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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文字的破冰船——《火与冰》修订版序言

野兽按:据说繁体版的《火与冰》是全本。读过简体版,但读过繁体版,不知简体版删除了什么内容?

余杰说:在当下的中国,作为一个作者,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应付这一切。虽然这本书发行了几十万册,我却仅仅拿到五千册的稿费。在一个知识产权没有受到有效保护的国家里,这也是一件让许多作者都感到无可奈何的尴尬处境。

确实如此,后来也曾经为贺雄飞的弟弟贺鹏飞工作过,替鹏飞一力图书公司(后公司被江苏凤凰出版集团收购,改名叫凤凰壹力)构建身心灵书籍出版线,2011年策划出版了超级畅销书克里希那穆提的《生命之书》,销量百万册,而我的策划费也是一分钱都没拿到。两兄弟的基因是一样的。

在凤凰壹力的两年,也认识了贺雄飞,和他有过几次交流。感觉他是自认为学者但却没有学养分的书商。

怪不得余杰会说:从一开始起,我与贺先生之间就存在着许多明显的分歧。我在对他那敢于推出一个无名作者的胆识表示敬意的同时,也难以接受他对《火与冰》所作的包装与炒作——很不幸的是,它的封面最后成了一种花里胡哨的、类似于地摊书的格调。贺先生还坚持在封面上还加上“中国大陆的第一个李敖、北京大学的第二个王小波”这两句“触目惊心”的广告语。然后,许多文章的标题被贺先生按照他自己的喜好以及他所认为的市场的喜好加以篡改,许多我钟爱的篇目和段落也被大刀阔斧地砍去了。

余杰:文字的破冰船——《火与冰》修订版序言

四年之前,当《火与冰》刚刚出版的时候,我在一个滴水成冰的夜晚拿到了样书,并怀着喜悦与遗憾交织的感情重新阅读它——同时,也是阅读我的一段青春、一缕柔情与一片侠骨。

说喜悦,因为《火与冰》是我的第一本公开出版的作品。

在此之前,长达数年的时间里,我的作品只能零零星星地散见于一些非常边缘的报刊上——而且,问世的还是其中自己最不满意的那些篇章,最好的文字被深深地埋葬在抽屉之中。

记得还是一九九二年在石家庄陆军学院接受“军政训练”的时候,有一天教官突然告诉我们说,北大的老师来看望你们了。对于我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冰山上的来客”般遥远的消息。虽然我们考上北大已经大半年了,却还没有真正进入北大的校门——我们是拿着通知书、带着《毛泽东选集》直接到石家庄陆军学院报到的。几个月以来刻板而痛苦的训练和说教,处于精神崩溃边缘的我每天都在憧憬着北大校园的湖光塔影。虽然见不到蔡元培、陈独秀、鲁迅和胡适他们了,也见不到八十年代叱咤风云的启蒙先驱们了,但北大在我心目中的神圣地位丝毫没有淡薄。我多么渴望见到北大的老师们啊,在我的心目中他们就像跟我有着骨肉联系的亲人们一样。

会见的时候,改变了陆军学院的“中队”和“区队”的编制,而按照系别来安排。于是,在一间教室里,我们四十多个中文系九二级的学生见到了当时的系主任孙玉石先生以及几位年轻的班主任。

然而,会见的场面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充满了温情。孙先生简短的讲话一直很严肃,而那几位看上去不到还三十岁的年轻老师更显得冷淡,没有带来我们所渴望的关心和安慰——那时,正是我们最需要关心和安慰的时刻。

老师讲完之后,就是学生提问的时间了。大家七嘴八舌地发言,问起北大里的一切,幼稚而热忱。

我也鼓起勇气问孙先生:“老师,北大有没有自己的出版社,会不会出学生的作品?”

