两日后,李文足才和一个普通观众一样,在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的新闻里,第一次知道丈夫被公安机关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法院还没有判决,新闻中已把供职于锋锐律所的王全璋,列入为“滋事扰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团伙”。

那之后到2016年1月,李文足在家哭了六个月,北京冬日天天雾霾,她的日子暗无天日。

她按法律程序,向掌管丈夫行踪的各个部门提起诉求,委托代理律师会见丈夫,但办案警方答复,“王全璋涉嫌寻衅滋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不允许律师会见”。

人没见著,倒等来了逮捕通知书。2016年1月8日傍晚6时,天津市公安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为由,逮捕王全璋。那一刻,李文足突然想明白了,“这就是我要面对的生活,一下子就坦然了。”

王峭岭:我为什么选择抗争而不沉默?本能啊!

北京的王峭岭没有“想明白”的过程。丈夫李和平被警方强行带走的时候,她正在和孩子商量毕业旅行。出事后,王峭岭立马召集儿子和女儿,开了个家庭会议。

她对儿子说,“你爸做的这些事没有违法犯罪”,“你要放开想法,为他自豪”。对太小还不懂事的女儿说,“你爸爸去扶需要帮助的人了,但是警察不让扶。”“警察真是坏警察,”5岁的小女儿回答,“我要去救爸爸,我要去当人权律师。”

李和平很早便投身中国的维权运动,在2007年,他和其他5名代理法轮功案件的律师一起,发表了著名的〈宪法至上,信仰无罪〉无罪辩护词,被视作突破政府禁区。

在朋友眼里,李和平向往民主自由,“有很多想法”,但很少行动。不是不愿意,而是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他对风险十分在意,希望能进一步保存民间的力量,不作出无谓的牺牲,”朋友评价道。

而在王峭岭眼里,家中的李和平在爱吃这方面,也是想法很多却很少行动,她叫他“理论家”,专门研究做菜,自己却不下厨,弄明白了做法,就催著王峭岭去做。

出事前,正在负责反酷刑项目的李和平办公室“有人去了一下”,同为维权律师的好友江天勇提醒李和平要注意危险,但李和平并未在意,“去他妈的爱怎么来怎么来”,这位不是第一次被政府拘留的律师还不知道等这次的行动与以往完全不一样。7月10日,刚从郑州出差回的李和平被警方带走,2016年1月8日,被当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

“709”事件后,王峭岭也踏上不断去看守所找老公的709家属之路。她一个人去律师协会找人,特别害怕,“感觉去了就会被抓起来一样。”在看守所,王峭岭见到了同样去寻下落的李文足,见到同病相连的王峭岭,李文足哇的一声就哭了,“终于有个伴了”。

两个女人因此“混到了一起”。

她们联系其他几个709家属,发起了“红桶行动”,在几块钱一个的鲜红塑料桶上,写上各自老公名字,以及“爱你、相信你、支持你、等你”等字句。她们举著桶,站在看守所前,不到十分钟,就被抓了,“看守所的人说这个桶子是作案工具,要没收,”李文足说自己当时就笑喷在地,“我说这几句话哪一条违反法律了,他说你们的老公现在是特殊罪名,你们就不能出来,要在家里待著。”

那一次,王峭岭和李文足被拘留24小时。

她们还从律师朋友那儿学到了些“旁门经验”,比如一提起来就津津乐道的甩跟踪经验:等地铁要关门时,马上跳出来,谁跟著你在那时候跳出来,就肯定是跟踪你的人。凭著这项辨别跟踪者的技巧,王峭岭和李文足甩掉过不少“尾巴”。

“我为什么选择抗争不是沉默?本能啊,”王峭岭说,“其实现在这种情况,我们家属只要在一起玩、吃饭,就是在抗争了。”

2016年4月,李文足和王峭岭决定驾车,从北往南,跑700多公里,去看望同样命途多舛的709家属们。其中一站是长沙,那里有陈桂秋,律师谢阳的妻子。谢阳和李和平是同一天被带走的。

