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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被删帖的文革真相:《人民日报》十年元旦头版解码

野兽按:记得2016年听邹思聪说起,他因为参与制作了端传媒的文革50年专题 ,就此离开也就没啥遗憾了。当年我也读了这个专题,也曾经转发到朋友圈。这段时间,因为阅读徐贲先生的旧文,突然就有想起了这个专题。于是又重读一遍。再次整理一下,分享给墙内的诸位书友。顺便也介绍一下邹思聪小朋友。前段时间转发钱钢老师的语象日记系列到朋友圈,发现只有自己可见,朋友圈其他人都看不到。这篇《无法被删帖的文革真相》的作者应该也是钱钢老师的学生。同时也附录上徐贲先生的《文革道歉必须先清楚文革基因》:

道歉并不只是说一句“对不起”。社会学、心理学和法学讨论“道歉”的取向虽不尽相同,但都强调,道歉者必须说清自己过错行为的责任,并无条件地承担这个责任。非如此,不能证明有真诚的悔意。现有的各种道歉研究,都把悔意和承担个人责任当作道歉的两个最关键要素。

例如,法学家克利费尔德(John C. Kleefeld)引用心理语言学家希尔(Steven J. Scher)和达莱(John M. Darley)的研究,对道歉作了著名的4R定义:道歉必须包含悔意(remorse)、责任(responsibility)、决心(resolution)和补偿(reparation)。心理学家贝弗勒斯(Janet Bavelas)则指出:为伤害性过失行为道歉,悔意与责任是最重要的,道歉者必须承认自己是伤害行为的行使人,也必须详细说清行为的经过和性质。

严重伤害别人的过失行为,是一个人从文明道德秩序的自我放逐。道歉是他郑重要求回到所有社会成员同等受尊重的道德秩序中来。社会学家塔维切斯(Nicolas Tavuchis)指出,道歉是社会和谐和道德社会所必不可少的,道歉不只是个人表示感情或心意,而且是起社会、道德作用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

道歉是一种“只能用言语来进行的社会行为,因此,如果不用言语,便没有道歉”。道歉的根本作用不是让道歉人获得良心安宁或纾解罪感,而是“维护和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让过错者重新在社会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美国心理学家查普曼(Gary Chapman)说,“当道歉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人类关系会很健康。”

道歉者自认为是真诚的道歉,未必在受害者眼里就是真诚的。这是因为,“害”对加害者和受害人具有不同的意义。现在的道歉往往看重肉体的伤害超过精神的伤害,所以针对的经常是“打人”、“揪斗”一类的事情。

而文革中发生的伤害,不只是肉体的,更是精神的。精神的伤害更持久,对受害人后来人生品质的损毁极为严重,其中之一便是造成难以平抚的“有害情绪”(negative emotions),以至于终身不得幸福。

心理学家奈特(Daniel Nettle)在《幸福》(Happin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一书中指出,“有害的情绪——恐惧、忧虑、悲伤、愤怒、羞耻——是一个人不幸福最主要的原因。”文革虽然过去了,但遭受到文革摧残,甚至家破人亡的人们,其伤痛并未成为过去。他们常常会做恶梦,被自己无法控制的梦魇所折磨;他们会为失去亲人而久久悲伤,为自己被迫对亲人或好友所做的见不得人的事感到羞耻;他们会对政治和社会生活充满了恐惧,时时提防别人,唯恐被人出卖和背叛。

这样的精神伤害,并不会因为听到一句“对不起”而就此消失。

道歉并不只是说一声“对不起”,道歉更是一种澄清罪恶,消除罪恶,恢复生活世界应有的道德规范的社会行为,如果不能针对自己在文革中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恶行有所醒悟和悔恨,谈不上真正的悔悟和道歉。陈小鲁在接受法广采访时说,“文革的基因依然存在。如果我们的后代不了解文革的历史的话,那么,这一幕就有可能会重演。”话虽说得很好,但在肯定毛泽东是伟大领袖的前提下,这个说法就会变得空洞而虚伪。

既然看到了“文革的基因”依然存在,什么是“文革基因”呢?恐怕连毛泽东的崇拜者都不会否认,没有毛泽东便不会有文革,文革是毛泽东的发明和得意之作,也是他准备最后留给中国的政治遗产。这位文革的发明者、始作俑者和领导人不就是文革最恶性的基因吗?今天,如果我们仍然把他当作“伟大领袖”,就会为政治野心家保留将他借尸还魂的机会(薄熙来的教训殷鉴不远),这又怎么能说是真的在否定文革基因和努力去除那些基因呢?

