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武汉肺炎50天，全体中国人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

野兽按：”腾讯·大家“微信公号是我时常阅读的，所以2020年01月27日，第一时间读到陈季冰这篇文章，而且马上拷贝复制保存。然后分享到朋友圈并转发给许多朋友阅读。果不其然，没过多久，这篇文章就遭遇河蟹了。当时就删了这一篇文章，其他日子的文章安好。

据维基百科介绍

陈季冰（1967年12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记者、新闻评论家，上海市徐汇区人。

陈季冰1990年7月在同济大学热能工程系获工学学士学位，1992年7月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获文学学士第二学士学位。自复旦大学毕业后，陈季冰入职上海文汇报社，在经济部担任记者、编辑，后升任文汇报财经新闻版主编兼经济观察专刊主编、经济部主任助理。2002年1月，他转往《上海经济报》（即后来的《第一财经日报》）任职，任副总编辑。2003年3月，他回到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参与创办《东方早报》，出任副主编，主管财经新闻与评论工作。其后，他到上海商报社工作，担任上海商报副总编、评论版主编。2008年，文汇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时政评论文集《下一站：中国》。现任格致出版社副总编。

据我所知，他现在出版业工作，现任格致出版社副总编，同时还是《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最新一篇专栏是发表于2020年3月2日的《“央行的帽子里变不出疫苗” ——“新冠”疫情下的全球金融市场》，还是有发言的舞台的。只是应该不能发表疫情与新闻自由的关系这类主题的文章，可以讲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这类文章。

2020年2月19日，腾讯·大家被秋后算账，被封号，据说就是因为这篇文章。这是我也没想到的。

据德国之声2月20日报道《舆论管控新高度 腾讯《大家》“被自杀”》

新冠病毒疫情下，中国官方网络监管的力度又上升至新的高度。不仅是微信等社交媒体用户难逃大规模封号潮。严肃的媒体平台，也难逃“死去”的厄运。

"我们的群被封了"，"我的微信号被封了"，"我朋友的微信号上午被封，下午就被警察登门拜访训诫了"。从许多中国普通民众的遭遇来看，可以感觉到新冠病毒笼罩下的中国，官方对舆情言论的把控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下重手的同时，大公司的公共媒体平台也同样难逃一劫。日前，腾讯旗下的自媒体平台《大家》被执行了"死刑"。这个集中了许多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自媒体信息平台，从此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微信上一篇据称是《大家》频道创刊主编贾葭在得知自己“儿子”被“赐死”后有感的文章写道：“《大家》的slogan是我说的六个字：洞见、价值、美感 。这是非常不容易坚持的编辑原则，也是在中国非常稀缺的事务……有良知的文字，会记录描述以及解释我们所遇到的大问题。腾讯《大家》过去正是为这些大问题而生，当然也是为这些大问题而死。”

按照"百度百科"的定义，《大家》是腾讯公司于2012年推出的中文互联网专栏写作服务产品。所谓"大家"，意在集华语写作之大家手笔，在各种假消息充斥互联网的时代，为读者提供"有效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文章"。

为《大家》撰文的作者包括吴强、胡泳、孔庆东、袁伟时、张鸣等数十位中国大陆的知名学者、专栏作家和意见领袖。在2012年12月15日成立当天，腾讯公司副总裁孙忠怀表示，《大家》将投入千万量级资金以签约、稿酬的现金回报以及优质的平台服务模式， 打造一个"百家争鸣、兼容并包的思想盛会。"行业人士当时称，腾讯此举将引领中文互联网行业重划自媒体价值疆域。

"全体中国人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

如今，中国的互联网言论生态和"百家争鸣、兼容并包的思想盛会"距离甚远。新冠病毒疫情下，许多微信用户都经历了一开始封锁消息，后来罕见的短暂放开讨论，如今又大幅度收紧言论自由的过程。颇具讽刺意义的是，有《大家》的读者指出，在被执行"死刑"之前，《大家》发表的最后一批文章包括《武汉肺炎50天，全体中国人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

文章作者自称是拥有近30年新闻工作经历的媒体人，对这场仿佛"突然之间"席卷神州大地的疫情中的媒体角色格外关心。他认为1月20日是中国媒体报道此次疫情的一个"非常鲜明的分水岭"，自1月20日以后，中国媒体对受众发挥的主要功能从之前的"安慰"变成了"鼓劲"和"感动"。这个分水岭的前后，媒体反应的确有很多不同之处。但作者指出媒体的不同反应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做的基本上都不是合格的新闻媒体应该做的事情。"

虽然文章也肯定了中国科研工作者的成绩，指出一个月后就确定了病毒原因并且公布了病毒基因组序列。在国际同行的眼中，都是"世界顶尖的科研效率。"但这篇文章仍然没能逃过和《大家》一起"死去"的命运。同样一起死去的，还包括最近发表的《比病毒可怕：被谣言操纵的人类暴力史》、《这个时代抛弃了老年人，还在骂他们不戴口罩》、《天下之大，当容得下500万人带病回家》等一系列文章。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有网络评论称，腾讯《大家》的那篇《武汉肺炎50天，全体中国人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应该是"戳中了赵家人的G点，于是就被自杀了"。还有网友表示："跟马化腾算总账，马化腾会说，我也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不得不低头的不仅仅是腾讯的《大家》、旗下社交媒体平台微信也进入了管制力度空前的状态。除了"传统"的按照敏感词文字屏蔽以外，以前比较少见的图片屏蔽、语音留言屏蔽、视频屏蔽、定向屏蔽、用户群划分屏蔽纷纷登场。许多觉得"封号"离自己很远的普通用户，如今都体验了微信前所未有的封号力度。

一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微信用户透露，几天前，他在一个数百人的群里转发了一个习近平和特朗普通话，向美方表态新冠疫情4月份就会结束的微信文章，并问道"这不是给习大大下套吗？"。随后他的微信账号就永久被封。另一位微信用户称，他已经学会了一招"微信永不封号"的小技巧。就是去微信的微粒借贷借500块钱，分20期还。他之前曾被封过两个号，用了此法之后，再转发同样的东西，别人永久封号。他只会被封号24小时。

附录：

陈季冰：武汉肺炎50天，全体中国人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

在我动手写这篇文章之初，一团沉重的阴霾正向我和家人头上压来。

我目前居住的上海市长宁区某居住小区公寓楼里有一户人家是武汉籍，共有五口人。一对老夫妻（外公外婆）不久前带着小孩子回武汉过年，大约是看着形势不对，在武汉封城的几个小时前（23日晚，也就是俗称的小年夜）连夜返沪。

开头两天还比较平稳，大年初一（25日）下午起，外公开始出现发烧症状。

此刻，一家人已自行去附近的医院就诊。

左邻右舍们都惴惴不安，不知接下来会如何？

1

我是一个拥有近30年新闻工作经历的媒体人，自然对这场仿佛“突然之间”席卷神州大地的疫情中的媒体角色格外关心。

纵观新闻媒体对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或“新冠病毒”）大爆发的反应，1月20日那天是一个非常鲜明的分水岭。

在1月20日之前，关于绝大多数关于“新冠肺炎”的报道来自武汉和湖北当地的官方媒体。这些报道大多服从一个主基调，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病毒“危害有限”，并且是“可控的”。比如说，有专家言之凿凿地称，这种新病毒不能“人传人”等等。

期间还发生了8位武汉市民因在社交媒体上“造谣”而被谈话的事情。

虽然第一例患者的出现是在2019年12月8日，但之后的40多天里，可以说新闻媒体对受众发挥的一直是“安抚”功能。

自然地，别说是全国其他地方，就是在武汉当地，气氛都是一派祥和。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第一则通报则是在2019年月12月31日发布的。我觉得，倒不能因此过多责怪武汉市卫健委在这方面反应迟缓。一种人类以前从未遇到过的新病毒的发现、分离、筛查和确认，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

不过，武汉市卫健委此后又零星发布过几次语焉不详的通报，当地新闻媒体也都在很不重要的位置做了报道。简单总结，患者人数略有增加，但不严重。而在1月5日到11日之间，通报干脆停止了；1月13日至18日，通报恢复，但都是无新增病例，无病例死亡，只有治愈出院病例。

有人发现，那两段时间恰逢武汉市和湖北省的“两会时刻”。他们因此戏称，这个“新冠病毒”真是爱国又讲政治。为了欢度春节，武汉还在1月18日举办了百步亭社区万家宴活动，并在1月20日向市民开放20万张文旅惠民券免费预约……

但在1月20日之后，形势急转直下。

从媒体报道开始出现大规模感染病例，到武汉“封城”、求援，直至全国许多省市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湖北省政府启动一级响应竟然晚于浙江、广东等省份），中间只有3、4天时间。

从1月20日开始，新闻媒体对这场“新冠肺炎”疫情的参与进入我所说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用一句官方常用的话来说就是，舆论的主战场转到了武汉和湖北之外，当地官媒的声音被更加强势的全国性媒体连篇累牍的滚动报道所淹没了。