陈桂秋:只在家里说担心,是我最瞧不起的

陈桂秋和谢阳是大学时认识的,陈桂秋喜欢谢阳的善良,见一次乞丐给一次钱,要不就买些包子卷子分给流浪汉。一开始谢阳是做商业案子的,“赚得还挺多”。走上维权律师之路,是因为一次打赌。

2006年,揭露临沂政府非法强制堕胎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被临沂警方以“冲击政府大楼及打砸公共财物”的理由软禁在家。案件引起广泛关注,陈光诚的家被严密控制,传说谁去那看看就会被打。

朋友和谢阳打赌,说他要是敢去陈家门口拍张照,就给他两万,要是敢和陈本人拍张照,给五万。谢阳胆子大,去了,鼻青脸肿地回来。那天具体发生了什么不得而知,但从那以后,谢阳对公权力有了“初步认识”,并慢慢走上为弱势群体发声的维权之路。

丈夫“被消失”的消息,陈桂秋是从丈夫的助理及合伙人那里知道的,像其他所有709家属一样,陈桂秋“一下就懵了”,悲伤、恐惧、思念、无助,从李文足碾到王峭岭,又猛然踏上了这个连讲话都很少大声的女人。

陈桂秋对女儿说“爸爸去打怪兽了”,女儿就画了很多爸爸打怪兽的画;她带女儿去谢阳小时候上过学的教室,女儿喊著,“我梦到爸爸坐在这里!”,小手指著教室中间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可是怎么那里没有人呢?”

国保找她谈话,要她做到“四个不”:“不要和别的家属联系,不要出境,不要接受外媒采访,不要通过微信微博传播709案件相关事情。”陈桂秋都一一遵守,直到一天她要去香港,发现自己竟被限制出境,才知道自己“早就变成国家的敌人了”。

“公安部说我出境会危害国家安全,”陈桂秋说。

她觉得,不能再一味地“听话”、配合、不接触、不发声了。她开始主动和其他家属联络,接受采访,尽可能地让社会知道丈夫“是被冤枉的”。

2016年夏天,陈桂秋驱车4小时,到谢阳在湖南邵阳农村的老家,那是个有著宗庙、水稻,午后只有蝉鸣的地方。这次回家,陈桂秋的目的是劝说谢阳的家族,一起发动力量,把为谢阳鸣冤的声势造起来。

谢阳的父母不在陈桂秋的劝说之列,老人一辈子在农村,不理解为什么儿子没罪却要被抓,“他们总是相信政府,”陈桂秋说。农村迷信,谢阳妈妈天天跪在家里的神位前磕头,希望菩萨把儿子送来。

“别人折磨了谢阳还不够,还折磨到你们身上去了?”陈桂秋反问公公婆婆,“你相信他有罪么?他没有罪,要理直气壮!”“谢阳没有钱没有权,怎么有能力去颠覆国家?”视谢阳为亲弟弟的嫂子在一旁帮腔。

陈桂秋告诉公婆“谢阳肯定会出来的”,虽然她对此毫无把握,甚至连丈夫的面都没有见上。陈桂秋站在屋子中央,周围围著谢阳的家人,她希望家族中受过教育、文笔好的侄子把谢阳的遭遇写出来,“嫂子要调动大家积极性,你要写文章,在没做实牢时,都要接受采访”,“你(谢阳侄子)掌握了现代工具,用苹果手机,还会翻墙,你比一般人都先进。”

“我们只有微小的影响力,”侄子小声地表达了顾虑,陈桂秋脸涨得通红,“水滴石穿,每个人出点力,我们的命运就起来了,”陈桂秋坚持著,“只在家里说担心,这是我最瞧不起的。”

氛围有些尴尬,家人看天看地,就是不看陈桂秋的眼睛。“我带两个小孩,还要长期往北京跑,”陈桂秋突然哽咽,“我有时真的觉得很孤单。”