张洁平和邹思聪


来源:知乎

泻药 @Conjecture

远的根本没见过面的校友就不说了 提名邹思聪学长 集出众能力和人格魅力于一身

从大一开始就听着他老的各种传说长大(x)的 十分崇拜

转载一篇杜修琪学长写邹思聪学长的文章,原文发表于微信公众号:夜航船Northfleet

《我的学长邹思聪》杜修琪
去年八月份,我被我的学长邹思聪深深地伤害了。
那时我才入职大象公会,每天找角度、找选题、编辑文章,总之是办公室的事情,离远方很远。八月,温州拆教堂如火如荼,吊车卸下十字架,成片成片的基督徒跪在现场祈祷,我们只能绕着,想用什么资料性的方式,“照应”到一点点。
八月十七号,亚洲周刊出街,封面报道就是《浙江省拆十字架风暴》,万马齐喑的舆论场,这份事实性的调查报道如闪光的金子。我读着它,眼泪都要流下来——当然,不是因为报道多么催人泪下、事件多么令人惊骇,我可是生活在中国的新闻从业者。
我的眼泪是看到作者后急出来的:居然是邹思聪!邹思聪!我简直要从三十三楼的办公室蹦下去。那时,一万匹邹思聪从我的心头踩过,我虚弱地念叨:完了,完了,以评论见长的他都做上调查报道了,这还怎么追赶呢?
后来,这篇报道获得金堯如新聞自由獎,邹思聪一身正装,抱着奖状的照片出现在我的每条时间线上,我逼着自己在状态下留言:邹兄真棒!这是你应得的!然后颓然地躺倒在人形沙发上。虽然,我知道调查的第一作者是江雁南,也明白从操作上,稿件只是撷取事情的片段,没能突破到官方内部,独家是由于在香港,占据了新闻自由的发布优势……我还是逢人便说:邹思聪真是棒呀,评论写得才华横溢,又能深入现场做报道,你看那篇拆教堂调查,是我们的榜样呀!
邹思聪只是简短的回应:继续努力。
真是,想黑他都无处下手,眼见着他的能力槽正一块块补满,我的心就像扎上一把又一把小钢刀。
邹思聪是我大学的学长,他09级,我是10级。在做出“邹思聪新闻笔记”、入职《亚洲周刊》、端传媒,写出《1963,报上已无毛主席》之前,他是学院足球队的万年替补。我常在球场上见到他,他长头发,瘦,是球队的饮用水看管专员,一旦他上场,我们都会替足球队捏一把汗。
才认识的时候,邹思聪正准备考文艺美学的研究生。那是2011年5月左右,我们从系主任张小元那里拉了四皮箱的藏书,准备在毕业生市场卖掉,给自己做的杂志攒印刷钱。邹思聪从六楼走下来,挑书,拣了几本文艺理论的教材后,我们闲聊了几句。他兴奋地介绍自己的凤凰博客,讲到一篇文章浏览过了二十万,很是满意。我接过他递过来的二十块钱,心里想,哪儿他妈来的神经病书呆子,新闻没念够,居然想考美学。
后来再见到,他已经放弃了这个念想,转头去读政治学的研究,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读书笔记,活页本,足有五厘米厚,夹在他手里,像长颈鹿偷了一袋大米,走路难免一顿一顿的。本子换页的速度很快,同学中疯传他九天吃掉八本大部头,还都记了许多笔记,我借着翻了翻大活页本,传闻真的没错,立刻有点佩服他,也增加了自己读书的时间。
当时,邹思聪是学生里的风云人物,不过不只是因为读书。几乎成都每来一个学者,都能在人人网、微博上看到他笑得稀烂,比着V字站在旁边。一次,闾丘露薇到学校演讲,提问环节,邹思聪抢过话筒,先讲了自己的少年经历,又说了高考的失利,接着是大学时候“深入”北川、汶川的见闻……我就站在后门旁,险些摔门而出。
邹思聪把这个习惯坚持了下来,去港大读书之后,我们更频繁的见到他的合影:名教授,名学者,敏感词,敏感词,敏感词……不变的是他十厘米宽的笑脸、剪刀手。
再后来,邹思聪的消息就变成了开专栏:凤凰博客、中国选举治理网、共识网、成都全搜索……他在上面写时评,逐渐有了名气。邹思聪居然混出了点模样,作为学弟我很替他高兴——有大腿可以抱了。
2013年开始,邹思聪准备去香港刷文凭,减少了专栏数量,他主要的精力都投给了雅思。
邹思聪的英语算不上好,但他学起来很搏命。他把一本单词书从头到尾,从尾到头背了十遍,还报了一个口语、写作提高班。少有的几次聚会,他都不忘说自己的进步,已经可以写200个单词的文章了,已经能流利的说十句对话了,已经……他几乎不再写任何东西,阅读虽然保持,只是慢慢偏向党史等一手素材。
春天,邹思聪进了考场。两周后,成绩出来:7.0。看到分数,邹思聪像磕了药的宅男,站在寝室阳台,对着天空大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据说操场都能听见。
望江校区的宿舍楼间隔也就五十米,对面立刻有人还击:“操哪个傻逼,都快一点了喊你妹啊”
于是一片“傻逼”、“神经病”的咒骂。
邹思聪喘了口气,激情澎湃地回骂:
“你雅思能考7吗?写作能考7.5吗?听力7.5你行吗?阅读8你行吗?哈哈哈哈哈哈!”
然后继续发泄:“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听邹思聪回忆,对面的宿舍再就没了声响。但我自己推测,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楞的,他们应该知道再喊没有意义,洗洗睡了。
之后,邹思聪把精力都投到了写作上,我有次去食堂吃饭,看见他从快递那里取了十几本书,放在旁边的塑料椅上,捧着饭盘傻乐。
我当时就觉得,完了,完了,他要脱缰撒欢,这下怕怎么也没法追上他。
果然。他关于党史的文章越来越有个人风格,《社会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1963,报上已无毛主席》影响更广,关键在于,这些文章的叙事方式令所有人耳目一新:个人化叙事,以特别小的切口重组史料。这种新鲜灵活的文体,是邹思聪的创造。
要知道,这是在闭塞的环境里,他单枪匹马摸索出来的。
川大新闻系特色方向,一是舆论监察,一是符号学,我们的任课教师只有两人在都市报工作过,采编评讲台上的人毫无媒体经验,对互联网自然两眼一抹黑。而且不像北上广,也不比与业界关系的华科武大,成都的新闻环境非常闭塞,学生的实习都靠一点点投简历争取到。
幸运的是,学校扩招的太猛,管理顾不过来,给了学生自己玩的空间。从07级开始,几届新闻学生都有一些自己做的媒体,多亏了《常识》朱鹏景的串联,也有一个几个老师指导的,松散的读书圈子。
这些人有几个共同点:都办过杂志;都自费去过08年地震灾区;都被学校找过麻烦。
邹思聪办的第一个杂志叫《莫非》,电子版,出了几个月停了,接下来做《常识》,从“期刊”(一学期一本)拖成了“年鉴”(一年一本)。
他09年去了北川,被拦在现场外,声称自己是成都商报记者混了进去。芦山地震又第一时间赶过去,写了一点纪实发在网上。
