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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恐惧是没有用的

廖亦武:恐惧是没有用的

三月 2, 2020 

这部纪录片将进入中国当代史。

帝国末日。李泽华直播了自己被捕前的情景,这段影片接近4个小时,绝大部分是黑屏,在2小时25分钟时,他开灯,神色悽惶地说了一些话,断断续续的回顾,接着又是黑屏,再接着在3小时零8分出现画面,不断有电话进来,是他的一个朋友,国家安全局挟持他的朋友,让其带路,来到他的住处。在极其难熬的3到4个小时困兽状态中,李泽华都呆在黑暗中,开灯露面,是为了将“此时此刻”的真相留下来。

我想起了自己多次被捕的情景。我不可能在“此时此刻”记录,只有时过境迁的不断追忆;有一次,因为采访了从精神病院逃出的法轮功分子,他们顺藤摸瓜打门来了。我从七楼翻到上面平台,从另外一个单元门脱逃;

我也想起了刘晓波的束手就擒。至今,2008年冬季那次致命的被捕,除开一丁点破碎追忆,就没有任何文字和影像了——后来他死了,他的死被完全控制,一场蹊跷的监区火灾将所有疑点都抹去了;

我还想起王怡《冷兵器时代的政治》,他说:不知一会儿敲门进来的,是朋友,还是豺狼——我还搜索到他在四川5.12大地震10周年前夕,警察上门抓走他的视频——估计是蒋蓉拍摄的——最近的这次被捕,还没有任何视频和文字流出。

李泽华,这个25岁的年轻人,面对被捕,虽然恐惧,但努力从容——只要我们阅读《古拉格群岛》《日瓦戈医生》和前苏联异见知识分子的一些回忆录,都能体验和李泽华同样的“至暗时刻”。

愤怒的人民不再恐惧——因为恐惧反而会带来灭顶之灾——这一点,我们从刚刚被判10年的桂民海身上,得到了近在咫尺的验证——他们说,瑞典籍公民桂民海为了把牢底坐穿,主动申请恢复中国国籍。

2020年2月28日

文章来源:作者提供



廖亦武:让我们牢牢记住 让我们记住

二月 27, 2020

李泽华的故事,让人悲愤,也让人鼓舞,这个祖国,这个在我们的古书上无数次浮现的、令我父亲那辈人魂牵梦绕的故乡,不是共产党的,不是毛泽东和习近平这种无神论土包子的。

25岁的李泽华尚且有勇气做一颗撞向独裁顽石的鸡蛋,我们有什么理由绝望呢?我们有什么理由在自由安全之地,去做那愤世嫉俗的看客,对被训诫——然而却将《训诫书》公诸于众的、死去或我们已彻底失去的李文亮医生评头论足,从而得出“谁也不是英雄”的裁判结果呢?

我们要夺回每个人内心深处的祖国和故乡,夺回我们普普通通的正常的愤怒、怜悯与爱,夺回我们普普通通的正常的人性和人心,夺回无数次的、令我们怦然心动的审美,就如隐士陶渊明吟叹刺客荆轲,诗云:“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

而李泽华的知己,是武汉街头那只饥不择食的猫,主人已经没有了,李泽华发现了它——在四处找开水,给一个无家可归者泡一碗方便面之后——他笑着对它说:小东西,你过来,过来,我这儿有吃的……

谢谢这个95年出生的李泽华,稚嫩、平静而干干净净的脸,未来中国的希望肯定在于此。我作为一个作家,能够记录这些点点滴滴,非常荣幸……

2,26,2020

廖亦武:向那些涉嫌犯罪的人致敬

十二月 31, 2019 

——选自《约旦河穿过成都》

我的朋友王怡在圣诞前夕被秘密开庭,随后被成都中院判刑9年——这对待他的手法,跟对待我的另一个朋友刘晓波的手法一样。所以我在这儿贴出尚未完成的《约旦河穿过成都》中的一节,以示抗议。我会在2020年写完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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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之后,我终於一字一句读完了王怡的几首诗,而他和蒋蓉已经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入狱。我自从在大屠杀之夜写作并朗读长诗《大屠杀》,坐牢四年出来,就从骨子里瞧不起诗人,除了客套,我从未认真读过任何同代人的作品。即使“晚辈”王怡无数次赠送诗和诗集,有时候甚至委婉地提到:“老廖,还是指点一下嘛,看不惯就顺带帮着改一下嘛。”我都摇头道:“我是艺人,不是诗人。”於是王怡尴尬地望着我,半晌才说:“那就算了。”

佛家有句俗语:欠的总要还的。那些年,除开家属,王怡是对我最友善的人类,经常一块闲聊和郊游,请客从不吝啬,稍微出点事,他总是第一时间为我呼籲,日常的嘘寒问暖就别提了。而我却没心没肺,觉得一切理所应当——因为我写过《大屠杀》,做过一夜英雄——尽管时过境迁,我已沦为人行道上人人绕行的狗屎。我的心态也变了,一个人的时候,回想坐牢受到的种种虐待和羞辱,就气紧泪流,甚至捶胸顿脚。我告诫自己再也不能进去了,一条狗,脊樑骨被敲断,只能认怂。唯一瞧得起自己的,是没放弃写作,由於怕被遗忘,我记录了物是人非的一切。却极少提到对我帮助最大的王怡和余杰。

况且,王怡真的有诗歌天才:

在这个时代,你必须写一首涉嫌犯罪的诗。

一排汉语,可以颠覆一个政权。

十四行诗,可以颠覆十四个政权。

在秘密的化装舞会上,让认出你的人

认出你来。认不出你的,更加认不出你。

在这个时代,你必须让领袖害怕一首诗。

一个比喻,是一枚核弹。

商女不知,满纸荒唐言,一把亡国泪。

在最糟糕的日子,也有巨大的涌浪袭来。

死亡,成了囚犯,被水羁押着。

谁不是政治犯家属呢?谁不是鬼魂的未亡人?

在这个时代,你朗诵一首诗,涉嫌三、五个罪名。

你不朗诵,你就被他们朗诵。

在这个时代,瞎子呐呐自语。

神圣,神圣,神圣。瞎子问聋子,你看见了吗?

在这个时代,你必须写一首涉嫌犯罪的诗。

向那些涉嫌犯罪的人致敬。

这是2015年的作品。他和蒋蓉受洗归主已久,并多次出入派出所和公安局,与我一块在栅子街三一书店喝茶闲坐的王胖子相去甚远——这是六四大屠杀之后的漫长平庸之恶中突然跃升的英雄诗篇,令人联想美国电影《勇敢的心》或《最后一个摩根战士》。在《勇敢的心》结尾,主人公被国王卫队绑赴断头台,御用神父来到身边问他是否忏悔?全场人头攒动,鸦雀无声,而他却拼尽最后的力气大吼一声:“自由!!”

刽子手落下巨斧。对此片颇为赞赏的王怡也预感到自己头顶的巨斧终将落下,虽然是牧师,可他已不是三一书店的查常平和彭强,可以沉入书斋、日常和学术。他的大学同窗好友兼作家雷立刚回忆道:

……那时很穷困。记得有一次在家乐福,王怡的妻子蒋看着满满的货架说:“要是将来我们可以想买什么吃的就买什么吃的,那就好了。”我听了,很伤感,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弱者,以至於想买什么吃,都得先仔细看看价格。那几年,我,玉环,王怡,蒋,我们四个,几乎隔天就聚在一起吃饭,打扑克牌,我和玉环个性都很强,而王怡与蒋则温和得多,每次关於如何玩耍的安排,总是我和玉环争论,得出结论,而后他俩立即赞同。但实质上,他俩在骨子里,对於这个人世,比我们尖锐很多。骨子里如此尖锐的人在生活中对人如此温和,实在令我欣赏不已。我对那些我无法做到的,往往还是有几分敬意的。因此多年来我一直敬重王怡,尽管他是同龄人,但很多时候,我会误以为他是老年人,岁数比我大很多……

尽管命中注定,但要从雷立刚眼中的外柔内刚的王怡过渡到晚近唐吉柯德式的王怡,却要历经怎样的熬磨?为此,王怡在写下上述英雄诗篇不久,又写了另一首诗:

请给我几分钟难过的时间

最近太多事情,令人窒息

请让我软弱片时

在黑暗的房间禁闭片时

像那些被带走的朋友,在夜里

哦,和耶苏一样,在夜里

穿过变得野性的城市

请给我几分钟难过的时间

等待欢乐,欢乐的袭击

不要用咳嗽打断我

不要转换话题,只要几分钟

手机静音,快递也不要来敲门

我必须独自面对,灵魂的窒息

如果世界刚好在此时坍塌

如果有重要的人物离世

哦,愿这一切,彷彿无事发生

因为我难过得就像

一个蓬头垢面的女子

请给我几分钟难过的时间

容我不洗脸,不梳头

不肯出来见你

为了泪水的决堤而下

为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消息

请给我几分钟难过的时间吧

为了让光明更加刺眼

为了让我千百次地排练

你推门进来的那个瞬间

亲爱的王胖子,我读到了,看到了,还会让更多的人读到和看到。你在坐牢,我不得不给你几分钟、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不会像过去那样大呼小叫,也不会像逃离中国那样不辞而别。也许我也需要一个决志忏悔,哈哈,你晓得这是假的,癞狗是扶不上墙的,如同比我更理解你、却更不争气的雷立刚……

文章来源:作者提供

廖亦武:《子弹鸦片》:“六四暴徒”狱中记

廖亦武(前排头包围巾者)及其四川獄友们。 COURTESY OF LIAO YIWU


草根历史学家廖亦武最近出版了访谈集《子弹鸦片——天安门大屠杀的生与死》(Bullets and Opium: Real-Life Stories of China After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的英文版,该书记录了八九年的民运与“六四”镇压当中,一些工人与老百姓的遭遇。《纽约时报》记者张彦(Ian Johnson)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这本书讲述了“那些为革命而战的人,他们被送进监狱,出来后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已经突然远离了政治,拥抱消费社会的颓废乐趣以及民族主义廉价刺激的国家。所以,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30年前的那些事情。”

廖亦武亦曾因在“六四”当晚朗诵和制作长诗《大屠杀》磁带,传播到中国20多个城市,而被判刑4年。出狱后写出了《吆屍人》、《上帝是红色的》等作品。2011年流亡德国。以下是《子弹鸦片》中文版的节选,由作者提供,以飨读者。内容经过编辑,文字略有删节。

2005年12月17号深夜,北风怒号,我跟随因“六四”坐牢七年的画家武文建在北京大山子一带转悠了近一个小时,正晕头转向之际,却从大街对面的居民楼里,突然钻出一条黑影。瘦高个儿的王岩解释道,白天出不来,傍晚也不行,爹妈严防死守,怕出事儿呢。只有等到这时候,两老没动静了,才敢溜出门来。

接着走街串巷半小时,找到一家野鸡旅馆。武文建掏出身份证,要了顶楼拐角的标准间,当我们在肮脏的床铺上盘腿坐定,已经接近零点了。

王岩在“六四”当天点燃一辆军车,后被判纵火罪,刚出狱。三根光棍都是“六四”罪犯,抽烟是免不了的。没一会儿,整个房间就云遮雾绕。但我们不仅不开窗,还放下窗帘,因为怕被盯上。我一直感觉肚子不舒服,但咬牙忍着。录音机转动很久了,另外两人却不管不顾,一阵又一阵闲扯。时间一点一滴流逝,什么时候王岩回到正题的,我已经忘记了。

大伙儿起来闹

廖亦武:你的名字叫什么?