孙先生绷着脸回答说:“北大有出版社,不过一般出版教授的学术著作,不大可能出版学生创作的文学作品。我还想告诉大家,北大中文系不鼓励学生当作家,这里是培养学者的地方。”

孙先生的回答是真实的。的确,将近十年过去了,我并没有看到北大出版社出版了哪个学生的作品,无论他是如何的优秀。但是,当时孙先生的回答如同给了我一记当头的棒喝。那时,我手头已经积攒了二十多万字的文稿,正想寻找机会出版呢。

而孙先生说中文系只培养学者、不培养作家,也让我们感到相当的沮丧。对于少年人来说,文学是亲切的、温柔的、甜蜜的,而学术则是严肃的、僵硬的、高傲的,显然大家都会选择前者而疏远后者。孙先生的提醒是及时的。然而,我却认为,教育不应划定一个模式和界限,学生最后究竟是成为一个学者还是成为一个作家,还是应当让他的天赋得以自由的发展。那时,我那里敢与孙先生辩论呢?

尽管如此,我还是舍不得自己的文学梦。

第二年正式进入北大之后,除了听课——包括专业课、各种各样的选修课以及五花八门的讲座之外,我所有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在我那洗得发白的牛仔包中,是砖头一样厚的书籍,书页间是我的稿子。

在流水和落叶的交错中,在青草和白云的转换里,我的文字也一页接着一页地积攒下来。我没有考虑过我写的是什么——是散文,是随笔?是杂文,还是笔记?北大中文系有两个悠远的传统,一个是校园文学的传统,也就是试验诗歌的传统,晦涩艰深的先锋诗歌是一代又一代有才华的北大人最愿意尝试和沉迷的文体;另一个就是严肃的学术传统,也就是考据和注释的传统,写作那种注释比正文还要长的论文是另一些有远大抱负的北大学子的梦想所在。我对这两种选择都充满了敬意,但我都不感兴趣,更不愿意为之付出自己的一生。我愿意按照我生命的本来状态来写作,至于这种写作应当怎样命名,在我看来则是一个末流的问题。

在每年的假期里,我会积攒下来一点点稿费。利用这几百元钱的稿费,我请人将这学期写作的文字打印出来,然后复制、装订成二三十份。到了下学期的开学,再送给老师和朋友,请他们指点。于是,这些文字便开始在朋友和师长之间流传开来。

有一段时期,我的一本名叫《思人》的文稿,刚刚打印了一半,就没有后续的经费了。我不好意思向家里要钱,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刻,我的好朋友昝爱宗听到这个消息,立刻从城里赶到北大,捎给我一千元钱。

昝爱宗并不是一个有钱的老板,他是一个跟我一样年轻的小伙子,在一家小小的报社当记者,怀着纯真、青春与理想,奔波在风沙扑面的京城。后来我才知道,他一个月的收入其实才一千多块钱。每个月他得应付昂贵的房租和其他日常生活的开支。这笔钱是他好几个月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

我把他的情谊深藏在内心深处。我从来没有对他说过“谢谢”,对于这样的朋友,这是多余的礼节。

在《火与冰》正式出版以前,我自己已经编辑了四本文稿:《行者手记》、《明天》、《远方》和《思人》,每本从十万字到二十多万字不等。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这几本粗糙的打印稿,慢慢开始在北京的一些高校中流传开来。而《火与冰》中的若干文章,便是从这些简陋的小册子中挑选出来的。

《火与冰》的出版,是由许多偶然的因素促成的。

一九九七年十月,钱理群先生邀请我参加一次名为“鲁迅立人思想”的学术研讨会。那时,我刚刚上研究生不到一个月,按照常理,这样一个连研究的门径都还没有进入的学生,哪里有资格参加全部都是第一流学者出席的学术讨论会?

可是,钱先生鼓励我说,鲁迅研究界的研究者们年龄普遍都偏大,这些年来已经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危机。他们希望鲁迅研究能够多吸引一些青年人参加,他们也愿意多听倾听些青年人的声音。年轻人能够给学术界注入新鲜的血液。

于是,我平生第一次正式出席了一次学术会议。会议的组织者是萧军先生的儿子萧鸣。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我结识了现代文学研究界许多让我景仰的学者:王得后、王乾坤、张梦阳、徐麟、孙郁、王世家、朱正、高远东、摩罗……以及两位一生致力于绘画鲁迅作品的画家——裘沙与王伟君夫妇。此后的几年来,这些学者大都成为我人生道路上的良师益友。