一年的压抑尽情释放,触动了谢阳的家人,他们发表了联合声明,控诉当局对谢阳实施酷刑,又一起到长沙看守所,“就算是去看守所看不到人,去看一下(表达态度)都好,”陈桂秋这样说过。

2016年10月,李文足、王峭岭、陈桂秋和其他32位709案的家属联名致信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纠正案件错误,公正对待涉案人员、家属和辩护律师,释放所有在押人员。

家属们不期望这封联名信真的能推动709案走上正轨,她们只希望能表达抗争的意识。在内地最常用的网络搜索引擎百度上,搜索“709家属”,首页的信息是“709案件周世锋等当事人家属否认‘联合声明’”,这意味著,“709”律师的遭遇和家属的抗争,在内地的网络世界里是不存在的。

“我们的支援不仅给当局压力,也会给里面的人自信,”江天勇说。他也有被“抓进去”的经历,关押他的房间窗户全部封死,一切外部信息都被隔绝。屋外还会故意放噪音,防止有人到看守处喊口号声援,给关押的人自信。虽然听不到,但从关押他的人的细微表情变化,江天勇知道外面“有自己人来了”。

丈夫依旧没消息,按法律程序要求的会见,为丈夫安排代理律师依旧被拒绝,李文足和王峭岭的子女被拒绝入学,“他们想用不上学让我屈服,‘你听话就不为难你了’,但我说,‘没关系,孩子我可以自己教’,”李文足说,她把头发剪到了耳朵以上,脸上看起来多了些棱角;王峭岭则“披红挂绿”地去见其他家属,希望他们看到鲜艳的颜色能够开心一些。

“律师给人一种理智克制的形象,”一直关心李王二人,自己也被当局列为目标的江天勇也一直坚持展露坚强的一面,“大家流露这种感情不好,一点用没有,这个情形已经够悲惨,不需要再悲悲切切……”说著说著,这位在十余年律师生涯中常常站在风口浪尖的汉子却红了眼眶,“709的事情大家都是需要鼓励和安慰的......”

“我觉得我们脱离了传统家属的概念,”王峭岭说,“只在自己里面,担心自己的亲人,是不行的。”

“这后半年来家属的抗争,有效地让709这个案子在国际视野里没有滑落过,如果家属都默不作声,国际想关注也没法,我经常自吹自擂,大家坚持这半年是很有效的,”王峭岭总结道。

夏日的小区公园行人稀少,王峭岭和李文足并排走著,此刻的她们没有国保骚扰,聊著天,小孩在不远处打闹,叫也叫不住,如同小区里最平常不过的母子。但分离、监控、暗涌、危险,是黏在她们身上的雾霾,不知何时散开。

疫情阴云时的人权律师:新一轮抓捕与新一轮逃亡

“比封城更严重的,是封口。”

特约撰稿人 江雪

2020-02-13

2020年2月5日,北京街上,有一个戴了防护口罩的雕像。摄: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突如其来的疫情,带来了巨大的恐慌,也让2020年的第一个月,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

年轻的中国人权律师常玮平,在这个人心惶惶的一月,经历了逃避抓捕、被秘密关押、暂时释放回家的全过程。他失去自由的8天,从1月13日到1月21日,正是肺炎疫情从掩盖到最终大规模爆发的时期。

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更多的人在讨论武汉警方1月1日高调公布的一则消息:以“打击谣言”为名,警方传唤、训诫了八名最早在网络上发出“武汉发现SARS”预警的市民。事后人们发现,这八名“造谣者”,都是在武汉医院工作的医生。而一位名叫李文亮的医生也在1月3日被训诫,其后在接诊中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于2月6日去世。

“比封城更严重的,是封口。”有时事评论者如是说。这里所说的“封口”,是指在武汉疫情中政府屡次隐瞒或延迟公布相关信息,致使疫情蔓延扩大,加之医疗资源的匮乏,致使封城后的武汉,疫情处于几乎失控的状态。