不过，不出我所料，这一阶段的媒体报道大多服从另一个主基调，就是表决心和讴歌好人好事。简言之，自1月20日以后，中国媒体对受众发挥的主要功能从之前的“安慰”变成了“鼓劲”和“感动”。

这么说吧，1月20日前后的媒体反应的确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有一个共同点：它们做的基本上都不是合格的新闻媒体应该做的事情。

2

这些日子里所有人都在说，信息公开是最好的疫苗。

有报道说，华盛顿大学的两位教授通过真实案例建构的一个数据模型显示，当媒体的报道量增加10倍，SARS和“新冠肺炎”这一类严重危害公共健康的传染病的感染数将会减少33.5%。这种社会学定量研究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究竟能够达到什么程度，圈内外人士见仁见智，但高质量的自由的新闻报道是预防疾病传播的一个有效手段，这个结论毫无疑问应当成立。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说过，新闻是灾难的救助者。

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世界卫生组织也一再强调了信息透明的极端重要性。所以，央视主持人白岩松也在他备受瞩目的对话节目里重复了这一点。

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节目中说，“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信息公开是最好的疫苗”。在这次疫情中，白岩松与钟南山的对话，在民众中极受关注。

我在这里就不说什么“不可剥夺的公民权利”之类大话了，对我们来说，这话过于宏阔、遥远而无当了。仅从技术层面功利地看，保证信息透明畅通对于缓和危机、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进而对于社会稳定乃至为政者自身的利益都是有莫大好处的。

这其中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人都是理性的。任何社会主体，不论是个人、家庭、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等，面对一个事件作出一项行动选择，无非都是基于自身所掌握的信息。只有信息越充分，人们作出的决定才越符合他们的个体理性，从而也就越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的全球传染疾病分析MRC中心立足于境外“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数量，再依据这种传染病的潜伏期等病理学数据建立的一个传播扩散模型推测，在1月12日那天，武汉市潜在病例数应为1700例多一点（不确定范围为190-5341）；到1月18日那天，武汉市表现出症状的潜在病例总数应为4000例左右（不确定范围为1000-9700例）……

我不敢说这类研究推测结果一定多么准确，但至少具有一定的科学权威性，也与后来的疫情发展态势吻合。如果类似这样的信息都能全面及时地传递到尽可能多的中国读者、特别是武汉老百姓那里，那么就不会出现直到1月20日武汉大街小巷上绝大多数市民连口罩都不戴、依然在欢快地到处聚会的“盛况”了。而如果湖北省和武汉市政府之后应对疫情的所有决策都事无巨细地通过媒体发布给全国读者，那么，以中国目前的生产和物流能力，也就不会出现“封城”后武汉市内各种物资严重短缺、医院人满为患、医疗工作者不堪重负，而各地民间捐赠都被堵死在仓促关闭的交通要道中的悲剧了。

除了有利于在微观层面让尽可能多的社会主体对危机作出及时正确的反应（其中最重要的是自我保护）之外，信息透明公开的另一项重要贡献在于能够极大地提高全社会对于一个危机的参与程度和参与效率，从而通过广泛、充分和深入的讨论，推动决策者在宏观层面形成一个最优的应对方案。

如前所述，武汉的“新冠肺炎”是去年12月8日首次发现的。仅在一个月之后，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就确定了病毒原因并且公布了病毒基因组序列。就连国际同行都称赞说，这是世界顶尖的科研效率。

2020年1月16日新闻：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国家卫健委专家组专家冯子健说，经过中国疾控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等多家机构和湖北省、武汉市卫生健康部门的密切合作，目前发生在武汉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它不是SARS，也不是MERS病毒，它是个新的冠状病毒，它们的病毒基因序列差异比较大。

2020年1月16日新闻：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高力说，公共干预措施控制住了疾病的发展。

其实不仅医学科学，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今日中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可以从一开始就帮得到武汉的地方，还有许许多……

然而，疫情发展到眼下这个地步，真可谓“手握一把王炸，结果打成了末家”。

3

可能还有比“手握一把王炸，结果打成了末家”水平更差的玩家。

除夕那天（1月24日）下午，正在武汉采访的财新记者王和岩发了一条朋友圈，称自己和同事为了核实一家医院医护人员感染“新冠肺炎”的情况，辗转联系了数名医生，均被告知疾控中心有令，医护人员不得接受媒体采访，不得对外泄露疫情。哪怕承诺匿名，承诺保护信源，也不受访……

当天下午还有人称，路过这次病毒的源头华南海鲜市场，顺手拍了张照片，立刻有四名保安围上前来，大声呵斥，要求删除照片。甚至有动手抢手机的，说是“昨天一名日本记者来拍被抓到派出所去了……”

大年初一（25日），武汉《长江日报》在它旗下的新媒体“长江融媒”上发表社论《你的每一句谣言，都在制造无谓的恐慌》，继续严厉指控谣言，称它比瘟疫危害更大，决不能放任不管。“新型肺炎治好了，走了也就走了，但谣言不是，它的危害更大，对城市的伤害更持久。”

这一天，还发生了湖北某报资深名记者因微博受处分的事情。

显然，有些人仍然理所当然地认为，安抚人心是当下最重要的事。不然，他们不会在到处缺物资、缺人手的这一刻，把这么多人力布置在华南海鲜市场周边以作监视之用。

因为他们也是理性的。

你确实可以说，这是陈旧思维导致的恶果。那么，为什么许多管理者会形成这样一套“不让或少让全社会知道真实情况总不会错”的错误思维和行为模式呢？大多数人都将其归咎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因循保守的官僚主义作风。但我并不这么看，我可以举一个鲜明的例子来反驳这种推理。

我们知道，目前各地官员对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热情可谓空前高涨。但是，仔细想想，外资大规模进入一个地方也是会引起很多麻烦、甚至社会问题的，比如动拆引起的居民对立、环境污染等等。还有，你怎么了解这些外来资本的底细，也许它们主观上怀有（或至少客观上会造成）某些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和谐”。

然而，我们很少看见过官员因为胆小怕事而尽量想办法将可能带来“麻烦”的资本拒之门外的情况。相反，他们总是想出许多门道热心帮助这些外来资本，引导他们在国家的政策允许范围内获得发展空间，某些极端情况下，甚至有人为此而明目张胆地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同样的管理者，在招商引资、做大本地GDP这件事情上，怎么一点也不因循守旧？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官员考核的导向——经济发展是改革开放40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和政府最主要的追求目标，这就导致对官员的考核也以是否对经济发展作出贡献为最重要的标准。在这一前提下，官员为了赢得光明的仕途，只要是有利于加快发展经济的，他就什么风险都敢冒，因为“经济发展”这一俊可以遮其他百丑。

发展经济需要有稳定的社会环境，许多官员心里并非不明白，社会稳定归根结底要靠缩小贫富差距、建设公平正义的法治来实现，但这是一件投入大而见效慢的异常困难的工程。相反，GDP的提升是有可能立竿见影的。当然，社会稳定的确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中央一再强调的头等大事，但到了许多地方官员那里，它的目标就很自然地降低为只要不出事就好。鉴于中国的官员是被上级而不是被本地民众考核的，于是所谓“不出事”在官员那里就被进一步定义为“不被上级得知出事”。沿着这个逻辑，在许多地方，“社会稳定”=“报纸版面（或电视荧屏）上的稳定”，其最终的结果自然是凡事先“不得报道”再说了。

这套类似于掩耳盗铃的做法的代价是，将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积累和沉淀下来，最终一次次通过“新冠肺炎”这样的重大危机爆发出来。更严重的是，这种管理模式不仅没有起到稳定的作用，反而一手制造了许多本不该有的社会冲突。所有的事件等到揭开和爆发的时候，往往已经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惨痛后果。

昨晚，很多人都因为一场新闻发布会而陷入群嘲，对个人责任的追问成为主流舆论，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即使个人承担了必要的责任，只要行政思维不变，我们就很难期待下一次考验的安然通过。SARS的惨痛教训并不远，但人类最惨痛的教训，难道不是从未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吗？

《尚书·泰誓》有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耳目闭塞也是一种传染病，没有谁能幸免。

4

再来看看这枚硬币的另一面，新闻媒体。

除夕那天下午，看见我的老东家《文汇报》的几十位老同事所在的一个微信群里的聊天。

一位上世纪80年代就在全国大名鼎鼎的《文汇报》著名记者，也是我最为尊敬的前辈同事，感慨说，这次的新型肺炎疫情，应该是《文汇报》大显身手的时候。

我不知趣地打岔说：首先，今天的《文汇报》已经不是他那个时代的《文汇报》。总体上说，今天的新闻媒体也不是他那个时代的新闻媒体。其次，话说回来，今天的中国读者也没有谁在乎《文汇报》发表了什么。没有人期待像80年代那样从《文汇报》上获知什么有价值的重要新闻，因为长期以来《文汇报》也没有在乎过中国读者的关切，这是一个互为因果的过程。