会后,我将自己作品的打印稿送给诸位先生请他们指正。

孙郁先生是一位有心人,开始积极为这些作品的出版而操心。他认识了出版商贺雄飞先生,并将我的稿件转交给他,希望他帮助联系出版。

颇有眼光的贺先生,是在返回内蒙的火车上读完书稿的,据他后来说,那个在火车上的夜晚,“耳边是火车的轰鸣,眼前是闪闪的灯光”。

第二天我便收到了贺先生的电话,他当即表示愿意投资出版此书。那时,他远还在内蒙打理公司,偶尔到北京来联络作者,也是行程匆匆。几经周折,我们在孙郁先生的办公室里见了第一面。那是一九九七年冬天一个寒冷的中午,我转了几辆公交车,花了两个小时才到达。在饭桌上,我口头同意委托贺先生负责《火与冰》的出版事宜。

又经过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坎坷——其间的花絮足以写成一篇长长的文章。到了一九九八年四月,《火与冰》终于出版了。

此后四年间,这本不成熟的、“带着血的蒸汽”的随笔集,获得了远远高于其自身价值的评价,也引起了不少人咬牙切齿的痛恨。我意识到,在世纪交替的沉寂与冰封中,人们是如此地希望听见一点异样的声音从远方传来。人们希望有一种文字能够像破冰船一样,带来冰层破裂的讯息。

《火与冰》不过恰逢其时罢了。

《火与冰》的出版带给我的除了喜悦,还有遗憾。之所以说遗憾,因为每本书、每篇文章都不可能是“最后的成品”。文学和艺术都是向完美发起冲锋、却又永远达不到完美的事业,也是永远被遗憾所折磨的事业。

作者与出版商之间的关系,永远都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正如鲁迅与李小峰之间那样,由朋友走上了法庭。出版商首先考虑的是商业上的成功,是买点、是利润、是炒作,这是毫不奇怪的;而作者首先考虑的则是保持作品自身的完整性,是书籍与文字形成统一的风格。

因此,从一开始起,我与贺先生之间就存在着许多明显的分歧。我在对他那敢于推出一个无名作者的胆识表示敬意的同时,也难以接受他对《火与冰》所作的包装与炒作——很不幸的是,它的封面最后成了一种花里胡哨的、类似于地摊书的格调。贺先生还坚持在封面上还加上“中国大陆的第一个李敖、北京大学的第二个王小波”这两句“触目惊心”的广告语。然后,许多文章的标题被贺先生按照他自己的喜好以及他所认为的市场的喜好加以篡改,许多我钟爱的篇目和段落也被大刀阔斧地砍去了。当时,我虽然难以接受,却又不得不接受——在中国,出版的艰难,大概每个年轻的作者都深有体验。

后来,因为《火与冰》牛头不对马嘴的广告语、花哨的封面、粗劣的纸张和草率的装订,我受到了许多热心读者严厉的批评。当然,这是当初的妥协所付出的代价,我也乐于接受这些善意的批评——我相信,批评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关爱。但是,我还是想在这里说出自己的苦衷:在出版过程中经历的许多事情,并不是作者本人所能够完全控制的。在当下的中国,作为一个作者,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应付这一切。虽然这本书发行了几十万册,我却仅仅拿到五千册的稿费。在一个知识产权没有受到有效保护的国家里,这也是一件让许多作者都感到无可奈何的尴尬处境。

四年过去了。《火与冰》遭遇到了一本“别样”的书籍在中国所可能遭遇到的一切。后来,香港天地图书公司也以《火与冰》这个名字,将《火与冰》里的“思想札记”部分与《铁屋中的呐喊》里的“《资治通鉴》批判”部分合在一起,出版了一个小小选本。这个选本受到了许多海外读者的注意。

我的文字就是我的灵魂。回音壁上的回音是喧杂的,有赞扬和辱骂,有理解和同情,也有担心和欣慰……对我个人来说,更加重要的是,正是通过《火与冰》这本处女作,我认识了我的妻子。在她那里,我找到了最甜美的爱情、最深切的理解和最无畏的支持。

四年过去了。我觉得有了重新出版《火与冰》的必要。我将尽最大的努力,让那些被修改、被伪饰、被删节的地方,恢复其本来的面目。同时,我也删除了数篇自己认为不太满意的文章。我希望,经过这一次修订之后的重新出版,我能够拥有一本自己真正喜欢的处女作——它最好能够精美得像一件艺术品。它将是“表里如一”的,它的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字(包括编排形式)都是属于我的。这本“全本”的《火与冰》,文字有相当程度的调整和复原,它像一只蛰伏了许久的海豚破冰而出。

