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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 :对李文亮医生的缅怀与有关思索|何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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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兽按:第一次读到何与怀先生的文章是在独立中文笔会,《方方日记:一场惨烈人祸的现场实感》,她说,武汉现在是在灾难之中。灾难是什么?灾难不是让你戴上口罩,关你几天不让出门,或是进小区必须通行证。灾难是医院的死亡证明单以前几个月用一本,现在几天就用完一本;灾难是火葬场的运尸车,以前一车只运一具尸体,且有棺材,现在是将尸体放进运尸袋,一车摞上几个,一并拖走;灾难是你家不是一个人死,而是一家人在几天或半个月内,全部死光;灾难是你拖着病体在寒风冷雨中四处奔走,试图寻得一张可以收留你的病床,却找不到;灾难是你从清早在医院排队挂号,一直排到次日凌晨才能排到,有可能还没有排到,你就轰然倒地;灾难是你在家里等待医院的床位通知,而通知来时,你已断气;灾难是重症病人送进医院,如果死了,进医院的时刻就是跟家人诀别的时刻,彼此都永无相见之日。你以为死者在那样的时候还有家人在殡葬馆相送?还能留下他的遗物?甚至,死者还能拥有死的尊严?没有了,死就是死了。拖走,然后立即烧掉。……岁月在灾难中没有静好,只有病人的死不甘心,只有亲属的胆肝寸断,只有生者的向死而生。

方方在日记中说她学到一个词:“流氓病毒”。专家说,这个病毒,很怪,很难掌控。它初期被感染,甚至没有症状,因此有人是“无症状感染者”。而你感染并治愈后,以为它已彻底清除,但很可能它是隐匿得更深。待你自以为可以轻松生活时,它却突然爆炸。细想想,的确“流氓”。方方更感叹地说,其实流氓的何止是病毒。那些草菅人命,不在乎百姓死活的人;那些以捐赠之名弄到物质,然后倒手在网上叫卖的人;那些故意在电梯里喷口水、在邻家大门把手上吐唾液的人;那些半道拦劫医院采购的急需医疗用品的人;当然,还有那些四处造谣构陷的人。常识告诉我们,只要人在,那些病毒就永远都在。

其实,方方并非什么“反对者”,她是一位体制内作家,担任过十年的湖北省作家协会的主席,是一位温和而坚韧的呐喊者,是体制内的非常难能可贵的“良心”。今天,面对攻击,方方特别想说一句放在心里很久的话。她指出:中国的那些极左分子,基本上是祸国殃民式的存在。他们太想回到文革,太仇视改革开放。一切与他们观点不同的人,都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成派结帮,对不与他们合作的人进行各种攻击,一轮又一轮。用那种“洒向人间都是恨”的粗暴语言,甚至还有更为卑劣手段,低级到不可思议。只是,让方方特别不明白的是:任他们怎么在网上胡说八道,颠倒黑白,却从来没有人会删掉他们的帖子,也没有人阻止他们的行为。“难道他们中有人跟网管官员是亲戚?”方方不屑地问道。

方方还指出,这些天叫骂她的人,也是当年恶批她小说的人。不知那些曾经找高官出面帮忙的他们,这次是否还会再找。方方说,无论那些人找哪位高官帮忙,她先知会一声,她会像当年一样怼回去。更加毫不留情地怼。“让他们的名字像前几位一样,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方方所说的小说,就是她那部荣获2016年第三届“路遥文学奖”的长篇小说《软埋》。一年前方方到悉尼探亲时,我们交谈中也谈到。我告诉她,我非常钦佩她创作这部作品,当年她受到攻击的时候,我还发表了一篇辩护文章:《肯定〈软埋〉,拒绝“软埋”》。所谓“软埋”,即死后没有棺材,直接埋进土里。按民间传说,软埋者将不得投胎。方方从此获得灵感,描写了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暴力土改中的一个冤案。故事中,丁子桃是一个特异的艺术形象,在她撕心裂肺寻找记忆碎片的过程中,川东地主陆子樵一家在土改中的惨烈命运呈现在读者面前。为了不受污辱,不被打杀,陆家九口人一起喝毒药致死,进行了软埋。方方的“软埋”又是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比喻。这个“软埋”比喻,就是将惨痛的往昔埋掉,任由腐烂消失,即使人间惨剧,也好像根本不曾在人间出现过。方方的比喻引起了中国人巨大的共鸣。原因很简单,因为这就是中国人几十年来社会生活的现实。方方在这部书的后记中大声疾呼:“我们不要软埋!”然而,就是因为这正义的呼声,小说《软埋》在获得文学界赞誉的同时,也遭到某种势力的凶猛的大批判,简直就如复制文革初期最时髦的做法一样,举行什么“工农兵”读者座谈会,攻击该小说是“一株反共大毒草!”《软埋》被全方位下架,被停印,用方方回敬的话说:“好像真是在上演大戏了!”

何与怀:方方日记:一场惨烈人祸的现场实感

武汉作家方方和她的文字


这几天,死亡者似乎离自己越来越近。邻居的表妹死了。熟人的弟弟死了。朋友爹妈和老婆都死了,然后他自己也死了。人们哭都哭不过来……这一次灾难,对于早期的感染者,不止是死亡,更多是绝望:是呼救无用,求医无门,寻药无着的绝望。病人太多,床位太少,医院也猝不及防。剩下的,除了等死,又能如何?

这是方方在元霄节第二天后(2月9日)的一段日记。下文是她在正月二十二(2月15日)的一段日记:

我的中学同学,我的多年同桌,也在昨日去世。同学比我小一岁,温文尔雅,声音细弱,人长得漂亮,身体也非常好。当年我们都在学校乐队里。我打扬琴,她弹琵琶。乐队只有我们两个女生,既同班又同桌。整个高中年代,我们关系一直密切。今年元月中旬,她曾两次去过菜市场采买过年物品,不幸被感染。好不容易住进医院,据说恢复得还不错。但却突然,家属得到通知:她已撒手而去。今天的中学同学群,都在为她哭泣。

疫情中最触目惊心最令人痛惜悲伤的就是死亡了。关于武汉肺炎患者死亡的报道,各种媒体上有,不多。有些较大篇幅的,基本上都是名人。例如,华中科技大学三级教授、生命科学院楚天学者红凌教授,2月7日因新冠肺炎逝世;知名移植专家、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林正斌教授,2月10日因感染新冠肺炎辞世;湖北美术学院教授、著名水彩画家刘寿祥,2月13日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去世;从不生病的七旬健美冠军邱钧,从1月24日发现病情到确诊新冠肺炎入院,用了十一天,住院三天后,便匆匆离世;湖北电影制片厂导演、影视部主任常凯因新冠肺炎在情人节(2月14日)清晨走了,当天下午姐姐柳帆紧跟其后,在这之前,年初三是老父亲,初九是老母亲,均是退休教授的两老,都因新冠肺炎去世了;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教授、博导、中国工程院院士段正澄教授2月15日因新冠肺炎救治无效而逝世;武汉武昌医院院长、神经外科专家刘智明,2月18日因新冠肺炎抢救无效去世……这些报道,都非常震撼。死者多是自己专业的最顶尖人物,当然很让人痛惜。从方方日记中,我们又感受到一个一个平常人因武汉肺炎去世的悲惨。