末了，我还特地加了一句：我这么说，并没有责怪谁的意思。我这辈子服务过很多新闻出版单位，其中《文汇报》是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单位，也是我工作过最长的一个单位，所以也一直是我最有感情的一个单位。

将近两年前的这个时候，我曾经在本专栏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真正的新闻正在死去，更可怕的是无人在意》。我曾哀叹，今天的新闻媒体在对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事件报道方面的能力，已经衰退到了何种地步！并且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这个隐喻来形容没有了优质新闻媒体的社会。

我当时怀着强烈的忧虑写道：“以今天的这种舆情状况，若是真的再面对一次SARS，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不幸一语成谶，还不到两年！

我现在的心态依然像两年前一样，我不想指责这是谁的责任，更没有雄心和抱负去为现状提供一个解决方案。然而我觉得，当我们看到了危险一幕后，我们总是应该大声指出来。只有更多人关注了，重视了，参与了讨论，事态才会有一线希望。那篇文章在“腾讯·大家”的平台上获得了超过100万的阅读数，证明了读者对这个严峻的现实问题的关注。这是我聊以自慰的，说明希望犹存。

文章发表以后，我还在与“腾讯·大家”专栏编辑的对话（《专访陈季冰：“新闻已死”刷屏，戳中公众哪些痛点》，）中说过，传统媒体没有能够向受众提供我所谓的“真正的新闻”；但雨后春笋办崛起的新媒体也没有能够如一些人曾经乐观预期或希望的那样，弥补上传统媒体在这方面的严重欠缺。相反，由于新媒体的诞生使媒体市场里的信息海量增长，而受众的注意力又总是有限的，它们反而“稀释”了过去传统媒体偶尔会做出来的一些高质量的新闻。

在本文中我没有讨论到新媒体，但我觉得，看看这些日子以来新媒体对这场“新冠肺炎”危机的反应，大家应该一目了然了。按理说，SARS过去的17年里恰逢移动互联网蓬勃发展，今天的信息和新闻传播技术应该比那个时候进步了一大台阶。然而，我们看到的情况并没有什么改善。

需要补充一点：在这次的危机中，新媒体提供了汗牛充栋的观点和情绪，它们中有些很中肯，有些可能没什么道理。但是，新媒体几乎都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一手信息，这是基本事实。

当然，我也丝毫没有责怪它们的意思。其中的原因，我已经在两年前的那篇文化以及其后的访谈里详尽阐述了。

但不管怎么说，看到极少数像财新这样负责任的传统媒体以及像丁香医生这样具有专业水准的新媒体在这次的疫情危机中作出的贡献以及赢得的声名鹊起，我还是很感欣慰的。说一句本不该在本文里说的话，作为一个与财新多少有一些渊源的媒体人，我为它感到骄傲。

5

既然讲到了新媒体，或曰社交媒体，最后我终于还是忍不住想谈一下对所谓“谣言”的看法。

谣言，轻则令人心烦意乱，重则造成各种损失。因此人们憎恨谣言，官方出于各种各样的考量，也经常积极地打击谣言。

然而，就像世界上许多其他事务一样，未经审慎的程序和审查，仅凭善良愿望的行动往往不能达到善良的初衷，有时甚至很容易走到它的反面。随意惩治“谣言”就是这样，它会造成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

所谓谣言，就是事后被证明虚假（不正确）的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说，谣言无时无刻不伴随着我们的社会生活。气象台发出预报，说今天下午3点某地会有暴雨，结果这场预报中的大雨没有如期而至……这也可视为一个“谣言”。那些因为担心暴雨而改变了原计划的老百姓或企业也会由此蒙受的实际损失，至少，这一则误报会给他们造成不便。

我之所以要特意在“不正确的信息”之前加上“事后被证明”，是因为一句判断性或预告性的话是否正确，总是要在事后才能得到确认。

在我看来，动辄呼吁严厉打击“谣言”的人犯的是“事后诸葛亮”的毛病，他们往往依据一件事情终结以后才搞清楚的结论，不假思索地想象成似乎当时就已经是一清二楚的。

在一个开放社会里，不安全因素如影随形。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大规模传染病和恐怖主义等“非常规”安全隐患尤其突出。一个好的社会应该鼓励公民积极参与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治理，而不是让大家冷漠地躲得远远的。

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乘客在熙熙攘攘的车站大厅里看到一个可疑的黑色塑料袋，观察好久也不见它有主人的样子……如果他是一个关心公益的热心人士，或者哪怕仅仅是一个“好事者”，就有可能打电话向公安消防部门报案。

如果他不知道报案热线号码，或者打过去正好无人接听（这种情况难道不是常见的吗？），他也可能会用手机拍一张照片，上传到微博和微信朋友圈，并加上他自己的几句猜测性话语。

如果他的这条微博和微信被广泛转发，则可能造成不小的恐慌，而且这条信息在多次传播过程中还可能以讹传讹，不断地被升级、加码，最后变得面目全非。

经验告诉我们，类似的情况大多数事后都会被证明是虚惊一场。也就是说，这位乘客发布了“谣言”，且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影响。按照我先前已经批评过的“事后诸葛亮”的逻辑，他应该受到严厉追查和惩处。

但一个社会总是以这样的方式去对待那些“好事者”，长此以往，热心公益的人士就会越来越少，所有人都会“理性地”选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不惹麻烦的做法。

他们在车站里看到了任何可疑物品的第一反应就是尽快离开那片是非之地，并且绝口不向他人提起。但是，哪怕100起报案中只有一起是真实的，忽视它所造成的不可估量的人身财产损失，也是99次白忙活所无法弥补的。

绝大多数普通公民并不掌握准确判断和正确处理交通事故、易燃易爆物品、地震海啸、伤病急救等所需要的专业知识，他们只能通过第一时间传播信息来参与这一类公共事件。相信这就是那8位武汉“造谣”市民的初衷，但事实证明，他们的哪怕是猜测，如果得以传播，对社会的影响也多半是正面的。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他们发出的这类“报警”信息中的大部分可能事后被证明是虚假的。但如果混淆了故意的造谣和正当的猜测，那么就堵死了社会获知安全隐患的信息通路，这终将造成比“谣言”本身更加严重的危害。

正如我们在这次的武汉新型肺炎疫情发展中已经看到的那样。

我当然绝不是主张社会应当对谣言听之任之，事实上，的确有许多人在利用谣言谋取不法私利，并对他人乃至全社会的利益构成了威胁。他们理应受到惩处。

但我想要对此表达一个观点：在打击“谣言”的问题上，应当采取被动（消极）的立场，而不是主动（积极）的姿态。所谓应当采取被动（消极）的立场，意思是说，不应该在尚未产生可见的具体后果之前就轻率地裁决某个信息是“谣言”。

这是因为，“谣言”之所以是“谣言”，必定会对社会中的某一些人造成损失，不管这种损失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如果有具体的社会主体认为某些“谣言”危害了自己的利益，给自己造成了损失，他们应当被鼓励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可以向法院状告“造谣者”，要求他们赔偿损失，法院会经过一系列调查和辩论程序作出自己的裁决。如果“谣言”的后果严重到一定程度，检察部门也可以介入，对“造谣者”提起刑事诉讼。

不要忘了，“谣言”之所以需要被惩处，是因为它造成了后果。如果我在家里对妻子编了一个耸人听闻的谣言，而她根本就没听进去，也没有对任何他人讲过，那么，我的这个所谓“谣言”充其量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玩笑而已。

法律意义上的“后果”都是已经呈现出来、并且可以证明的，而不是无法证明的“潜在”可能性。一个人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条可能存在虚假信息的帖子，假如那些有可能因为这个帖子而蒙受损失的对象自己都没有站出来主张自己的权利，那就说明，不管它是不是谣言，它都没有造成什么实际后果。

这时候，如果官方轻率地站出来严惩“造谣者”，这就违反了基本的法治原则。

结语

这篇文章花了我整整两天时间，为的是及时追踪最新的信息。

就在结束本文的时候，我公寓楼武汉籍邻居的血清化验报告出来了：阳性。

也就是说，他已被确诊为上海市新增的一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目前，有关部门让这户人家的其余几人（未有发病症状）继续自行在家隔离。左邻右舍们更加惴惴不安，更加不知接下来会如何？

得知这一确诊消息后，我内心的第一个念头是：如果他们的老家武汉不是把很多力气花在“打击谣言安抚民心”上，而是尽早公开所掌握的一切真实信息，那么，他们显然不会再考虑回武汉过年……接下来我们公寓楼里的一切事端（包括往后还有可能发生的一系列潜在事端，甚至原本和睦的邻里之间的无端责难和纠纷等等）也就不可能再发生。这个小区现在会呈现出一派祥和稳定，真正的祥和稳定。