我的文字带给我无数的朋友,记得有一次我应西西弗书店的邀请到贵州遵义讲学,在书店门口遇到了两位从几百里外某个煤矿赶来见我的退休工人。他们的脸上还留着艰辛劳作的痕迹,花白的头发在料峭的春风中飘拂着。他们说,他们喜爱我的文章,因为我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书店外面下着细细的春雨,他们脚上深深的筒靴上沾满了泥土。

忽然,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想起了我的童年,想起了我生活过的那个矿山。我想,我们的心是联结在一起的。我们都承受了苦难而不对苦难屈服,我们都经历了谎言而始终坚持说真话。

有这样的读者,我还有什么值得抱怨的呢?

有这样的读者,写作难道不是一件美好的事业吗?

我的文字也带给我阴险的敌人。还在北大的时候,一位官员就扬言要开除我,因为我“给母校抹黑”。我不知道蔡元培校长听到这样的话会有什么样的感慨。幸运的是,中文系的教授们像大树一样留给我一片绿荫,让我在困难的时刻依然能够自由地思考和写作。

两千年夏天,我离开了校园;紧接着,我莫名其妙地失去了工作。在我的面前,明枪和暗箭像一幅画卷一样徐徐展开。

但是,我丝毫不会后悔。走上文学之路、走上思想之路,是我一生都会改变的选择。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说过:“文学的生命长过绝对的统治者、神学或意识形态的教条、一个又一个的独裁政府;审查制度一再被解除,言论获自由。文学的历史有一部分是书籍战胜审查制度的历史,作家战胜权势者的历史。因此,在最坏的时代,文学都永远葆有一位盟友:未来。意大利小说家西洛内和莫拉维亚、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和小说家德布林的生命比法西斯主义更长久,就像俄国作家巴别尔和诗人曼德尔斯塔姆的生命比斯大林更长久——虽然斯大林主义把他们杀死了。”刚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格拉斯也许太乐观了。还有那么多清脆的声音被冻结在冰层里呢——何况,如《日瓦戈医生》所描述的那样,在刀枪和坦克的面前,文字和书写文字的人从来都是软弱无能的。文学真能像破冰船划开冰面一样战胜邪恶吗?

但是,我又看到了格拉斯下面的一段话:“文学永远具有一种强大的持久力,它确信自己的长远影响,它可以寄望于时间,哪怕文字和句子、诗行和音节的回声要等到数十年后、甚至数百年后才被听见。这种预先的支付,这种时间的储备,使得最穷的作家也变得富裕起来。即使在最可恶的时代,这些以‘永恒’的名义计算增长率的自由灵魂,也是不可征服的,他们可以被监禁、被处死、或被流放,就像我们今天依然在世界各地随处可见的那样——但最后还是书籍胜利了,还有文字。”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认识到,格拉斯不是乐观,而是在客观描述一种历史的、也是现实的状况。

我们不可妄自菲薄。

曼德尔斯塔姆的妻子在《回忆录》中写到:“革命初期,在取得胜利的人中间有许多诗歌爱好者。他们是怎样兼顾这种爱好与野蛮部落的道德:如果我杀人——很好;如果我被人杀——不好的呢?”真正兼顾了这两点的只有斯大林。

对此,帕斯捷尔纳克解释说:“诗人与沙皇是彼此敌对的:一个带着子弹,另一个带着言辞。子弹在一瞬间取胜,而言辞则永恒地取胜。”格拉斯再次印证了帕斯捷尔纳克的观点:我们失败了,但我们更胜利了。

自古以来,身体可能会遭到禁锢,然而灵魂却无法被禁锢,灵魂像飞鸟一样在蓝天上飞翔;生命可能遭到屠杀,然而思想却无法被屠杀,思想像游鱼一样在大海中游弋;书籍可能遭到焚烧,然而文明却无法被焚烧,文明像树的根系一样深深扎根在大地上。

最软弱的必战胜那强悍的,而最黑暗的深夜,也正是黎明到来的前夕。

《圣经》中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罗马书13:12》)

