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兽按：因为2020年12月1日读到曹雅学的报道《记录群体抗议事件：两个普通中国人不寻常的故事》，觉得写得很好。于是又延伸到阅读了曹雅学的更多文章。

“我不是英雄，我也不是特意留下来抗争的那部分人，我做‘非新闻’是因为我喜欢，我没离开【中国】，是因为我出生在社会最底层，没机会。我没有屈服是因为我知道屈服后的代价。我想做一个有尊严的人。” 曹雅学 ｜记录群体抗议事件：两个普通中国人不寻常的故事

今天继续阅读曹雅学的文章。

曹雅学：维权律师代理的典型案件(2003-2015)

2015年8月7日 05:24

• 曹雅学

编者按：曹雅学女士是英文网站chinachange.org的创办人兼总编。该网站是西方世界关心中国人权、民主、法治状况的政界人士、媒体记者以及普通民众获取信息的一个渠道。这是曹雅学为美国之音汇编的资料。这篇文章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中国政府最近大规模抓捕、传唤和威胁中国律师；宣传机器紧步其后，全力开动，对他们污名化，把他们描述成“犯罪团伙”、“流氓”、“律师中的败类”。事实上，维权律师是自2000初兴起的中国权利运动的核心，过去十多年以来，参与了不计其数的大小案件，涉及社会公义、人权、言论自由、宗教自由、食品安全、财产权、经济指控、政治权利、少数民族权利、残疾人权利等中国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司法公正的抗争者，是中国法治最前沿的推动者。

他们常常被称为”死磕律师“。什么叫死磕律师？斯伟江律师说，他们和普通的刑辩律师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他们对程序非常较真，不接受中国的司法潜规则。他们是中国27万律师中的极少数，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律师。为此他们一直遭到当局的各种打压，包括吊销执照、人身威胁、传唤、拘禁、酷刑等。

本文选取了维权运动过去十多年具有代表性的15起案件，旨在回答我们的读者可能会问的一个问题：维权律师代理的都是什么样的案件？在中国的司法环境下，维权律师的努力常常以失败告终，但是中国维权律师群体的西西弗斯式的努力，在当局眼里显然构成了一种挑战。考察维权律师参与的案件，会帮助我们认识中国专制政府对他们重拳打压的来由和逻辑。

孙志刚案（收容遣送制度）

2003年，大学毕业不久的的湖北人孙志刚在广州找到了工作，由于刚来广州，还未办理暂住证。3月17日，他出门时被警察扣留，并被认定是“三无人员”（无身份证、无暂住证、无务工证），把他转送至收容站。三天之后，孙志刚在收治收容人员的医院被护工和同房病人毒打致死。这件事经过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后，轰动了中国。

5月，三名法学博士俞江、滕彪、许志永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一份公民建议书。建议书认为收容遣送制度中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规定违宪，应予改变或撤销。6月，国务院宣布废止《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参与殴打孙志刚的人员也都受到了审判。

孙志刚的死被认为是“催生了国人期盼已久的违宪审查制度”，三位法学人士的“维权成功”也被誉为是中国法治史上的里程碑事件，彼时的中国知识界和法律界对中国的法治发展充满了希望。

教育平权运动 （户籍制度）

“孙志刚事件”后，三博士以及他们的朋友创立了公益机构“公盟“，其最初的服务就是为各种社会不公案件提供法律援助。公盟在经过多年打压后，演变为“新公民运动”。“新公民运动”中一个重要项目是为流动人口的孩子争取教育平权。这是反对城乡户籍隔离以及与之相关的种种歧视和不平等的一部分。教育平权运动提出随父母搬迁至城市的学生应该有就地高考的权利，而不需要被迫离开父母，回到户籍地参加高考。许志永为此多次组织联署和请愿活动。

教育平权运动在中国多省市取得了有限的成功，然而2013年7月，许志永博士被刑事拘留，次年1月被判“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获刑四年。

孙大午案 （经济改革）

孙大午是河北著名的民营企业家，是主营农牧产品的大午集团的董事长。大午集团因长期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转向员工、亲朋和附近村民募集资金。这种做法在民营企业中相当普遍。2003年5月，孙大午被法院以“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逮捕。后在社会舆论、专家学者意见一边倒支持他的情况下，孙大午被判缓刑，获得释放。孙的辩护律师许志永认为这是在法院不会承认自己办了错案的国情下能达到的“最理想的结局”。这个案子也被法律界、舆论界称为是政府和民间的“双赢”。许志永后来写道，他代理孙案是想“通过孙大午案推动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民营企业生存发展环境能够得到优化”。