武汉封城那天,方方开始撰写封城日记。她的日记,绝大部分内容不是仅仅写死亡。方方作为武汉居民,围绕疫情,每天写下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有日常琐碎,也有民生大事。她写,口罩并不缺货,缺的是怎么才能到市民手上;她写,不实事求真的会害死人;她写她以前曾经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说这话时,体会还不深,这一次,才真正让她铭心刻骨;她写她看到的或听到的发生在医生、警察、送外卖小哥、环卫工人身上的感人事迹……方方在武汉上学、工作,在武汉成名。武汉是她家乡,是她日夜生活的地方,是她有亲人的地方。方方对武汉情谊深厚,如她所说,“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武汉就是我的敬亭山。”方方比许多人更了解武汉,对于武汉这场惨烈的疫情,她细腻的感受和敏锐的观察,让读到的人感同身受。

2020年1月28日,作家方方接受中新社副社长夏春平采访后在赠书上签名。


她说,武汉现在是在灾难之中。灾难是什么?灾难不是让你戴上口罩,关你几天不让出门,或是进小区必须通行证。灾难是医院的死亡证明单以前几个月用一本,现在几天就用完一本;灾难是火葬场的运尸车,以前一车只运一具尸体,且有棺材,现在是将尸体放进运尸袋,一车摞上几个,一并拖走;灾难是你家不是一个人死,而是一家人在几天或半个月内,全部死光;灾难是你拖着病体在寒风冷雨中四处奔走,试图寻得一张可以收留你的病床,却找不到;灾难是你从清早在医院排队挂号,一直排到次日凌晨才能排到,有可能还没有排到,你就轰然倒地;灾难是你在家里等待医院的床位通知,而通知来时,你已断气;灾难是重症病人送进医院,如果死了,进医院的时刻就是跟家人诀别的时刻,彼此都永无相见之日。你以为死者在那样的时候还有家人在殡葬馆相送?还能留下他的遗物?甚至,死者还能拥有死的尊严?没有了,死就是死了。拖走,然后立即烧掉。……岁月在灾难中没有静好,只有病人的死不甘心,只有亲属的胆肝寸断,只有生者的向死而生。

方方在日记中说她学到一个词:“流氓病毒”。专家说,这个病毒,很怪,很难掌控。它初期被感染,甚至没有症状,因此有人是“无症状感染者”。而你感染并治愈后,以为它已彻底清除,但很可能它是隐匿得更深。待你自以为可以轻松生活时,它却突然爆炸。细想想,的确“流氓”。方方更感叹地说,其实流氓的何止是病毒。那些草菅人命,不在乎百姓死活的人;那些以捐赠之名弄到物质,然后倒手在网上叫卖的人;那些故意在电梯里喷口水、在邻家大门把手上吐唾液的人;那些半道拦劫医院采购的急需医疗用品的人;当然,还有那些四处造谣构陷的人。常识告诉我们,只要人在,那些病毒就永远都在。

方方对某些现象提出自己的质疑、看法,很让人们惊醒。


“不是所有的事,都适合大张旗鼓。”此为重庆市援鄂殡葬服务队出征前合照留念。

例如,好几个城市都派人前来支持武汉的各个殡葬馆,支援者们全都亮开旗帜照相留念,然后贴到网上。方方说,来援人手不少,看得人不知所措,痛彻心扉,外加毛骨耸然。感谢他们的来援,但也很想说一句:不是所有的事,都适合大张旗鼓。不要吓唬我们好不好?

又有,政府要求公务员下沉到基层,这是好事,相信很多公务员也会非常尽职。但是有一个视频很让人难受:一群下沉的人们高举着红旗去了,他们在红旗前照相留念,照完相,便把身上穿的防护服扔进了路边的垃圾箱,感觉像是到了一个旅游点,而不是在一个苦难沉重的疫区做事。方方说,想来这是他们的习惯。他们早就习惯做任何事都先把形式做足,都先自吹自夸。如果下基层工作是件日常的事,如同他们上班一样,他们用得着打旗帜吗?

又如,某个方舱医院里,推测有领导视察吧?一群人站立着,几十个,有官员,有医护人员,大概也有病人,对着一个个躺在床上的病人们放声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方方问道,有必要非在病房里这么高歌吗?想过躺在床上病人的感受没有?这不是传染病么?不是肺部出不了气吗?

方方说,湖北这一次疫情为何会如此严重?湖北官员为何会被众网民诟病?湖北的措施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出现问题?步步出错,让百姓的苦难层层加剧。到现在,难道还没有人反思一下?拐点还没有来,人们还在受难,百姓还困于家中,就要如此急切地举着红旗唱开颂歌吗?


方方很早就对百步亭四万余家庭共吃团年饭表示异议,而武汉官媒对这政府认可的活动却大肆宣传。

作为一名武汉作家,方方特别想提醒一下她的湖北同行。她写下了这么一段话:“以后你们多半会被要求写颂文颂诗,但请你们在下笔时,思考几秒,你们要歌颂的对象应该是谁。如要谄媚,也请守个度。我虽然人老了,但我批评的气力从来不老。”

前些年,方方在她的文章中就说过,在眼下这样的社会,作为作家,精神上的痛苦当然是有的。它们来自看到全社会堕落和溃败的失望感,看到文化被破坏得难以挽救的悲观感,还有看到人性之恶已然放大到无以遏止地步的绝望感。事到如今,我们却还不回头。现今,方方指出,疫情来了,从它初发及至扩散再至疯狂,我们的应对则从错误到延误到失误。我们没能绕到病毒前面拦截住它,却一直跟在它的后面追赶,尽管我们付出如此规模的代价。方方问道,吞噬死者的,仅仅是病毒吗?她说,她那些一向为盛世而高歌的同学们,这次也禁不住愤怒,说:“不枪毙一批害人精不能平民愤!”

方方日记,是个人见闻,个人观感,对于武汉肺炎这场巨大的人祸,反映的可说非常非常有限,不过冰山的小小的一角。但是,正如许多人都说,透过方方现场实感,我们看到了生命的脆弱,个体的无助无奈无能无力无望;她这些真实的没有掩饰的文字,也是对虚谎的控诉,是对盛世的诘问。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卫道者们拍案而起了。有人指责她思想不端,神神叨叨,心理阴暗,疯魔一样;有人攻击她对体制怀着仇恨,困在家里编造暗示大量病亡无人管、引起社会恐慌的消息;有人叫嚷要把她开除出中国作家协会。2月6日,也就是李文亮医生病逝的那天,方方的微博停止了更新,此后一直定格在那一天。她感到无奈之中还是无奈:“封城记录何处发,烟波江上使人愁。”不过,她不退缩。“尽管写一篇被删一篇,但还是要写。”她不断转移“阵地”,继续发表日记,有一些摘录和截屏,通过微信群、朋友圈以及网络的其他角落,悄然流传,虽然也可能随时被“人间蒸发”。

“但愿烟花三月能下楼。”(网络漫画)


其实,方方并非什么“反对者”,她是一位体制内作家,担任过十年的湖北省作家协会的主席,是一位温和而坚韧的呐喊者,是体制内的非常难能可贵的“良心”。今天,面对攻击,方方特别想说一句放在心里很久的话。她指出:中国的那些极左分子,基本上是祸国殃民式的存在。他们太想回到文革,太仇视改革开放。一切与他们观点不同的人,都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成派结帮,对不与他们合作的人进行各种攻击,一轮又一轮。用那种“洒向人间都是恨”的粗暴语言,甚至还有更为卑劣手段,低级到不可思议。只是,让方方特别不明白的是:任他们怎么在网上胡说八道,颠倒黑白,却从来没有人会删掉他们的帖子,也没有人阻止他们的行为。“难道他们中有人跟网管官员是亲戚?”方方不屑地问道。