破冰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来;鸟儿的翅膀划过天幕的声音,也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我还听见了花朵在开放,露珠在滚动,以及我自己的心跳。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刻,也是春天即将到来的时刻。

最后,衷心祝愿所有善良的读者朋友们,“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

2002年1月


书籍:火与冰

出版社:水牛

出版日期:2014/05/03

語言:繁體中文

定價:550元


在火與冰的擠壓與煎熬之中,我終將如傷花般怒放。

印行數百萬,讀者數千萬

華文世界有史以來最暢銷的雜文集

令中共宣傳部心驚膽戰的「第一禁書」

●異議作家余杰呼喊思想自由、心靈獨立的激越之聲!

一九九八年,余杰首部作品──雜文集《火與冰》出版,迅即引起廣大迴響,在書中,余杰以日常觀察與文史資料評析為起點,全面性、嚴厲地批判深植於中國社會、政治、文化與教育各層面的專制思維,同年並獲得中國最大連鎖書店席殊書屋好書俱樂部「十大好書」,影響了一代青年人的思想與語言。

●對專制者的寬容,就是對民眾的犯罪!

挾其銳利的筆鋒與不容思想審查鉗制的批判精神,《火與冰》更對中國的大學教育、知識分子與儒教思想提出大膽而深刻的觀察,亦在當時如死水一般的學界激起反省浪潮。

「在寫《火與冰》時,關於真理與自由,我也沒有最終的答案,我只是想袒露一段追求真理和自由的心路歷程。沒有想到,有那麼多人,早已與我同 行。不過,在無邊的黑暗中,若稍一喧囂,就聽不到彼此的呼吸了。幸運的是,《火與冰》不僅帶給我以愛情和愛人,更帶給我以信仰。愛情如同脆弱的瓷器,人則 如同渾身長滿刺的刺蝟。那麼,愛何以成為可能?」——作者余杰

本書特色

「足本正體版」完整推出!

本書在中國嚴格的出版審查制度下,兩度出版都被刪去部份內容。如今,在臺灣版中,終於將其內容完全復原。

《火與冰》第一版,中國經濟日報出版社出版,一九九八年,經刪改。

《火與冰》修訂版,中國北方文藝出版社出版,二○○二年,仍遭審查刪節。

《火與冰》足本正體版,水牛文化出版,二○一四年,全面公開。

☆關於本書最受歡迎的篇章〈灰燼的風采——隨想與斷章〉,作者如是說:

「在推特和臉書(以及中國的微博)等社交媒體還沒有出現的時候,我就喜歡寫隨想與斷章,大約是受帕斯卡和尼采的影響吧。幾年下來,收攏起來,也算集腋成裘了。這部分內容就成了《火與冰》的第一部分,也是最受讀者歡迎的部分。

中國的簡體字版,刪去了百分之十左右的內容,但我無法知曉編輯刪稿的標準何在。有些我認為無關宏旨的內容,偏偏被刪去;有些我認為『包藏禍心』的內容,卻幸運地保留下來。如今,在臺灣版中,我終於可以將其完全復原。

名人推薦

王丹、許知遠 專文推薦

「那是一九九八年,距離天安門事件將近十年,這也是一個『去政治化』與『去思想化』的十年,即使在北大,我期望的大學精神——它的批判意識、思想先鋒的角色,都像是陳年舊事,與現實生活沒什麼關係。但余杰似乎獨自一人打破了這一切,他讓人看到了業已消亡的批判精神,當青春與獨立、批判相逢時,它散發出無盡的光彩。」——許知遠

「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的《紐約時報》以半版篇幅報道大陸青年知識分子余杰,因為發表評論性的文章而找不到工作的事,並介紹了余杰的觀點。進一步使得他成為揚名國際的中國異議知識分子。這一切,都是從《火與冰》開始的。這本社會評論與文化評論兼具的文集在當時,對一九八九年鎮壓學運之後沈悶的中國思想空氣產生了巨大的衝擊,至今還有人會津津樂道與當年看到《火與冰》之後的興奮與衝動。」——王丹