四年后，2007年3月，浙江女富豪吴英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当局逮捕。与孙大武的命运截然不同的是，在2012年，吴英被浙江高级人们法院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缓刑两年。

7/10律师大抓捕后，孙大午著文《面对恐怖你能怎样》，表示抗议。他写道，“贪官污吏，有特权的人们不会相信法律，也不会在乎律师是否存在。….而平民百姓却愿意这个社会有序，有规矩。不管是经济纠纷、离婚案件，还是涉及到刑事侵害，以前或许都会去找关系、找后台，而现在人们大都首先想到的是求助律师。”

太石村罢免案（基层民主选举）

2005年，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太石村的村民因为不满村委会的贪污腐败，依法提请了罢免村主任的程序。番禺政府出动了几百名警察镇压罢免运动，抓捕带头人。一千多名村民参与抗争，几十人被打，致使事态升级，吸引了维权人士、律师、学者、海内外媒体等各界的广泛关注和介入。律师唐荆陵和郭艳接受村民以及维权人士郭飞雄的委托，代理此案。高智晟、张星水、滕彪、李和平、许志永等多名律师则组成“太石村法律顾问团”，声援此案。

太石村罢免村官运动以失败告终， 但是此事件使得维权运动声势大涨。如刘晓波所说：“太石村事件不仅作为当下中国基层民主进程的醒目标志，也必将作为一次民间代价的累积而铭刻在中国草根民主的历史进程之中。 ”

当年参与太石村案的律师在后来的多年里成为维权运动的核心人物。如今，唐荆陵、李和平、许志永、浦志强都身陷牢狱。高智晟律师一年前虽然出狱，但仍然未获得自由。

乌坎事件（反腐败，基层民主选举）

同样是在广东，2011年9月，汕尾市乌坎村的村民因为土地被村委会私下变卖、几十次上访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发起集体抗争，三四千村民到市政府门口聚集，并自发成立了“乌坎村民临时代理理事会”，随后遭到镇压。五名村民被拘留，其中薛锦波在关押三天后死亡。律师刘晓原接受了薛妻的委托，给薛的家属及乌坎村民提供法律援助。唐荆陵律师因为在推特上发表事件发展动态而被警方传唤。

虽然当局出动军警全面封锁乌坎村，断水、断电、封锁渔港，在村民坚持不懈地抗议下， 2012年3月，乌坎村民通过一人一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村委会委员，几个抗议骨干当选为村官。

乌坎事件曾为舆论称为群体维权的标志事件之一，被认为是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里程碑。然而，一年之后，当初为之抗争的被非法转让的土地仍然没有被归还给村民。2014年10月，参选村委会的村民洪锐潮与杨色茂在被当地政府威胁不要参选后仍坚持参选，俩人被当地法院以“受贿罪”分别判处有期四年和两年徒刑。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98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 农村选举曾一度作为一种渐进和平的民主转型路径而被给予了厚望，国内外专家都对此做过田野调查、写过研究报告。但是专制政体下的民主自治很快被证明是海市蜃楼，一个残忍的梦想。

临沂暴力计生案 （计划生育）

强制和暴力一直伴随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在山东临沂，盲人律师陈光诚2005年开始调查当地正在发生的 “计划生育运动”，包括大规模暴力抓人、打入，强制结扎、堕胎，监禁“超生户”、强拆房屋，办学习班等。陈光诚在为受害村民维权的同时，邀请北京多名律师，包括江天勇、李春富、李和平、滕彪，到临沂进行实地调查，提供法律援助。

从2005年8月开始，陈光诚夫妇在家中被监视居住、受到多次殴打。遭到殴打的还包括村民和律师。不久后，当地法院以故意破坏财产和聚众扰乱交通罪判处陈光诚4年3个月的有期徒刑。

2010年9月，陈光诚出狱后又遭到软禁，引发全国范围的自由陈光诚运动。2012年4月，陈光诚半夜逃离东师古，躲入美国驻华大使馆，后流亡至美国。

建三江案 (宗教自由、法轮功)

2014年3月，维权律师唐吉田、江天勇、王成、张俊杰前往黑龙江青龙山农场黑监狱，即所谓的“法制教育基地”，给被非法关押在那里的法轮功学员提供法律援助。第二天，四位律师被当地公安人员带走，后因涉嫌“利用邪教活动危害社会”被行政拘留。拘留期间律师们受到毒打。其后，全国各地多名律师及民众前往建三江进行声援，声援的人也遭到拘捕和虐待。