被找麻烦是13年的事情,《常识》被上级教育部门指定检查,参与的学生连续几天被叫到行政楼,分别问话,写检讨,朱鹏景险些肄业。邹思聪也是其中之一,他非常愤怒,《常识》本来没有任何问题,为什么横加指责?他愤怒、抑郁、高兴、骄傲的时候,都会写诗,于是那些天我们都被他平仄不分、勉强押韵的古体诗刷屏。
这事儿让邹思聪成为辅导员的心病。等到第二年,我们做的杂志因为一篇彭州石化的稿件被指定检查,辅导员第一时间以为是邹思聪做的,一个电话打过去,让他注意一下自己的毕业证。邹思聪异常委屈,又没法说实话,转头在《常识》的群里感慨:现在轮到他们危急,我们可要帮他们一把啊,谁都不要走漏风声。看架势又要作诗。
石化事情很快过去,和上一次《常识》一样,我们被学院里几个教授帮了一把,删去文章,做检讨了事。邹思聪大大缓了一口气,从此之后,他自诩“西南地区反动核心”
去了香港之后,南周成都站的雷磊和邹思聪写了一篇报道,关于川大网络监察队伍(“网络红客”)的报道,没有在《南方周末》发出来,后来转到《博客天下》刊载。文章出来,邹思聪补了一篇快意恩仇的文章《滚蛋吧,网络红客》,嬉笑怒骂学校里的往事,搞得我们所有人都盼着毕业:“哇,毕业了就是好,说话都这么痛快”。
但等我们都毕业了,才知道那种环境有它可贵的地方——稀薄但是永恒存在的压力,让一群人有目标聚在一起;悠闲的时光一望无垠,好像除了自由自在的读书,没有其他正经事可做;闭塞,疏远,让我们开拓自己的道路,贪婪地攫取外部的经验;缺乏引领业务的老师,我们自己总结、推导那些看似现成的“公理”,我相信,没有多少同龄人像我们这样,攒足了这么丰富的基础层次的失败。
远在香港,邹思聪总嚷嚷着寂寞。他轮番在《常识》的微信群、qq群找人聊天,有一次朱鹏景、屈畅到香港,他拉着两人在维多利亚港合影,发照片,号称“川大三侠在维港”。
工作之后,他寂寞依旧。今年九月份来北京,非要喝大酒,我们三个人喝了四大桶青岛,边喝边比谁撒尿次数多,直到后半夜四点。他非要自己回宾馆,结果迷路了,躺在一处草坪睡到天亮。
写完了《浙江省拆十字架风暴》半年后,邹思聪从《亚洲周刊》辞职,转到“端传媒”做评论编辑。
这时候,我已经不再感到被他深深伤害,因为不太可能追赶上他了。邹思聪的评论编辑身份非常适合,因为他有足够的阅读基础,去和学者们相对平等的对接,而他具有独创性的写作思路,又在自说自话的论文之外,增加了传播效果。我能认识到的年轻从业者中,没有人比他更自如。
他自己在年初的文章《记者应如何采访学者,并与之平等对谈?》里写的:
“记者求教于学者,是承认自己的无知,承认自己的巨大局限。求教于不同门类的学者,是承认现代学科里,学者本身的局限。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里的论断,公共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衰落了,是在说现代学科的细致分科,无所不知的亚里士多德不可能出现在当今世界了。
“学者尚不可能,永远追随波涛的媒体人就更不可自信到如此地步。在我看来,一部花了一年多时间调查和制作的作品,如果你不具备相关研究经验,怎么可能在当天晚上就做出真正严肃的批评呢?没有三五天甚至更长时间的功课,怎么可能做出稍微有价值的回应呢?
“必须首先说,我远远达不到“对谈”的程度。只能说是我了解TA的思想,知道TA的表达,懂得如何追问。而如果是针对某一类专业话题,则是我了解TA的研究领域,也接触过相关的文献与研究。
“这可能毫无技巧可言,就是做好功课——对我来说,一是互联网上的良莠资讯,二是各种数据库与学术期刊资源库的论文、三是相关的研究著作,后两者都要感谢香港大学丰富的学术资源。这和写论文之前的Literature Review类似,写一篇报道,要么有信息增量,要么有特殊角度,最好是两者皆有,而前提则是要做好功课。
他将自己能够做出点稍微不一样的东西,归结为努力阅读,尽心准备。说起来简单,但这已经是与之前“气象万千”“草莽英雄”的新闻时代不同的特征。
2000年前后市场化媒体的黄金时期,《焦点访谈》、《南方周末》等猛烈的调查,能量极大,拼的是记者们的勇气,毅力,拼的是编辑对时政、尺度的判断。无论如何,那个时候过去了,红线在缩短,深度调查在凋零,媒体要么在细分领域耕耘,要么走向传播,和公关、广告合体,成为策划公司。
邹思聪凭借自己的积累,找到了属于他的细分定位,而他的学习习惯又是如此好,可以预见在政治报道、评论里,他会更加深入。
我记得大学时候,他读书的自如劲儿。如果你看过NBA比赛,库里在训练场、比赛场投三分时一以贯之的淡然,你就能明白我看邹思聪读书时候的感觉。他并不觉得苦,而是乐在其中。大一时候,我还勉力的啃着波德里亚、居依·德波的拗口译著,和邹思聪聊,他随便地说:哦,那些骗子嘛,不落一句实处,方法论又陈旧又错位,没啥大用。我又追问了几句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解,他都从具体的理论中给我分析,为什么他觉得没什么用。
我惊讶于他不像其他人那样,对这些时髦的学术爹爹奉若神明,更惊讶的是,他自己也花了大半年读这些原著,之后只当做是审美经验,毫不自得。
我就想,邹思聪会做出来东西的。他一定可以。
邹思聪前一阵子有些不开心。我们都理解,他是大学时候因为感情纠葛,在草坪上滚了一晚上,像绿毛兔子一样回寝室的那种人。朋友段霞鋆说他:“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
所以,不开心的时候也是很风吹日晒的。
我趁他不开心做了什么?到北京,攒了一个十个人的德扑局,让他玩的满嘴“不想回香港啊!”;喝了一次酒,直接喝到草丛里;到贵阳、重庆、上海,都把和共同朋友的合影发给他,气他:“活该你留香港啊”——我就是想劝他回北京嘛。
最后他还是回去了,那里有自由的咨询,自由的新闻环境。幸运的是他不会直接写报道了,让我好受一点点,我才辞了职想做点贴地气的记者工作,他再来一次《浙江拆教堂风暴》,我一定会跳楼的。
他自己做了个公众号,“邹思聪的新闻笔记”,最初的版本订阅过了一万不久就因带鱼风潮被封了,他碎碎念至今。去年又新开了一个,还叫“邹思聪的新闻笔记”,今年发了文章百分之八十都被删掉,但还在发。
我的学长嘴上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的文章写这么好,居然没人分享,气死我了”,表面上他似乎很在乎传播下过,实际上,他心里真是这么想的。上次在北京喝多了,邹思聪发了自己喝醉的微博,隔一会看一眼手机,嘟囔:怎么没人回复呢?我这三千粉丝都是真粉啊,太不给力了。
我问他:你怎么知道他们都是真粉?
他回答:因为平时很多人夸我帅啊,肯定是真话。真话当然是真粉说的。
我根本没法接这茬,于是又给他倒了大杯啤酒,直接把他喝到草丛。