整个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写于2020年1月25-27日。

当“黑天鹅”飞起，我们看见了什么？“新冠”疫情下的经济民生

作者:陈季冰 2020-02-05 12:56 经济观察网

更大概率的一种情况是：宏观上看似影响不大，但微观层面造成一次大洗牌。

陈季冰/文 确实该操心经济了。所有人都这么呆在家里，接下来可不会有什么好事！

我家附近有一家五星级酒店，过去10多年里我和妻子一直是这家酒店里的健身房用户。大年初一（1月25日）那天，我心存侥幸去了一趟，结果在那里畅快淋漓地锻炼了一下午，从头至尾只有我一个人。

傍晚离开时，健身房经理告诉我，拥有几百个客房的酒店当天总共只接待了8个入住客人。算下来，那一天酒店要损失300万元……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这个酒店应该是撑得下去的，它由一家国际著名连锁酒店管理集团经营，家大业大，物业本身又是国有。然而，它周围那些空无一人的餐厅、酒吧、小店呢？这还是在上海的中心闹市。

宏观判断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只仿佛突然从天而降的“黑天鹅”对经济造成的冲击，我看到了许多见仁见智的分析评论。它们使用的模型很多是具有启发性的。

不过，我还是更加同意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上周三（1月29日）发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政策声明时所作出的直观判断。大意是：疫情对中国经济会产生显而易见的影响，但现在就想评估疫情的经济后果还“为时过早”。前景存在高度不确定性，需要我们“非常仔细地监测形势”。

关于疫情本身，我们目前确知的其实也只有两点：坏消息是，“新冠肺炎”的传染性比当年SARS的传染性强得多；好消息是，感染这种病毒的患者的死亡率比SARS患者低得多，迄今公开的数据是2%出头一点点，而SARS的致死率高达令人恐惧的10%。

关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我们当下能够依据以往经验做出的确定判断只有一个：疫情播散的范围大小和疫情平息所需时间的长短，对经济的影响有天壤之别。眼下疫情仍在快速发展之中，医学防疫上所说的拐点何时出现尚未可知。因此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疫情扩散的范围越广、蔓延得时间越久，对中国和全球经济造成的破坏也就越大。

话虽如此，为了能够未雨绸缪，及早做出有力和有针对性的政策部署和调整，还是有很大必要对疫情冲击之下的经济形势有一个宏观的前瞻。

目前能够参考的最好、实际上也是唯一的坐标，无疑是17年前的SARS，“新冠病毒”与SARS在病毒学上本来就属于同一族类，它们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自然也有很强的相似性。

当年的SARS危机前后大约持续了半年时间，对出行、餐饮等经济行业造成冲击的高峰期在2003年的3-6月，之后逐渐衰减。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SARS疫情导致2003年中国GDP增长率降低了0.8个百分点。

我目力所及，在所有参照SARS模型而做出的对本次“新冠病毒”的宏观影响的预测中，最悲观的结论来自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它的“初步评估”认为，新型肺炎可能令2020中国的GDP增长率减少1.2个百分点。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旗下智库的研究则认为，今年中国的实际GDP增长率可能会因此下降1个百分点。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明也预计，2020年第一季度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将下滑至5%左右，不排除更低的可能性。

比较乐观的预测来自曾在亚洲开发银行（AD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任职的经济学家魏尚进，他认为“新型肺炎”疫情对2020年中国GDP增长率的影响仅有微乎其微的0.1%，前提是他判断疫情将在2月中旬达到顶峰，并在4月初平息。摩根大通的两位分析师张愉珍和朱海斌也没有因为突发的“新冠肺炎”而修改他们先前对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展望。他们预计今年中国GDP增长率为5.9%，他们对中国股票的建议依然是“增持”。

一些机构还根据疫情发展的不同假设做出了更为细致的动态评估。

野村国际的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认为，疫情会将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GDP增长率拉低2%。

联博资产管理公司(Alliance Bernstein)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莫骥认为，“如果疫情在3个月内得到控制，疫情可能会导致实际GDP下降0.8%；如果疫情持续9个月，则会导致GDP下降1.9%。

彭博的经济学家们撰文称，如果疫情迅速得到遏制，那么会对经济造成虽然严重但短暂的影响，可能会使中国第一季度的GDP增速同比下降至4.5%。随着第二季度的复苏和下半年的趋于稳定，中国全年的GDP增速会在5.7%，比未发生疫情的情况下低0.2个百分点。如果疫情持续到第二季度，2020年中国的GDP增速会放缓至5.6%。

西班牙对外银行研究部的两位经济学家夏乐和董晋越设置了三个情境假设来评估武汉新型冠状病毒对经济的影响——

在“基准情境”（疫情在第二季度受到控，有60%可能性），经济增长在一季度跌至4.5%，然后在二季度反弹至5.4%。到下半年，滞后的需求和生产将会迅速扩张，使得三四季度的GDP增至6%。全年GDP增速为5.5%。

在“乐观情境”（疫情在一季度内就得到有效控制，有15%可能性）下，一季度GDP增长跌至5%，并且在二季度快速反弹至6%。而三四季度也将保持6%的增长，全年在5.7%左右。

而在“悲观情境”（疫情拖延到9-10月结束，有25%可能性）下，前三季度增长低迷，GDP全年增长低至5%。

三种情境下，2020年中国经济的增速都比他们原先预估的6%要低。也就是说，疫情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最乐观的情况下是0.3个百分点，最悲观的是1个百分点。

不管是乐观还是悲观，上述的预测都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疫情蔓延没有进一步加剧，也没有扩散到中国和世界的其他地方，形成新的爆发点，并且最终能够得到有效控制。

整体冲击比SARS更大

当前大部分声音认为这次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会比17年前SARS所带来的冲击更大，有好几个不同层面的理由支持了这种观点。

首先，SARS魔影是在2003年春节完全过去后才逐渐显现的，而本次疫情恰好爆发在春节期间。这直接造成了两方面的不利后果——

一方面，春节是中国人一年一度的流动高峰期，甚至可以说是每年发生在地球上的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这意味着“新冠病毒”的蔓延可能比当年SARS的传播更快、更广，也更难抑制；而且，中国目前的交通基础设施比2003年时好得多（看看过去10多年里横空出世的高铁），使得当今中国的平均人口流动规模是17年前的3倍；如果再加上“新冠病毒”的传染性又比SARS强得多这个因素……这次的疫情本身比SARS造成更大麻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实际上，到我提交这篇稿子的时候，“新冠肺炎”的罹患者数量已经超过当年SARS患者的2倍，死亡人数也超过SARS总死亡人数的1/2。

另一方面，春节是一年一度的消费高峰期。疫情发生在春节期间，对于旅游、酒店、交通运输、餐饮、文化娱乐、零售等原本正摩拳擦掌准备迎接“黄金收获期”的那些服务行业的打击是格外巨大的。

据统计，去年春节“黄金周”7天期间中国的消费支出总计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到目前为止，这笔巨大的消费大多泡汤了。而且，由于春节的特殊性，消费者支出中的相当一部分将因疫情凶猛而丢失，并不是推迟，即使等到疫情平息、社会恢复、经济复苏，也是弥补不回来的——你不会因为错过了春节里给长辈拜年和走亲访友，到了5月份再提着水果糕点去补上。

其次，SARS爆发的2003年，中国经济正处于一轮景气的上升期，而且是强劲上升期，以至于2003年的GDP增长反而比SARS之前的2002年反而更高。但眼下，中国正处于近30年来经济增长的低谷，全世界的情况也差不多。

就在全国层面内的疫情“狙击战”全面打响（1月20日左右）一周前，国家统计局中国公布了29年来最低的GDP年增长率，6.1%，2018年为6.6%。

除了中国正在经历经济结构深刻调整这一内在的大背景外，非洲猪瘟、中美贸易战以及其他一系列国内国际的不利和不确定因素也拖累了2019年的经济增长。伴随着减税、扩大基建和放松信贷等财政货币政策的落实，宏观数据在2019年第四季度已有明显企稳。到今年1月，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签署的提振，工业、投资、消费、贸易和物价等各项指标呈现进一步改善迹象。

因此可以说，对正在艰难回暖的经济，“新冠肺炎”的来袭就像是当头一棍，打击了消费和投资信心。

可能还需要提一下的是，疫情还有可能加大中国兑现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承诺的难度。协议的重要基础是中国在未来两年里增加购买2000亿美元美国产品，但疫情冲击的首先是消费，中国的国内零售市场如果因为疫情而急剧萎缩，陷入持续低迷，那么这么多美国产品——特别是其中的370亿美元农产品——就可能很难被消化。

不过，面对人们的担心，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已明确表示，美国不会把“新冠病毒”对中国造成的冲击作为第二阶段对华贸易谈判的新筹码。相反，美国时刻准备与中国合作，向中方提供人道主义帮助。他还相信，疫情“虽然可能已经造成了一些不确定性，但第一阶段协议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带来重大增长红利。”

此外，从SARS危机至今的17年里，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内消费市场已经取代投资和出口，成为中国经济最重要的拉动力。受这次疫情直接冲击的正是消费，这也意味着这次“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可能会比2003年SARS对当时经济的影响更大。