方方还指出,这些天叫骂她的人,也是当年恶批她小说的人。不知那些曾经找高官出面帮忙的他们,这次是否还会再找。方方说,无论那些人找哪位高官帮忙,她先知会一声,她会像当年一样怼回去。更加毫不留情地怼。“让他们的名字像前几位一样,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方方得奖的2016年长篇小说《软埋》封面


方方所说的小说,就是她那部荣获2016年第三届“路遥文学奖”的长篇小说《软埋》。一年前方方到悉尼探亲时,我们交谈中也谈到。我告诉她,我非常钦佩她创作这部作品,当年她受到攻击的时候,我还发表了一篇辩护文章:《肯定〈软埋〉,拒绝“软埋”》。所谓“软埋”,即死后没有棺材,直接埋进土里。按民间传说,软埋者将不得投胎。方方从此获得灵感,描写了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暴力土改中的一个冤案。故事中,丁子桃是一个特异的艺术形象,在她撕心裂肺寻找记忆碎片的过程中,川东地主陆子樵一家在土改中的惨烈命运呈现在读者面前。为了不受污辱,不被打杀,陆家九口人一起喝毒药致死,进行了软埋。方方的“软埋”又是一个具有深刻意义的比喻。这个“软埋”比喻,就是将惨痛的往昔埋掉,任由腐烂消失,即使人间惨剧,也好像根本不曾在人间出现过。方方的比喻引起了中国人巨大的共鸣。原因很简单,因为这就是中国人几十年来社会生活的现实。方方在这部书的后记中大声疾呼:“我们不要软埋!”然而,就是因为这正义的呼声,小说《软埋》在获得文学界赞誉的同时,也遭到某种势力的凶猛的大批判,简直就如复制文革初期最时髦的做法一样,举行什么“工农兵”读者座谈会,攻击该小说是“一株反共大毒草!”《软埋》被全方位下架,被停印,用方方回敬的话说:“好像真是在上演大戏了!”

《软埋》遭到“大批判”,这是一个座谈会现场。


今天,方方以她的日记写下这场惨烈人祸的现场实感,这就是拒绝“软埋”的又一个悲壮的抗争!我突然想起二次世界大战时那位叫“安娜”的小姑娘的日记。我相信在武汉一定有许多人在记录这场惨烈的人祸,绝大多数也许不是作家更不是像方方那样的知名作家,但他们每个人的只言片语,一张半张图画照片,将来都会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意义。2月14日深夜至15日凌晨,武汉出现前所未见的雷电交加天气,简直是天崩地裂,火神山有几间病房的屋顶都被掀开了。这是天怒啊!人们在惊呼。有一个人有感而发,愤然写了一首诗:

2月14日深夜至15日凌晨,武汉天空的闪电。


撕吧,天

这一次你不把黑暗的内裤撕光

打雷也没有用

你干脆也把头上的天神拉下马

降到民间认个错吧

暴雨何为呀

还不如人间泪水

闪电在天上

人骨头也在天上

他们在找那挂起来的巨大的肺吗

天空,撕吧

撕吧!

武汉肺炎疫情终会过去。但灾难过后中共当局能否真正吸取教训?这段惨烈的记忆能避免也被“软埋”的命运吗?苍天大地无言,内心似有回声。有人写道。现在,在中国网络上,连“李文亮”三个字也成了敏感词。据说三月一号中国将实行一部新的律法,其各项法律规则已经公布了,但愿残存的方方日记以及其他人类似的文字、图像,不至于都被赶尽杀绝。

(摘自本文作者《“武汉肺炎”与“中国病毒”》,本篇初稿于2020年2月18日。)

——《纵览中国》首发 —— 转载请注明出处

本站刊登日期: Wednesday, February 19, 2020

2020年4月7日,台北下班的市民戴上口罩走过马路。摄:陈焯煇/端传媒


何与怀|“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 :对李文亮医生的缅怀与有关思索

2020年2月6日晚9点30分,李文亮医生的心脏停止跳动。

这一夜,李文亮的死讯引爆网络海啸。截至2月7日凌晨四点,“李文亮医生去世”和“李文亮去世”这两个关键词高居微博话题榜前两名,总阅读量超过六亿次。整个神州大地,仿佛雷电交加,风雨如磐,天地间充满了绵延不绝的呜咽。人们发自心底的惋惜和哀痛之声在长空回荡:这个国家有愧于你,他们欠你何止一声道歉!一路走好!

从来没有一个人的生死在如此特殊的境况下如此牵动亿万人的心。

这是中国民众为这位吹哨人接力举行的一场网络上的“国葬”!

满屏是他目光温润英俊儒雅的遗照,还有那张按了手印的《训诫书》。

2019年12月30日17时48分许,武汉市中心医院李文亮医生在一个150人左右的同学群中轻轻地发布一条信息,并交代不要传播:“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我们医院急诊科隔离”。四天后,他受到当局的警示和训诫。

武汉警方告诫他:

“你的行为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

李文亮“答”:能。

我们希望你冷静下来好好反思,并郑重告诫你: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你听明白了吗?

李文亮“答”:明白。

李文亮写下,签字,按了手印。“能”、“明白”,这两个答应,以及血色的手印,此刻以万倍的力度,直击人们的心窝。卑微的李文亮,诚实,坦然,心里并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但在强力面前,他又不得不顺从,认错。这份屈辱,他忍受了——他代全民族,吞下这份屈从,耻辱。


李文亮在派出所里签字并按了手指印的《训诫书》,一下子成了中文互联网世界转发量最大的其中一张的图片。这份《训诫书》,此刻显得如此的刺眼。它成了一个“符号”,成为人们直观表达态度的一个方式。借助这一“符号”,他们对长期以来舆论空间狭窄表达不满,对权力的无法无天表达不满。

四川时评人李承鹏所说,如果还有《史记》,关于庚子年纪事,司马迁只需要誊抄这份《训诫书》,即可。人们甚至恳请李文亮医生在天之灵,允许这份《训诫书》刻在墓碑上。其所问所答,就是李文亮医生永不褪色的墓志铭,让这份“耻辱”成为李医生永远的荣耀!作家李培禹为李文亮医生写了一首诗,代亿万中国民众作了这样的悼念:

你的死

打开了泪的闸门

不是我一个人在哭

本已疫痕累累的大国

悲恸已铺满了夜空

你是一个医生

救治患者后

还想保护一座城

你没有做到

也不可能做到

因为卑鄙

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你背负的训戒书

到死也没有取消

派出所也绝不道歉

罪恶就是这样横行

你的死

打开了怒的闸门

不是我一个人愤怒

忍耐太久的民众

发出为你国葬的吼声

你是为众人抱柴者

却冻毙在风雪中

你是报晓的雄鸡

却没能看到黎明

如果你同意

就把那谣言刻上你墓碑吧

因为高尚

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人们一次又一次反复咀嚼现在大家都知道的李文亮医生“被造谣”直到病逝的前前后后。

2019年12月30日17时48分许,李文亮在微信群发了那条“谣言”。

第二天,凌晨一点半,武汉卫健委连夜开会,李文亮被医院的领导叫过去询问情况。

2019年12月31日这天天亮上班后,李文亮又被医院监察科约谈,问他消息来源,问事情的经过,以及“是否认识到错误”。李医生原本以为在医院里被领导约谈,承认一下“错误”也就没事了。