4月底，黑龙江农垦总局法制教育基地被解散，律师李方平认为“这是维权律师以血肉之躯进行抗争的结果。”

在中国，为法轮功信仰者辩护是十分危险的事情。最早调查法轮功迫害的高智晟律师在2005年至2014年长达九年的时间里遭到了令人发指的酷刑和牢狱惩罚。2014年8月7日他被释放出狱，但目前仍在新疆乌鲁木齐的亲戚家遭到软禁，无法与在美国的家人团聚。

除了高智晟律师外，为法轮功辩护过的著名维权律师还有王宇、王全章、江天勇、莫少平、李和平、尚宝军等。律师们不仅明知他们代理的案件没有胜诉的机会，也清楚代理法轮功案件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风险乃至人身伤害，被吊销律师执照、监视、拘禁、抄家、殴打时有发生。

唐慧案 （劳教）

劳动教养制度是一种行政处罚制度，公安机关无须经法院审判可直接对嫌疑犯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监禁和强迫劳动。该制度自1957年实施以来，有无数人被劳教，各种被劳教的荒唐理由也举不胜举，如打麻将、骂领导、网上发帖。劳教场所充斥着各种违反人权的行为，劳教人员被强制超时劳动，殴打、虐待频繁发生。

2006年10月，湖南永州市的10岁女孩“乐乐”在家附近被拐走，后在一“休闲中心”遭多人强奸，直至12月被家人发现。乐乐的母亲唐慧到公安机关要求立案，但是毫无结果。为此唐慧多次上访。2012年8月，永州市公安局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对唐慧处以“劳动教养1年6个月。”在唐慧向湖南省劳动教育管理局申请行政复议后，管理局撤销了劳教决定。2013年1月，由浦志强做代理律师，唐慧向永州市劳教委申请国家赔偿，最终获得赔偿金2941元。

要求废除劳教制度的舆论在近些年一直不绝于耳，唐慧案将废除劳教的呼声推向了高潮。2013年底，全国人大宣布废止劳教制度，而先后代理唐慧案的斯伟江、徐利平、胡益华、浦志强律师（浦志强曾代理多起劳教案）被认为对最终废除劳教制度作出了重大贡献。

夏俊峰案（城管暴力执法）

2009年5月的一天，沈阳小贩夏俊峰和妻子在大街上卖烤肉时，与十来名城管 – 在中国城市中维护市容和秩序的法外执法组织 – 发生争执，并遭到殴打。夏俊峰被带到城管办公室，继续遭到数名城管的殴打，在此过程中，夏俊峰用随身携带的切肠刀刺死了两名城管，刺伤一人。案件审理工程中，法院拒绝采纳六名目击者的证词，只采纳了城管的证词。2013年9月，夏俊峰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夏俊峰的二审代理律师滕彪表示：“该案的判决旨在传达一个讯息，即任何挑战政府的行为——即便是对基层执法人员的挑战——都是不能容忍的。”

夏俊峰被执行死刑的当天下午，25名中国律师发表抗议夏俊峰被执行死刑的联合声明，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夏俊峰死刑复核意见书，而且最高法院现行死刑复核程序必须改造，去除其神秘化色彩，贯彻司法公开原则。

念斌案，江西乐平案（错判冤案）

2006年7月，福建省平潭县两户人家中多人中毒，其中两名儿童死亡。当地警方侦查确定系人为投入氟乙酸盐鼠药所致，认为邻居念斌有重大作案嫌疑。念斌被警方逮捕，受到严重刑讯逼供，固定手脚后用书本垫肋骨用锤子砸，用竹片猛插两肋间隙。念斌被迫招供。在整个办案过程中，警方曾伪造死者死于氟乙酸盐中毒的检验结论、修改“作案”时间、隐匿关键证人证言。念斌作为被告人经历了多次审判，四次被判处死刑，念斌则不断上诉。如果不是最高法院在关键时刻发回重审，念斌早已化为灰烬。福建高级法院2014年8月22日对“念斌投毒案”作出终审判决，宣布念斌无罪释放。念斌案的胜利是一群中国律师锲而不舍、寻求公正的结果。

“乐平冤案”是一起于2000年发生于江西乐平的抢劫、强奸、碎尸案。2002年5月，公安机关抓捕了黄志强等四名嫌疑人，四人在酷刑下招供，被判死缓，并被监禁至今。然而早在2011年11月，另案嫌疑人方林崽供认对上述案件负责。申诉律师张维玉、王飞、严华丰、张凯4位代理律师组成要求重审案件，但是江西高院拒绝他们的合法阅卷要求。他们连续数日与受害人家属一道，在江西高院外静坐抗议。参与抗议的活跃人士吴淦被逮捕。在最近对律师的抓捕中，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的张维玉律师遭到短暂拘留，张凯则受到传唤和警告。