作者簡介

余杰

1974年生於四川成都。十三歲開始發表文學作品,就讀北大中文系和中文研究所期間,創作了上百萬字的作品,在北京的幾所大學廣為流傳。1998年以雜文集《火與冰》一書驚動文壇和學界,該書嚴厲批判中國大陸社會、文化、教育、政治等層面的弊端,迅即引起巨大迴響,印行上百萬冊,並榮獲中國最大的連鎖書店席殊書屋好書俱樂部「1998年十大好書」。

有「北大才子」之稱的余杰,以犀利的言論轟炸沉悶的知識界,引領一時風騷。有人將他的少年得志比為五四時期的胡適,有人將他喻為當代魯迅,更有不少人將他和八○後人氣最旺的青春作家韓寒並列。

因積極參與中國人權活動,並公開宣揚言論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2004年起著作全面遭禁。儘管如此,仍筆耕不輟,先後受邀到歐美及港台數十所大學和學術機構訪問,並曾獲美國前總統小布希接見。近年來已在港台出版了十幾本政論集,成果豐碩,視野更廣。

2001年與劉曉波一起推動「獨立中文筆會」,成為中國捍衛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援助系獄作家的最重要的民間組織。

著有《流亡者的書架:認識中國的五十本書》、《我無罪:劉曉波傳》、《香草山》、《生命書:聖經中的大智慧》、《基督與生命系列訪談錄第1~3卷》、《泥足巨人:蘇聯解體看中國未來》、《從柏林圍牆到天安門:從德國看中國的現代化之路》、《徬徨英雄路:轉型時代知識分子的心靈史》……

推薦序 殊途同歸的命運 / 王丹

推薦序 朋友們 / 許知遠

二○○二年修訂版自序 文字的破冰船

臺灣版自序 一本處女作,帶來愛、信仰與流亡

第一輯 灰燼的風采——隨想與斷章

第二輯 白衣飄飄的年代

水邊的故事

薄酒與醜妻

牽手

今夜飛雪

會流血的樹

作為家人的牛

舟中人生

父親的自行車

畢業生

那塔,那湖

孤獨的人是可恥的


第三輯 黑暗深處的光

太監中國

優孟中國

失落的「五四」

向「牛筋」一樣的牛津致敬

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三一八」祭

流亡者

叛逆者

卡拉OK廳中的男人和女人們

嬰兒治國與老人治國

龍性豈能馴——寫給北大文科學長陳獨秀

他們的世界——關於軍訓的記憶


第四輯 自由的滋味

黑色閱讀

少年氣盛說文章

晚年悲情

玩知喪志

被錢穆美化的中國專制史

愚人治理愚人國——點評《榮慶日記》

天朝是怎樣崩潰的?

向死而生——關於詩人之死的沉思

從唯美到極權——讀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法西斯:未死的幽靈

走出「動物莊園」,告別「一九八四」

狗的幸福與人的自由——兩本書,兩把打開蘇俄帝國大門的鑰匙

望斷天涯路——民主化進程中的舊俄、臺灣知識份子比較

「勇敢者」遊戲——我看那些與美國總統克林頓對話的北大學生

孤獨的蔡元培


一本處女作,帶來愛、信仰與流亡

窗外是綠意盎然的維吉尼亞的鄉村。連綿起伏的丘陵和山谷,肥沃的土壤和豐產的農莊,甘冽的山泉和寧靜的湖泊,其間還點綴著教堂高聳的尖頂。鹿群、野兔和松鼠在大地奔跑,紅雀、蒼鷹和大雁在藍天飛翔。出門漫步十多分鐘,就是南北戰爭時的一個重要戰場——奔牛河(Bull Run)。激戰之日炮口曾經滾燙的鋼鐵大炮在曠野中沈默,而無名戰士的青石墓碑經過雨打風吹之後斑駁陸離。

十五年前,我剛剛出版《火與冰》的時候,根本不會想到這裡會是我的第二故鄉。一種天啟的力量,驅使我在《火與冰》中寫下自己命運的密碼,而我本人在那時尚且懵懂不知。

十五年後,我在案頭修訂《火與冰》,找出當年厚厚的手寫的文稿,以及出版社的編輯畫滿具有殺伐之氣的刪節符號的清樣,將被刪去的部分一一復原。好像考古工作者挖掘一座遠古遺址,好像美學家高爾泰在敦煌石窟中尋找一幅失蹤的壁畫。