但他没有想到,2020年新年第一天,武汉警方第一次通报了“八名造谣者”的消息。

更没想到的是,他还上了央视。2020年1月2日,北京的中央电视台新闻直播间通报“八名散播谣言者被查处”。

更加让他想不到的是,2020年1月3日,他接到武汉市某分局某派出所电话,要求他去签《训诫书》。他从来没有和警察打过交道,很担心。

李文亮向来小心怕事,“听话”,签了《训诫书》后,压力很大,也不敢和家里人说,保守着这个“秘密”,继续在医院工作。

1月8日,李文亮接诊了一位八十二岁的女性患者,病症为急性闭角型青光眼。

1月9日,此女性患者开始发烧,CT检查之后,李文亮高度怀疑她是病毒性肺炎。

1月10日,李文亮自己被感染了,开始出现轻微咳嗽症状。他开始佩戴N95口罩。第二天,开始出现发热症状。

1月12日,李文亮做了呼吸道病毒检查和CT检查,高度怀疑是新冠病毒肺炎,在武汉中心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监护室接受隔离治疗。

1月15日/16日:李文亮的父母,也相继出现症状并住院。

2月1日,李文亮在个人微博公布了确诊感染的消息,“今天核酸检测结果阳性,尘埃落定,终于确诊了”。

2月6日晚9点30分,李文亮医生的心脏停止跳动。他死于新冠病毒肺炎,死于担惊受怕的恐惧之中。

李文亮医生生前感染武汉肺炎在重病房的照片


在重病中,李文亮医生接受过记者采访。记者告诉他:有人把你称为这次疫情大规模爆发前的“预警者”、“吹哨人”,你认为呢?李文亮说:“不敢当,我只是得知消息,提醒同学,当时没想那么多。”的确,他试图将工作中获知的危险告诉同学,却想不到“倒霉地”做出了一个“违法行为”。记者谈到关于他的公开资料较少时,他回复:“我是小医生,不是专家教授,没有什么履历。”虽然记者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官网找到一篇文章,发现“李文亮(眼科)”是文章列出的二十名获奖员工之一,但这算什么呢?他觉得自己是,事实上也是,一个普通的医生。

就是这位普通的医生,被问到康复后有什么计划时,回答是:“恢复以后还是要上一线,疫情还在扩散,不想当逃兵!”一句“上一线”,“不当逃兵”,让我们看到一个医务工作者在经历了如此巨大的精神委屈和病痛折磨之后,依然能够保持慷慨奔赴战场的精神。

李文亮医生当时身体状况似乎还不错。他说自己精神状态好了一些,可以断续打字。他比较乐观,“估计半个月应该可以大部分恢复。”

但是,让人非常惋惜的是,李文亮医生的“康复”没有发生。人们倒翻出他早在2012年12月21日的一条微博。他写道:“朋友们,从今天起你们也许就联系不到我了,因为我要去拯救地球了。”这倒一语成谶。李文亮医生去世后几个小时,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许多重要传媒发布讣闻,沉痛悼念他的去世。“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向他应对肺炎疫情的所作所为致敬”,“谢谢他曾尝试拯救地球”。

李文亮医生去世后,民间为他摆设的街祭“灵堂”。


在我成为一粒尘埃之前,我又静静地怀想了一遍故乡的黑土白云。多想回到小时候啊,风是尽情飞舞的,雪是洁白无瑕的。

活着真好,可我死了。我再也无法抚摸亲人的脸庞,再也无法带孩子去看东湖春晓,再也无法陪父母去看武大樱花,再也无法把风筝放到白云深处。

我曾依稀梦见我尚未出世的孩子,他(她)一出生就眼含热泪,在人潮人海中把我寻找。对不起,孩子!我知道你只想要一个平凡父亲,而我却做了一个平民英雄。

天快亮了,我要走了,带着一张保证书,那是我此生唯一的行囊。

谢谢世间所有懂我怜我爱我的人,我知道你们都在黎明等候,等我越过山丘!可是,我太累了。

此生,我不想重于泰山,也不怕轻于鸿毛。我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冰雪消融之后,众生依然热爱大地,依然相信祖国。

等到春雷滚滚,如果有人还想纪念我,请给我立一个小小的墓碑吧!不必伟岸,只须证明我曾来过这个世界,有名有姓,无知无畏。

那么,我的墓志铭只需一句:

他为苍生说过话。

这篇托李文亮之名的四百字的短文,2月7日下午就开始在中国网络上流传。文中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让人异常心酸,悲痛。他才三十四岁,是父母的心头宝贝,是妻子和孩子赖以依赖的丈夫和父亲,是风华正茂的社会栋梁,但是就这般离去了——“带着一张保证书,那是我此生唯一的行囊。”

对,“他为苍生说过话”!他和他的医生同事们,以他们的专业判断,曾经提醒人们防范这场旷世瘟疫的传播。他们的提醒,本可以拯救许多许多的无辜生命和美满家庭,本可以为武汉,为中国,也为这个世界,起码可以大大降低这场灾难的危害。

亿万民众不禁要大声问一句:为什么没能够?!

人们说,遇到危险,鸟儿会突然振翅或发出尖锐的叫声,给同伴报警,喊众鸟一起飞;猴子会发出跟平时不一样的声音,喊同伴快跑。这是亿万年演化出来的动物的本能,是维持种群生存的重要天性之一。发出警报者往往未必是族群的首领,只是在特定的时刻特定的状况下刚好是它首先发现危险,警觉起来,发出警报,而响应者往往成群,几乎没有落单,且反应非常迅速。在动物中这应该是习惯,是常识吧:猴子发现危险,不会先逐级上报到猴王,不会来一番研究论证这次来的究竟是狮子、豹子还是老虎,是公还是母,我们要不要上树,要确定好了再下达逃跑命令,因为来不及。发警报的猴子就算哪次看错了,把山猫看成了豹子,也不会受罚,更不会发生一猴错报受罚万猴幸灾乐祸纷纷点赞的蠢事。但非常遗憾,有的时候,很多人还不如畜生。

李文亮医生离世之后,有人在街上写下这个标语:“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标语一下便在中国民众中广泛传颂。的确,李医生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寻常人。当他披露疫情的时候,没有一丝一毫向制度挑战的念头,只是想提请自己的同学们多加保重,这是任何一个人都应该具有的对同类的温情爱护。但是,这却为这个制度所不容。李医生也并非像英雄般的勇敢,在压迫面前他十分怯弱。他在派出所承认自己“造谣”,对猖狂专横的专政人员的无理“训诫”温顺地表示“明白”,在社会舆论大声呼吁为他正名的时候,他躺在病榻上接受采访时还是心有余悸。但在亿万中国民众心里,李文亮医生也是烈士,也是英雄,一个平民英雄。他并非从天而降,而是挺身而出。他从普通的凡人成为英雄,只因他说了一句真话,因说了一句救人的真话却受到迫害,最后死在工作岗位上。

街上悼念李文亮医生的标语


说真话如此困难,说真话的后果如此严重,亦让人深思: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啊?!