王岩:我的名字一点不重要!这个社会,笑贫不笑娼,我们这种人就是大伙儿眼里的傻X呗。

廖亦武:那1989年学潮,满大街游行示威的老百姓都是傻X。

王岩:当时呀,胡耀邦一死,大伙儿呼啦一下就上街了,时间太短,根本没来得及想清楚为什么。不像文化大革命,闹了十年,开头热,中间比较热,最后就降温了。我一工人,二十四岁的毛头小伙子,不就是顺应爱国的时代潮流吗?

廖亦武:听说你上过大学的进修班?

王岩:对对,像同一时期都市电影主角,英俊、洒脱、正直、时髦,一边在石景山附近的钢铁厂工作,一边在北师大分校学法律。我们的老师非常开明,我从他的嘴里,第一次知道西方的法律比中国的所谓社会主义法律,领先三百年,这和刘晓波的“中国需要被殖民三百年”的高论,精髓一致。还有苏晓康的电视片《河殇》,经过中央电视台播出,搞得家喻户晓,我的脑子也装满“开放的海洋文明”、“封闭的内陆文明”、“中国何去何从”之类的大问题,一天到晚找人辩论。

廖亦武:觉悟高啊。

王岩:大伙儿的觉悟都高,我就显不出来了。所以1989年的学潮,是民心所向,水到渠成。胡耀邦有个性,几年积累的威信,就超过邓小平,你个老臭矮子眼红,就蹦起来硬生生扳倒;人家一死呢,又朝天上猛抬,定调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套猫哭耗子的把戏,上至八十岁老太太,下至八岁的小娃娃,都看得穿。所以大伙儿起来闹,要公道,要民主,要自由,要高官家族公布灰色财产。你他妈的不乐意,用高压水管子冲散也就罢了,1976年的“四五”运动,不就是这样吗?有人流血,有人坐牢,可没死人嘛。可这次,几十万军队围剿北京,开枪杀人,谁受得了?谁碰见过?

廖亦武:于是你受刺激了。

王岩:6月4号大早,我骑一辆火红色自行车,穿一件火红色T恤衫,配一条绿裤子,出门上班。大约七点多钟,我路过石景山区政府附近,不料大街断了,被几千人给堵断了。

廖亦武:这时候部队早已进城。

王岩:早已占领天安门。可还有一辆装甲车歪在那儿,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挡下的。人流来来去去,漩涡一般围着它打转,我插翅难飞,就干脆把车锁在一边,游泳似地两手扒拉 ,朝里猛扎。

廖亦武:嘿嘿,一个浑身火红的时尚青年投入灰色人海,蛮有画面感嘛。

王岩:应该是白色人海。1990年代之前,中国长期的时装流行色,一是白,一是绿,所以我还算抢眼。我挤到装甲车跟前,埋腰观察,见有些带钩的铁环嵌入履带,还有一根铁棍斜插着。这铁疙瘩被卡死在原地了。

廖亦武:这简单的路障蛮厉害。

王岩:毛主席说,卑贱者最聪明嘛。

1989年6月4日,北京天安门广场镇压当晚被点燃的车辆。 PETER CHARLESWORTH/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廖亦武:当兵的呢?

王岩:没影儿。问大伙儿,也没人知道。更蹊跷的是,也没人清楚昨晚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总之,大街上的群众,去一波又来一波,跟自由市场似的,却都对同一种东西感兴趣。不仅感兴趣,而是对同一种东西义愤填膺,拳打脚踢。装甲车被搞得污迹斑斑,棒子、石块、砖头左敲右砸,留下若干狗啃一般的痕迹。大伙儿的情绪还在升温,整个北京城的情绪都在升温,他们开枪杀人了,我们却无可奈何,只好拿瘫在这儿的不中用的铁疙瘩出气。

我受现场气氛感染,我的眼睛红了,变成跃跃欲试的公牛。我给装甲车两个飞腿,哎哟,震得生疼!这时有人在我耳边说,点了它!我马上同意,好,点了它!接着大伙儿都喊,点了它!打雷一般响。再接着,有人递给我打火机和纸。我回头说,这光溜溜的铁疙瘩,该怎么点啊?于是有人出面,东拍拍西敲敲,找出隐蔽的油箱,旋开盖子。我将纸条伸油箱里浸透,点燃了,丢在车底。这样不行的,有人说。就叫我重新点一张纸,直接丢油箱里。装甲车轰地一下燃了,火苗儿直往天上窜。

廖亦武:然后呢?

王岩:群众欢声雷动,太过瘾了。

廖亦武:然后呢?

王岩:我就趁乱找回我的火红自行车,继续上班去。

廖亦武:怕不怕?

王岩:当时没感觉怕。但是事隔多年我在想,递给我打火机和纸的,还有教我怎样点燃车的,到底是谁?

廖亦武:回忆起来了吗?

王岩:太久远了。脑海一片混沌。但是,许多便衣特务夹杂在人堆里,也不排除特务教我点火,借此挑起更大事端,再顺势定性为“反革命暴乱”。

不过,我算比较幸运,因为在“六四”期间,只要涉及烧车,涉及打砸抢,几乎都毙掉;枪口留人的,至少是死缓。当然,暴徒里也有小孩,比如张宝胜,才十五岁,农村放羊娃,因为抢军车,就“从轻”判处十年以上,在监狱里还尿床呢,还长期高调说梦话呢。与张宝胜年龄相仿的,还有好几个,都因为设路障、推军车、扔砖头,被人拍照,罪证确凿,就进“监狱大学”了。据说有个光脊梁小子,嘴角叼烟,左手摸车屁股,右手亮V,也就是胜利符号,也被“从轻”判处十年以上。

廖亦武:所谓“形势所迫,命贱如草”。

王岩:那个6月,真是血染的,前一阵,李鹏总理还保证“决不搞秋后算账”,可后一阵,报纸和电视里天天有人“落网”或“伏法”。我还是照常上班,没犯过案,没坐过牢,就总是心存侥幸。直到7月23号早晨,单位人保处接到通知,跟着,警察蜂拥而至,我当场被捕。

怎么打发这地狱的时光

廖亦武:接下来呢?

王岩:一进丰台分局看守所,脚镣手铐就甩了出来。几个人扳倒我,先将亮锃锃的洋铐换成锈迹斑斑的土铐;接着上脚链,榔头起起落落,叮零当啷,拇指粗的铆钉就砸入铁环。我万念俱灰,身子软得跟面条似的。

廖亦武:还没判刑,就“死犯待遇”了?

王岩:我是“六四”天安门清场之后烧的车,属于“顶风犯案,罪大恶极”,都以为死定了。如果我落网得早,正在杀人高峰期,也死定了——也许冥冥当中,真有神在保佑,才白捡一条命——于是,从7月入狱,到12月判刑,我都是镣铐加身。

廖亦武:我和死刑犯在同一号房呆过,那种日子太可怕!

王岩:对,稍后又升级,转市局七处看守所。因为是“准死犯”,号房再怎么挤,都得留出空位,至少能够躺平;其次,没挨过打,没受过其他犯人的欺负。可精神的煎熬,无时无刻,无昼无夜。眼睛傻傻瞪着,就是睡不着;眼皮都打架了,脑子还在疯狂转动。我才二十四岁,头发就斑白了。我老在捉摸,枪毙的瞬间,会发生什么?脑浆炸开,完了?真的完了?那灵魂呢?佛教书里说的“转世”呢?

廖亦武:周围在干什么?

王岩:闹哄哄的。有新贼进来就更闹。有段时间,号房装不下了,还往里塞,警察在门外嚷嚷,再挤挤,再挤挤,大家都是人,大家的肉都有弹性。他妈的,于是有整整一排新贼,靠墙罚站,想睡也只能靠墙,像公鸡那样立着睡。厕所在号房内,夏日闷热,加上肉贴肉,一蒸腾,那个臭啊,一浪接一浪,浸透肺腑的臭啊。怎么办?怎么混?怎么打发这地狱的时光?

廖亦武:强打精神,寻欢作乐嘛。

王岩:对啰。进一新人,脱光;大伙儿都是光的,不稀罕,可这新人,不仅脱光,还得用嘴叼着自己的内裤,呼哧呼哧,在大伙儿的胯下钻来钻去擦地板,他得具备老鼠的机灵劲儿,否则就会被踩,被踹,被踢。还有一可怜虫,被牢头逼着,当众吃自己拉出来的蛔虫。他总共拉了六根,都捏在手里,蛔虫还是活的呢,他就送进嘴嚼烂、吞下,然后端起菜汤,灌一口,咂咂嘴。不准愁眉苦脸,只准面带微笑,似乎蛔虫和大便是人间美味之极品。

廖亦武:哎哟,听不下去了。

王岩:我被提讯几次。出庭那天,还镣铐加身。我抱定必死之心,除开贴身的穿戴,其他生活用品都分赠同号的难友。《红楼梦》里,有句写鲁智深的,叫“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我当时的心境也差不多,还盼着尽快解脱。“六四”那么多冤魂,我不过追去和他们作个伴儿。

1989年6月,成都,示威者放火烧了派出所,点燃了消防车和其他车辆。 ANDY LEVIN


廖亦武:然后呢?

王岩:又活啦!没想到又活啦!法官宣判“无期徒刑”,我都傻掉了。上不上诉?当然不上诉。押回去,还是镣铐加身,可心情爽极了,快平地起飞了。没办法,对不起,没死成,我还得把送出去的东西一一要回来。包括被子、牙膏、衣服、盆子,我还得继续用啊。

回到号房,按规矩,该解除镣铐,可不知咋回事儿,没人理。十日上诉期结束,我还自己撕了条内衣,仔仔细细,将铁链的每个环,擦得​​寒光闪闪。我躬腰欣赏了半天,让镣环碰出高高低低的音节,挺美的。

第二天,外面叫我名字。我给大伙儿作个揖,搂着自己的被褥,就出门,转北京市第一监狱。这是1950年代,苏联援建的老监狱,迎面是著名的“王八楼”,两层,椭圆顶,四周围着密密匝匝的铁栅栏。见我拖着铁链,接手的警察还嘀咕,怎么回事儿?不老实吗?送行的陪笑说,该死没死,就连镣带人过来了。

流水线上的机器人

王岩:劳改就这样开始了。首先剃光头,换囚服,佩戴名牌,然后进筒道,叽哩呱啦背《监规》。待滚瓜烂熟了,就编羽毛球拍,久而久之,手掌就起老茧。筒道两边,是一个个号房,号房内,有六张两层的铁架床,关押十二个犯人。警察在外圈,一般不进筒道。所以就形成了“以犯治犯”的封闭式地盘。

牢头的号房是不锁的,他们拉帮结派,在筒道来回巡视,如果有谁眼神透出不满,拖出来就一顿痛打。使大棍子,揍得你死去活来。叫喊没用,警察根本不理。牢头是耗子洞里的太上皇,犯人家属探监送的日用品,也是他们先享用,剩下的才轮到你。

廖亦武:你挨过打吗?