相对于总体上尚属于比较贫穷的2003年时来说，今日中国经济对消费和服务业市场的依赖程度要高得多。标准普尔的一份分析报告称：粗略计算，如果消费类服务支出因疫情下降10%，整体 GDP 增长将下降约1.2个百分点。而且因为经济的重心日益向内需转移，当前中国服务业吸纳就业人口的比例也比17年前高得多。2018年全国服务业的就业人数是3.6亿，即便全国只有3%的服务业企业遭到疫情重创，那么也将直接威胁到超过1000万人的饭碗。

不过，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乐观派同样也大有人在。例如，TS伦巴德全球宏观研究（TS Lombard）的经济学家罗里·格林（Rory Green）在接受道琼斯旗下的《巴伦》周刊采访时认为，“新冠病毒”对中国经济的打击“几乎肯定”将小于SARS。

他们所持的理由也不无道理。前文提到的魏尚进教授认为，过去的17年里，中国的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如今的中国消费者越来越多在网上购物，中国的许多生产型经济活动也在互联网上开展，这大大抵消了由于疫情导致的人员流动减少而对市场和经济的伤害。另外，中美在1月15日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个时机是幸运的。一方面，这稳定了中国的出口和经济预期；另一方面，疫情的正好要求和促使中国大大增加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进口各类药物和医疗用品，中国增加进口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是好事，也有助于兑现协议承诺，使中美第二阶段的谈判更有基础，从而给未来注入更多信心。

小本经营者脆弱不堪

不过，宏观的“全景扫描”与微观的“个案诊断”得到的印象和结论可能会有很大不同。中国这样一个体量如此庞大、产业门类全世界最齐全、供应链体系高度复杂的巨型经济体，经济活动既像一部惯性巨大的列车，又像一个时刻在新陈代谢的生命体，哪怕仅有一周时间陷入停滞，也足以带来显著影响。更何况暂时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停顿结束、经济社会重启的曙光。对于许多产业和企业来说，这次的冲击可能是非常深重而痛苦的。

“新冠病毒”对经济的影响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源于人口流动受到限制。因此，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交通运输行业。

根据交通运输部在1月26日发布的数据，1月25日，也就是大年初一那天，全国铁路、道路、民航的运输量同比分别下跌41.5%、25%和41.6%，总体运输量同比下降28.8%。由于中国政府已在1月24日和27日叫停国内和海外团体旅游，有报道说，受出行人数骤减的影响，已有近2成国内航线停运，受到波及的国际航班则更多。如果参考2003年SARS肆虐期间的情形，最严重的5月份，中国的客运量较上年同期下降超过40%；而在SARS和埃博拉疫情的当年全年，全球航空客运量同比下降了13%。因为现在中国出行的人比17年前多得多，所以今年中国和全球许多航空公司的巨额亏损大概是难免的。

出行的减少直接而剧烈地冲击着旅行社、酒店、娱乐等行业的生意。2003年第二季度SARS高峰期，中国国内旅游收入同比下降了64%。所以，这几天携程旅行网也许是所有股票中下跌幅度最惨烈的，仅1月21日一天里就大跌近8%。一些金融机构还大幅度下调了携程的收入预期，认为它上半年收入将比预期下降8%，全年下降4%。其他的影响也已经从这些日子航空公司、邮轮公司、酒店、度假村、澳门赌场以及一些零售公司的股票行情上得到提前反应。

在中国，春节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段，当然也是消费最旺盛的时段。很多企业，特别是中小服务业企业，将春节作为自己一年中难得的赚钱的机会，失去了这个时段，整年努力都抢不回来。

这里仅撷取最直接可观的电影市场这一很小的市场为例，就可窥见这种影响。1月25日，新年第一天，中国电影票房收入为181万元，而去年这天是14.85亿元。春节占据了每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根据中国电影局的数据，2019年春节档票房收入为58.4亿元，占全年总票房的近1/10。行业内预计，“新冠肺炎”今年可能会给整个中国电影业造成70亿元左右的损失。其中，仅原定播放的7部贺岁档影片的预售金额就已经收到约5亿元，但这些片子都没有正常播放。过去两周，中国最大的电影院运营商万达电影的股价跌去了30％。

相对于电影这个狭小市场，零售业受到的打击显然更大。日本优衣库已关闭其位于湖北省的约100家门店；瑞典H&M也已关闭45家门店；星巴克则已关闭2000家，占其在华门店总数的近一半；海底捞的600家门店全部关停，并且将延长停业时间。

最终会有多大的损失现在还难以预估，但在SARS爆发的2003年第二季度，中国零售业增长率下降了4个百分点。不过，也有机构认为，这部分损失中的大部分将会在疫情平息以后补回来。

问题在于，餐饮零售业的市场主体绝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甚至小微企业，它们的抗风险能力非常弱。这次疫情对于它们的影响虽然短暂但却强烈，就跟病毒对人体的侵袭差不多——病毒一方面在损伤人体器官的功能，另一方面也在刺激人体产生免疫能力。这就像一场短距离赛跑，如果人体自发产生免疫能力的速度快于病毒对机体功能的损害，那么就逐渐会击退病毒，成功康复。反之则就会回天乏术，就看挺不挺得过这一段时间的强冲击，企业也是这样。

很多零售企业已经在春节前采购和囤积了大量原材料和库存，准备在春节期间一展身手，眼下可谓雪上加霜。这些民营小企业是最需要获得政策额外扶持的，许多报道都在说，眼下一大批小型餐饮零售企业已经靠借钱发工资勉强维持了，它们继续存活的时间真的像重症“新冠肺炎”患者一样，几乎可以用天来计算。

实际上，在疫情爆发之前，中国的广大小本经营业者已经在苦苦挣扎。他们正在承受数十年最严重的经济放缓的艰难局面。但愿“新冠病毒”不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正是他们凭借自己的勤劳智慧和冒险精神支撑起了过去40年的“中国奇迹”。

当然，有失总有得，也会有一些企业受益于这次的疫情。

这段时间人们议论得最多的就是“一罩难求”。眼下，别说是中国的口罩企业，从韩国到捷克，全世界所有口罩生产厂商都在开足马力加班加点生产口罩。据称，近期全球口罩市场的需求猛增了500多倍。别说是中国旅客去得比较多的日韩等国的药妆店里全都是“缺货中”，就连法国、德国这些远在千里的欧洲国家也都纷纷口罩脱销。我一个朋友生活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到安特卫普之间的一个乡村小镇，那里商店里的口罩都买不到。

疫苗和医药企业可能的潜在收益更大，不过由于药物从研发到投入临床商用要经过很长一个周期，这些企业估计不太可能立即从当前的疫情中获利。另外，有能力研发真正能够有效针对“新冠病毒”的疫苗和药物的企业大多是欧美大型药企。

根据以往的经验，可能还会出现另一种现象：人们减少外出待在家中，会把更多闲暇时间花在网上，例如浏览流媒体、玩网络游戏等等，这一部分的市场或许会有显著增长。在中国，最有可能从中获益的应该是腾讯，它半数的收入来自网络游戏和社交网络。许多人应该都已经能够感受到，近年来持续滑坡的微信公众号的打开率在这个春节掉头向上，出现猛增。紧接着腾讯的无疑是字节跳动，疫情期间它的定向新闻和短视频会更受欢迎。

“中国制造”供应链紧张

2月1日，彭博新闻社发表了一则消息：由于进出湖北的交通运输已经中断，家禽饲料及用于生产饲料的原材料供应基本瘫痪。该省大部分养殖场储存的饲料只够支撑到当周末，如果不能及时扭转或缓解这种局面，湖北省的3亿多只鸡面临饿死的危险。湖北省是中国第6大家禽产区，占中国鸡蛋年产量的5%。一旦真的发生那样的情况，养殖户倾家荡产就不说了，整个中国的市场供应也会随之出现严重紧张。

这当然是武汉以及该省许多其他地方“封城”和“封路”所致，事实上，目前全国各地到处存在类似的以邻为壑的封锁和隔绝，既有官方命令，亦有民间自发。

这就是中国这个不知疲倦的经济巨人突然停了下来可能会造成的另一个严重风险：（全球）供应链的中断。

国务院已经将春节假期延长3天，至2月2日，但迄今为止要求企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延长停工的省份至少有25个。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引擎上海、广东、浙江和江苏等省市政府都至少将春节假期延长到2月9日，而湖北省则延长至2月13日。如果考虑到很多企业担心员工感染而自行将带薪或无薪休假的时间延得更长，那么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将不得不做好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准备。

作为“世界工厂”，劳动力短缺的直接结果就是工厂不能正常开工，工业产品产出不足。

仅以全球标杆性的企业苹果公司为例。全球所有的iPhone几乎都是在富士康与和硕集团在中国的生产基地装配。苹果在中国的零售和企业实体中大约有1万名直属员工，其供应链上还有数百万名工人为苹果生产iPad，iPhone和Apple Watch等产品，而它的全球供应链的775个生产和供应地点中约有一半在中国。除了本地员工外，苹果公司还依赖许多美国员工来往中美之间，据美联航去年披露的数据，苹果每年单旧金山和上海之间的航空差旅费用就达到3500万美元，包括每天50个商务舱座位。这些出差主要是为了支持研发部门，疫情爆发会对研发产生何种影响目前还未可知。