三聚氰胺奶粉事件（食品安全）

2008年9月，北京居民赵连海发现其幼子左肾有2毫米结石，经过追踪和调查，他发现一些商家为了提高奶粉的高蛋白含量检测值而在产品中掺入了工业化学品三聚氰胺。他建立了一个名为“结石宝宝之家”的网站，用于调查、公布、交流奶制品污染的相关信息，号召三聚氰胺奶粉的受害者联合起来进行维权诉讼。此事件中，共有30万婴幼儿因为食用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而患泌尿系统疾病，至少有6位儿童不幸死亡。

2009年11月，赵连海因涉嫌“寻衅滋事”被刑事拘留。李方平是代理律师。一年以后，赵连海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半。从2008年到2011年，彭剑、黎雄兵、李方平等100多位公益律师在最高法院以及数以百计的地方法院、乃至香港法院起诉三鹿集团，为受害儿童和家庭寻求赔偿的努力， 直到在国家赔偿方案之外为200多位结石宝宝争取到了公正，其中最大个人单笔赔偿35万。当年参与起诉三鹿集团的周世锋律师是这次7/10被抓捕的律师之一， 李方平律师则是200多位受到传唤和威胁的律师之一。

谭作人案 (政治犯)

谭作人是一位四川作家和编辑。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倡议民间对汶川地震中倒塌的学校校舍进行工程质量调查，并建立数据库。数千学生因校舍倒塌而丧生。3月，谭作人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而被拘留。2010年2月，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浦志强律师是谭作人的辩护律师。他在判决结束后说：“这是一场政治审判，决定它的因素是政治因素。”

虽然谭作人现在已经出狱，不幸的是，浦志强律师目前身陷牢狱，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当局对他长期代理人权案件的秋后算账。另一位代理谭作人案的律师夏霖目前也在狱中。

伊力哈木案 （言论自由）

伊力哈木∙土赫提是北京中央民族学院经济学教授。从90年代起，他便一直通过写作和讲课对中央的民族政策提出批评以及建设性建议。为此，当局曾通过禁止发表文章、停课等多种方式惩罚他。2006年，伊力哈木创立了维吾尔在线网站，发布信息，并为维汉和平沟通提供一个平台。网站频繁受到黑客攻击，最后于2009年关闭。在2009年7月发生乌鲁木齐骚乱后，身在北京的伊力哈木受到了更加严酷的对待，包括短期拘押、软禁、言辞与身体虐待、禁止出国等。2014年1月他被逮捕，同年9月他以分裂国家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多国政府、人权组织和国际组织多次发表声明，强烈抗议和谴责。

维权律师李方平和刘晓原为伊力哈木提供了辩护，条分缕析地反驳了检方对伊力哈木的指控，并指出审判程序上的各种违法现象。审判结束后，两位辩护律师在微信中指出， 新华社对庭审的报道存在诸多不实和隐瞒之处，且法院在上诉期内允许媒体曝光案卷证据属严重违法。7/10被抓捕的王宇律师也曾经代理伊力哈木案。

范木根案 （反抗强拆）

苏州公民范木根不堪暴力逼迁在外地躲避，2013年12月2日早上6点多回到位于苏州通安镇严山村的家中。3日一早先后大约十四、五个歹徒拿着铁棒闯进范木根家中。范木根本人、妻子和儿子均被打伤。范木根拨刀自卫，将其中最猖狂的两名施暴人员刺伤，后导致这两人死亡。之后不久范木根被逮捕。王宇、刘晓原、张俊杰、王全璋、郭海跃、蔺其磊、吕州宾等律师介入该案，提供辩护。数十名维权律师和公共知识分子通过召开研讨会、申请信息公开、向国家司法部门写控告信、组织法律后援团等方式参与了范木根案的声援。 范木根审判2015年2月举行，5月8日宣判，范木根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

范木根及其家人准备上诉，而他的律师王宇却身陷牢狱。王宇律师是7/10律师大抓捕中第一个“失踪“的律师，是这次被重点打击的律师之一，也是唯一的女律师。

致奥巴马：中国为何没有曼德拉

2015年9月23日 01:14

• 曹雅学

编者按：曹雅学女士是英文网站chinachange.org的创办人兼总编。这是曹雅学撰写的文章。这篇文章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黄文勋的故事