王岩:我挨过两大嘴巴,还得装笑。牢头都是杀人、强奸、人贩子之流,“六四暴徒”中,受过他们欺负的不少。直到1990年12月26号,几百“暴徒”集体转到北京市二监。

廖亦武:宽松点吗?

王岩:二监是新修监狱,比较敞亮,不像苏联人造的一监,阴沉沉的。可这儿的劳改太过分,按老警察的“经验之谈”,只有把每个犯人都累成热天的热狗,不断大喘气,才不会胡思乱想。

廖亦武:什么胡思乱想?

王岩:比如盼望“六四”平反啦,秘密收听海外电台啦,传播社会上的小道消息啦。开头两三年,大伙儿都以为牢坐不久,渐渐希望越来越渺茫。邓小平也南巡了,共产党也改变策略了,“一切向钱看”的春风吹进监狱,传统的“政治学习”也松懈下来。于是,我们摇身一变,成为卓别林扮演的流水线上的机器人。

先造乳胶手套,流程到“六四暴徒”这儿,是最后一关。我们剪掉多余的虚边,再查是否漏气。每张嘴都嘟着,噗噗地吹。而粘在手套间的滑石粉,随着吹气,哗啦弥漫开来,像雾状的球。没一会儿,我们的脸就沦为“粉白脸”,接着,整个身体也沦为“粉白身体”,像京戏里的吊死鬼。

开头,大伙儿的手脚不熟练,每人每日的定额是两箱,也就是两千只;过了一阵,定额水涨船高,止不住了,就日以继夜地干。警察为鼓舞士气,也破天荒,通宵不锁号房,让大伙儿将劳改阵地从床铺转移到教室。

廖亦武:为什么?

王岩:号房窄如鼠洞,滑石粉尘一弥漫,对床同伴的面孔都辨不清楚,更别提睡觉了;而教室有窗户有空间,空气好许多。夜半三更,大伙儿着魔一般,在那儿噗噗吹气,然后装盒子,装箱。经常是凌晨四五点,还在运转,如永动机。

廖亦武:怎么受得了啊。

王岩:远远传来鸡叫,没听见;起床的电铃突然哇哧哇哧,浑身一抖,梦醒一般,人就软掉,面条似的,躺到地上,突然睡死掉。这段日子,有人创造了奇迹,昼夜只闭眼两小时,完成定额十六箱,共一万六千只;有人累得爬不起来,还落下终生的矽肺病;有人中途挺不住,就朝自己的胸口啪啪拍钢针,想死死不了,抓狂啊。

廖亦武:这些乳胶手套的用途?

王岩:比较粗厚的,是日用品,洗碗洗锅,在任何超市都能买到;比较细薄的,是医用品,医院专用。据说我们的产品是通过北京乳胶厂辗转出口,美国公司有订单。

流亡历史学者廖亦武。 GORDON WELTERS FOR TH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廖亦武:这是劳改产品呀。

王岩:大家心里明白。所以有一天,七中队有个叫石学之的“六四纵火暴徒”,写了许多英文纸条,塞进手套。

廖亦武:什么内容?

王岩:请好心人互相转告,救救我们!救救中国!自由民主万岁!

廖亦武:结果呢?

王岩:很快被发现。石学之太惨了,镣铐披挂,之间还锁一副土铐,他被扔进两米见方的狗洞,三个多月,腰背都不能打直。枪打出头鸟,所以好多次,狱方紧急集合,强迫大伙儿观摩。这条当年五十多岁的汉子被一帮警察踩倒,扒光,轮番电击。五六根电棒齐上阵,这根卡住​​换那根,腋窝、脖子、头脸、肚脐、胯下、脚心,翻来覆去过电。阴毛散发出焦臭,石学之啊啊喊叫,眼珠子快爆出来了。他企图挣扎,可被踩得死死的,小便失禁了,不由自主淌一地。可他没有求饶,始终没有求饶。

廖亦武:英雄啊。我这类文人,太惭愧了。

王岩:乳胶手套的活儿戛然终止。接着,我们开始织羊绒衫,大热天,光着膀子穿针引线,那个汗珠子,稀里哗啦掉。裤衩湿透了,羊绒粘身上,那个痒,像几十万只蚂蚁炸锅。

王岩:我们(也)干过不太贵重的活儿,比如处理塑料瓶,处理回收的洋垃圾,比较脏,整天下来,浑身要么是塑料瓶味儿,要么是洋垃圾味儿。我们还折过“鼾静”的纸盒,“鼾静”的意思,就是睡觉不打鼾,这是一种假药,有人偷偷尝过,依旧鼾声大作。最荒诞的,是造纸棺材,即进焚尸炉之际,死人的包装盒。硬纸板,外面涂一层颜色,乍一看,还以为是真的。

廖亦武:监狱与火葬场搭上线了?不可思议。

王岩:搞活经济嘛,一个犯人就是一台赚钱机器。你想,一副纸棺材的成本才多少,卖给死者家属,至少翻几十倍。有段时间,我们从早到晚,在棺材堆里钻进钻出,跟鬼魂儿似的,特恐怖。有人开玩笑说,干脆躺进棺材底,一了百了,估计警察一时半会儿还发现不了。

廖亦武:对呀。纸棺材成百上千,藏个把人很容易。

王岩:所以纸棺材业务中断,来个一百八十度转弯,加工“X撑子”……

廖亦武:什么?

王岩:窥阴器。也就是插入阴道深处,检查妇科病的。

廖亦武:什么?

王岩:别大惊小怪,都是成年人。

廖亦武:真没反应过来,前头“纸棺材”,后面跟着“窥阴器”。

王岩:已经成形了,我们得一点点打磨上面的毛刺。别看小小玩意儿,要求极高,对眼睛的损耗极大。嘿嘿,“六四暴徒”中,还出了两个“生产标兵”,大伙儿按岁数大小,叫他俩“大X撑子”和“小X撑子”。

廖亦武:挺无聊的。

王岩:苦中作乐嘛。

我们到哪里找回自己的位置

廖亦武:里面的伙食怎样?

王岩:棒子面窝头,有时是混合面馒头,每人两个,比鸭蛋大。运气好,就比鹅蛋大。菜汤是烂白菜,因为这玩意儿便宜,特别是大冬天,就没其他的。不管青红皂白,不管臭不臭,一顿乱刀砍进锅里,烧开煮熟,舀入大桶,就端给我们了。他妈的,绝对没油水,连猪都不会感兴趣。大伙儿喝厌烦了,就盼望土豆汤,虽然口味儿也差劲,可含淀粉呀。

廖亦武:我最恨土豆了。我们坐牢,年年、月月、日日都吃土豆,入口就想呕吐,还不得不吞下去。直到现在我都怕,土豆之于我,是噩梦的象征。

王岩:四川是天府之国,物产丰富,所以坐牢也顿顿土豆。北方就遭罪了,挨饿时,土豆之于我,是美梦的象征。

廖亦武:你们多久吃一顿肉?

王岩:没个准。平时吃肉也就塞塞牙缝,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破天荒,突然抬出满满一桶,吓大伙儿一跳。

廖亦武:怎么啦?

王岩:怎么啦,全是肉片儿啊。

廖亦武:“王岩一直不愿拍照,不是因为害怕,而是愤世嫉俗。所以只留下这个二锅头残局。” COURTESY OF LIAO YIWU


廖亦武:这么舍得?

王岩:没一丝一毫瘦肉,肥肉带皮,白花花一片,晃人眼睛。我们凑近瞧瞧,也没一丝一毫菜叶。分肉的敲着桶边,连喊几声,发什么愣,过来吃呀。于是每人舀一大碗。

廖亦武:过瘾哦。

王岩:还没入口,就臭不可闻,恶心啊。可肚里缺油荤,就憋住气吃吧。肥肉带皮,皮上带一撮撮毛,大伙儿龇牙咧嘴,先呸呸除毛,再嘎嘎咽肉。有个家伙舍己为人,起立推广吃肉心得——各位弟兄看仔细了,肉皮朝下,翻过来吃,毛就立即消失。

廖亦武:吃肉也需要胆量。

王岩:对呀。大不了拉几泡稀。命贱如蚁,死不了,牢底还得坐穿。

廖亦武:实打实算,你劳改多久?

王岩:不足十六年。运气还可以。因为有点文化,人情世故也懂,我在里面做过大组长,没吃多少苦。我也曾凭着良知,帮助将服刑的“六四暴徒”名单传递出去。我反复考虑,万一暴露了,就认栽。但是种种难关,最终都渡过。

廖亦武:不容易啊。

王岩:更不容易的,还在后头。我出狱了,表面上自由了,可心还被捆绑着。我已经四十岁,得重新适应社会,学习谋生技能,监狱里的东西,根本用不上。时代变化太大,北京城扩展了几倍,我到哪儿去才能不迷失,才能找回自己的位置?父母年迈,我还和他们挤一块,混吃混喝,真不是滋味儿呀。我整夜整夜失眠,难道这辈子错了吗?当初不应该热血沸腾吗?“六四”有没有平反哪一天?如果有,我们算什么?