这是什么样的社会?1月30日,李文亮医生生前接受《财新》杂志采访时,以亲身遭遇的痛切体会,醍醐灌顶地指出:“我觉得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不同意利用公权力过分干预。”的确,一个只容许一种声音的社会很不健康。


本来,中国宪法规定了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规定人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但执行得如何呢?众所周知,即使刘少奇贵为国家主席,这个国家宪法也保不了他的命,而他,也只在危在旦夕时才想到宪法。毛泽东这个自称和尚打伞的人,更是认为“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1958年8月21日,他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明确表示:“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了。我们的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就是说,一切以他发号施令为准。他的话,就是“最高指示”,就是皇法天条。

在中国现行制度下,保障言论自由谈何容易。据史载,上世纪八十年代,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中共元老习仲勋,在一次会议休息时,他和中共另一位元老彭真进行过一次在中共党史上绝对称得上非常重要的“闲谈”。习仲勋说:“要有一个制度,有一种力量,能抵制住‘文革’这样的压力才好。”彭真接话后,习仲勋又非常无奈地说:“问题是,如果今后又出现毛主席这样的强人怎么办?他坚持要搞,怎么办?我看难哪,难哪!”习仲勋提出制定一个《不同意见保护法》,当然,这个违背“定于一尊”的法律,恰恰是当今不可能制定出来的。这就是无解的“中国难题”!

从法理来说,言论自由不单指人人都有发表言论的权利,也包括一定程度传播错误言论不受追究的自由。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先生对此也清晰阐述过。道理很简单,因为除了神仙,无人能保证自已的言论一定正确。如果民众言论出现当局认为的“错误”就封杀,就作法律追究,那就必然出现万马齐暗的局面。如果一定要这样办,那好,一视同仁,所有的言论,包括官方媒体的消息、各级领导的报告,包括中央领导的指示……凡是讲错话,凡是传播不实、错误言论都应追究。如果按此办理,别的不说,之前信誓旦旦说这次武汉肺炎“人不传人”、“可防可控”,算不算造谣?把疫情说成是西方生化战争,说是美国人投毒,算不算谣言?官方不断警告民众“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但问题是:哪一个是谣言?事实上,很多时候,官方所讲的是出于政权需要而作假造谣,而民间的所谓“谣言”,却是遥遥领先的“预言”。进而论之,即使都是不实之词,“官谣”比“民谣”,对国家对民族,何止危害千万倍!这既为带血的历史也为眼前惨烈的现实所证实。对某些掌权的人来说,追查所谓“谣言”,本质上是控制信息发布的权力,极端情况下,它甚至代表着撒谎权——是真相还是谣言并不重要,谁能说才重要。

《封口》(网络漫画)


人们说得好:在一个不健康的社会里,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温和的批评将会变得刺耳;如果温和的批评也不被允许,沉默将被认为居心叵测;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许,赞扬不够卖力将是一种罪行;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那么,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

在只有一种声音、不健康的社会里,在“看齐”意识支配下,在凡事定于一尊的规定中,各级政府,各种机构,所有人员,只能小心翼翼,唯唯诺诺,察言观色,尽量报喜不报忧。在这种状况下,最高决策便堪忧了。

回溯武汉肺炎疫情中所发生的事情,有论者谈及“墨菲定律”(Murphy’s Law)。所谓“墨菲定律”,是美国一位叫爱德华・墨菲(Edward A. Murphy)的上尉工程师基于经验在1949年提出的数学推理。这个定律跟数学上的“大数定律”很相似,即如果采样量足够大的话,那么任何反常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它显示,在实践的长河里,任何一件事情,客观上存在着一种错误的做法,存在着发生某种事故的可能性,错误的做法总会有人选择,事故总会在某一时刻发生。也就是说,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方式去做某件事情,其中一种方式虽然是错的,却总会有人就偏偏作出这种错误的选择。中共当局处理武汉肺炎疫情的一些做法,正好验证了“墨菲定律”。例如,武汉肺炎疫情初起时,在公开信息与封锁信息二者之间,中共当局选择了问罪“预警者”、“吹哨人”;隔离传染病患者、封锁疫区都宜早不宜迟,但中共当局要求“有关措施不要影响节日气氛”,让“人不传人”麻痹民众,丧失“可防可控”时机,疫情失控了便强力封城;需要向世界表示歉意之时,中共当局却选择了谴责他国,甚至助长“阴谋论”嫁祸于人以转移视线;还有,不是深刻检讨失职不是向这场惨烈人祸的亿万受害者作出交代,而是疫情尚在继续就忙不迭地自称英明正确开始筹办盛大庆功宴隆重推出《大国战疫》鼓动歌功颂德……

“祖父横毙数日绵,孩童幽梏不见天。武汉眼泪未干日,大国战疫已开宣。”中共当局要隆重推出歌功颂德的《大国战疫》。


客观地看,中共当局这些决策都很失算,很不可思议。历史上,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共政权治下的大饥荒,同样是消灭真话真相的结果,是只有一种声音的结果。1958年,毛泽东无视经济客观规律,提出“全面大跃进”、“超英赶美”,中共各级官员纷纷表忠心,全国各地各界大放“卫星”,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此前的1957年,一百多万名受“阳谋”所骗的知识分子被打入社会底层;此后的1959年,数万名只因内疚讲了一点真话的中共官员则被作为彭德怀右倾集团成员或同情分子被打倒。正是在这样政治环境下,非常不幸,中国大陆发生了一场世界史上非常罕见的最为惨烈的大饥荒。各地出现饿死人现象后,当局竟然不予采信或层层掩盖;后来,又把饥荒归咎于天气或归咎于苏修逼债。这场大饥荒如何发生?到底饿死了多少人?现在中国和国际上已有不少调查研究。据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于2008年5月由香港天地出版的《墓碑》所述,死亡人数应不低于三千六百万人。他揭露历史真相,书名取为“墓碑”,意为他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为三千六百万饿死的中国人、也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下一个墓碑。如果他因写此书而遭至不测,也算是为自己立个墓碑。

杨继绳《墓碑》第十五版修订本封面


杨继绳这部百万字的长篇调查报告,采访了许多当事人和各级有关领导干部,参照了各种档案资料。在采访当年担任粮食部副部长的周伯萍先生时,杨继绳获悉了一个令人异常震惊的历史镜头。周伯萍老人对作者说:1961年,他们粮食部和国家统计局三位领导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送毛泽东与周恩来两个人。周恩来看到后即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于是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及印刷版。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这才放心。这无疑是销毁滔天大罪证!

六十年代大饥荒本来应该是一个惨痛的深刻的教训,但是当时就没有接受教训——毛泽东反而倒打一耙发动了更为离谱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于是本可能避免的人祸灾难一再重演。正如中国问题学者何清涟所指出,中国政治决策很不幸验证了“墨菲定律”,这一特性是因中国极权政治的三个垄断所造成——政治垄断造成问责机制缺位;经济垄断造成资源集中于政府手中,遇到大灾难时民间缺乏自助与互助机制;信息垄断剥夺公众知情权,错失防范机会。从毛泽东统治下的三年大饥荒到今天2020武汉肺炎危机,中共当局就是这么一路走过来。

许多有识之士,连文革后复出的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早已指出,中共当局的错误决策从根本上说毫无疑问当然是政治体制出了问题。这次,武汉肺炎“吹哨人”李文亮医生的死讯,立即引发中国民众及其知识分子如潮水般的愤怒,纷纷谴责中共政治体制的危害。

2月7日,“清华大学部分校友”发出《告全国同胞书》。告同胞书指出,缺了真相,谎言流行,扼杀真相,就是杀人,八人被封口,九州全闭户,这是多么惨重的代价!为此,他们提出五大诉求,包括:坚决反对封群封号,确保言论自由;坚决反对倒退,坚持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重启政治体制改革等。

2月8日,一份由人大校友鲁难、吴小军、秦渭、田仲勋;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独立学者笑蜀、郭飞雄;地質大學校友 王西川等人牵头签署的《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的公开信》,开始在网上流传。公开信指出,吹哨人李文亮是言论自由被压制的牺牲者。中共当局压制言论和真相,致使新冠病毒得以肆虐。“这一切该结束了,没有言论自由便没有安全!”他们特别要求把2月6日定为国家“言论自由日”(“李文亮日”),要落实中国人民享有的言论自由权利,他们结社和通信自由等权利应该不受任何政治力量和国家机器的侵害……