无法被删帖的文革真相:《人民日报》十年元旦头版解码

文革在今天被刻意回避,而历史上的《人民日报》却是官方留存的资料。疯狂、荒诞、斗争、阴谋都在版面、社论的明喻暗讽中有迹可循。

特约撰稿人 周炜乐 发自香港

2016-05-17

(作者周炜乐,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文革10年,毛泽东的意志透过《人民日报》的文字和版面,传达至全国各界。《人民日报》的元旦头版和社论,是总结过去一年形势、部署新一年任务的宣言书。解读这套话语系统,便是探索文革脉络的入口。

元旦头版吹响号角

1967年的元旦,文革的暴雨已经袭来。过去几年内,撤职、调离、批斗、迫害,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冲击党内高层、知识界。全国各地千万余年轻红卫兵加入“大串联”入京,只为见一眼鼓动他们造反的毛主席。

元旦头版上,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的毛身著绿色军服,头顶红星军帽,望向远方。1967年8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毛主席和群众在一起》完整提出的“四个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配以标题字号的“毛主席万岁!”用红色框贴于右上角。此后直至1970年的元旦头版,巨幅毛泽东像、“四个伟大”和“毛主席万岁!”都是固定搭配。

1967年《人民日报》元旦头版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


毛泽东已在前一天的报纸藏下风暴的按语。当天头版刊出毛泽东的《满江红· 和郭沫若同志》(手书于1963年),嘲讽似碰壁苍蝇、撼树蚍蜉的苏修(苏联修正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场面正如“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即西风卷落叶,射响箭(鸣镝)杀敌,横扫千军。文革中众多红卫兵成立以“飞鸣镝”为名的战斗队,正源于此意。

1966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头版 。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


对外批判苏联,党内斗争戏码也已经在1966年8月上演。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批评刘少奇,刘从党内第2号人物骤然跌至第8,继而被打成“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2月底,造反派(文革时期以“造反”自称、标榜的一种群众组织)领袖蒯大富率五千余人在天安门游行,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传遍全国。元旦那天,刘少奇和邓小平被北京20几所大学的师生批斗,家人受牵连,很快失去了人身自由。

6年前就被打倒的彭德怀被押回北京,和彭真、罗瑞卿一起被批斗,苍白惊恐的脸、脖颈上的罪名牌、被迫低头屈从使他们尊严全无。他们共同的罪名,便是“修正主义”。

与此同时,1967年至1970年头版上的毛形象,眼含笑意,容光焕发。

1967年《人民日报》元旦头版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


1968年《人民日报》元旦头版。 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
1969年《人民日报》元旦头版。 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
1970年《人民日报》元旦头版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


“大民主”还是斗争?,个人崇拜与党内团结的矛盾

“大民主”等词在元旦头版的词频分析。研究/周炜乐,制图/端传媒设计部


在毛的眼中,“文革”的理想方式是通过以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形式内容的“大民主”、文革《十六条》提出的“斗、批、改”(斗争、批判、改革)达到“天下大治”。所谓“大鸣大放”就是大量提出各种意见。这些意见在文革中成为攻击的利器,遭批斗的罪证。

两组词的多寡,联系著毛式民主的热度。若检视词频,可看出 “大民主”的提及次数在67至69年间从峰顶骤降为零,“斗、批、改”的数量在这期间先上升,后逐年下降,至1976年消失。

1967年的元旦社论18次提到“大民主”,大谈“自己解放自己”,鼓动群众发声,从而使“斗、批、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在此号召下,上海在当年2月首创的“革命委员会”将夺权之风刮往全国,1年零7个月内各地原有的政府都变成名义上由革命干部、军队代表和群众代表共同管理的新机关,毛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的大民主”、“人民民主专政”有了得以实现的土壤。

1968年的社论以“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为题,引用了毛泽东前一年7月至9月在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视察情况时的预测:“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夺权后却好景不长。全国各地斗争中暴力频出,社会秩序大乱,甚至还出现了像武汉“720事件”这样反对文革指示的极端案例,光搞“大民主”没法斗敌通关了。

在毛眼中,“自由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他的“民主”,是制造民众与官僚对立,以便操纵的手段,而党报鼓吹的“造反”,是“奉旨造反”。

于是,1968年的社论一边鼓励夺权群众继续造反,一面却指示干部和群众整顿队伍、军队维护稳定。在9月各地革委会建立后,中央认为文革进入“斗、批、改”阶段,将重点放在了大批判、清理队伍、整党、精简机构和改制上。文革自始至终“鼓动造反又强调服从”的悖论凸显。

在1969年,天平彻底倒向“服从”一边。“大民主”骤然归零,社论转而强调“民主集中制”,它的前提,是要有“统一”的认识,要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彪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周围”。

“毛泽东思想”在1969年社论出现井喷,七千人大会上提出的五个“统一”(即“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重现。尊毛成为稳固中央、维护文革的政治正确之举。

“毛泽东思想”和“统一”的词频分析。研究/周炜乐,制图/端传媒设计部。


同年,中共九大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写入党章,“无产阶级专政”在1970年的社论中的热度回升,毛曾经受挫的“大跃进”极左思潮也借此还魂。

当时的中共副主席林彪是为毛泽东歌功颂德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推红了不少颂神表达,其中就有手书“四个伟大”、“四个念念不忘”、“谁反对毛主席,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在此气氛下,民间充斥著“忠字舞”、“语录操”和“早请示晚汇报”等向毛表忠心的荒诞仪式。

林换来了回报,中共九大将“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新修订的党章。

但二人“蜜月”不久告结。在1970年庐山会议后,林和毛渐生嫌隙。1971年的元旦头版上,林所发明、连续四年出现的“四个伟大”消失,毛和林并肩而立的照片出现——这是文革时期元旦头版惟一一次刊出二人合照,仿佛欲盖弥彰。

1971年《人民日报》元旦头版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


在当年9月13日,林死于原因不详的空难,2年后被中共十大开除党籍。刘少奇、林彪相继被整,党内外开始认清文革掺杂权力斗争的实质,毛顿觉高处不胜寒。《人民日报》的用字、文章,也更加强调党内团结,为个人崇拜降温。

“团结”词频分析。研究/周炜乐,制图/端传媒设计部。


自1972年始,林彪消失,元旦头版换上毛的单人巨幅头像和毛语录的组合,语录开始强调“路线”正确的重要性。72年社论上16次提及“团结”二字,为十年最多,还特别提出团结的“大多数人”也包括“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并且认真改正错误的人”,释放出为文革初期错整的干部平反的信号。


1975年《人民日报》元旦头版。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

1972年《人民日报》元旦头版。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
1973年《人民日报》元旦头版。 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
1974年《人民日报》元旦头版。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
1975年《人民日报》元旦头版。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


由此,政治平反和生产调整工作开始展开。以北京市为例,1969年,被下放、解职的处级干部官员共有6627名,到1972年3月,他们中的百分之九十得到了解放。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反对小集团”、“反对两面派”被写入党章,邓小平等一批被排斥在九大之外的老干部重归中央委员之列。压缩基建规模、重视农业后,1973年也成为文革以来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

在标题上,在73年至75年的社论从革命口号变成了“元旦献词”、“新年献词”。此前结尾里必提的“毛主席万岁”,就变成相对平实的“让我们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沿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自此,“毛泽东思想”的次数跌入低谷,直至文革结束。

与此同时,“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肃杀之气却再度变浓。毛继续通过“批林整风”(1972-1973)、“批林批孔”(1974)将林彪贬为极右路线分子、修正主义代表,维护极左思潮,为文革正名。1974年底,毛泽东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次年2月开始学习运动。1975年4月,张春桥切中毛泽东理论的重磅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更是将阶级斗争重新拉回主线。