纽约时报中文网2019年6月12日

廖亦武:两个同案犯的《大屠杀》

五月 2, 2019 

30年前的6月4日凌晨,天安门大屠杀发生,一个叫戴迈河的加拿大青年从北京来到四川我家。我们一块制作了长诗《大屠杀》朗诵磁带,用一台体积很大的“康丽牌”收录机。那时我不会喝酒,但戴迈河与地下诗人李亚伟喝了很多烈酒。

在收音机短波传出的枪声和惨叫中,我朗诵了三次,戴迈河和李亚伟砸了酒瓶和酒碗,我们喊了很多次“我抗议”。还在磁带封面写了《抗议的时代》。我们将同一段朗诵和音乐反复碾录,以制造片头和片尾的回音效果。开头题辞为:“谨以此诗献给法国大革命200周年;谨以此诗献给中国五四运动70周年;谨以此诗献给六三惨案的死难者。”

后来这盘《大屠杀》磁带流传到中国20多个城市。有30多个传播者被逮捕和审讯,其中6人被关押两年以上,戴迈河被当作“间谍”驱逐出境,我作为首犯,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4年。

30年后的5月7日傍晚,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圣约翰大教堂,人道中国和美国笔会联合举办天安门大屠杀纪念,登台朗诵和歌唱的有见证人王丹、方政、张伯笠、马建、周锋锁等等。我和戴迈河将同台,一块用英文和中文朗诵长诗《大屠杀》,并交替以西藏转经钵、洞箫、姆指琴、算盘、人声作为背景和前景。按照中国法律,这是相隔30年的2次“共同犯罪”,情节恶劣,量刑从重。

亲爱的朋友们,《吆尸人》《上帝是红色的》《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及《子弹鸦片》的读者们,请到场支持我们,拒绝遗忘。

2019年4月30日


廖亦武:灵魂战争

十二月 21, 2018 


柏林进入天昏地暗的隆冬,才短短几日,就发生三件大事:王怡抓了,孟浪死了,我的书被扔进垃圾桶。

王怡和孟浪都是我的故友,提起他们,一言难尽。王怡后来做了秋雨圣约教会的牧师,在最近的一次布道中,他说:“这个国家正在发起一场对灵魂的战争,这是最重要的一场战争……但他们却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永远不可能被关押,永远不可能被毁灭,永远不可能被降服被征服的一个敌人,这就是人的灵魂……所以他们注定要失败……”

接着他提到灵性的生活,提到没有灵性的生活是如此没有尊严。他强调:“正因为灵性的生活是人类生活的本质,正因为基督信仰是我们最不能失去的、宝贵的、甚至是我们这些罪人唯一拥有的财富,所以当这个国家要来夺走我们的唯一财富之际,求主让圣灵充满我们,阿门。求主让我们不但如此,还让我们用我们的受逼迫,向中国社会传达一个受逼迫的福音,让他们来拷问他们的价值几何?在这样一个专制的、金钱的、绝对权力的统治下,他们的尊严、体面、自由到底在那里……”

王怡因此被定为“颠覆国家政权罪”,等待他的刑期也许不会低于同一罪名的刘晓波,但他作为殉道者的荣耀,我预言,绝不会低于刘晓波。

王怡最看重的“灵性的生活”,也是多年流亡的孟浪的生活,共产党一再用镇压和收买,从一个个中国人的身上剥夺去的生活。

有人在演唱孟浪的诗句:“一个孩子在天上。”太朦胧、太浪漫,令人想起多年前的顾城。可孟浪还写过“连朝霞也是陈腐的”,所以他将徘徊在我们这代人中间,挥之不去。

最后是许多劳改幸存者的回忆录,也包括我的《中国冤案录》,被美国华盛顿劳改基金会的继任者们扔进垃圾桶,却被魏京生基金会的黄慈萍和张菁偶然发现——这是被王怡牧师提到的、被诗人孟浪饯行至死的“灵性生活”被毁坏的证明,却发生在自由世界,发生在极少有人看书的海外民运圈儿。

2018年12月19日

廖亦武:百岁修女张印仙

四月 12, 2016 

前 奏

大理古城的土著居民,都晓得人民路天主堂里,有个百岁修女。但是外来客不晓得。我也是去年偶然晓得的。那是个晴朗夏日,来自巍宝山长春洞的逍遥道长,邀约几个文人,一同拜访已做神父的旧日同窗。不料刚进天主堂大门,就碰见此尊神仙,居然腿脚麻利,出土人参一般崎岖而鲜活。一听说她的岁数,我立马贴身追随了十几分钟,在高墙内兜圈五六趟,倾力巴结,却没搭上一句话。

稍后往来数次,终于搭上话,却半句也搞不懂,还引起天主教徒们的警觉。有个70多岁的婆婆,在众人的推举下,过来盘问:先生你哪儿人?信主么?参加敬拜么?我答:准备信呢,所以对这位老前辈感兴趣,想交流一下,你能为我们翻译?婆婆说:不能,谁晓得你是干啥的。我说:我写书的,帮帮忙嘛。婆婆说:记者么?那更不能了。我劝你走吧,先征得宗教局的同意再来。

我当即绝望,随之返乡,直至翻年,同样的晴朗夏日,又卷土重来。汲取了教训,我在天主堂外围盘桓多日,分析情报,并伙同基督教徒鲲鹏,从教会门卫室、对外接待室、厨房、礼拜堂、修道院,逐步深入。鲲鹏擅长谈经论道,弄得众人点头称是之际,我这边就乘虚而入。

我们终于接触到关键人物陶修女,她35岁左右,目光清澈,为人厚道,且长期照顾百岁修女的起居。我们沟通顺畅,并提前4天,敲定了这次拜访。

这是2009年8月23日,星期日弥撒之后。我们又在修道院这边等候个把钟头,陶修女才匆匆赶来,牵起活神仙,就朝外走。访谈接着在空荡荡的接待室进行,节奏极快。我们考虑到老人身体,建议歇口气,陶修女却说不必,她的状况不错,自己煮饭吃,食量还大,还是个老顽童,你说她不行,她就把装满土的花盆拉来拉去,显示有劲道。

我们都笑。老人一笑,皱纹猛然舒张开,如褪色的斑斓虎皮。她叽哩哇啦好一阵,根本听不懂。陶修女打趣说,主要是牙掉光、不关风,再加性子急、嗓门高,就把本地话扭曲成了外国话。

陶修女自始至终,紧贴活神仙,冲她的右耳喊话,因为她的左耳左眼,都不灵光。但记忆和思维却清晰无比,叙述到激愤处,屡屡要跳脚,那种波涛汹涌,可与莎士比亚笔下疯掉的李尔王媲美。

她还掏出贴身的3个十字架,供我们鉴赏。其中一个,据说已经挂了60多年。在两个多钟头的谈话临近尾声时,她还嚷嚷不愿吃饭,也不愿走。大家都劝她扶她,而她却挥舞双手,指东打西。意思是四面墙的外头,还有好多地盘被抢去,她一直不愿走,就是要亲眼看着还回来。

这辈子,气性大而长寿的,我也只见着这一个。

正 文

张印仙:我天天在教堂,祷告、做饭、走动、晒太阳,也看看花草,看看蚯蚓和蚂蚁,给它们松松土。如果不在呢,就去旁边的市场买菜了,过一会儿,又在了。

老威:哦。

张印仙:我在,心也在,主也在,许多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人,也在。

老威:哦。

张印仙:我掐掐自己,老肉老骨头,还晓得痛呢。

老威:哦。

张印仙:1908年8月3号,我出生在云南曲靖城,父母取学名“张印仙”。我记不得父母的模样,只记得有个哥哥,被军阀抓了壮丁,后来死在战场上。

老威:连父母的模样也记不得?

张印仙:梦里出现过,可醒来就忘掉。我是个孤儿,刚满3岁,就被我的一个叔叔送进昆明的方济各会修道院,侍奉天主。

老威:你的叔叔?

张印仙:是教会的神父。大约在清朝同治年间,天主教就由越南传入云南,在昆明、曲靖一带落脚了。所以到了我的小时候,法国巴黎的外方传教士已经很多,教堂也遍及城乡,门派也复杂,有耶稣会、圣心会、天神母皇会、保罗会、方济各会等等。我在修道院跟法国神父和主教识字、读经、听弥撒、做祷告,也干些力所能及的杂活儿。高墙外乱兵乱世,民不聊生,而主却给了我一个安稳的小环境、童年的庇护所。

直到13岁,我才跟孃孃李华珍来到大理。当时古城只有几处临时天主堂,后来却发展为滇西最大的教区,包含丽江、保山、迪庆、临沧、德宏、思茅和西双版纳,有汉族、白族、藏族、彝族、傣族、景颇和哈尼族的教友8万多。再后来,圣心会购买大片教产,由法国主教叶美章全面负责,修建了修道院、孤儿院和这座远近闻名的礼拜堂。

老威:规模宏伟啊。

张印仙:当时住在教会的,就有400多口,法国的主教和神父至少十几个。星期天弥撒,古城内外、海东海西的人,潮水般涌来,礼拜堂装不下,大家就在外面院坝,有跪的,有站的,还有小孩子爬树爬楼的。我也是小孩子,可我入门早,台上的管风琴奏哪段,我就能唱哪段,主教讲《旧约》里哪段,我就晓得出自哪页,下文的典故和箴言是啥。许多人夸我聪明呢,只有孃孃冲我瞪眼,意思是“不许卖弄”。

老威:我们这代人,从小接受红色洗脑,什么“宗教是帝国主义奴役人民的工具”啦,什么“育婴堂是地狱,修士修女把儿童当实验品”啦。

张印仙:呸呸。文革中批斗我们,还说教会杀了多少多少孤儿,神父主教是吸血鬼呢。我不能反驳。明明晓得是造谣,也不能反驳。为啥要造这样的谣?中国人的罪孽还不够深?主啊。

灾荒年,兵荒年,本地的穷人经常丢弃自己的孩子。有点人性的,还晓得选个好天气,乘月光不错,把娃娃用棉布包裹几层,悄悄放在教会大门口。等第二天大早,修女们一开门发现,自然抱进去,无论好的还是病的,那个心疼劲儿!会打算盘的,或亲情难于割舍的,几年后渡过难关,再来相认吧。其实永不相认的更多,那时候呀,人越穷,孩子越密,都像动物,捡健壮的、熬得出头的养。

我眼睁睁地看过多起,女娃娃,还没断奶,就抛在山坡或海边,任野兽或野狗,一个个糟蹋。男娃娃,生了病,眼看不得活,也同女娃娃一样,四处丢。修女们外出碰上了,就捡回来,让教会的神父和主教抢救,他们都会点医术,打个针喂个药,还挺内行。刚刚丢弃的,兴许能救转,能和我一样,在孤儿院抚育成人;已经过了夜,或被野物动过,缺条腿、缺个其它零件的,就只有祝福,道几声“阿门”,然后埋在南五里桥村的天主教墓园了。

老威:我去过那墓园,只剩下一片玉米地。

张印仙:也是教会买下的,很早了。主持修建天主堂的叶美章主教,死后就埋在里面,还有几个法国神父也埋在里面。

老威:他们叫啥名字?

张印仙:太久远了,记不得了。还有不少本地信徒,不少捡回来又夭折的孩子,有的不足月,有的两三岁,我主慈悲,他们都通过仪式,进了天主教的墓园。无论是主教、神父、修士修女、普通信徒或弃婴,墓碑上都嵌刻了他们的生平,只是有的复杂些,有的迫于无奈,简略一点。

老威:弃婴的墓碑咋写?