苹果公司原计划在2020年上半年将新款iPhone手机产量提高10%，以适应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现在看来，这个目标很难完成，即使像蒂姆·库克说的，智能手机工厂一般会有2-8周的零件或设备库存。有分析师认为，第一季度就会出现大约100万部的供应缺口。

如果不是近年来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中国劳动力市场此次受到的扰乱可能更严重。过去10多年，许多大型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迫于劳动力成本的上涨而纷纷从沿海发达地区迁往内地。这种产业迁移客观上导致了需要大量劳动力的制造业基地更靠近农民工的输出地。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公开数据，中国目前有2.88亿农民工，占现有劳动力总数的1/3多一点。据其他数据统计，2018年，有7590万农民工出省，剩下的都在距离自己家乡较近的本省工作。在包括湖北和湖南在内的6个中部省份，2018年有3890万人（占该地区农民工的60%）前往其他省份工作。

有一些经济分析人士认为，这次的疫情有可能大大加速这种趋势，进一步促使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发生一次巨大的调整——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将会转而选择就近打工，过去那种长途迁徙打工的传统模式将会趋于衰落。这可能将带来一些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最有可能受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冲击的应该是中国的汽车制造业。

仅仅30年前，中国汽车制造还几乎是一片空白。但今天中国已是世界最大汽车制造业基地和汽车销售市场，中国的新车销售在2009年就超越了美国。在2017年达到峰值之后，2018和2019两年，中国的的新车销售量连续两年出现下降，不过依然稳坐全球第一的位置。

武汉市正好是中国的一个汽车制造业中心，这座城市及其周边拥有中资的东风汽车，还有日本本田、法国标致雪铁龙，以及美国通用的众多汽车组装厂。此外，仅武汉一市就聚集了超过500家汽车零部件厂商，湖北省内就更多。2018年，湖北的汽车产量达到241万辆，占中国总产量的约10%。一些主要供应商称，今年一季度中国汽车产量可能因疫情而下降15%。

中国不仅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基地和销售市场，还生产了全世界65%的智能手机和45%的个人电脑，当然也是绝大多数这些产业上下游的零部件及相关产品的最大生产国。比如，武汉当地企业长飞光纤光缆就是全球最大的数据传输线缆制造商。

这次疫情造成的供应链混乱突显了中国作为全球电子和汽车制造枢纽的重要地位，但也展现了中国的这种优势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疫情平息后，这些供应链会逐渐恢复，只是也可能因此受到削弱。

结语：“休克式”停滞之后

每年正月初五是中国人“迎财神”的日子，但在今年，绝大多数中国的小本经营者并不抱有这样的幻想。对他们来说，能活到明年的这个时候就是上上大吉。

这种经济活动的突然停滞还会造成经济秩序的严重混乱，反应在原材料、劳动力、资金等所有方面。营业收入和现金流的停顿会从一家企业波及另一家企业，形成连环的债务坏账、破产倒闭，直至危及金融体系。而经济活动的瞬间停滞还会通过价格剧烈波动等方式向市场释放错误和混乱的信号，进一步干扰正常的供求关系和企业经营。换句话说，无数个市场主体遭遇的暂时困难汇聚在一起，可能会发生“共振”效应，将原本很小的局部风险放大。这是当前最需要防止的，也是宏观层面看为什么必须助中小企业一臂之力的根源。

当然，这可能估计得比较严重了。更大概率的一种情况是：宏观上看似影响不大，但微观层面造成一次大洗牌。

前天晚上，有个媒体编辑问我对这次疫情对经济影响的看法，我说，到明年这个时候，很可能盘点下来，GDP增幅受疫情拖累下降了0.2-0.3个百分点。这对诺大一个国家来说不算什么。但是，作为一个小老板，你却没能活下来。这就恰如，对于14亿的大国来说，肺炎哪怕造成500人死亡，也是一个小数字，甚至还不如几次偶然的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但是，对于那些倒在这次疫情中的人，就是全部。

在接下来的文章里，我还会讨论一下政策层面应当如何应对这次疫情造成的经济动荡，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

“央行的帽子里变不出疫苗” ——“新冠”疫情下的全球金融市场 

作者：陈季冰 2020-03-02 13:50 经济观察报

对于风险和机遇，金融市场总是比谁都更敏感。

陈季冰/文 2月最后一周里全球股市的暴跌将前一个阶段满溢于市场中的乐观情绪一扫而光，这可能也构成了资本市场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对后市看法的严重分歧压倒了先前那种盲目的共识。

这一波的下跌由欧洲股市率先发动，原因是“新冠”疫情在意大利突然变得异常严峻，在全球范围内大爆发的可能性也迅速升级。

2月24日，追踪欧洲最大上市公司的泛欧斯托克600指数(Stoxx 600)收盘下跌3.8%；英国富时100指数(FTSE 100)收盘下跌3.3%，遭遇5年来最糟糕的一个交易日；意大利MIB指数下跌5.4%，也是4年以来最大跌幅。航空公司和旅游运营商遭受重创，多家航空公司的股价跌幅超过10%。

第二天，2月25日，斯托克600指数继续下跌1.8%；伦敦富时100指数又下跌2.1%，收在了一年来的最低位置；而意大利MIB指数也再度下跌1.4%，累计跌幅扩大至6.5%。

在度过了相对平静的2月26日一个交易日之后，2月27日，斯托克600指数收盘再次大跌3.8%，伦敦富时100指数也下跌3.5%。

这一周是2011年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洲市场最黑暗的一周。

在华尔街，2月24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1031.61点，跌幅3.56%，这是道指历史上第三次出现一个交易日里跌幅超过10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3.35%，创下近两年里最大跌幅；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下跌3.71%。

2月25日，标普500指数收盘再跌3.03%。27日，标普500指数下跌4.4%，并收于当日低点，这是自2011年8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也第四次在一天内下跌超过1000点，跌1190.95点，跌幅4.4%，并创下史上最大单日跌幅；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4.6%。28日，道琼斯指数和标普500指数继续下跌，跌幅收窄到1%上下，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持平。

至此，道指和标普500指数都已经回吐了年内全部涨幅。更令投资者恐惧的还不是下跌幅度，而是下跌速度。三大股指都仅用了6个交易日的时间就从2月19日创下的的历史峰值下跌了10%以上（其中道琼斯指数下跌幅度最大，超过了14%），都创下了史上最快逆转记录。从技术上说，这也意味着股市已从牛市折入回调区间。

这一周，也是美国股市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表现最糟糕的一周。

在疫情的源头，亚洲股市自然也躲不了，疫情形势严峻的韩国综合股价指数(KOSPI)在2月24日那天下跌3.9%，创下一年多来最大单日跌幅。在中国，沪综指2月28日收盘跌3.71%，失守2900点，深成指跌4.80%，创业板指跌5.70%。

根据威尔希尔协会（Wilshire Associates）的数据，美国股市在2月的最后一周里蒸发了2.8万亿美元市值，较2月19日的高点则损失了4.6万亿美元。

在这一周里，具体来说是在2月25日那天，中国境外上报的新增“新冠肺炎”病例数量第一次超过了中国。

一

然而，在本轮暴跌之前的大约三周时间里——也就是“新冠”疫情被大规模知晓以来，从美国到中国，全球资本市场被一种乐观而又异样的共识所支配：这次疫情可能是一次“逢低买入”的机会，而且是那种错过了也许就再也不会遇到的机会。

当然，对于风险和机遇，金融市场总是比谁都更敏感。疫情大规模爆发之初，市场还是经历过一次本能的下跌。

2月3日，中国A股在春节假期后的首个交易日就出现大跌。开市之前中国证监会连续发声试图稳定市场信心，中国人民银行也展开了1.2万亿元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这是中国央行在过去15年里所进行的规模最大的单日公开市场操作，为市场注入“天量”流动性。不过，上证指数仍以几近跌停的8.73%跌幅开盘，这也是历史上的最大开盘跌幅。当日上证指数收盘下跌7.72%。

尽管2月3日的下跌幅度如此之大，但它早就在市场的普遍预料中。

前一周中国股市在春节休市中，但外盘一直在交易，所以中国股市的巨幅下跌实际上是用一天时间释放了上一周里积累的空头压力。就在整个中国前所未有地躲在家里提心吊胆地度过春节的那一周多时间里，标普500指数和德国DAX指数均累计下跌约3%、亚洲的东京225指数下跌近2.5%、香港恒生指数下跌约5.7%……

如果从今年初开始计算，到2月3日，中国股市已经因这次“新冠”疫情而下跌了约10%。而根据QUICK·FactSet的数据推算，今年1月20日，全球总市值升至88万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但到2月3日已蒸发4万亿美元。