毋庸讳言,自2013年以来,中国的公民社会遭受了严重的打压——无论是律师、记者,还是公益组织。对言论的高度管控、信息不透明、对公益组织的打压,导致它们再也难以成为政府救灾的补充力量。而这一切的后果,在疫情大规模爆发的时候,由一个个普通人去买单,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但少有人关注到,从2019年12月26日开始,当局对中国人权律师发起的新一轮抓捕行动。而这场因为一次公民聚会引起的抓捕行动,被评论者认为是在整体打压公民社会的背景下,严控言论自由——“封口”的另一种表现。

2020年1月17日,支联会与社民连等约20人,到中联办声援去年12月因厦门聚会而被捕的内地一批律师和异见人士。网上图片

抓捕与逃亡

1月21日,武汉肺炎爆发的消息使人人自危。但这一天,对人权律师常玮平的家人来说,却是喜悦的一天。

这一天,被秘密关押8天的常玮平重获自由。他被警方“取保候审”,暂时释放。当日中午,他走出了西安市高新路派出所的大门。他70岁的父亲,以无法控制的眼泪迎接了他。

2019年12月26日晚,圣诞节的第二天,住在北京的著名人权律师丁家喜突然被警方带走。同一天被抓捕的,还有家住烟台的前大学教师张忠顺,以及维权人士戴振亚、工人李英俊。

恐惧开始传递,坏消息一个个传来,正如同2015年“709”抓捕律师事件的翻版。12月30日,浙江律师黄志强的办公室被查抄,他本人被警方带走,随后被刑事拘留。同一天,四川律师卢思位在去香港开会时,被警方拦截,禁止他出境。从12月30日到1月4日,在全国范围内,陆续有10多位律师、公民被传唤、抄家,甚至拘留或失踪。

家住陕西的常玮平律师,觉察到自己也有危险,遂外出藏身,躲避到西安的一位朋友家中。

1月12日晚上10点半,警察敲开了这位朋友的家门,带走了常玮平。他的妻子在第三天接到警方的电话通知,常玮平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指定地点监视居住。

“指定地点监视居住”,这是近年来新修改的中国《刑诉法》中规定的一个强制措施。这个规定非常有利于警方,事实上已成为“秘密关押”的代名词。“被指定监视居住”的人,仿佛陷入信息黑洞。律师不能会见,外界难以获得他们的任何消息,甚至不知道他们被关押在何处。

在常玮平被带走之后的第四天,重庆律师张庭源受常的家属委托,赶到陕西宝鸡,向当地警方要求会见常玮平,但被拒绝。警方拒绝透露任何关于常玮平的信息,包括他被关押的地点。

与此同时,宝鸡市司法局在其官网上公示,注销常玮平的律师执业证书。

此时,一系列的信号已经很明显,警方的抓捕行为是针对12月初的“厦门聚会”。这场聚会发生在12月7日、8日。当时,丁家喜、许志永等来自全国各地的20多位律师和热心社会事务的公民,相约在厦门,一起吃饭聊天,交流各自的经历以及对当前中国公民社会的看法等等。

有知情者介绍,所有人只是一起聊天,谈论了“一些观点,感受”。有一些人来的晚,甚至没有机会参与讨论,只是和大家一起吃了饭。

但这种以往常见的“饭醉”活动,在2019年的中国,已变得十分敏感。没有人料到,2015年7月的“709”律师大抓捕之后,又一轮对律师的抓捕,会从查处这次聚会事件而展开。

在常玮平被抓捕之前,居住在北京的许志永已开始逃亡。在他离开家后的12月31日,警察上门搜查,查抄了他的书籍、保险箱等。并将他的女朋友以“寻衅滋事”为由扣押了24小时,戴上手铐,多次讯问,以追查他的踪迹。