为了迎接推迟了6年的四届人大,1975年的元旦头版以彩色示人,还在第四版整版刊印题为《祖国大地欣欣向荣》的彩色美术作品画刊,成为1949年后首张彩色报纸。但是头版选用的毛泽东语录,却热烈吹捧“全面专政”,提醒人们“阶级斗争”远未结束。

到1976年,文革大势已去的现实和重燃斗争的呼号反差凸显。元旦头版登出了毛泽东接见尼克松的女儿的照片,毛的苍老、衰弱,加上笔锋颤抖的签名,让世人感到超级领袖已入迟暮的信号。

底部的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仍然踌躇满志。前一首写“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鼈,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第二首则极力讽刺苏修。毛用“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戏谑赫鲁晓夫实行的是“假共产主义”(赫鲁晓夫曾总结“共产主义”是“需要有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苏共是私自结盟、目光短浅的小雀,中共则是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而自己是大鹏的引领者。

1976年《人民日报》元旦头版。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


1975年7月,主持整顿工作的邓小平总结毛泽东的指示,提出重点为“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口号,被毛视为对文革“拨乱反正”,此话成为再次批判邓的罪证,于是1976年的社论再次将“阶级斗争”推至高点。

社论既想引导人们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绩,肯定文革作用,又号召团结、稳定,不少人猜测,这是否是迟暮的毛泽东在交代“身后事”。

没有永远的敌人

标志著文革扩大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文革视为“消灭一切剥削阶级、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纵览10年社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苏修”这几个词轨迹相似,均在1970年和1972年猛增,如熔岩四泄。

“帝资修”的词频分析。研究/周炜乐,制图/端传媒设计部。


中苏边境在1969年发生武装冲突后,1970年元旦社论猛攻代指苏联、谴责其肆意侵略的“社会帝国主义”,称其在勃列日涅夫执政下“实行法西斯专政”。社论还预言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已经走上极其深刻的、新的总危机”,只有社会主义中国和亚非拉地区的斗争前景光明。

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众多国家促成联大通过印巴双方停火撤军的决议,使72年社论有理由重提《五·二零声明》的结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美苏在同年达成两个主要的核武限制条约,和英法为了解决飞地问题签订《西柏林协定》等行为,也被社论上纲成“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罪证”。

但随著中美、中日关系在1972年实现正常化,对帝国主义的攻击也从1973年的社论中锐减,对资本主义国家也一反常态地友善。

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三个世界”理论为这四个词降了温。原本打击面广大的“反帝反修”,变成了“建立联合反霸”的方针。随后,中国和日本、西德开展外贸合作,与第三世界国家广泛建交。到1976年,与美国交好的中国已经不再提反美帝,只是一再笔伐苏联。

文革后,“美帝”和“苏修”这样的词语,销声匿迹。

10年文革,从起初宣扬阶级斗争、构造大民主,到极力造神、提倡全面专政,再到强调团结、释放整顿信号,通过批林批孔批邓高谈斗争合理论,这场政治运动生发、狂热、转向、诡辩、落幕,今日仍发人深省,不可遗忘。

徐贲:“文革道歉”必须先清除“文革基因”

“文革基因”的残存,不仅让忏悔者仍然享受某种保护,还让他们不充分的忏悔暗中继续为“文革”辩解。

徐贲

旅美学者,著名评论人,著有《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文化批评往何处去》、《知识分子和公共政治》等

2016-05-16

北京,一间售卖书画的商店。摄:Kevin Frayer/Getty


人都有懊悔的时刻,但未必有真诚的悔过和悔改。懊悔是事后觉得不该做一些事,而不一定是觉得自己做错了。懊悔是因为觉得,有些事以前做了,已经无法改变,但时过境迁,今天成为摆脱不了的麻烦。

加拿大出生的英国小说家, 政治家吉尔伯特·帕克(Gilbert Parker) 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可以躲避记忆和懊悔的地方,无论我们悔改与否,愚蠢行为的幽灵一直会纠缠着我们。”仅仅是为了摆脱往事的纠缠,甩掉恼人的麻烦,以这种想法来道歉,不可能有真诚的悔过和悔改。

不幸的是,只是为摆脱往事纠缠的“文革道歉”正出现在我们的公共生活中。它之所以不能成为真正的悔改和道歉,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它还不能清除“文革基因”──其中包括对“文革”罪恶本质的认识,和对“文革”发起者兼最高领导人的罪责追究。“文革基因”的残存,不仅让忏悔者仍然在心理和道义上享受着某种政治合理性的保护,而且让他们不充分的忏悔暗中起着为“文革”辩解的作用。

道歉不只是“对不起”

道歉并不只是说一句“对不起”。社会学、心理学和法学讨论“道歉”的取向虽不尽相同,但都强调,道歉者必须说清自己过错行为的责任,并无条件地承担这个责任。非如此,不能证明有真诚的悔意。现有的各种道歉研究,都把悔意和承担个人责任当作道歉的两个最关键要素。例如,法学家克利费尔德(John C. Kleefeld)引用心理语言学家希尔(Steven J. Scher)和达莱(John M. Darley)的研究,对道歉作了著名的4R定义:道歉必须包含悔意(remorse)、责任(responsibility)、决心(resolution)和补偿(reparation)。心理学家贝弗勒斯(Janet Bavelas)则指出:为伤害性过失行为道歉,悔意与责任是最重要的,道歉者必须承认自己是伤害行为的行使人,也必须详细说清行为的经过和性质。

严重伤害别人的过失行为,是一个人从文明道德秩序的自我放逐。道歉是他郑重要求回到所有社会成员同等受尊重的道德秩序中来。社会学家塔维切斯(Nicolas Tavuchis)指出,道歉是社会和谐和道德社会所必不可少的,道歉不只是个人表示感情或心意,而且是起社会、道德作用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道歉是一种“只能用言语来进行的社会行为,因此,如果不用言语,便没有道歉”。道歉的根本作用不是让道歉人获得良心安宁或纾解罪感,而是“维护和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让过错者重新在社会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美国心理学家查普曼(Gary Chapman)说,“当道歉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时候,人类关系会很健康。”

道歉中不可缺少的悔意和责任承担,是通过言语来表达的。道歉是否被认可、接受,取决于道歉者是否有真诚的悔意,是否真正承担了责任。这两个“真”都是一种言语效果,是受害者或公众对道歉言语的解读和评判。解读和评判是看法和感觉,不是确实无疑的“事实”,因此,在如何看待某个具体的道歉问题上,总是会有分歧和争议。