2015年3月21日，中国最年轻的政治犯黄文勋听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访问美国的消息后，给美国总统奥巴马写了一封信。那时他刚过完25岁生日不久，在湖北赤壁看守所未经审判，已经羁押一年十个月（如今已两年零四个月）。他讲了自己的故事，试图让美国人“了解不一样的中国。”他似乎确信这封信会抵达奥巴马的手上，他为占用总统宝贵的时间感到抱歉，但他又说，这可以算作“国际道义时间”吧。

我一直惦记着这封信，因为我的工作就是把黄文勋们的声音带到中国以外。但是他写得太长了，我决定替他简要转告。我又想到另外两个政治犯的自述：唐荆陵和郭飞雄，决定一并讲一下他们的故事。

我一点也不认为奥巴马会读到这封信，虽然我坐在离白宫4.2英里的家里写这封信。对我来说，《致奥巴马》仅仅是这篇文章的标题而已。

黄文勋在中国南部沿海的惠州出生长大。高中的时候（那应该是2008年前后吧），他与同学抒发各自的志向，他的志向很大，是“建立一个民主的中国。”他发起了一个嘲讽时政的漫画学社。但是他在高中临毕业前辍学了，“再也无法忍受那该死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教育。”

他的信我读了几遍，每读到这里，我都在心里一半责怪他没有上大学（我的年纪可以当他的妈妈，我的责怪也是父母那样的责怪），另一半却深深知道他所说的死记硬背政治课给他带来的那种煎熬。我考大学的时候政治课成绩高分，但到了我大学毕业两年后唯一一次考研究生的时候，政治课却考了不及格。吞苍蝇恐怕也不会比背政治更难受吧。

1990年他出生的时候，全中国沉浸在1989年街头民主被屠杀后的死寂中。那场死寂其实仍然弥留在中国的空气中，稍微留心就能嗅到。但这个刚刚成年的男孩在广州闯荡两三年后却认定街头运动是他的使命。“必须要有人不断地走上街头，唤醒更多的国人觉醒权利和公民意识。不再愿意沉睡的公众将是推翻专制高墙的最终实力。”

的确，在中国的反对圈中多年来一直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千呼万唤，不如街头一站。”

不过这个男孩子把我吓了一跳。2013年3月10日，也就是中国的伪人大在北京召开一年一度会议期间，在深圳，黄文勋举着一块足有一平方米巨大牌子走上了人流熙攘的大街：

不要恐惧！

打倒共产党！

打倒独裁专政！

民主、自由、宪政、人权、平等万岁！

一年前，在广州，他和朋友们做了同样的事情，不过标语要缓和得多:“无选票，无未来。”每次这样做他都会遭到短期拘留和殴打。他还曾经在街头散发传单，“做关乎选票、民主、公示财产的即兴演讲。”2013年5月他在湖北赤壁和几个朋友一起被逮捕，当时他背着一个背包，在进行“践行光明中国梦”的巡游，已经游历了十多个城市，会见了很多朋友。

他说他的恐惧“并不因活动次数的增多而消失，每一次活动的开始亦会有不安，但是当警察扑上来抓捕他时，他都要喊出来他想说的话，“享受这种发自灵魂的真实感觉。”

在被抓进赤壁看守所的当天，他遭到的高压电击惩罚，因为他不断质疑程序的合法性。当天晚上，他看到栅栏外一些女犯被警察殴打，出口制止，警察再次对他进行了电击。

他向美国总统讲述了看守所的生活：他在两所狭小的监室间轮换，户外放风的地方只有12-18平米，“四面高墙，头顶只见铁栅栏的天空”；犯人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在他的监狱，犯人生产给死人祭祀用的元宝纸，而在其它监狱，犯人生产杰克琼斯、阿迪达斯、美特斯邦威、骆驼等知名品牌；药品以高价出售给生病的犯人，如果后者账上没有钱，他们就不会得到治疗。“我亲眼见过因严重缺乏营养导致上半身水肿的人，不仅没有任何医疗帮助，依旧十多小时的生产。”

和中国的监狱相比，肖申克简直就是天堂了。

他请求奥巴马总统告诉习近平：“公众终将觉醒，”“希望共产党政府放弃和结束专制。”他同时“希望国际社会在与专制国家交往时保持警惕，…别依赖和被其经济绑架！”

他不确定给奥巴马总统写信是否会招致报复，是否会给他带来更多指控。“但我已不再害怕了，”他写道。“随着关押时间越久、看到的黑暗越多，随着他们从我手中抢走关于祖母苦等我到中秋节后两天去世的家信，我内心剩下的一丁点恐惧该死亡了。”