许志永是中国“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也是活跃的社会运动者。他是北京大学的法学博士,2003年,因为在“孙志刚事件”(一名广州的大学生因为没有带暂住证被警方带走,在收容所里被打死的事件)中积极发声,他和滕彪(后成为著名律师)等人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他曾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北京的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后又成立了“公盟”,进行各种公民活动。2013年,在他和丁家喜等人发起的教育平权、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等一系列的小规模示威活动中,他被抓捕,并在2014年1月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2017年7月出狱。

离家逃亡的许志永,并没有停止发声。1月14日,他在推特上写道:“我在尝试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流亡中抗争。告诉人们,黎明近了,自由近了,公义近了,爱,已悄悄到来……他们端坐的不是金字塔尖,而是火山口上。告诉人们寒风肆虐时,春天,已不再遥远。”

12月29日,在长沙,另一位人权律师文东海也开始逃亡之路。他的妻子周友芳回忆,12月30日,已于前一天外出躲避的丈夫突然告诉她,自己面临被抓捕,让她立即带着两个孩子去日本躲一躲。在朋友的协助下,两天后,周友芳带着两个孩子到达了日本,但一直到半个多月后,她都始终没有丈夫的消息。

逃亡中的文东海,其实在2018年6月已被吊销了律师执照。2015年的“709”律师大抓捕之后,文东海为失去自由的王宇律师辩护。他还代理了一系列人权案件。在他被吊销律师执照后,为了生计,他在长沙开设了一家法律服务公司。

周友芳回忆,在送她和孩子去机场的路上,文东海担心警察会在机场布控抓捕,所以在中途提前下车。临走的时候,他叫醒了在车后座熟睡的两个孩子,向他们道别。他拥抱了周友芳,叮嘱她:两个孩子就交给你了!然后就消失在了夜幕中。

“蝴蝶不停扇动翅膀”

因“厦门聚会”第一个被抓走的丁家喜律师,今年53岁。和许志永一样,他是“新公民运动”的组织者和关键人物。

如果不是参与到一系列公民运动中,丁家喜原本可以在中国过一种优越而富足的生活。他毕业于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飞机制造专业,曾经在航空领域的国企担任工程师。1996年,他转行做律师后,是一名成功的商业律师。他在北京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做高级合伙人,业务专长是公司并购重组、投资等。在网络上,有一张他当年做商业律师时的照片,穿白色西装,看起来“春风得意”。

2010年,丁家喜开始在北京积极参与推动“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的教育平权活动。他也成了新公民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协调人。2013年4月,他在北京参加了“街头拉横幅,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的活动之后,被抓捕,并于次年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半。和他一起判刑的还有赵长青等另外三人。

“我们为了推动官员财产公示,发了十万传单,制作了一百多横幅,两次上街,七千多个签名,向全国人大及法制办要求立法财产公示,但是没有得到回应。”在法庭上,丁家喜这样陈述自己的工作。

在2014年4月这场对他和另外三人的审判中,他为自己的行为辩护,陈述到:“我的行动微不足道,我也不后悔,这是良心告知我应该做的事。我要做一个有态度、有声音的中国公民。我要做一只蝴蝶。蝴蝶不停扇动翅膀,一定会引发社会变革的飓风。”

丁家喜在网络上流传的照片,有一张是在监狱里,被会见他的律师偷拍下来的。照片上的他,身穿囚服,胡子拉碴,却坦然地大笑着。

一位资深的媒体人记得,2017年1月,她在北京的一次偶然聚会上,见到了丁家喜。他看起来很消瘦。面对一座丰盛的菜肴,他说,自己不敢多吃,因为才出狱不久,肠胃还不能适应丰富的食物。那时,他刑满释放刚刚3个月。

获得了自由的丁家喜,还是在继续表达自己的观点,见朋友。2017年,他曾去美国探望妻子和女儿,当人们都劝他留下来时,他还是回到了中国。直到2018年,他打算再次去美国探亲时,发现自己已被限制出境。