人们用“真诚”来衡量道歉的悔意,是因为“真诚”(真实地说出自己的感觉、想法、愿望)被普遍视为一种“美德”。但是,现代心理学、心理分析理论和文学理论告诉我们,“真诚”是一种构建,而不是直观现象。正如已故美国文学理论家,哈佛大学教授莱特里林(Lionel Trilling)在《真诚与真实》(Sincerity and Authenticity)一书中指出的:“真诚”与“真实”是不同的。我们把真诚视为一种德行,并用它来评价道歉时,应该知道,今天的真诚并不能减轻昨天罪行的严重性。这是因为,过去的罪行有它自己的“真实”性质,它并不会因悔罪是否真诚而有所改变。

道歉者自认为是真诚的道歉,未必在受害者眼里就是真诚的。这是因为,“害”对加害者和受害人具有不同的意义。现在的道歉往往看重肉体的伤害超过精神的伤害,所以针对的经常是“打人”、“揪斗”一类的事情。

而文革中发生的伤害,不只是肉体的,更是精神的。精神的伤害更持久,对受害人后来人生品质的损毁极为严重,其中之一便是造成难以平抚的“有害情绪”(negative emotions),以至于终身不得幸福。

心理学家奈特(Daniel Nettle)在《幸福》(Happin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一书中指出,“有害的情绪——恐惧、忧虑、悲伤、愤怒、羞耻——是一个人不幸福最主要的原因。”文革虽然过去了,但遭受到文革摧残,甚至家破人亡的人们,其伤痛并未成为过去。他们常常会做恶梦,被自己无法控制的梦魇所折磨;他们会为失去亲人而久久悲伤,为自己被迫对亲人或好友所做的见不得人的事感到羞耻;他们会对政治和社会生活充满了恐惧,时时提防别人,唯恐被人出卖和背叛。

这样的精神伤害,并不会因为听到一句“对不起”而就此消失。

加害者和被害人对于伤害事件的认识角度是不同的。文革加害者,往往是因为自己后来也成了受害人,才对自己害人行为的严重性有所认识。

受害与加害的角度差别是一般“性命/晚餐问题”的一个特例。性命/晚餐问题是这样的:当猎豹追杀羚羊的时候,哪一个会跑得更长久一些?羚羊是为逃命而奔跑,而猎豹则是为了一顿美餐而奔跑。羚羊不跑到筋疲力尽、颓然倒地,是不会停止的;而猎豹则不会跑到那个的程度。在受害人与加害人之间,谁会对“害”有更深刻、更长久的记忆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文革中的加害者们经常不是加害于一人,他们很可能根本不把自己的一些恶行看作加害行为,他们也可能根本不在乎(或不知道)伤害人到底痛苦到什么程度。因此,今天他们虽然道歉了,却只是为所谓的“不知晓宪法”而道歉,看起来很“深刻”,很有“高度”,但其实只是一种冷漠傲慢的轻描淡写。

受害人不同,他们是血淋淋暴行的直接承受者,他们的身体伤残使他们终生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他们失去丈夫、妻子的锥骨之痛非亲历者不能想象,与亲人天人永隔的悲情在每一个清明、中秋、除夕、新年撕裂他们的心。还有那些让他们永远难以幸福的恐惧、忧虑、愤怒、羞耻,那些他们为之感到痛苦,却难以拔除的有害情绪。真诚的道歉尚不能平抚这一切,更何况是虚假、空洞、轻描淡写的道歉?

有些“道歉”,并不是道歉

评估道歉是否真诚,涉及“人心”的问题。中国有“人心难测,海水难量”的说法。基督教传统里也有“人心不可知”的认识──任何一个凡人都不可能真切地知晓另一个凡人在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因此无法对他的悔恨是否真诚在道德上做出确定的评断,只有上帝才知道一个人的悔过是否真诚,并决定他是否应该得到原谅。这种人心不可知论使得“原谅”或“宽恕”的道德价值蒙上了神秘的色彩。

在世俗的中国公共生活中,没有上帝来透视我们的心灵,我们表示真诚的唯一途径是运用语言。悔过和道歉是一种“言语行为”,它是否真诚,几乎完全取决于人们如何理解和解释它的言语。这使得我们格外需要关注和细查悔过和道歉所使用的语言。

如果你受过某人很大的伤害,而只是你一个人评判他对你的悔意,那么,由于你对他的深度反感,不管他如何表示悔意,你都可能觉得他不真诚。但是,只要他是公开地表示悔意,作出评判就不止是你一人,而且也是广大的公众。在一个公共说理起作用的理性社会里,公众能够对悔意是否真诚作出相对公允的评判,他们识别真假悔意或道歉,主要是从言语来看道歉者是否逃避自己的责任。

逃避真实责任的道歉被称为“非道歉的道歉”(non-apology apology),也就是假道歉。例如,“假惺惺道歉”(tongue-in-cheek apology)会说,“对这件事我比谁都感到对不起你,但是我当时确实不知道”。又例如, “如果让你觉得受委屈了,对不起”或“如果让你受委屈了,对不起”,也是假道歉(叫 “If apology”,“如果式道歉”)。道歉者只是说自己不幸让你有了委屈的感觉,并没有承认自己做错了什么。“委屈”也许是你自己太敏感、多心、偏执的缘故,并不是道歉者真的有什么必须担负的责任。

美国幽默作家麦考(Bruce MaCall)曾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完美的非道歉道歉》(“ The Perfect Non-apology Apology)的文章,称这种非道歉的道歉为“艺术性的矛盾说法”。“矛盾说法”(double talk)一词来自奥威尔的《1984》,指的是“模棱两可的欺人之谈”。常见的非道歉的道歉还有替上司扛过的“形式道歉”(formalistic apology,“原来的路线政策是好的,但我求成心切,造成了损害,对不起!”)、为躲避更大罪责的“战术性道歉”(tactical apology)等等。

利用道歉来作某种解释和表白,以此反驳和消除别人对自己的批评,借以逃避责任。这也是一种常见的“非道歉的道歉”,叫做“解释性道歉”(explanation apology),它的真正目的是辩白,不是道歉。宋彬彬表示道歉的《我的道歉和感谢》中有许多这样的解释和表白。她说,自己犯错是因为“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这等于说,如果她有宪法知识,就不会批斗、残害老师。这种推诿的借口与文革时的实际情况并不符合。刘少奇在被批斗时,手里拿着《宪法》,要求保护他的公民权利,红卫兵照样把他打得鼻青眼肿,红卫兵的暴行不是无知犯错,而是明知故犯。正因为宋彬彬的道歉中有不少这样的自我辩解说辞,她被许多人认为是缺乏道歉诚意,并不是真的在道歉。