他“真心祝福美国更加强大，希望其未来的执政者们依旧对专制国家立场明确和强硬。”他相信，“现存于人类世界的民主阵营与专制阵营这两种意识形态，自由终将获胜。”

信至结尾，他的心振奋了起来，似乎要飞出牢笼和高墙。“突然，我思念起了故乡，还有家中的父亲。”“我对光明的向往与追求，对自由执着的信念从未如此的强烈。”“我提请人们建立一个世界自由日吧，”他写道。

我不忍心告诉他：这个世界已经有了人权日、民主日，反酷刑日，再添一个自由日不会改变什么。美中人权对话年年举行，中国人权状况持续恶化。下星期五，奥巴马总统将在白宫以21响礼炮迎接习近平。就算美国总统和美国人对中国人权耸耸肩膀，对过去两个月对维权律师、对人权捍卫者大规模的抓捕、对他们的家人可耻的胁迫为所不动，这是一个刚刚袭击了美国政府的网络、盗走了联邦工作人员私人信息的国家的元首。这是恐怖袭击。我也是美国人，我想知道：美国政府这是怎么了？

这还不算，据说习近平访问白宫那天，白宫要关闭对面的拉菲耶广场，将抗议人群排斥到更远的地方。据说拉菲耶广场从未向抗议者关闭过；它是自由表达的象征，它是人民的。白宫这是在执行中国政府的指令吗？奥巴马怎么了？

唐荆陵

现在来谈谈唐荆陵。2014年中他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式逮捕。今年夏天他已经被审判，但至今还未宣判。

他今年44岁，但看上去很年轻，似乎还保留着“从江汉平原的普通农家走出的、稍嫌孤傲又略带羞怯的少年”的影子。以前他常来推特，我对他最初的印象来源于他的一条推文。“法律在土共心目中曾经活过？” 他问道。“96年底我决定投身社会工作考律师，考试通过后我第一次去汕头龙湖法院听庭审，….当时一个被控强奸的青年痛苦地陈述他在被关押期间因为刑讯逼供连睾丸都被警察打破了，法官连忙制止他发言。我就是这么踏上法律工作旅程的。”

那时候我刚来推特不久，作为一个短篇小说作者，我想象着一个刚刚获得执照、决心献身公义的年轻律师的激动以及他那天坐在法庭后排旁听时心中奔腾过的情感和思想，对他的故事产生了兴趣。我想找个时间采访他，并开始着手准备。我的电脑里甚至有一个唐荆陵文件夹，收藏着我从网上找到的他的文章。

可是我变得越来越忙，总在应付更急的事情，总感到他没有危险，可以再等等。我最终没能采访他。

根据他的“自我辩护和最后陈述”，他是最早在中国的网络上通过BBS、电子邮件、独立网站、网络社区、乃至微博等平台进行民主启蒙、与专制体制的审查与围剿周旋作战的一批活跃分子之一。他认为互联网的到来以及自由主义者不懈的言论表达“重塑了中国的政治思想版图，打破了独裁喉舌独占舆论的生态，为下一步的民主化转型创造了机会。”

2003年孙志刚案中，网友发起废除收容遣送和暂住证制度的公民联署，他受邀担任法律顾问。2004年他和高智晟律师为因领导罢工而被逮捕的两名鞋厂工人共同担任辩护律师。他们同为中国最早的维权律师。2005年他在太石村罢免村官的案件中担任村民的律师，很快他便被剥夺了律师执业资格。他短暂的律师生涯就这样终结了。

但那才是他长期抗争的开始。1989年的血腥镇压，1990年代对反对者组党运动的严酷刑罚使很多人对政治反对的路径和战略深感绝望，但是唐荆陵却认为，“中国民主化的战略不仅必须、而且是可能的。”他在甘地的“公民不合作”概念中找到了灵感。2006年他发起了“赎回选票行动”：2006年至2007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县、乡级换届选举，涉及9亿城乡选民。这个行动鼓励和动员中国公民公开声明他们将不登记为自己所在选区的选民，不去领取选票，也不通过任何方式参与本次换届选举的投票。

中国现政权下从来没有过真正的选举，公民也从来没有真正行使过投票选择领导人的权利。这样的行动提醒他们：不要不声不响地放弃你的权利；你要用这个简单的方式对无法行使这个民主权利而提出抗议。

2007年春天，他发起了“六四静思节”，试图以此激活八九年所遗留的自由火种。2008年他和朋友一道发起了“四二九林昭日行动”，就是每年在4月29日这一天探访位于苏州的林昭墓。林昭是北京大学一名学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8年的这一天被枪决。在今天的中国，林昭的名字是反抗专制的标志。