这些有识之士,忧国忧民,一番热血,但他们勇敢提出诉求,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却正是抗拒改革的现行政治体制所不容的。近来这一段时间,受到打压甚至被抓捕者不少。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聘教师周佩仪,在微信朋友圈发表有关武汉肺炎冤死的言论,因学生揭发而被校方解聘;在除夕夜孤身入汉以公民记者身份报告疫情真相的律师陈秋实被强硬隔离,至今下落不明;敢于披露武汉肺炎死亡真相的武汉市民方斌被失踪;放弃央视主持职位到武汉实地报道疫情的李泽华被警察破门带走;在自己的祖国被迫逃亡的宪法学者许志永被警方在广东番禺抓捕……

有关当局对已经去世的李文亮医生作出“报道提示”。


非常讽刺也很荒唐的是,当下在中国网络上,“李文亮”三个字,竟也一度成了敏感词,含有这三个字的文章也要屏蔽;甚至顶级党媒新华社“半月谈”发表的评论《让人说真话,天塌不下来》,在微信群流传几小时后,就被封杀了;中共国歌歌词竟也被认为“含有激进时政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上线即遭删除。更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微博打上宪法第一章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也被检出“内容中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被屏蔽……


我不禁回想到2008年“五一二”汶川大地震后一段短暂时间的社会思潮状况。当时,许多人在大难大悲中深深感触,都觉得这次地震至少已诱发了一场剧烈的精神地震,敦促人们反省和改造制度的结构性弊端。有人建议:震后的四川,还须建造一座特殊的纪念碑,命其名为“永不”碑——永不忘记已经发生的这些悲剧;永不让这样的悲剧以后再发生。广州的《南方周末》编辑部,更是代亿万读者,直截了当表达一个愿景:“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他们不无信心地期望:“这是一个转型契机。这是一个拐点——执政理念全面刷新的拐点;中国全面融入现代文明的拐点。”他们仰望星空,振臂高呼,热烈地喊出:“中国现代化这锅百年老汤,是到煮开的时候了。一个民族的百年悲情,是到升华的时候了。中国会与世界一起,走向人权、法治、民主的康庄大道。”但是,令人深感悲哀的是,这都是昙花一现。正如全世界都看到,中国眼下走向,正与这个美好的愿景,背道而驰!

今天,这一次武汉肺炎瘟疫,想来将是又一次重蹈覆辙。中共这种独裁体制,绝不可能仅仅因为一场瘟疫因为死了许多人就自行有所收敛。这场瘟疫可能暂时弱化了中共的整体实力,但还不等疫情消失,它控制社会、控制民众,已经变本加厉了。大慨率是,中国民众,还将不得不继续在一个只有一种声音的非健康的社会里,非正常活着,非正常死亡……他们唱了几十年《义勇军进行曲》,今天更真切更悲壮地感受到它的确是完全体现国情的“国歌”: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

(摘自本文作者《“武汉肺炎”与“中国病毒”》,本篇初稿于2020年3月6日——李文亮医生去世一周月。)

挽联:“举国同悲,楚地尚寒,哭勇士抱薪而死;斯人孤去,哨声犹在,盼江城逢暖重生”(对联/上善若水;字/王羲之)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五一〇期(cm0320b)

2020年4月7日,台北下班的市民在等候公车,荧幕上显示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讲解的防疫宣传。摄:陈焯煇/端传媒


【华夏文摘】何与怀:她让所有苟活者都失去重量 一一 纪念文革中惨遭割喉枪决的女英烈张志新

张志新遗像


【前言: 4月4日是一个应该纪念的日子。四十五年前,四十五岁的张志新在沈阳大洼刑场惨遭割喉枪决。她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告诉人们那曾经是一个多么荒谬而疯狂的时代。张志新是在黑暗中勇敢反抗专制暴政的女英烈。她的牺牲,给人们传达了永难磨灭的气贯长虹的形象和信念。所谓“最美奋斗者”的称号并不足以定位张志新。进而论之,如果中共当局真的肯定她,那就必须在行动上与她所反抗的专制暴政彻底割裂,必须开放人们对文革的研究,特别是对毛泽东一伙所犯下的罪错进行追查。】

她把带血的头颅,

放在生命的天平上,

让所有的苟活者,

都失去了——

重量。

这首诗是韩瀚所写,题为〈重量〉。还有另一首同样著名的诗,题为〈哭〉,流沙河撰写:

不装哑就必须学会说谎,

想起来总不免暗哭一场,

哭自己脑子里缺少信念,

哭自己骨子里缺少真钢。

今夜晚读报纸失声痛哭,

愧对着女英烈一张遗像,

要诚实要坚强重新做人,

这一回干脆把眼泪流光。

当年,“四人帮”倒台后的那些日子,哪些诗最直截了当让中国大陆民众整个心灵受到震撼,最能使人悲愤、自责、反思、醒悟?我想,这两首短诗必列其中。

张志新曾经是一个快乐的母亲


“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这是何等的震撼力!短短几行诗,传达给人们的是永难磨灭的气贯长虹的形象和信念。正所谓“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确,每个读到此诗的人,如论者所言,热血者当无不为之动容,而苟活者则必然无地自容。而流沙河的“哭”,可谓切肤之痛的真情实感。假如没有亲身经历那场大劫难,没有感受过那种排山倒海般而又无处不在的红色恐怖,没有遭受过心灵或肉体的残酷迫害,便写不出这样的诗,也无法深刻理解这样的诗。真是字字皆是泪句句皆是血啊!“不装哑就必需学会说谎”,这不就是那些年月中,在专制暴政下,整个民族的写照吗?!“要诚实要坚强重新做人”,诗人痛心疾首,激励自己,亦是向整个民族发出的诚挚而又凄厉的呼唤! 

这两首诗是献给张志新烈士的。张志新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告诉人们那曾经是一个多么荒谬、扭曲而疯狂的时代。

张志新案件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呢?她究竟犯了什么滔天死罪?以下是知情人的揭发、记者有关调查和档案纪录。

1968年前后,正当“文革”如火如荼的年月,在一个普通的星期天,张志新,辽宁省委机关一个普通干部,到一个同事家里借江青讲话资料,顺口说她觉得“文革”好多问题不能理解。此事立即被汇报并写成文字装进档案里。不久,在干校里,张志新被揪出来。

1969年9月18日,以“反革命”的罪名,张志新被捕入狱。

曾关押张志新的沈陽公安局重犯看押所旧址(赵玉民摄)


张志新第一次被判是1970年5月14日。辽宁省盘锦地区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判处张志新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呈送到了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曾经关押张志新的地下牢房(赵玉民摄)


本来,张志新被逮捕后,原打算只要她认罪,判几年刑就行了。可就是因为她不认罪,便被判死刑,立即执行。案件呈至已实行军管的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地下牢房门送飯小铁窗(赵玉民摄)


当年省高院军管会把张志新案首先给一处副处长高振忠审。高振忠看了市中院的报告,私下说:张志新是动口不动手,不搞破坏。在组织会议上,党员在党的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看法,构成犯罪吗?但高振忠虽然对张志新案有自己的看法,却不敢向军管会讲,更不敢在会上讲。