在道歉中承担责任,需要对过错与罪责的性质有所认识,这是道歉中最难的部分。例如,宋彬彬在为自己文革行为道歉时,应该告知世人她是在为什么道歉,是因为普通性质的“错误”呢?还是因为参与了某种邪恶而犯下的“罪过”?文革道歉应该是一种“悔罪”,而不仅仅是普通的“认错”。如果她道歉是起于“罪”而不是“错”,那么,她就必须说清什么是自己为之承担一份罪责的那个罪恶。宋彬彬在师大女附中打死卞仲芸校长的8·5事件中也许确实没有直接行凶的责任,但是,作为这个学校文革领导人之一的她,有责任说出谁参与了行凶。她隐瞒真相至今,这是文革结束后几十年间,她在原来文革罪过之外,新添加的一份罪责。她完全可以用真诚的道歉来放下这份罪责的重负,但她并没有这么做。

“半真话”比假话更糟糕

只涉及对具体个人的伤害行为罪责,而不触及文革极权帮凶的罪责,承认前面那一部分,而掩盖后面这一部分,那只是“半真”的道歉。

这种“半真”的道歉是目前大多数文革道歉的特点。不能认识,或不愿触及文革极权帮凶的罪责,可能有两种不同的原因。一是根本就缺乏这样的认识,二是就算认识到了,由于现实的环境,也不能说出来。无论是哪一种原因,文革道歉都无法深入到文革罪过的本质层次。例如,据报道,文革早期红卫兵领袖人物之一的陈小鲁为自己在文革中“违反五四宪法第89条”而道歉。他的道歉相比其他根本不道歉者,虽然形成积极的对比,但终究没有能触及极权帮凶的罪责,因此也不可能彻底。

道歉并非要么是彻底的,要么是表面的;也并非要么是真诚的,要么是虚假的。真和假之间有许多不同的情况,造成道歉不真和不彻底的原因也不相同。

陈小鲁道歉的不彻底,与宋彬彬的避实就虚、避重就轻、诿过饰非并不相同。因为宋彬彬的道歉关系到卞仲芸之死的真相能否解开。陈小鲁道歉的不彻底在于,不管他的悔意多么真诚,由于他并没有说清自己必须承担极权帮凶责任,他的道歉不过是一个“半真话”(half truth),希伯来谚语说,半真话就是谎话,英国杰出的政治家鲍德温(Stanley Baldwin,1867-1947)则说,“虽然自古以来人们都承认半个面包比没有面包强,但半个真理不但不比没有真理强,它比许多谎言还要坏,谎言和半真理的奴仆则都是无知。”

陈小鲁的道歉中,有一部分真相被他有意隐瞒掉了,有意隐瞒就是不诚实,而任何形式的不诚实都是与真诚忏悔相悖的。那么陈小鲁的半真忏悔所隐瞒的另一半又是什么呢?

据一篇题为《陈小鲁称文革是灾难,毛泽东仍是伟大领袖》的报道,陈小鲁在接受法国广播公司的采访时说,虽然毛泽东犯了很多错误,虽然他一手发动和主导的文革“没有任何进步意义,是一场灾难”,但毛泽东仍然是一位伟大领袖。陈小鲁强调这位领袖的“伟大”,是出于他的“毛泽东心结”,表明他自己仍然认可这位领袖及其所代表和象征的“毛泽东价值观”。

“伟大”是一个有道德取向的高度赞美之词,“伟大”不仅是一个人建功立业,而且更是能成为世人的道德表率和正义价值(自由、平等、人的尊严和权利)的捍卫者。因此,除非我们在道德和价值观上认同秦始皇、希特勒、斯大林,我们并不会在今天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认可他们的“伟大”。陈小鲁的“毛泽东心结”在宋彬彬那里也有。网上流传她于2011年与毛泽东前女秘书张玉凤共庆毛诞的照片,便是她的这种心结的展露──这也是人们怀疑她的文革道歉真诚性的一个原因。

否定“毛泽东价值观”并不是简单地批评他的个人性格缺陷或政策失误,而是拒绝他所主张和身体力行的邪恶价值。他主张仇恨、暴力、恶斗,几十年如一日,对此身体力行、创造变化、丰富发展、推向极致。他用仇恨、暴力、恶斗败坏了整个国家和社会(不只是一个党),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直至文革。

这些邪恶价值充分体现在文革的理念和实践中,是毛泽东本人坚持要留给后继者的政治遗产,他死之前最担心的就是有人会否定他一手炮制的文化大革命。任何一个真正认同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些也都包括在今天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里),都会反对专制、野蛮、仇恨、暴力、残忍。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彼此对立的价值。任何一个能逻辑思考而不自欺欺人、自相矛盾的人,都不可能把一个集后一种价值之大成的人赞美和认可为“伟大领袖”。

这样的赞美和认可中有一种是非观和价值判断的分裂,限制和扭曲了反思和忏悔所必需的道德思考。陈小鲁对“伟大领袖”的赞美,流露了他自己的习惯性盲目迷恋(虽然他也有了一些醒悟)。这在“红二代”中是有代表性的,也比一般人表现的更为明显。他们不能认识到的是,那些带着“革命家”光环的人物中,许多人身上都带着丑陋、肮脏、不善或恶的东西。他们的后代要在精神上有所提高和人格上有所成长,需要摆脱血缘或政治血缘亲情的拘禁和束缚,不要被蒙昧的尊崇习惯所控制。

只有摆脱血缘和政治血缘亲情的拘禁和束缚,道歉者才有可能走出父辈的阴影,充分独立地审视和检讨自己的文革过错,并承担应付的全部责任。全部责任必须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对具体个人造成伤害罪过,二是在一个仇恨、暴力、恶斗、专权的极权制度中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罪过。这两个部分的责任是交织在一起的,无法相互剥离,必须同时承担。如果谁在文革中以革命的名义逞凶施虐、残害他人,今天他为自己的残忍行为向受害者道歉,就不能只是说,“我以前打过你,是不对的,现在向你道歉,对不起”,因为这并不是普通情况下一个人因为打了另一个人而做的那种道歉。他是在一个他助长的邪恶制度中犯下残忍罪过的,他必须同时为自己助长邪恶的罪行承担责任。

“极权帮凶”,红卫兵的原罪

如果只是为文革中“打人”而不为自己的“极权帮凶”罪过道歉,那么,文革的“历史环境”便可以被用来减轻和开脱“打人”罪过的借口(身不由己、情非得已、大势所逼)。结果施害者与受害者一样,都成了作恶制度的“受害者”。这种“历史分析”的笼统抽象说法会淡化个人的罪责,也会为不愿承担罪责的个人制造逃避的借口。历史分析与个人道歉是两种不同目的的话语,正是因为历史分析不能代替个人道歉,所以才需要有个人道歉。