张印仙:由捡他的修女取个名字,有可能是中文名,有可能是法文名,然后生卒年月,发现于何地,最后都有“天主垂怜,阿门”。

老威:弃儿能与主教、神父葬一块,这在中国传统里是不可思议的。

张印仙:如今全被毁掉。一块天主教墓园,一块基督教墓园,本来是邻居嘛,可以互相串门嘛,都毁掉了。连地基也要不回来。所以后死的天主教徒,像刘主教,像我孃孃,都进不去。

老威:唉,这是劫数。

张印仙:到1940年代,收养了孤儿200余,占教会总人口的一半。多数修女都变成“全职保姆”,少数懂医术的,就做“门诊大夫”,给老百姓的孩子喂药打针,有时也喂饭喂糖。我在厨房熬牛奶、米糊、面浆,来代替母乳,有时一天抱进来四五个,饿得直抽,就给个甜奶嘴先咬着。至今,大理古城还存在几名被教会收养过的孤儿,七老八十,人都快入土了,还怕沾着“里通外国”的罪名,不愿承认。

老威:为啥?

张印仙:他们叛过教,脱离教会,这是终生污点;后来形势好转,想回归,又乌龟一样缩头缩脑。还有个神父,已经还俗结婚生子了,到了八几年,居然还厚着脸皮宣誓效忠主,其实惦记着刘主教的位置呢,真枉费当年传教士们的苦心栽培。

嘿嘿,回顾我的前半截,真幸福啊。教会人来人往,可鸟叫比人声亮,秋天到,一阵阵风吹落叶,呼、呼,眨眼就满园黄灿灿。只有辩经和弥撒时,院内才闹热一点,但仍很安静,心里喜乐的那种安静。现在的大理二小、大理四中,过去都是教产。我呢,累得直不起腰,可傻傻的乐,我特别喜欢打扫礼拜堂的卫生,擦洗祭坛、桌椅、神像、箴言,真幸福啊。教会十来个法国、瑞士和比利时的主教和神父,都总是夸奖我,有时也开开玩笑,“罚你独唱3首《赞美诗》”,兴致一高就加入进来,比赛歌喉。

老威:然后呢?

张印仙:1949年8月,也就是临近解放,从大理教会派去香格里拉传福音的瑞典神父Maurice Toruay被乱枪打死。噩耗如乌鸦,嘎嘎传来,大家在凶兆中跪下祷告,求我们的身心得到保守,坦然接受种种煎熬,穿越将接踵而至的魔道,像 Maurice Toruay那样以生命荣耀主。

这次超生弥撒没多久,解放军就进城了,人民群众敲锣打鼓,夹道欢迎。全国红透了,苍山洱海也红透了,连教堂内外,也飘扬着五星红旗和毛主席像。外国主教和神父们被当作传染病,隔离在几间小屋内,窗帘遮得密密实实,门口有解放军持枪站岗,谁也不准靠近。

老威:远远打望可以吧?

张印仙:还不敢公开打望。革命群众眼睛雪亮,会骂你“戒不掉帝国主义的精神鸦片”。

老威:这是哪年?

张印仙:1952年,2月份,外国人都撵跑了。

老威:开过会么?有最后的弥撒么?

张印仙:礼拜堂贴了封条,禁止入内,接着是人人过关,接受审查。绝大多数信徒害怕,纷纷退出教会,响应政府号召,回家务农。有的却公开叛教,“听毛主席的话,与奴役人民的天主教划清界线”。听说主教们在解放军代表事先拟定的文书上签名,表示放弃一切“剥削”财产,还划了十字。其实全部教产都是花钱购置,受当时法律保护。传教士们撤走好久我才晓得,偷偷哭了几回。我的生命是他们给的啊,是主通过他们的手给的啊,否则我在3岁前就夭折了。

老威:天翻地覆,大伙要重新做人,或者重新做鬼了。

张印仙:1952年,永世难忘。曾经极其荣耀的大理教会,人去楼空,老鼠成堆,400多口,最后却只剩我——修女张印仙,我的孃孃——修女李华珍,本地主教刘汉臣3人。军代表限令我们搬家,刘主教说,天主堂就是我们唯一的家啊。

老威:够顽固不化的。

张印仙:但是到了年底,他们威协说,不搬就拿绳子绑走。于是某一天,我们3个被民兵押解着,出古城西门,安置到苍山脚下的一个村子,召开群众大会,宣布“监督劳动”。随即,我们的教产被统统霸占,一部分建大理二小,一部分建大理四中,剩下的房屋,政府安插了许多人进住。

老威:当农民?

张印仙:被踩在脚底的贱民。

老威:多少年?

张印仙:1952至1983,31年。

老威:怎么过来的?

张印仙:自己种粮食自己吃。我们离开教会时,除了身上穿的,任何东西都不准带。汗流浃背地赶拢村子,连口水也不给喝,就被揪进会场,与撵出庙子的和尚尼姑,撵出道观的道士道姑,还有基督教的男女信徒,形形色色的,站成两三排,被几百村民团团围观。名为批斗会,实则看稀奇。大家喊口号,喷唾沫,拳头在我们鼻子尖尖晃来晃去,很是苦大仇深。工作队在木头台子上讲话,那时候没有电喇叭,就举着个镔铁话筒干吼。刘主教被扇了几耳光,我孃孃就挡在前面去争论:无冤无仇的,凭啥打人?那个刚刚在土地改革中翻身作主的贫农说:反动派,不打就不倒。我孃孃说:我们不是反动派。贫农说:你们是精神鸦片,是三座大山,是帝国主义剥削人民的走狗。我孃孃说:我们都是穷人家出来的,我们没剥削。贫农说:你还嘴硬。于是周围响起一片口号:打倒反革命修女!我孃孃说:尽管打好了。打我左脸,我把右脸也给你们。

老威:耶稣的箴言?

张印仙:他们不懂,就晓得瞎起哄。后来经历的政治运动多了,就明白了,地富反坏、牛鬼蛇神、和尚、道士、天主教、基督教,斗争腔调大同小异。打倒你打倒我、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然后才是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万岁,什么什么胜利万岁。批判天主教和批判佛教、道教、走资派的发言稿,随便改几笔,就可以通用。

老威:老人家明察秋毫哦。

张印仙:斗争会开过,丢了两间石头房子给我们住,四面透风,跟猪圈一样。刘主教和我孃孃已比较老,经不住折腾,只有稍微年轻的我,去跟村里要锅碗瓢盆、五谷杂粮、床铺被褥,打张借条,写明今后挣够了归还。

接着就是开荒种地了,这活儿不难,有气力就行,我打主力,两个长辈帮手。平时不搞阶级斗争,村里也借牛给我们用。苍山又高又大又绿,养点点猪和鸡,畜生们自己晓得找吃。把地里的青菜装坛子,做成酸菜,再带几十个鸡蛋,就能挑到下关去卖了,买油盐酱醋。这样熬磨几年,过得稍微像个人样了,上面又号召大跃进,办公共食堂,自家东西统统上缴。几百号人吃喝在一块,敞开肚皮瞎整,没几天,灾荒年到了。饿死人哪,那些傻吃傻喝,把肚皮撑大了的,几乎都饿死掉。 我们熬的稀粥,能当镜子用,双手捧到阳光下,我孃孃浮肿个脸,还开玩笑:哦哟,碗底有个鸭蛋黄。刘主教说是“画饼充饥”,孃孃却坚持认为,我们喝着主赐予的“太阳鸭蛋粥”,热量是普通粥的几倍。

老威:又凄凉又温暖嘛。

张印仙:后来稀粥也没得喝,就只能漫山遍野寻野菜、草根、苔藓,甚至剥树皮和地衣。青壮村民不耐饿,急了,刚埋的死人也掏出来,割肉煮。和尚也四处堵老鼠洞,碰运气抓住一只,来不及剐皮,就活生生朝嘴里塞。哎呀,那年头,乱套了,如果灾荒再持续两年,恐怕我们也被人家吃掉。感谢主,没有祂的保守,活不了。

老威:你们还祷告么?

张印仙:天天祷告。在路上,在坡上,在家里。经书早就背诵了几十年,在脑海,在骨头,在肺腑,一笔一划刻着,谁也抹不掉。我们在地面受难,灵魂却在天国,接受主的奖赏。无神或信邪灵的,当然不晓得主的奖赏为何物。再饿再苦,你不要告诉世人,因为他们比你更饿更苦;你感觉头昏眼花,快不行了,你也不要向世人呼救,因为他们连自己也救不了。你只有求告主,死死生生算啥,祂会让你平安。

有一次,我和许多人一样,在山坡间晃荡了大半天,还寻不着可吃的。一屁股下地,就再也起不来。旁边有几朵彩色野菌,就是没人敢动的那种毒菌,我一时软弱,就扯来吃掉。土生土长的我,不是不晓得厉害,可饿死和毒死,哪种更好?

我跪着祷告,求主宽恕。几分钟,肚子剧痛,我拼命地抓舌根子,想呕吐,可体内太干净了,毒菌转眼就消化。稍后,手脚不由自主哆嗦,腮帮子不由自主哆嗦。我抱着一棵树,还是坚持祷告,哪怕马上死,也不能忘记自己天主教徒的身份。

我昏倒了,天黑时又醒过来,月亮像道门,压在树梢顶。我试一试,居然腾地站了起来,肚子还是饿,可不太难受。我连念几声“阿门”,我主保佑!活着就是奇迹!

老威:是啊,你们都活着。

张印仙:刘主教和我孃孃死掉了,葬在苍山腰,我的墓穴也在那儿。

老威:无论阳世阴间,你们都算三位一体。

张印仙:文革时,刘主教被揪到海东,与我们分开。他孤零零,挨了很多打,身体垮了。1983年,宗教政策落实,我们又聚一块,宗教局在教会对面找了两间小屋,暂时安顿我们。

老威:咋个在“教堂对面”?

张印仙:我们进不去。教会的旮旮角角,都住满人了。大理四中的礼堂,就是这座建于1927年的礼拜堂,不过祭坛和神像都打掉,换上马恩列斯毛的大像。每天早晨,中学生们就在礼拜堂前升国旗、唱国歌,“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老威:天主堂沦为无神堂了。

张印仙:我们依据政策,先和学校交涉,再和教会住户交涉,可人家也振振有辞:共产党让我们住这儿,二三十年了,生儿子,又生孙子,咋可以说搬就搬?刘主教说:二三十年之前,这儿是我们的,因为历史原因,被拿去,现在共产党要归还了。人家说:不行,我们才是原始居民,我们对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有感情。刘主教叹口气,说:我们已风烛残年,人的事可以让,可这是神的事,不能让。人家顿时起哄:让你的神滚蛋。

于是连续3天,我们早中晚读经祷告,待神赐予了信心,刘主教才去找宗教局。而我的性子急,就背起我孃孃,直接来到大理州政府。我先去政府各部门转两圈,没人接待;我又在过道上哭一阵喊一阵,还是没人理睬。只好撤回政府大门,在阶沿上放下孃孃,开始一天天静坐禁食。

老威:当时你多大岁数?