林昭日行动至今已经持续了七年，成了许多反对者每年的“朝圣”之旅，以至于中国当局在那座郁郁葱葱的山中坟墓上装上了摄像监控，每年这一天，上山的路上布满了黑衣警察。

他“惊喜地”发现了吉恩夏普非暴力抗争技术手册。他和朋友们身穿民主自由文化衫出现在游人繁多的广州白云山。“将自由民主的文化元素带入日常生活。” 毫无意外地，他们遭到了传唤和威胁。2009年以来，他发起了涉及劳工权益的“我的583行动” 、“废除户籍隔离行动”、以及普惠制基本养老金行动。所有这些行动都涉及中国大部分人口的基本生存权利和利益。

他是2008年第一批签署《零八宪章》的三百个中国人之一。他在2011年茉莉花革命期间的全国大抓捕中被逮捕。从2月至8月，他经受了刑讯逼供。当局还把他的家变成了监狱，将他的妻子囚禁其中。2013年，这样的大抓捕再次降临，而且仍然在进行当中，他再次遭到网罗。

在看守所，他和贪污受贿、黑社会、走私、伤害、赌博、诈骗、杀人、强奸犯关在一起，“20多人关押在仅20多平方米的密闭仓室内，只有一个厕所，一个冷水水龙头。…在这里，看见阳光、云朵、月亮、星星、乃至一株绿草都是奢侈的享受。这种摧残是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难以想象的。” “这样的日子如同被扔在火窋，又如同被人踩在脚下。”

严格地说，他和他的朋友做的工作都微不足道，对中国带来的改变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这一点他非常清楚。“我自己对所做的一切的评价，只是愚公移山挖出了第一锹土，精卫填海投下了第一颗石子。” 但是他的罪名却足够大 --- 他是个煽颠犯。

相比之下，甘地和曼德拉这两位自由战士的生涯都太奢侈了。作为律师，他们可以正常执业。作为政治家，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组织。作为活跃人士，他们可以上街抗议示威。作为受审判的“犯人”，他们还可以在法庭慷慨辩护。我看到一张曼德拉在监狱开阔的院子中做木工活的照片时，感到曼德拉的压迫者太仁慈了。

我不止一次听到外国观察家对中国的反对运动不以为然。他们头一扬说，“你可以不喜欢中国共产党，但是除了他们，中国没有像样的替换者。” 在他们的口中，中国的反对者无能、无用，不值一提；他们对中国局势的评估和解读中隐藏着一种对权力的崇拜、认从和接受。

郭飞雄

今年49岁的郭飞雄是1980年代自由主义思想活跃的产物，他的反对基因直接来自1986年（在上海读哲学专业的他是直接参与者）以及1989年的学生运动（那时他已经是一位老师）。他把九十年代那一代人对和平反对的形式探索比喻为“神农尝百草”， 在2003-2005年诞生并且成型的维权运动中，他看到了中国政治反对“具有高度原创性、深扎本土、不可磨灭的扩展道路。”

在具有开创意义的太石村事件中，他是大脑，是中枢神经。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维权运动的最初定义者之一、构形造势者之一和‘炮灰级’直接行动者之一”。“我们以集群之力，在统治者也表面认同的中性法律区间内，公开、合程序的活动，捍卫公民的人权和政治权利，弘扬自由民主宪政的理念。我们所推动的蔡卓华印刷圣经案、太石村罢免村官案等个案维权和政治实验，通过互联网这一加速器、放大器发酵和传播，引发了公民社会的广泛同情和立体介入。”

他的牢狱生涯和他领导的维权运动几乎同时开始。从2005年4月至今，他先后4次被刑拘，其中第三次被判入狱五年。从他2011年9月出狱到2013年8月再次被逮捕，他只享受了刚刚两年的、政府监视下的“自由”。

因为在审讯中沉默和不妥协，他遭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酷刑。“在对我实施电刑时，行刑者一边对我的头、手、小腿、大腿、下部依次电击，一边恶声暴骂：‘给你缓刑你不要，你偏要坐牢，让共产党出丑，看看到底是你狠，还是共产党狠！’他们几近疯狂的折磨和逼迫我，强迫我在法庭上认罪，承认跟共产党对抗是错误的，自愿放弃推动民主，以此获取缓刑，而后接受安排重回大学教书。”“我曾遭受十三天十三夜不让睡觉的车轮战提审，曾长达四十二天被手脚穿插钉镣在床板上，曾遭受无数次辱骂、殴打、拔头发折磨。在真实的、并非电影情节的极限考验中，行刑者将高压电棍集中在我的下部施以电刑。”最后，他承认了“非法经营”罪，免去了下部被烧成黑糊的后果。