强调个人道歉与历史分析不同,是因为历史并不自动地,无缘无故的发生,作恶发生时的历史性制度环境并不完全是由他人制造出来强加于作恶者的,它也是由作恶者自己参与制造的。在作恶制度状况中,每个人的暴力和作恶与他人的暴力和作恶都有互激和无限放大的作用,作恶者所受的“害”(被作恶制度利用)一部分是他自己参与施加于自己的。在道歉中,这一部分责任必须由他自己,而不是作恶制度的抽象“他人”来为此承担。

不要说是像陈小鲁和宋彬彬这样的红卫兵重要人物,就连最普通的红卫兵也负有这种责任,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德国作家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在《朗读者》(1995)中描述的那个目不识丁的小人物纳粹分子,她为了求生而糊里糊涂地成为纳粹集中营的看管。在希特勒作恶制度中照,样有她必须担负的那一部分制度责任。

直到今天,触及文革作恶制度问题在中国仍然是一个忌讳,这是文革道歉无法“说到点子上”的根本原因,这个责任不全在陈小鲁和宋彬彬身上。但他们的道歉没有说到位,却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严重削弱他们道歉的真诚性。在这方面,他们似乎不如文革红卫兵造反派司令蒯大富。蒯大富在与田炳信的访谈《蒯大富:讲出文革历史真相很难》里有这么一段对话:

田炳信:我再问个问题,你说为甚么我们现在不让碰文革这一块?

蒯大富:发动文革的根子,就是共产党的命根子。发动文革的最重要的根子,共产党不敢碰。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文革为甚么发动?党的体制造成的。

田炳信:你刚刚说那个根子,是甚么体制?

蒯大富:那就还是封建体制,一个人说了算。随意性太强。这样的话深究文革,根本就究不了,就没法究。

文革红卫兵的暴行是在特殊的制度环境中发生的,不触及这个制度的本质,不能触及那个唯有他“说了算”的人,只是一句“没有按宪法办事”,不可能让人相信那就是真实、真诚的道歉。

在正常的社会制度中,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无怨无仇,并不会去打他,就像平时文文静静的女中学生不会无缘无故打死她们的校长一样。文革中,红卫兵殴打、残害、杀害无辜的受害者(或有其他暴行或罪行),是因为毛泽东为他们制造了一个“良心作恶”的环境,给了他们一个残害别人的正当理由,而他们自己的暴力行为则又在帮助营造和加强这样的一个作恶环境。这种被叫嚣为“红色恐怖”的作恶环境正是他们的杰作。

有鉴于此,就算宋彬彬并没有亲自行凶打人(这当然应该由事实来说话),她也必须向被打的人(或他们的家属)承认的极权帮凶罪责,并说出谁是凶手。参与营造文革的作恶环境,并在其中充当鹰犬和打手,这样的极权帮凶行为是陈小鲁和宋彬彬们最为严重的文革罪责,他们必须为这一罪责道歉。无论他们因为什么原因而无法作这样的道歉,其道歉都不是充分真诚的,因此也是不能被接受的。

文革道歉必须清除“文革基因”

道歉并不只是说一声“对不起”,道歉更是一种澄清罪恶,消除罪恶,恢复生活世界应有的道德规范的社会行为,如果不能针对自己在文革中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恶行有所醒悟和悔恨,谈不上真正的悔悟和道歉。陈小鲁在接受法广采访时说,“文革的基因依然存在。如果我们的后代不了解文革的历史的话,那么,这一幕就有可能会重演。”话虽说得很好,但在肯定毛泽东是伟大领袖的前提下,这个说法就会变得空洞而虚伪。

既然看到了“文革的基因”依然存在,什么是“文革基因”呢?恐怕连毛泽东的崇拜者都不会否认,没有毛泽东便不会有文革,文革是毛泽东的发明和得意之作,也是他准备最后留给中国的政治遗产。这位文革的发明者、始作俑者和领导人不就是文革最恶性的基因吗?今天,如果我们仍然把他当作“伟大领袖”,就会为政治野心家保留将他借尸还魂的机会(薄熙来的教训殷鉴不远),这又怎么能说是真的在否定文革基因和努力去除那些基因呢?

任何对文革罪过的道歉必须包含自己在文革中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罪责的忏悔,必须包含对文革的“虎”是什么,“纣”又是谁的清醒认识。否则便不可能有真正的诚恳悔意和责任承担。没有这两个道歉要素的道歉是不能被接受的。道歉的悔意越真诚,承担的责任越明确,道歉就越有效,受害者和公众也就越能接受道歉,并对道歉者予以宽恕和原谅。但是,即使是真诚的道歉,受害者也没有必须予以道歉者宽恕的道德义务。受害者的宽恕是一种善意的礼物,不是道歉的等价交换物。

在道歉和宽恕之间起调解作用的是“同情”(感同身受,empathy)。真诚的悔过释放出人的心灵痛苦和煎熬,这会触发他人的同情,并因此促使他人予以原谅和宽恕。但是,社会和公众应该欢迎和接受真诚的道歉(尽管从宽恕的伦理来说,除了上帝,没有任何“第三者”真正具有予以宽恕的资格),法律也不应该把道歉和忏悔的罪过用作起诉和追究的罪证(有的国家对此有明确法律规定),因为真诚的道歉和忏悔有助于人际冲突或社会矛盾的和解,也有助于整个社会恢复和维持文明的道德秩序。

在看到道歉和原谅的社会意义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在不该给予原谅时给予原谅,对国家和社会都是一件有害的事情。著名的美国法学和哲学教授莫菲(Jeffrie G. Murphy)在《算账:原谅及其限度》(Getting Even: Forgiveness and Its Limits)一书里指出,不当的原谅会成为罪犯的实际帮凶,真正的原谅必须包括认真考量是否应该给予原谅。南非裔新西兰著名哲学家诺维兹(David Novitz)在《原谅与自尊》(“Forgiveness and Self-Respect”)一文中把“太容易的原谅”看成是一种缺乏自尊的病症。

这样的想法并不是今天的思考者和研究者才有的。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里说,在应该愤怒的时候不觉得愤怒的人“是不太可能保卫自己的”,他会“忍气吞声、息事宁人”,这样的人不过是一个“傻瓜”而已。康德认为,遭受不义的对待而不愤怒,这不是美德,而是缺乏尊严和自尊(Lectures on Ethics)。休谟则认为,爱和恨都是人类天性和性格中自然就有的,谁要是缺少了这些感觉,只能证明他的“孱弱和无能”(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原谅并不总是能达到好的道德目标,因此并不总是在道德上值得赞美或在公义上有充分理由。区分正当的和不正当的原谅是每一个正派社会的共同责任,在我们今天思考文革道歉,尤其是那些包含“文革基因”的“文革道歉”,并考虑是否要给予接受或原谅的时候,这是不可不知的道理。

2020年3月23日,二月三十,周一,19:56完毕于北京野兽爱智慧居

CC BY-NC-ND 2.0 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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