张印仙:七十五六。我孃孃快90了,又咳又喘,起不来床。我说我一个去就可以,她说:不可以,天主是大家的,不是你一个的。于是我只能背她。那时古城到下关,路很烂,我每天半夜就起床,做祷告,然后打扫卫生,做早点,尽量劝孃孃多吃。她心慌,我就替她抹抹胸,她说快死掉,我就说天主不愿见她这个样子,因为教产还没要回来。孃孃就笑了,还让把镜子给她,照一照,洗脸梳头,擦点桂花油。我说:孃孃啊,你21岁做修女,直到现在,始终比我爱漂亮。孃孃说:对嘛,你一辈子风风火火,不太像女人哦。我说:几十年来,种地、喂猪、养鸡,没闲过半天,哪有工夫讲究?孃孃说:这次当街展览,你可不要弄成乞丐样子,给天主丢脸。我连应“好、好”,就真的换了最干净的衣服。

收拾齐整上路。歇两回气,我就能背她到南门外,等小客车,颠簸一两小时,抵拢州政府。在地上铺床棉絮,扶孃孃平躺下,我守在旁边。路人围起看闹热,我也鼓起眼珠看闹热。太阳大了,就把被子扯开些;晒狠了,就在孃孃脸上撑一块布。而刮风下雨天,就挪到屋檐下,屋檐窄了,雨滴乱溅,我就自己挡在前,肩膀湿半边干半边。

老威:七旬老人背九旬老人静坐禁食,是个大新闻嘛。

张印仙:那年月,报纸、电台都是政府管,所以没新闻。我们也不懂新闻。只晓得围观群众太多,密密匝匝的人墙。我们也觉得不妥当,影响市容,可没办法嘛。我还一遍遍起立,举着十字架,劝大家走开。可群众散一拨又聚一拨,还有人弓腰,察看孃孃的动静,然后转头汇报:还有气呢,嘴巴还在念叨。我纠正说不是念叨,而是背诵。人家问背诵个啥,我就自己弓腰倾听,并重复孃孃的话:天主,请以此茫茫尘嚣,来查验我,洗刷我的罪,端正我的意念,在邪恶的权势下把我拯救。阿门。

老威:人们理解么?

张印仙:不理解。许多人骂我们疯了,心肠稍微好的,就劝我们体谅政府,要爱国。我心里说,除了天国,我们地上的国在梵蒂冈,在耶路撒冷。

老威:对头。在所谓的祖国反而流浪着,无家可归。

张印仙:就这意思。我们在政府大门呆了28天,除开喝水,我啥都不吃,考虑到孃孃的身体,我晌午喂她一碗米线,补充热量。太阳落山,又背起她,赶末班车回古城。

老威:第二天又开始?

张印仙:对头。后来我有点背不动了。因为每天只吃早点,瘦得飞快,腿还打飘。我就盘算,干脆去政府门口过夜,反正门卫也来赶过,警察也来赶过。可两老太婆,谁都不敢抓。很抱歉嘛,大概影响越来越坏,惊动了上级,28天头上,一官员带了两随从,终于露面。过往群众早已麻木,不再围观,还冲我们点头呢。只有些小孩经常光顾“街头西洋镜”,婆婆长婆婆短的。官员过来,站了几分钟,就蹲下问:你叫张印仙?我说:是,她叫李华珍。他说:你们已经闹够了吧?我说:我们不想闹,只想有个住地。他说:你们现在不是住得好好的?我说:我们不是吃救济的五保户,随便丢两间房就行,我们要我们的教产,我们侍奉天主的场所。他说:会归还你们的教产,但要等一段时间。我说:我们已经等了31年,我才70多,能等,可她快90了,有出气没进气,恐怕等不了。他说:你凭啥这样说话?政府不是你们来支配的,政府只能协调、动员别人搬家,让出地盘,最快也得好几年。一听这话,处于昏睡状态的孃孃突然醒了,拉扯我,令我扶她坐起。她喘着说:我死在这儿。我立马响应:好好,两条老命都丢在这儿,你们看着办。官员气坏了,说:你们敢要挟共产党。我说:只要归还天主堂,死活与你们无关。

老威:然后呢?

张印仙:没多久,教会就空出来了。就是你今天看见的,老礼拜堂,周围的两排房屋,照壁,照壁后的两个院子。古城都轰动了,居民们议论,天主堂的两个恶婆婆,惹不得,把政府搞蔫了。可他们哪里明白,这才是原始教产的四分之一,隔墙、过街的大理二小、四中,几个足球场大,全属于我们教会。

要不回来了。大理教区的许多堂口,都被霸占。政府挪用,年头太久远,就不提还,或者搞地产开发,把老教堂拆掉。有的堂口,政府要还,教会的人却不敢要,怕再来政治运动,挨整。

老威:3个老人,突然间拥有偌大的地盘,做梦似的。

张印仙:全部归主。我们不过暂时替祂老人家看门。

老威:生活咋办?

张印仙:我一肩挑。

老威:这么豪迈?

张印仙:他们两个老病,我还是喂猪、养鸡、自己种菜。这儿比乡下条件好许多,我们能糊口,也喜乐。我孃孃李华珍1989年去世,活了93;刘汉臣主教1990年去世,活了90。教会在苍山腰寻了块地,将他们合葬,我的墓穴也预留了,生死在一块吧。

刘主教回光返照时,突然起床,要去礼拜堂做弥撒,可刚把衣服穿好,就瘫掉,只得在二楼自己的卧室,做临终祈祷。他最后一口气,落得很深很长,眼珠子渐渐定住,面带微笑。那是一个傍晚,天使在窗外,一阵斜阳,又一阵风。

他们走掉,只剩我,太伤心了。只有在礼拜堂,在院子,在他们呆过的地方,来来回回寻找。闭着眼睛,觉得他们抚摸我的手;睁开眼睛,却见一条狗在舔,或者一丝阳光在舔。我问主:他们想我不?太傻了。也许是没机会服侍他们了,闲得慌。

直到1998年,新的神父来,陶修女也来,我才稍微踏实。一辈子绷紧的弦,终于松垮。该给新一代交待的,统统交待了,特别是没归还的教产,必须继续要。万一要不回来,就写入教史,让世世代代铭记。

一心盼主接走我。一心盼与刘主教和我孃孃见面。可稍不留神,我又过101!周围的人,都与我相差好几十呢,咋办?

老威:不晓得。

张印仙:只能赞美主。

老威:阿门。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廖亦武:大理古城109岁的修女临终

四月 12, 2016

昨天,台湾好友谢小韫写信告知《上帝是红色的》主角之一,109岁的修女张印仙已在弥留之际。我回复道:“往事如云涌来,泪水溢出眼眶。”

2009年8月23日下午,我在云南大理古城人民路天主堂修道院内,采访了这位“因愤怒而长寿”的修女,当时她102岁,手脚麻利,思维清晰,声称:“共产党不归还传教士留下的全部教産,我绝不闭眼!”

张修女曾在1980年代初,背负另一90高龄的修女,在大理州政府大门前,绝食示威达28天,轰动一时,终於索回被强行霸占的80年天主堂。

之後我逃亡。在台湾允晨文化和美国哈伯柯林斯,以中文和英文出版《上帝是红色的》,佳评如潮,几年中有了三十多个语种。并获得美国《今日基督教》2011 年最佳图书奖——Books & Culture‘s Book of the Year is Liao Yuwi’s God Is Red: The Secret Story of How Christianity Survived and Flourished in Communist China (HarperOne, 2011)。百岁修女张印仙的名字也随之不翼而飞,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读者去探望她。

加拿大驻华大使馆2012年初春致信给我:

亲爱的廖先生,

来自加拿大驻华大使馆(北京)的问候! 我通过一位在成都美领馆的同事(高大伟)得到您的电子邮件。我们使馆不少人士都是您的忠实读者,尤其是您的新书:《God is Red》。通过阅读您的书,我们对云南大理的基督教社区产生极大兴趣。3月初我将前往大理,希望能与当地的宗教社区建立联系。加拿大政府一直以来致力于更 好理解宗教在中国社会扮演的角色以及推动宗教自由在中国的执行。

基于您对云南当地情况的熟悉,我们希望您可以帮助我们与大理当地及其周边的基督教社区取得联系。我们理解此类事务的敏感性。如您能提供任何可行的信息和联系方式,将不胜感激。

非常感谢!期望尽快收到您的回复。

祝好

榭大伟

附:我期待着有机会能请您在我购买的您的书上亲笔签名。

David Bostwick 榭大伟

我回了信,特别详细介绍了百岁修女的情况。结果加拿大使馆专程去了5个人拍摄她的纪录片。台湾友人谢小蕴也多次去探望她,还经常转寄她的近况。最後这封 信,她写道:“亦武兄,附上大理的张修女照片,她已经卧病在床,无法言语。她的一生完全彰显了神的爱,我们向她老人家致敬,也祈祷神让她没有痛苦地回到天 家!”

我却想起迪兰.托马斯的《挽歌》:

从她的眼里,我看见世界上最高的光在闪耀…..

她轻轻地躺下,越过了山峰……

在草地的下面,在乌云的上面,爱着,然後生长。

廖亦武:给《倾向》编者贝岭、孟浪的信


贝岭、孟浪:

你们托黄峰转达的意思我知道了,能不能办好只有试试看。

我一直在民间边写作、边吹箫卖艺,同所谓的诗坛不通往来。两年前到北京,遇见过王家新和肖开愚,知道浮在上面的诗人们都把自己操作得挺好。他们早把国境线当作自家的门槛。89之后,先是草木皆兵,然后是草木皆商,进入意识形态和市场经济的交媾。从精神上,诗人全死光了,或者说现在的诗人相当于某种程度上的阴谋家。倒是一些学人的文章写得愤世嫉俗,接近于诗。

不少人为自己寻得了“外国教父”。因为语言的隔阂致使中国文人在西方成名难。但谁要说他是中国的但丁、中国的艾略特或叶芝、里尔克,成名就要顺畅得多。这样,至少为吃汉语饭的汉学家们提供了一种研究(套用)方向。

近年来,前苏联被迫害的大师之作品,大量涌入中国。于是,俄籍教父、教母一天天多起来。因为,俄籍教父、教母们多半具有旧俄贵族血统,能使不少模仿者沾光高贵起来。

况且(除了索尔仁尼琴),这种美学姿态上的模仿,既有利于国际成名的炒作,又不需要冒任何风险。帕斯切尔纳克、阿赫玛托娃等人与当局的冲突,说穿了不过是个人的艺术原则、人生态度同国家主流文化的冲突。抽去特定的时代背景,这种冲突也是可模仿的。过去掉脑袋的事,今天谁都敢做,例如骂骂斯大林、毛泽东,听听《美国之音》等等。但对冲突的模仿,绝对有一个当权者能够容忍的尺度。国内许多令不了解中共文化策略的国际社会刮目相看、而声名鹊起的文化人,就是按照这种“尺度”进行运作,或个人形象塑造的。这些人沾社会主义转型阶段的光,把国内外、东西方的好处捞了个尽。象欧阳江河、王家新、肖开愚等人,完全是按照公众人物或明星方式组装自己的。他们是大学里后现代学者的研究对象,是群众诗歌活动的嘉宾和主持人;在中央电视台或其它电台、电视台的读书里接受采访、普及诗歌;并且接二连三地出书、签名售书,并利 用传媒的宣传开作品讨论会。但就是这样的诗坛明星,还自印一些诗歌民间刊物,标榜自己是受压制、受迫害的一群。唐晓渡曾对我讲,他之所以要停掉《现代汉诗》,是因为上面的许多作品也能在公开的官方刊物上发表。