张志新戴过的手铐和脚镣


军管会认为高振忠执行不力,决定换人,换上了周某某。周感到压力很大,决心这次不能再“右倾”了,要判刑,判劳改。他考虑判两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征求他的上级主管单位负责人意见,得到认可。但他在誊抄审判意见稿时,觉得自己还可能被军管会认为“右倾”,于是把刑期大大加重,改为十五年。他认为,这已超过了极限,他们不会再说他“右”了。

抛在监外的牢房椅子(赵玉民摄)


但审判意见稿送到军代表那里,被全改了,军代表连写了六个“恶毒攻击”(即“恶攻”伟大领袖、无产阶级专政之类),结论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被修改过的审判意见,呈报到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审批。

1970年5月14日,张志新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审批会上,与会者对盘锦地区法院、沈阳市法院和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一致对张志新判处死刑,均表无异议。最后,辽宁省最高负责人、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发话:留个活口,当反面教员,不杀为好。于是,改判张志新无期徒刑,投入沈阳监狱强迫劳动改造。

关押张志新的地下牢房门(赵玉民摄)


1973年11月16日,犯人参加一次“批林批孔”大会(“林”指林彪,“孔”指孔子,当时毛泽东认为林彪是“尊儒反法”的,江青一伙便发起一个声势巨大的运动,并发展成“批林批孔批周公”,企图把周恩来也打倒)。当报告人批判林彪推行“极右路线”时,此时精神已失常的张志新站起来喊:“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张志新因此被认定“仍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在劳改当中又构成重新犯罪”,被提请加刑,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75年2月26日,中共辽宁省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审批张志新案件。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省委书记毛远新、魏秉奎、苏羽等十七人。会上,蔡文林作了〈关于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的案情报告〉。

听完〈报告〉后,这些大人物有如下一段对话:

魏秉奎说:“真是反动透顶。”

毛远新说:“判无期以后,一直相当反动,看来是死心塌地。”

魏秉奎说:“干脆吧。”

毛远新最后说:“在服刑期间,这么嚣张,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杀了算了。”

苏羽、魏秉奎表态:“干脆。”

1975年2月27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遵照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给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文件。内中只有六十多个字:

你院报省审批的张志新现行反革命一案,于1975年2月26日经省委批准处张犯死刑,立即执行。希遵照执行,并将执行情况报给我们。

3月6日,监狱有人提出张志新“是否精神失常”的问题,并向上级报告。

3月19日,上级批示:“她的假象,本质不变,仍按省委批示执行。”

1975年4月4日,四十五岁的张志新在沈阳大洼刑场惨遭枪决,就这样“干脆”地被“杀了算了”。

从当时的监狱档案中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到,张志新的确“恶攻”毛泽东。她说:

毛主席在大跃进以来,热多了,科学态度相对地弱了;谦虚少了,民主作风弱了;加了外在的“左”倾错误者的严重促进作用。具体地说,我认为林副主席是这段历史时期中促进毛主席“左”倾路线发展的主要成员,是影响“左”倾错误不能及时纠正的主要阻力。导致的结果从国内看,是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革命受到挫折和损失。这种局面确实令人担忧和不安。

关于“文革”,张志新说:

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斗争是建国后,1958年以来,党内“左”倾路线错误的继续和发展。并由党内扩大到党外,波及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多个环节……

张志新在会上或强迫交待时还说了对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对搞“三忠于”、跳“忠字舞”的看法。她说:“过去封建社会讲忠,现在搞这个干什么!搞这玩意干什么!再过几十年的人看我们现在和党的领袖的关系,就像我们现在看从前的人信神信鬼一样可笑,像神话一样不可理解。”她还说:“无论谁都不能例外,不能把个人凌驾于党之上”;“对谁也不能搞个人崇拜”。张志新表示这些意见和看法,正是“文革”风暴席卷神州大地、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疯行的时候。张志新却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绝不屈服,在监狱里甚至喊出过“打倒毛泽东”的口号。她真是一位思想解放的先驱!她这些言论体现出的政治洞察力和预见力可谓惊人!

张志新在牢狱中、法庭上、刑场上,坚持真理,大义凛然,坚贞不屈。1969年在一次批斗会上,她就公开声明:

犟迫自己把真理说成错误是不行的,让我投降办不到。人活著,就要光明正大,理直气壮,不能奴颜婢膝,低三下四。我不想奴役别人,也不许别人奴役自己。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不管出现什么情况,都要坚持正义,坚持真理,大公无私,光明磊落……

因为涉及最高神物毛泽东,张志新两次被判死刑,平反也经历两次曲折。

“四人帮”倒台后,中共中央下发的文件规定:反对林彪、“四人帮”的要平反,但反对毛主席的,仍定为反革命。因此,开始时张志新案不予彻底平反。1979年3月9日,辽宁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听取对张案复审的汇报。此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是任仲夷(任后来任职广东,2005年11月15日逝世,享年九十一岁。他被认为是中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降的改革年代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出色的改革者和政治家之一)。他绕过了“禁区”,对张志新被害的主因避而不谈,巧妙地为张志新平反昭雪。这在当时还需要很大的勇气。

主持为张志新平反的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


张志新平反昭雪之后,施加在她身上的骇人听闻的暴行一点一点地被揭发出来。

她因为至死不认错,最后被关押在只能容纳一人、而且只能坐不能躺不能站的“小号”里。事实上,在六年铁牢生活,张志新受尽了肉体的、精神上的种种摧残迫害。监狱当局甚至鼓励刑事囚徒频繁地肆意强奸、轮奸她。张志新最后神经已经完全失常。

她的刑场执行记录只有寥寥八个字:“弹中头部一枪击毙。”弹中头部等于是面目全非,惨不忍睹,以致这张照片后来不能示人。

张志新被杀害后,有说是暴尸荒野,有说是尸体被潘阳医学院附属医院运走,作病理解剖实用,又说被剖腹挖心,取了内脏后才火化,也有说是骨架子被制成标本了。张志新遗体下落至今成谜,她那骨灰盒一直空着。

最令人发指的是:张志新上刑场前,公安恐防她呼喊“反动”口号,在她颈背垫上一块砖头,就用普通刀子割断她的喉管。张志新剧疼难忍,凄厉呼喊,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其状极其恐怖,以致旁边一个女管教员看了昏厥过去(这个最血淋淋的罪行,是辽宁公安局的“创举”,毛远新等当权人物赞同这个“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新生事物”,已经执行了三十多例)。

张志新在行刑前两个小时被割喉的地方(右一为赵玉民)


这里,还有一个万分可悲可恨的插曲。张志新受害时,当局要她的孩子林林、彤彤参加一个什么“学习班”。后来在张志新的案卷中找到一份签字并按手印的所谓“笔录”,摘抄如下:

……

林林:刚听说张志新犯了反革命的罪行,我当时感觉会影响我进步的。这下可完了。但经过学习提高了认识,母女关系是有阶级性的。她虽然生了我,是我的母亲,可她是反革命,就不是母亲了,已是我的敌人了。她反党反毛主席,我们就和她斗争到底。我后来经过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教育,我已认识到她反革命,我和她划清界限,并不会影响我的进步。

问:张志新实属死心塌地,罪大恶极,你们有什么想法、看法?

林林、彤彤:坚决镇压,把她处死刑,为人民除害。我们连尸体也不要,政府愿意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们都拥护。

……

那一年,彤彤不满十岁,而林林也未满十八岁。当局竟要他们说出这样的话!