2020年2月7日,武汉中心医院有已离世的李文亮医生遗像供人献花悼念。图: Getty Images


2019年12月初,他参加了厦门的这场聚会。12月26日,他迎来了另一场抓捕。

6年前,丁家喜曾在法庭上自我陈述,要做一只蝴蝶,不断扇动翅膀,以掀起社会改革的飓风。从他出狱以来,他依然坚持着这个理念,并再次付出了代价。

至今,丁家喜已经失去自由30多天,他的代理律师彭剑多次向警方提出会见,都被拒绝。警方称,丁家喜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目前正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无法安排律师会见。与此同时,他的妻子——目前居住在美国的罗胜春,一直在为她的丈夫大声呼吁。

在丁家喜被抓走后,从12月29日到1月4日期间,还有至少5位律师(黄志强、刘书庆、卢庭阁、庄道鹤、卢思位)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或“寻衅滋事”罪被传讯。

1月12日,常玮平律师被陕西警方带走。

“被失业”的律师

今年36岁的常玮平,出生于1984年。他有着圆面庞,以及略带卷曲的头发,被一些朋友戏称为“胖子”。

常玮平是人权律师中的后起者。他进入律师行业时间并不长,但他的不少同行认为他业务能力精湛,对“敏感案件”毫不畏惧。

2007年,常玮平从重庆大学的材料化工专业毕业,毕业后,他在海南的一家汽车企业做材料检测工程师。2010年前后,他到了北京,成为一名证券经理。

那个时候的北京,正是公民社会生机勃勃地发展的时候。在北京,他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并在参加纪录片放映会、以及一些公民线下聚会的过程中,开启了视野。也是在那段时间,他自学了法律,并报名参加了国家司法考试。

2012年,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的常玮平,成为一名实习律师,他的兴趣点在于刑事辩护。2014年,他担任了一起言论自由案件中被告人李蔚的代理律师。他也曾代理一些刑事案件“蒙冤者”的申诉。

从2016年开始,常玮平开始致力于一些与反性别歧视、就业歧视有关的公益案件。这一年,江西上饶的一名青年参加了当地政府的公务员招聘考试,虽然笔试和面试都得了第一名,但因为在体检中,被查出HIV 阳性(携带艾滋病毒),而被拒绝录取。这位青年起诉了政府,常玮平是他的二审代理人。一审中,法院判这位青年败诉,二审中,经过常玮平律师等人的据理力争,案件以调解告终,政府给予了这位青年部分赔偿。

2017年4月26日,来自全国各地的51名律师联名致信中国人社部和卫计委,建议对《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的第18条予以修改,删除和“艾滋就业歧视”有关的规定,给艾滋病感染者和乙肝病毒携带者相同的就业权利。

常玮平是这一事件的积极推动者。“我代理这些反歧视的案件,是因为我发现,这样可以激活政府的功能,通过改善政策,来推动社会进步。”常玮平曾这样说。这位年轻的律师,积极投入涉及艾滋歧视、乙肝歧视、职场性骚扰、性别歧视,以及“滴滴”顺风车滥用垄断地位、欺凌消费者的这一类案件中。

然而,代理这些“并不敏感”的案件,最终还是不能“保护”到常玮平。2019年10月,当他代理“茅台子公司拒录HIV感染者”一案时,他的律师职业生涯已摇摇欲坠。

2018年10月14日,常玮平被陕西省宝鸡市司法局停业3个月。2018年11月22日,他执业的陕西立刚律师事务所被注销。2019年1月14日,在“停业”三个月期满后,按照管理部门要求,他需要找到新的律师事务所。在长达半年的时间,他至少接洽了10余家律师事务所,但每一次即将签约的时候,或者是在他将相关手续,提交到司法厅的办事窗口时,就接到律师事务所的电话,表示受到压力,不能和他签约。