我曾读过刘丽安女士为刘丽安诗歌奖得主诗选写的序,感情很纯洁,趣味很纯粹,心地很善良。但老太太上当了。她出钱支助的人并不是她想象的那般清澈透明。

一位四处哭穷的诗人拿着她的钱,今天上海、明天黑龙江、后天广州,把飞机都坐腻了;而某人自写了代表作《帕斯切尔纳克》之后,就成天穿着帕氏长风衣,写自己在异国风景旅游点所面临的过客的悲愁、过客情怀与冥冥中的文化大师的对应;在精神旅游生活的另一面,这位中国的帕氏忙着与汉学家对话,在北京大学主持“中国魂”诗歌音乐朗诵会,成为殷之光等主旋律文化人与群众的桥梁。

在今天,没有比做诗人更厚颜无耻的了。但是《倾向》在接连几期里,让这些纯艺术家占了作品版面的上风。人们从中看不见真实的中国、真实的中国文化处境。这些人在另外一个星球上,在死人中间写作,与中国的血腥现实没任何关系。

《倾向》登载这种作品,大陆的文学刊物也登载这种作品。而中共默认,甚至通过某些较宽松的文化节目肯定这种作品。因为让知识份子更加圈子化、书斋化、文化功能萎缩化,令其形不成一个阶层、一股势力,一种象以哈维尔为首的捷克知识界那样,从精神、人道的层面上关注全社会的对抗(至少是不合作)运动,是中共对文化的主要策略。

你尽可以个人化、更个人化,尽可以搞钱、搞女人、搞文学阴谋争得“历史地位”,只要你不与周边世界搅在一块就行。除了春节联欢晚会那种肤浅的歌功颂德,后改革时期的共产党最反感“诗言志”、“诗言情”。人人都要言志、言情,还要一党专制干嘛?遍地干柴烈火,统治者都不愿意谁再添乱。先锋诗人、作家能够在“6.4”过去几年之后迅速占据国内各大杂志,形成压倒优势的另一个原因是,当局下意识欢迎文人多写老百姓看不懂的作品。

贝岭,你还在同北岛较劲吗?在我的《黑道》中,北岛只是匆匆过客。你是以现在的贝岭和《倾向》在同过去的北岛和《今天》较劲。现实和历史一旦错位,就容易混乱。许多随心所欲的翻案文章就在《倾向》主编的意识指向中乘虚而入。

其实,每个人只能活在自己的一段历史中。近读王希哲的《走向黑暗》,不禁将一系列民主老战士的思想历程串起来想,感到他们中大多数仍活在当年的历史定位里。刘宾雁曾感叹89学运中,知道魏京生、徐文立的人很少。刘把这种群众的无知归结为对民运领袖缺乏宣传,及国民民主意识的普遍淡漠。我认为这是监狱的隔离作用。狱中的魏京生只能活在自己的历史,或对历史的追忆、想象里。值得警惕的是,我们不能把个人苦难史拔高、夸大,涵盖整个时代,象毛泽东那样,剥夺掉成千上万人的历史存在,来构成个人永恒的强权。

现在魏京生声名远播,但对于在生存线上挣扎的老百姓来说,民运也是一种活法,就象他们要终日奔波、养家糊口一样。他们不想过问魏京生的命运。因为,他们连自己的命运也说不准。话到此,你该明白北岛的故事在大陆已经褪色多年了吧。

贝岭、孟浪,你们都是活在今天的、生机勃勃的人,应该从纠缠不清的“历史遗留问题”中解脱。哈维尔给了我如此信心。他走出自身的牢狱,写出了《无权势者的权力》、《致捷共中央总书记胡萨克博士的公开信》,成为捷克现实的代言人。不,他也是中国现实的代言人。因为,他描述的布拉格之春后的捷克现状,同89后的中国现状何其相似!“人民因恐惧,由对政治的失望转向对物质生活的疯狂追逐”。

还有9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达里奥.福,也是一位现实舞台上的杰出戏子。他的政治讽刺剧《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突然死亡》正是从当时妇孺皆知的黑幕事件中提炼而出,并通过愤怒的笑声解构强权。在转型时期的中国,这种危机四伏的舞台更大,冲突更多。比如说监狱,我至今没看见任何一位中国作家笔下的监狱比我的经历更撼动人心。许多人在处理监狱素材的同时,急于肯定自身的历史地位,不由自主地塑造某类形象;比如说陈希同事件;再比如说中国大型国有企业长城特殊钢公司的经济黑洞。此公司一年亏损几个亿,几万工人4个月不发工资,而公司经理一年有200多天不在单位,董事长是诗人,竟花公款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作品讨论会。还有下岗、股市、两极分化等等。谁要想做中国的达里奥,供他利用、提升的素材太丰富了。而这些也是中国百姓关注的热点。他们对历史无所谓,却迫切需要现实的代言人。

专制社会要毁灭的是人类和种族的精神家园。我们已经受够了极左和极右的折腾。一个作家或哭、或笑、或冷眼旁观,总是精神家园的守护者或毁灭过程的见证人。贝岭、孟浪,我们的血已被抽干了!你们要象保存根子和血脉一样保存《倾向》。再别用血汗钱换来的版面去刊登那些可有可无的童话,象“一个金丝雀死了,全镇子的人都去为它送葬”之类。

好好活着。

你们的同行 廖亦武,2000年春节

文章来源:廖亦武作品选编

廖亦武:“六四”后在监狱里创作出《毛时代的爱情》

四月 7, 2016 


1966年文革伊始。庄子归17岁。为了上北京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他第一个上台,在誓师大会上打了自己父亲一个耳光,还把出身军阀家庭的母亲送进精神病院。之后,庄子归的命运犹如一只蚂蚁一样,在时代的波浪中起伏:参加过红卫兵的文攻武斗、作为知青下放到农村接受改造、返城后又逃亡到西藏。在从西藏回成都的火车上,他听到了毛主席去世的消息,之后十年文革结束。在这十年中,庄子归分别与四位女孩发展出没有结果的爱情。这便是流亡到德国的中国作家廖亦武最新小说《毛时代的爱情》所讲的故事。

小说初稿秘密写于1993年的四川监狱,经多次修改,在今年3月8日最终定稿。中文本与英译本有望在今年推出,英文翻译为季羡林《牛棚杂忆》英文版翻译江晨欣。

廖亦武,1958年生于四川盐亭县,父母均为中学教师。文革期间父母离异,他曾沦为流浪儿,1980年代成为先锋派诗人。因在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凌晨写作并朗诵著名长诗《大屠杀》,以及组织拍摄诗歌电影《安魂》,廖亦武于1990年3月被捕,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获刑四年。出狱后,他多次化名出版《沉沦的圣殿》《边缘人采访录》《中国底层访谈录》等书,它们旋即遭官方禁止、销毁,却成为盗版市场的畅销书。2007年,《巴黎评论》(Paris Review)发表了《中国底层访谈录》片段,2008年5月该书英文版《The Corpse Walker: Real Life Stories: China From the Bottom Up》出版,让廖亦武在海外一举成名。

然而,在中国,他的言行依然受到严格限制,曾多次遭警察抄家,前后搜缴手稿几百万字,仅《六四·我的证词》便重写了三次。在2011年台湾出版的《六四·我的证词》前言中,廖亦武讲述了自己写作的艰难:“每次大祸临头,我都怀着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被克格勃抄去时的同样想法:‘立即发表!’”廖亦武曾十几次被禁止出国。2011年7月,因准备在美国和德国出版《上帝是红色的》《六四·我的证词》,受到警方再次判刑坐牢的威胁,他买通黑社会,辗转越南逃亡德国。

流亡后的廖亦武,著作以多种语言出版,包括《吆尸人》《轮回的蚂蚁》《记忆仍留下》等,并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雪尔兄妹奖、卡普钦斯基国际报道文学奖、法国抵抗诗人奖等十多个重要奖项。

近日,纽约时报中文网通过电话和邮件采访了在德国的廖亦武:

问:你最近完成了一部文革小说《毛时代的爱情》?

答:这部小说初稿是在监狱里写的。1990年,我因《大屠杀》诗案被判刑四年,辗转四个监狱,最后在大竹县的四川省第三监狱服刑。大竹县在大巴山深处,很偏僻,但很有名。北京秦城不方便关押的政治犯,几乎都往这儿转。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也把鲁迅的学生、鼎鼎大名的胡风转到这里,关了十年,活生生被整疯掉。胡风在八十年代平反了,图书馆还有关于他的许多回忆书籍,监狱长和政委常将“我们关过胡风”挂嘴上,很得意的样子。“六四”有些不愿意开枪的军官也关这里。我入狱时,还有好几个文革造反派在里面,包括我小说里提到的重庆的一个造反司令,他给我讲了不少文革故事,那个时候他很忠于毛泽东,邓小平当政时,每来一本邓小平的书,他就加若干旁批:放屁、吃屎、X你妈。这也放屁那也吃屎、X你妈,他觉得邓小平背叛了毛主席。我号房的下铺,也有一个文化大革命关进来的反革命。所以说,当时在里面写这部小说,有人物氛围。

总之,这是个很奇特的监狱,混杂了文革政治犯、“六四”政治犯,其他时期的政治犯。还有国民党潜伏特务,暗号是“把沙漠改造成绿洲”。还关了一个率众攻打县医院、焚烧避孕药具的农民皇帝。“六四”政治犯因为得到较多国际关注,其他反革命心理极不平衡,认为我们一辈子反党倒不如你们临时反一下党,彼此矛盾很大。

我在这个监狱秘密写作。我们队的卫生员杨老头,曾是国民党《扫荡报》记者,算是读书人,我们很谈得来,我每写完一部分就交给他,他帮我藏起来,以免检查监舍被搜走,这要是查到可不得了,会出加刑的大事。所以,杨老头这个老反革命帮了我很大的忙,当时全靠他替我藏匿手稿,其中一部分就是这篇小说的初稿。我在监狱,有两个人对我影响很大,一个是教我吹箫的老和尚师父,另一个就是这位杨老头。

问:为什么想到在监狱里写一部文革小说呢?