《纽约时报》前主编Bill Keller 在曼德拉讣告中这样描述曼德拉庭审的第一天：“他穿着科萨人传统的豹皮斗篷进入法庭，意在显示他是一个踏入白人辖区的非洲人。曼德拉的传奇从此得以一步成形。”我虽然不知道科萨人的豹皮斗篷是什么样子，但是我能想象身形高挑的曼德拉走入法庭时的尊严、迷人、甚至性感。

但是郭飞雄写道，“在2007年，我们想坦坦荡荡、自然而然地为推进民主而坐牢，都异常艰难。”事实上，与剥夺他们的自由相比，中共用更加凶恶的方式剥夺政治犯的尊严。

他这一次入狱，仅仅是因为促进中国政府确认《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在2013年初《南方周末》事件期间要求新闻和言论自由。他们仍然对他施用了酷刑。从2013年8月8日被秘密逮捕，郭飞雄已经被关了776天而不允许放风。另一位同样因2013年初声援《南方周末》的广州活跃人士刘远东至今天为止则已经924天没有放风。他们在用这样的手段慢慢地将持政治异见的公民杀死。

对中国的政治犯来说，在中共的酷刑下守住人的尊严几乎是不可能的。郭飞雄所经受的一切使他对人性有了更多的宽容和体谅。“真正应当鄙视的是极权主义的下作败坏、返古兽性，”他写道。“他们不是像古义所要求的那样尊重对手的人格尊严，让对手有尊严的去坐牢，有尊严的去死亡；而是专门以侮辱践踏对手的人格尊严为能事。”

郭飞雄是一个行动主义者。“对于自由民主理想主义者来说，行动是必须的，因为只有行动，我们才能向历史见证：我们没有向极权政治的兽性屈服，没有放弃人类的尊严，没有放弃坚守心田那不可玷辱的洁。…我们给予极权主义首要的、实际上也是最大的惩罚，就是依据人道和正义的基本规则，判明其反人道、非正义的本质，从道德上彻底抛弃之。”

无独有偶，他也把自己的努力比作“推石的西西弗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逐日的夸父，或移山的愚公。”

他2014年11月29日审判日发布出来的法庭陈述这样结尾：“我们为中国政治反对运动所做的探索和付出并没有白白虚掷，我们脚下的路越来越宽，而心灵中理想的天空越来越辽阔空明。能有机会参与到自由民主力量多难兴起的历史进程中；能在其间承担某种构形造势兼冲锋陷阵的使命，并数次充任力扛逆流的受难担当者之一；进而在受难担当中得以窥见或体验人类精神世界里某些理想性、悲剧美学性或宗教般圣洁的因素，是我凡俗生命的无上幸运。”

我完全无法想象他在监狱是如何写下这样的话的。

“中国为什么没有曼德拉？”2013年12月曼德拉去世的时候，我问80年代曾经以《论言论自由》的小册子影响过无数学子的胡平先生。他说，“历史上最具讽刺意味的一件事就是：那些大名鼎鼎的自由斗士之所以大名鼎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所反对的那个专横强暴的政权还不算是极端的专横强暴。”

我也注意到，在对曼德拉的评论中，许多中国推友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故事的另一个方面。“成就曼德拉的伟大，”刘晓原律师写道，”除了他的信念、毅力，更重要的还有专制者没有突破底线——曼德拉几乎没有被打过，这就是底线。想想看，他坐牢二十多年，还能健康地走出来，而且没有屈辱地认罪，这对那些独裁体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换言之，共产党政权太凶残，太卑劣，在中国，任何曼德拉在成为曼德拉之前都会先遭到毁灭。

曼德拉葬礼那一天，我少有地打开了一次电视。奥巴马总统在讲话：“有太多的领导人号称支持曼德拉为自由的斗争但是却不容忍自己人民的异议。我们当中有太多人，在我们必须发出的声音的时候，却站在一边旁观，沾沾自喜，或者玩世不恭。”突然间，我觉得我们总统简直就是个演员，在不需要勇气和领导力的地方说着最漂亮的话。我跳起身，把电视关了。

当然，关于曼德拉葬礼，我还记得的一个事是，站在奥巴马总统旁边、比划得天花乱坠的手语翻译，原来是一个根本不懂手语的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