就这样,常玮平实际上已经处于失业状态。2020年1月13日,在他被警察抓走之后,司法局很快就下发了吊销他律师执照的公告。

阴云下的坚持

2020年1月,武汉肺炎的疫情爆发,并蔓延影响到全世界。

政府救灾效率低下。尤其是在疫情开始之初,不及时向社会通告有关疫情的真实情况,这被公众普遍认为是造成疫情扩大的主要原因。

1月20日,人权律师谢燕益向政府提出了信息公开申请。在这份公开信中,他要求国家和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开关于武汉肺炎疫情的情况,包括公开政府部门的会议记录、处置方案,是否存在故意隐瞒压制公开重大疫情信息发布情况等。

谢燕益律师声称,他依据的是宪法,以及《信息公开条例》、《突然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相关法律。

1月22日,家住北京的赵庆律师和家住武汉的尚满庆律师,向武汉市公安局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要求警方公布关于“训诫八位造谣者”这个案件的相关经过。在申请中,他们要求武汉市公安局公开对“8名散布谣言者”进行处罚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以及处罚结果。他们要求政府公开相关的信息,实现公民的知情权。

几乎在同一时间,程海律师控告武汉公安局处理八名“造谣者”是滥用职权。而另一位人权律师燕文薪,则要求官方公布疫情中死者的年龄统计等数据,以帮助公众判断“武汉肺炎”是否对老年人更具致死性。

律师们的申请或控告,没有得到任何官方的正式回应。但在互联网上,这些申请被一些网友转发,并引起他们的广泛共鸣。 2月6日深夜,当其中一位被训诫的医生李文亮去世时,这种共鸣的情绪达到顶峰。网民在互联网上自发哀悼李文亮,并迅速汇集出“我们要言论自由”的呼声。

1月1日,维权律师的协作平台“中国人权律师团”发表了新年宣言:“2020,我们不要灰心丧气,相反,我们应该靠近人民,仔细倾听人民的声音,为找到切实可行的人权改善之道做好准备……”

而在各地,律师依然在为当事人的权利呼吁。一直致力于平反冤案并推动“洗冤计划”的李金星律师,虽然已于2018年被吊销律师执照,但他依然联合其他的刑辩律师,为保障案件当事人的权利呼吁。

“如果一个国家,还有政治犯,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2017年,我在一次采访中,见到了李金星律师,他曾这样说。彼时,“709”律师抓捕事件过去不久,他依然对未来表示乐观。

“我相信基本盘还在。”他说。他认为,虽然情形艰难,但中国律师不会退场。从那时候到现在,他始终在推动“洗冤计划”。

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璋自2015年7月被捕、随后被判囚以来,今天首次获准由妻子李文足探望。图为2019年1月28日,李文足在北京家中,身穿印有“释放全璋”诉求的衣服。摄:Greg Baker / AFP / Getty Images

2019年 12月26日,李文足再次会见了自己的丈夫王全璋。王全璋是“709”案件中最后一位被关押的律师。如不出意外,2020年4月,他将会出狱。李文足在自己拍摄的视频中说,丈夫出狱后,她要将他接回家中。她绝不能容忍警方像对待另一位被释放律师的做法:将他送回老家,安排严密的监控,完全没有自由。

2020年1月,纽约,丁家喜律师的妻子罗胜春为自己的丈夫在大声呼吁。支持他的,还有不久前流亡到美国的陈建刚律师。陈建刚律师因代理一系列人权案件,受到各种威胁、限制。最终,他带着孩子,离开了中国。

1月29日,常玮平律师在陕西宝鸡的故乡,和自己的亲人一起过年。他所在的村庄,和这个春节千千万万个被隔离和关闭的村庄一样,一片静寂。

“疫情会过去,而信息管控的乌云,则始终都在,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结束。”2月6日,一位媒体人在自己的朋友圈中这样写到。

“正是生活常识的回归,爱情,亲情,友情,同情这些基本人性的回归,促成一个正常社会的回归。”

写下这些话的,是另一位流亡中的人权律师唐荆陵。在他的推特上,他引用60多年前美国民权运动的代表人物、2005年去世的罗沙·帕克斯的话:“我只是厌倦了屈服,做正义之事,永无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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