答:我父母被文革整怕了,他们总是对我说,别惹共产党。可1980年代我还很年轻,热爱美国垮掉一代,金斯伯格(Allen Ginsburg)的《嚎叫》、克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在路上》、鲍勃·迪伦(Bob Dylan)的《答案在风中飘》,而绝大多数中国人热爱台湾邓丽君那种软绵绵的杔西。我感觉几代中国人民(包括我父母)很可怜,我渴望去全球各地流浪、寻觅、奇遇,弄清人生的真正含义。所以根本不把父母的警告放心上。直到自己跌进牢里,才猛然理解了他们。

不对,其实在1989天安门大屠杀发生,就理解“别惹共产党”的含义了。从西方广播电台里,清清楚楚传来枪声和惨叫,太叫人崩溃了。之后,中国回到了文革,所有单位党组织对所有个人进行政治审查,每人必须向党交代,在学潮期间怎么想、干了什么。我当时在四川涪陵地区艺术馆工作,中央有红头文件,搞人人过关,重大嫌疑就移送公安机关。我在重庆组织拍摄诗歌电影《安魂》时,车站、码头、大街、学校都密密匝匝贴满《通缉令》,北京的、地方的学运、民运头头,据说大部分落网,王丹也被自己的亲戚告密,上了中央电视台。当时《安魂》剧组在四川外语学院和西南民族学院选女演员,居然有武警部队驻扎在里面,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学生舞会都有持枪武警站岗,整个国家变成一座超级兵营,这种全国军事化,就是在拷贝文革毛时代。不同的是,文革是几亿民众歇斯底里崇拜毛主席;而“六四”屠杀后,共产党丧失民心,只能靠军队制造红色恐怖。

后来我被捕,先后蹲了四个监狱。高墙内的军管,一直都是文革模式。1991年8月19日,苏联突发政变,戈尔巴乔夫被囚禁,可眨眼之间,军队倒戈,局势也倒过来,苏联解体了!有个元帅还自杀了!记得当时,我所在的重庆看守所加了双岗,每座牢房上面,都架着上满大号子弹夹的机关枪。我们这类政治犯被依次叫出去,交代对苏联解体的看法。平日小有违反监规,就警告一下,但在此特殊时期,武警被授权,稍有异常就开枪。这种战备状态,酷似文革毛时代。

在这种监狱写这种小说很有氛围,比如大家一起政治学习、讨论,队部和全监开批斗会,高呼口号,被批斗对象也和毛时代一样,弯腰九十度、挂大黑牌。像那位重庆造反司令,他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关进去的,因此思维、语言还停留在文革时代,连写批注的习惯也是模仿伟大领袖毛主席。我觉得文革幽灵始终在中国徘徊,当我提起笔写《毛时代的爱情》,就成了“自然而然”。

问:小说完成后,你又修改了三次,直到最近才完成。你主要修改了什么地方?

答:我曾经和《巴黎评论》前主编菲利普•古里维奇(Philip Gourevitch)在柏林世界文化宫有过一次关于灾难记忆的对话。1994年卢旺达发生种族屠杀,他作为《纽约客》的记者前去采访报道,之后出版了《我们想告诉你明天我们和家人一道将被杀害:来自卢旺达的故事》一书。20年后的某一天,他看见自己书架上有5本日记,这是他当年在卢旺达的现场记录,其中有很多材料都没有派上用场。于是从这5本日记出发,他又写了一篇有关卢旺达屠杀的文章(Remembering in Rwanda),发在《纽约客》上。虽然少了现场感,但经过时间过滤,这种“回忆屠杀”变得更加令人深思。

菲利普任《巴黎评论》主编时,曾发表了黄文翻译的我的《吆尸人》片段,我们缘分不浅。所以我接着他的话题,谈我的监狱自传被警察抄走两遍,第三稿才劫后余生留下来。经过时间、记忆一次次过滤,开始写作与最后完成,感觉太不一样了——这本《毛时代的爱情》的监狱初稿,偷偷摸摸,速度极快,由于害怕被人发现,一页纸密密麻麻挤很多字,每颗字才蚂蚁般大小。出狱后草草整理,2002年再修改一次,今年我最后修订——20多年啊,每次修订都生出诸多感慨。如今我在德国,在完全自由的环境写作,并能用世界平台,与杰出的西方作家同行们(比如赫塔·米勒)交流,不像过去在国内孤独、秘密地写作,所以在文字上下了很大工夫。

问:庄子归的经历独特,也很具代表性,他是否有原型?

答:庄子归是我塑造的一个“逍遥派”,在文革早期疯狂拜毛之后,有不少人退出革命组织,既不“保皇”也不“造反”,而是逍遥派。所以庄子归是文革众生相的一个缩影。而此前的1966至1968,中国社会经历了集体疯癫。这种国情就像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1984》写的那样,任何人都没有私人空间和私人生活。为了阶级立场,两口子今天还一起睡觉,明天就反目为仇,为捍卫毛主席在床上打斗,头破血流。王友琴编著过《文革受难者》,她收集了659名文革受难者生平,你可以了解到,在毛时代,儿子打父亲,女儿打母亲,学生打老师是常态,因为“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恩情大”,广大农民群众幹脆直呼“毛太阳”。像庄子归在北京朝圣途中认识的聂红红,最后被保皇派从楼上扔下来摔成肉饼,还在高喊毛主席万岁。她父亲是保皇派队长,虽然她是造反派烈士,但她的父亲还是被活埋,这跟现在的恐怖分子一样,超级灭绝人性。

不过,表面上一切忠于毛主席或是《1984》里的老大哥,私底下还是有约会的,虽然扭曲,但还是有一种值得回味的人性,比如聂红红的悄悄话:“爸爸还是爸爸啊。”这话在毛时代初兴的风暴中,就是大逆不道。当时大逆不道的典型,首推遇罗克,写《出身论》,论证“老子混蛋儿子并不混蛋”,就被枪毙了。

问:你对那两年还有印象吗?

答:那个时候我只有七八岁,亲眼见我爸爸妈妈在台上挨斗。我当时刚上学,老师带我们去参加批斗大会,没想到最后一个揪上台的是我妈妈,弯腰90度。脖子上挂著“投机倒把”的大黑牌。老师说:“那不是廖亦武的妈妈吗?”于是所有小孩子都用鄙视的眼光瞪我。我当时就受不了跑掉,从此再也没上学,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儿。

问:你如何看如今习近平的个人崇拜?

答:习近平父亲习仲勋当年多次挨整,特别是文革,被毛泽东整得半死。老子被整得那么惨,儿子还搞这一套,如果不是包藏祸心,要把江山葬送,这个人纯粹就是变态。

问:庄子归在聂红红死去,第一段爱情结束后,才成为逍遥派,走出个人崇拜的吗?

答:类似《1984》的状态不可能维持那么久,实际上,毛时代也没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好像所有人都在和毛主席做爱——我现在这么说,倒回去50年,会被毙掉——那时候所有人的意淫对象都是毛主席。他在广场八次接见红卫兵,全国人民都朝着他射精。这就像一个人在床上做爱,射完精还有劲儿吗?所以经历了文革初期的偶像崇拜及“文攻武卫”,你死我活的几亿人把精射完了。毛主席意识到一种危险,这么多城市红卫兵怎么办?于是想出一馊主意,他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教育,很有必要。”这是小说第二部分。

问:小说第二部的知青生活与绝大多数知青小说很不相同,知青几乎是乡民的祸害,这是当时的真实情况吗?

答:当时知青下乡,如果家里不寄钱,是养活不了自己的。因为他们挣不了工分,只有小偷小摸,或拉帮结伙行窃,一再祸害乡民。当时的贫下中农又没啥文化,比退役红卫兵愚昧多了。所以双方矛盾越发加剧。在我看来,这才是当年“上山下乡”的真实故事。国内知青小说都在渲染什么青春无悔,简直放屁。我哥就是知青,我爸妈被关起来时,我曾下乡去给他煮饭。知青们就喜欢成群结队,翻山越岭,四处蹭饭。那时的地下流行文化,有外国民歌,1949年之前的上海滩靡靡之音,苏联歌曲,然后是小说手抄本,传播最广的是《少女之心》。毛时代唯一的色情小说,看得人烧心烧肺,裤裆起火。

问:你的小说中有多处极其大胆的性爱描写,最后一章“毛主席在做爱中死去”有何寓意?

答:无论是毛时代,列宁斯大林时代,还是希特勒时代,或是《1984》,所有极权暴君上台,都有一共同特点,就是以革命的名义禁欲,以禁欲来证明自己的纯洁。没有私生活,感情只有革命同志之间的感情,也没有做爱这一说,在偶像崇拜运动中,希特勒、斯大林、列宁、毛泽东,都是全党全国的意淫对象,这么一个肉体凡胎,大家都要爱他,所有的男人、女人、不男不女的人的爱情,都高度集中在他身上,个人生活第一要务就是公开禁欲。十年之后,这么大一场运动渐渐流产,江湖上风传毛主席快死了。可不早不晚,偏偏在回乡途中的庄子归做爱时,不,正要进入时,死了。

问:小说第三部分是写庄子归在西藏逃亡的过程,其中涉及西藏1959年起义和西藏文革的历史。西藏在文革期间也是不是和内地一样呢?

答:在庄子归的几段爱情中,与藏族姑娘卓玛的爱情算最成熟,在地老天荒中,在远离中国政治中心,总算有一段成熟的爱情,虽然短暂还是成功。即便如此也未能脱离文革,逃脱时代的命运。文革十年,藏区也同样受到冲击,这可以参看王力雄的《天葬》、茨仁唯色的《杀劫》《西藏记忆》。唯色的父亲拍过不少文革时期的照片。2012年,我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用柏林文学节的平台,做了一个现代艺术展,其中一部分展览就是西藏文革,都是唯色提供的老照片。因此,最后庄子归不得不仓皇而逃,因为官方开始追查达赖喇嘛的讲话。1976年3月10日,西藏起义17周年时,达赖喇嘛发表了一个讲话,那个讲话对于西藏走出文革具有爆炸性的影响。小说中,卓玛家两位参加过西藏文革的“翻身农奴”,就是听了这个讲话,幡然悔悟,开始忏悔,背石头修庙宇的。

问:今年是文革发起五十周年,知识界在呼吁反思文革,你怎么看?

答:这几天我在看达赖喇嘛自传《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当年他还是试图和中国侵略者沟通,经过血雨腥风中的几番和平努力,最后连自己性命也难保,只得逃亡。可他还是坚持非暴力,平静地说出真相,最后让民族的宗教、传统和文化得以繁衍,在世界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虽然他失去了祖国和领土,但从藏传佛教的传播来看,达赖喇嘛非常成功。中国社会要达到达赖喇嘛这程度,我这辈子是看不到了。中国人一直在掐架,掐架,偶尔也道道歉。为什么不老老实实把基础工作做好呢?像王友琴做《文革受难者》那样,一个一个去收集,一个一个去记录,做最基本的访谈和田野调查,去搜集基本的资料,为什么不做这些?反而去纠缠一个宋彬彬的道歉,如何如何,不就是因为她受过毛太阳的接见,是宋任穷的女儿?中国人潜意识还是在乎权贵。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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