张志新平反后,一篇题为〈一份血写的报告〉的长篇通讯于1979年6月5日在《光明日报》第一版发表。写报道的记者陈禹山回忆说,报社领导们对张志新上刑场前被惨无人道割断喉管的罪行是否见诸文字不敢作主,报到中宣部审批。当时的中宣部部长胡耀邦虽然非常开明,但也希望把割喉管的细节删掉。最后见报的文字是:“惨无人道地剥夺了她用语言表达真理的权利”。这篇通讯发表的当天就有一个读者打来电话追问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对方一听到实情就哭了,哽咽地说:“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里提到一个遇难的学生时写道:‘这不但是杀害,简直是虐杀,因为身体上还有棍棒伤痕。’当年有棍棒伤痕被叫虐杀,而今我们割断气管再去处决,这叫什么杀?假如鲁迅活着,他会含蓄掉吗?他会怎么写?”……

一声声义正辞严的追问,终于使陈禹山在以后的文章里明确说明是几个大汉,把张志新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 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就用普通刀子割断喉管的细节。由此引起了读者怒不可遏的“娘杀孩子”讨论,引出了“谁之罪”的全民“天问”:

割喉管人是无罪的,押打张志新的人是无罪的,公安局、法院、省委宣传部那些揭发张志新的人都是无罪的……因为在当时那种专政政治下,谁都是在执行上级指示、“中央精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那么——到底谁有罪呢!?

“谁之罪?”:张志新母亲和三个妹妹摄于纪念展厅。


张志新案件报道讨论在三个月后突然停止。人们相信,这无疑与这个全民“天问”有关。当然,这又是一例“奉命行事”。

1979年8月12日,另一位著名诗人公刘,特地来到沈阳市郊外那个“大洼”刑场,来这里凭吊烈士张志新。诗人盘桓良久,思绪万千,感慨不已,写下两首诗。其中一首是《刑场》,悲愤地喊出:“中国!你果真是无声的吗?”

我们喊不出这些花的名字,白的,黄的,蓝的,密密麻麻,

大家都低下头去采摘,唯独紫的谁也不碰,那是血痂;

血痂下面便是大地的伤口,

哦,可—怕!

我们把鲜花捧在胸口,依旧是默然相对,一言不发;

旷野静悄悄,静悄悄,四周的杨树也禁绝了喧哗;

难道万物都一齐哑了?

哦,可—怕!

原来杨树被割断了喉管,只能直挺挺地站着,象她;

那么,你们就这样地站着吧,直等有了满意的回答!

中国!你果真是无声的吗?

哦,可—怕!

毋庸讳言,张志新并非严格意义的“思想家”。认识她的人都说,她身上散发着一种文艺青年的浪漫气质。她的父母亲都是教育工作者,张家四姐妹很小就学会弹奏乐器,在天津颇有名气。张志新生前最喜欢的是波隆贝斯库的小提琴曲《叙事曲》……可是,在那个年代里,在毛泽东暴政的种种压力下,几乎全部的职业“思想家”纷纷放弃了“思想”,临阵脱逃,而让张志新这样一些人去孤立无援地支撑这个民族的头颅并因此抛却了自己的头颅。现在,几十年过去,情况有所改变吗?依然没有改变!有关当局还居然要把带来中华民族空前大灾难的文革美化为“十年艰辛探索”。在政权的高压下,有思想的人根本无法对文革以及其它各种政治运动的死难者、受害者、反抗者进行深入的研究并让其研究公诸于众。一些学者悲愤地说:张志新与秋谨同为反抗专制的杰出女性,可是与年轻的朋友说起来,许多人知道就义已一个多世纪的秋谨,而对殉难于文革的张志新却茫然无知。张志新平反后便被故意忽略,或许可视为“正史”的尴尬。

2019年9月25日,中共建政七十周年前夕,中共当局表彰“最美奋斗者”共二百七十八人,其中包括因质疑文革惨遭割喉枪决的张志新。人们不能不质问:多年来中共提也不提的张志新,怎么忽然成为当局要表彰的“最美奋斗者”?天天要定于一尊的习总班底难道真的要让八千多万党员学习张志新吗?很难想象,如果现在有共产党员胆敢以张志新勇气的百分之一,对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一些问题发表意见,提出看法,能被看成是忠于党的表现吗?能被认为是一个普通党员的义务和权利吗?

所谓“最美奋斗者”的称号,其实并不足以定位张志新这位倒在黑暗中的女英烈。进而论之,如果中共当局真的肯定她,那就必须在行动上与她所反抗的专制暴政彻底割裂,必须开放人们对文革的研究,特别是对毛泽东一伙所犯下的罪错进行追查。但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而且正是反其道而行之。这种虚假糊弄,真更为“可—怕”!

当然,今天的中国,并非完全无声。地下之火在运行,许多人都已觉醒。他们深深怀念暴政下的死难者、受害者、反抗者,包括张志新这位英烈。网上有一篇〈张志新网墓志铭〉,撰者自称为“祭园守园人”,时间为“张志新第三十二个祭日前夕重刻于网墓”,标题为〈擦亮您割不断的琴声〉。这里,且择录这篇〈墓志铭〉的一些片断,可感受到人们对张志新的无限敬仰之情洋溢其中:

沈阳的空冢中除了您的丝巾、发夹,有否一段琴弦?早春的音符,是否正在料峭的松花江中解冻?今夜,林林和彤彤又辗转在怎样的历史悲音中? 明天,辽淼的白山黑水五岳湖海之间,会有键弦之鸣、心弦之颤,协奏起您最喜欢听、最喜欢拉的包隆贝斯库的《叙事曲》中最忧伤凄美的那一段吗?

张志新生前最喜欢波隆贝斯库的小提琴曲《叙事曲》


三十二年——整整三十二年了啊!最忧伤凄美的那一段!我们民族宏大苦难《叙事曲》最撼天动地的那一节!

面对静雅柔弱的您,面对着七年来在此面对过您的278000颗心,面对只有用心、只有在虚拟中才能点燃的洁白的思念、殷红的祈祝和摇曳着蓝色旋律的烛光,最是我知道:

每一次点击,

都是心的触摸,

——触摸您悲怆的音符。

每一份祭奠

都在擦亮您割不断的琴声,

——擦亮我们民族宏大苦难《叙事曲》的最强音!

是的,法西斯割断了您的喉,怎能割断您的琴声?!

鸣心铮骨,激越高亢,四弦裂帛,撼遏行云:这是民族低谷期思想的最强音,这是所有浩劫中喑哑的政治家思想家为之凸现道义缺失灵魂苍白的正气之歌!

正是您的胆见悲歌,正是您思想和生命的震颤,摇撼也见证着一个盲从时代麻木民族的渐次苏醒,又让一段历史伴随一种舒缓、一种温馨、一种期待,在千百万走出梦魇的心灵中凝结成永恒的记忆,也由此凝入历史的永恒——不是正史,却因此更属于历史的永恒!

白花与烛光,祭酒与献歌,心语与祈祝:这些,都是也仅仅只是记住的证明。而几乎所有的祭奠者都深深知道:触摸您悲怆的音符的不是这些——是一颗颗心;而比触摸更能擦亮您割不断的琴声的——

是心灵,从您悲怆的音符的千百万次出发——向体制文明挺进!

是千百万心弦的铮鸣与协奏,和着您爱的旋律!

“白霓贯日,彗星袭月。”“忠骸何在?浩气长存!”严正学、朱春柳伉俪为林昭、张志新创作的英烈双雕。


(初稿于2006年5月文革发动四十周年之际,现稿有所增修。)

作者投稿

华夏文摘第一五一四期(cm042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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