与此同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再度跌破1：7的重要关口；与中国经济前景紧密相关的其他亚洲货币，像泰铢等，以及石油、铜、铁矿石大宗商品价格也都出现暴跌；而避险资产如国债、黄金期货则纷纷创下多年来最大涨幅或新高……

然而，正是因为2月3日这一天的集中释放，“新冠”疫情在金融市场上造成的不安情绪忽然间仿佛就烟消云散了，市场情绪和走势转而被强烈的多头所主导。

也许是因为与疫情中心的距离而导致心理感受遥远的缘故，美国市场比中国股市更早“忘记”（其实更像是“忽略”）这次疫情。从2月2日夜盘开始，道琼斯、标准普尔500和纳斯达克综合3大指数期货便开始强劲反弹。

到2月6日，标准普尔500指数和道琼斯指数收盘双双创下了历史新高。这带动欧洲斯托克600指数也同样创出历史新高，亚洲的日本、中国香港和中国大陆股市均大幅上涨2%左右。此后两周，美国两大指数一再被刷新，直到触及最高点。2月12日道指创下29551点的历史最高记录，当时在不少人看来，30000点已触手可及……

而在经历了2月3日一天的空头压力集中释放之后，沪深两市从第二天起便企稳并开始持续走高。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双双反弹，重新升破1：7关口……中国金融市场情绪迅速修复。

2月6日，创业板收涨3.74%，不仅收复失地，还一举创下新高，当日近200只创业板股票涨停。在节后重新交易的3周中，中国股市有4/5的天数是上涨的，整体涨幅超过10%，全部收复失地，一举走出了一个漂亮的“V”字型行情。到2月20日，上证综指再度站上3000点关口。甚至直到欧美股市已经开始大跌的2月最后一周的前两个交易日（24、25日），在避险情绪重压之下中国股市依然顽强地守住了涨势。在春节过后的这段时间里，作为疫情中心的中国股市反而成为了亚洲表现最佳的市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本最令人担忧的金融市场反而成了新冠疫情下“宅经济”的最大受益者。有人半开玩笑地说，近期股市火爆有一个很重要的推手：成千上万的人们出行受限，不得不窝在家里，没有其他赚钱的事情可以做，却有了更多时间泡在线上炒股票。

成交的急速放量或许能够证明这种说法并非全然是玩笑。从2月19日开始，沪深两市的成交额每天都在1万亿元大关之上。2月25日那天，两市成交额更是突破1.4万亿元。与此同时，总开户人数达到1.61亿，市融资余额增至1.1万亿元，融券余额增至151亿元，几乎都创下了有该项数据以来的最高记录。数十只新基金一经推出，当日就被抢购一空，这

种大规模的“日光基”盛况上一次出现是在将近5年前……

疫情的拐点虽然远没有到来，但看起来资本市场受疫情影响的拐点已经早早地到来了。在中国资本市场上，驱使这个“拐点”出现的主要力量，最初是海外资金。就在2月3日沪深股市史无前例地大跌之时，海外资金却呈现出明显的大规模流入迹象。2月3日当天，通过“沪港通”和“深港通”流入的北向资金全天净买入181.9亿元。此后，外资持续加仓，当周合计净买入超过300亿元，已经回升到了“新冠”疫情出现之前2019年11月的水平。

外资大规模买入中国股票的原因在于，它们普遍认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股市已是一片估值洼地。上证指数的预期市盈率目前约为11倍，而欧洲斯托克600指数和美国标普500指数分别约为14和18倍。因此，即便没有这次疫情的冲击，中国的股票本来也已经很便宜了，进一步下行的空间很小。疫情造成的大跌进一步降低了A股的短期估值水平，通俗地说就是，接下来“跌无可跌”。

二

对于估值已经不低的全球股市、特别是美国股市来说，前期的上涨除了单纯担心错过千载难逢的“逢低吸入”机会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故事和一种逻辑。当然，这个故事和这种逻辑同样也适用于中国股市。

首先，市场坚信，疫情对经济走势和股票价格的冲击只是“短期扰动”，不会改变经济周期和景气运行的基本态势。经济学家经常将这类突如其来的意外影响称为经济体系的“外部冲击”，它容易激起市场的过度反应，但过度反应之后往往是强劲反弹。

这种看法是有充分历史经验支撑的。新世纪以来，从SARS、禽流感、猪流感、MERS (中东呼吸综合征)，直到几年前的寨卡热(zika)，这些凶险的传染病疫情都没有对投资市场产生显著的长期影响。相反，一旦疫情过去，大胆“逆行”的投资者总能从市场最初的过度反应中获利，这次的“新冠”疫情对资本市场也会是相同的效应。

在这种历史经验的推动下，全球股价在这样一次重大疫情之下竟然反常地一再走高。密歇根大学发布的“消费者情绪”月度调查报告被视为一项评估股市的重要参数，它的2月份报告显示：66%的受访者预计今年股市将继续上涨，远高于2019年初的56%和2016年初的51%。换句话说，在同样具有重大政治不确定性的两个选举年里，“新冠”疫情反而提升了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或者至少可以说，这片阴霾没有造成什么影响。

持有这种“短期扰动”观点的淡定的投资者中，最出名的肯定是伯克希尔-哈撒韦的首席执行官、“股神”沃伦·巴菲特。他在2月24日在接受CNBC采访时说，投资者不应该根据每天的新闻来买卖股票。“真正的问题是：过去24或48小时里，美国公司未来10年或20年的前景发生变化了吗？……如果（价格下跌）让你有机会买你喜欢的东西，而且你也可以买到更便宜的东西，那么这就是你的好运气。”

撇开这种回头看的历史经验，如果再作一个往前看的未来展望的话，在分析这次“新冠”疫情对金融市场将会造成什么影响时，前期市场上的乐观共识大多建立在以下几个假设之上——

首先，此次疫情将基本上局限在中国，不会发生全球大流行；

第二，疫情将在2、3月间达到峰值和拐点，随后得到很好的控制，因而对中国和世界经济的损害有限。

第三，第二季度以后，经济将呈现强劲的V型反弹，使疫情对今年全年的影响得到大部分补偿。

第四，大概也是被认为最靠得住、因而也最重要的假设：如果疫情和经济形势真的发生严重恶化，各国决策者都将推出强有力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支持经济，这会对资本市场

产生最直接的利好刺激。

最后一条是对的。确实，普遍的低利率和宽松的流动性是推升新近这波行情和成交量的最主要因素。

在中国，正如我在前文中已经提到的，中国人民银行火线护市，在节后开市的第一和第二天便通过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连续投放1.2万亿元和5000亿元天量流动性，并果断下调逆回购操作利率，充分展现它试图稳定经济预期、提振市场信心的决心。2月中旬，中国央行在下调了十分重要的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后，又进一步下调了另一项关键借贷利率——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市场上如今都在传言，普遍降息并向受疫情影响的公司和地区提供针对性的特殊宽松政策，将是央行大概率要走出的下一步。

央行这么做，当然主要目的就像它自己宣称的那样，超预期流动性投放是为了进一步推动贷款利率下行，从而有助于降低资金成本，缓解企业财务压力。然而，如此大力度的宽松货币无疑给股市托了底。

2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题为《中国人民银行将助力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署名文章，重申了中国经济具有韧性、“新冠”疫情影响只是短期的、经济未来将迎来V字型的补偿性反弹……等等官方积极观点。他强调，中国人民银行已经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共同出台了30项政策措施，以支持严重受疫情影响的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私营企业和制造业。中国央行将继续实行支持疫情防控的金融政策，为经济恢复创造必要条件。陈雨露还在文章中称，中国有充足的政策空间来支持经济稳步增长。中国是世界上少数保持正常货币政策的主要经济体之一，因而有丰富的政策工具，能够应对各种不确定因素。

在欧美股市已经开始出现向下趋势之时，陈雨露的这篇英文文章很大程度上是希望稳定全球投资者的信心，尽管它没能阻止过去一周欧美股市的大跌。

眼下，国内外所有投资都无一例外地预测，随着疫情和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国将进一步加大货币和财政刺激力度。这当然意味着一场流动性的盛宴。说到底，前期中国股市的火爆行情只是再一次凸显出中国股市长期以来与实体经济分离的特殊“市情”，也再一次证明了一条真理：中国股市不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而是流动性的晴雨表。

正如一些敏锐的投资者已经洞悉的，疫情肯定会引起实体经济的艰难挣扎，但为了挽救实体经济而拧开的货币水龙头又注定会首先滋润投资市场，就像亚洲金融危机之后20年多里每一次宽松政策的现实逻辑一样。在当前这样环境下，存在一个结构性的牛市，炒股票（还有其他投资性产品）比做生意更有钱赚。

实际上，美国的情况也差不了多少。

“新冠”疫情的大规模蔓延被视为是对全球增长的巨大威胁，但这也让投资者更加相信低利率环境将持续下去。这就是为什么关于疫情的坏消息对资本市场来说似乎可能是好消息的内在逻辑。

即便包括鲍威尔在内的大多数美联储官员近来一直释放出一种现在行动为时过早、还需要继续观望的政策信息，但越来越多的分析师和投资者押注美联储将在未来几个月大幅降息。上周美国股市暴跌后，一度有超过7成的交易商认为，美联储将从3月开始就降息。投资银行高盛甚至预计，从今年3月到6月，美联储将连续降息3次，降息幅度75个基点。

这对于经济来说当然不是好消息，但对于股市来说却无疑是好消息。

三

即便经历了破了无数纪录的惨烈一周，仍然有人坚持认为，新一轮的反弹已经在路上了。

管理着2.6万亿美元资产的瑞银全球财富管理公司上周末建议其高净值客户，利用这次

机会买进新兴市场股票，特别增持中国股票。因为与欧美股票相比，中国和新兴市场股票看起来更具吸引力，“这里拥有更具吸引力的估值和增长组合……”

这更像是一场拉锯战，一边是对疫情不断加剧的忧虑，另一边是对政策背书的流动性不断上升的期待。但总的来说，天平正在急剧偏向前者。

因为现在看来，上文提到的支撑乐观情绪的几条假设可能都是靠不住的。

首先，虽然疫情中心中国内地的情况似乎的确正在向好的方向转变，新增病例数量正在减少，但中国以外其他一些国家的病例数量正在快速上升，一场全球大流行看似一触即发。万一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对经济和市场的打击可能就是难以估量的。

目前中国以外疫情最一触即发的是东亚的韩国、中东的伊朗和欧洲的意大利3个国家。不幸的是，对全球经济而言，这3个地方都是举足轻重的“制高点”——

韩国是亚洲除中国和日本外最重要的经济体和进出口国；伊朗是全球重要的原油出口国，也是难以预料的中东政治风险的“风暴眼”。再看看意大利，疫区离米兰很近，那里是意大利的工业中心和金融中心。整个这片地区——也就是行政上的伦巴底（Lombardy）和威尼托（Veneto）两个大区——的经济总量占意大利全国GDP的三分之一，出口额占意大利总出口的一半。正如我在上一篇关于日本的文章（《“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新冠”疫情下的中日关系》http://www.eeo.com.cn/2020/0220/376673.shtml）中分析过的日本的情况一样，自欧元区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意大利这个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的状况一直岌岌可危，稍有风吹草动就既有可能使它跌回到经济衰退。事实上，意大利经济比日本脆弱得多，有什么问题的话对金融市场的冲击也大得多。此外，这片地区离瑞士、法国南部和德国南部都不远，那里是整个欧洲的制造业中心。

这就是为什么新一轮全球股市大跌从欧洲开始的根源：意大利如果陷入衰退，对已经苦苦挣扎了近10年的整个欧元区经济和金融市场注定是一个噩耗。

按照目前的疫情发展趋势看，如果进一步蔓延到美国，那么经济恶化的前景就将不再是可以预估的了。苹果和微软等一些全球最大的跨国公司都相继发布了盈利预警。投资银行高盛最近也警告称，由于供应链中断、需求放缓、商务旅行受限等一系列原因，“新冠”疫情将抹去美国企业今年的盈利增长。反应在股市上，高盛将其今年基线情形每股盈利预测从此前的174美元下调至165美元，也就是比去年没有增长。上周初，它还下调了美国经济增长预期，最新预计美国第一季度GDP的年化增长率为1.2%，比今年初的预计降低0.2个百分点。

第二，认为疫情很快就会得到控制，因而对经济只会造成短期影响的乐观预期也落空了。且不说全球范围内情况正在变得更糟，即便在中国，最乐观的估计也是，不到4月份，恐怕疫情难以被全面有效控制。

因此，疫情究竟会对中国经济造成多大的影响，这笔账还远远没有到可以算得清楚的时候。但有一点似乎是肯定的：今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会是几十年里最低的，尤其是第一和第二季度。

关于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将会如何影响全球经济，我已经在之前的文章（《一次“去全球化”压力测试——“新冠”疫情下的世界经济》http://www.eeo.com.cn/2020/0213/376177.shtml）里详细剖析，这里就不再赘述。但需要强调两点——

第一，诚然，疫情终会过去，经济终会恢复，甚至反弹，但一次蔓延两个月的疫情和一次肆虐半年、甚至一年的疫情，对国民经济和金融市场造成的破坏会是不同性质的。

第二，之前的那些历史经验——SARS、禽流感、猪流感、MERS、寨卡热……确实都没有对经济和市场造成广泛的影响，但它们都没有发生在一个几乎是全球最大和供应链中枢的经济体。SARS发生在中国，但2003年时的中国经济与今日中国经济之间的区别是位数级别的。

这两点决定了短期有限影响的经验之谈可能不那么有效。

至于对央行出手救市的期待，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是支撑美欧市场的最重要的共识。市场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经验中得到的一个结论：央行总是愿意并能够成功抑制波动，从而推升资产价格。这使得投资者总是不担心市场下跌，而是担心错过新的一轮由流动性助推的上涨。

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最近赌气似地说，股市现在是这样一种情况：就算有人宣布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股市也会以战后重建为由走高。罗奇认为这种乐观情绪实在是太离谱了，尤其是当病毒肆虐时值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已经相当脆弱之际。

而素有“末日博士”之称的著名市场评论家、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鲁里埃尔•鲁比尼更是将这种乐观情绪斥为“自欺欺人”。必须正视的是，今天与2008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正是为了应对那次危机，西方各国货币政策的弹药都几乎已经耗尽。欧元区和日本现在都已是负利率，难道还能够指望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把它们的利率下调到更大的负数？就算美联储的回旋余地比其他西方央行更大一点，它也仅剩1.5个百分点的正利率可以下调。再度启动或加码购买资产的量化宽松政策，即俗称的“印钞”机会，或者推出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则会受到本国政治和其他方面的严重限制。况且，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拉动效应非常缓慢。

从最根本上说，这次刺激政策或许能够暂时防范市场震荡，但它们并不能阻止“新冠”疫情这类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必须看清楚的是，即便它们在理论上能够阻止经济下滑（实践中证据很苍白），也是通过刺激需求的路径来实现的。当下经济遇到的最大问题并不是需求不振，而是中国经济停顿所造成的供应中断。通俗地说，问题并不出在人们不愿意或没钱消费，而是有钱买不到！在这种情况下，印钞票有什么用？

美国里士满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汤姆•巴尔金前几天说的一句话可谓切中要害：“在我看来，央行拿不出疫苗。”

四

眼下，投资者需要在有利的短期市场技术面（政策背书的流动性）与不利的长期经济基本面（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危险）之间作出权衡。除此之外，今年全球金融市场还有一些已知和未知的重大不确定性需要考虑。它们中不利的风险居多，例如，政治高度两极化之下的美国大选、不确定的中美贸易关系、美伊之间爆发战争以及中东局势恶化的可能性……“末日博士”鲁比尼因此预言：市场最糟糕的时刻尚未到来。

仅就市场技术面本身而言，也有两个很不利的因素。

首先，牛市已经太长了。本轮牛市从2009年3月启动，到现在已满11年。这是有史以来历时最长的一轮牛市，已经超过了牧场里绝大多数牛的真实寿命（8-10年）。根据MSCI明晟的数据，如果投资者在2009年3月9日牛市开始时拿出1000块钱投资全球股票，如今价值4302块钱，年复合增长率14.23%。难道世界上真的会有长盛不衰的牛市吗？

第二，因为超长牛市的缘故，欧美股票的估值已经很高了。而且，因为担心“踏空”，投资机构大多已将股票的配置比例提高至接近极限。在本轮大跌之前的2月18日，美国银行发布的一份调查显示，在投资公司的投资组合中，现金所占的比率平均为4%，降至7年

以来最低水平。换句话说，接近“满仓”。一些悲观的分析人士认为，仅仅是如此高的估值本身就滋生了回调的内在压力。

反观中国的情况，则与美欧有很大的不同。前文已经论及，中国股市并不存在长期牛市和高估值的问题。相反，沪深股指从历史高点下跌，在漫漫熊市中已经比腰斩跌得更多。因此，我也同意这种判断，即中国股市总体上跌无可跌，所以投资者已经没什么可以过于担忧的了。这么说吧，就算上证综指因为这次疫情再下跌20%，也就是500多点，实际又能损失多少呢？

随着被称为“新4万亿”的政策刺激的出台，中国股市近期出现一波反弹是十分可期的。然而，在当下的经济基本面和全球市场大背景之下，指望股市能够走出一轮强劲的行情，显然也只能是一种幻想。因为这种行情丝毫没有基础，完全依靠流动性维系，而这种流动性是会有很大代价的。

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形是：会出现反弹，但反弹的空间和时间都是有限的。大概到了各地全面复工、经济重新启动，这波预期中的行情差不多就该接近尾声了。此外，即使出现反弹，不同板块和行业可能也会有迥异的表现。不过这已进入了股评家的专业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