十五年的光陰如灌木叢中奔跑的野兔一晃而過,即便是那些當年比我還年輕的讀者,也已步入中年。我所批判的對象,依然堅硬如石頭;曾經與我同行的很多人,一個接一個走上與我截然相反的回頭路。

我呢,雖然青春的心境不再,對自由的熱愛卻沒有熄滅。

一九九八年,《火與冰》能在北京出版,本身就是一個神跡,儘管在三審的過程中被編輯刪得傷痕累累。

我還記得一個有趣的小插曲:當時,經濟日報出版社害怕承擔風險,將要作出退稿的決定。出版商賀雄飛讓我給出版社的梁總編打電話,說梁總編是位女士,若使用「苦肉計」,講述一個青年學生在嘗試寫作的過程中,「頭懸樑、錐刺股」式的艱辛,也許可以喚起其同情心,「放這本書一馬」。

口吃的我,從來沒有演過戲,急中生智,找來小師弟許知遠,請他冒我的名打這通電話。小許是北京人,辯才無礙,一番聲淚俱下的陳說,終於讓對方的心腸軟下來,答應再刪去一些「敏感段落」,就可以讓這本書出版。

多年以後,許知遠已是兩岸三地風頭正勁的公共知識份子,不知他是否還記得在北大旁邊的小旅館裡幫我打那個「致命的電話」的故事?他是我的很多劍拔弩張的文章的第一讀者,也曾目睹我荒唐而失敗的初戀。當年,我們彼此分享青春的秘密與激情;如今,我們在不同的戰場上為自由而戰。

《火與冰》出版之後,果然引起中宣部的注意,梁總編因而遭到降職處分。我卻一直沒有找到機會與她見面,向她致歉。也許,人與人之間,與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

《火與冰》出版後的熱烈反響,是我始料未及的。不是這本書本身有多麼驚世駭俗,而是從一九八九年的那場屠殺之後,這個國家萬馬齊瘖了差不多十年,人們太迫切聽春天的聲音,即便是從遙遠的冰層下傳來的魚兒無聲的呼喚。

於是,只是想成為〈皇帝的新裝〉中說出皇帝什麼都沒有穿的那個孩子的我,忽然成了人們眼中的「英雄」。正如作家傅國湧在《脊樑——中國三代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評傳》一書中評論的那樣:「少年余杰的橫空出世,在整個二十世紀恐怕只有五四時期的胡適先生、臺灣六十年代的李敖庶幾可以比擬。……在那麼多德高望重、聲名顯赫的名流學者都不敢說真話、不敢承認常識的時候,少年余杰直言皇帝無衣當然打動了千萬讀者的心靈。」

那段日子,雪片一樣的讀者來信飛向我的宿舍。在互聯網尚未普及的年代,手寫的書信,仍然是身處不同地域的、孤獨中的人們唯一的交流方式。我很樂意閱讀這些來信,不是接受眾人的褒揚,而是發現這個世界上,居然有那麼多熱愛書籍、熱愛文學、熱愛真理的同伴,這本身讓我感到無比溫暖。

在成千上萬的來信中,有一封短短的來信深深打動了我。之後的故事,我都寫在長篇自傳體愛情小說《香草山》當中。故事的主題,不是老祖宗說的「書中自有顏如玉」,而是「心有靈犀一點通」。

遺憾的是,很多比我更加年輕的讀者不相信《香草山》的情節,說這是過於美好的「成人的童話」。這只能說明他們已經老得失去了相信的能力。《香草山》確實是我和妻子之間真實發生的故事:我們的生命都因《火與冰》這本書而有了翻天覆地的改變。

羅馬派駐耶路撒冷的總督彼拉多詢問囚徒耶穌:真理是什麼?

權勢熏天的彼拉多,真誠地承認自己不知道真理是什麼。在這個世界上,最可悲的事情就是,那麼多不知道什麼是真理的人,卻沒有彼拉多的那種坦白,滔滔不絕地把謬誤當作真理來言說;還有那麼多不知道什麼是自由的「奴在心者」,明明已經被關在動物莊園裡,卻以自由人自居。

在寫《火與冰》時,關於真理與自由,我也沒有最終的答案,我只是想袒露一段追求真理和自由的心路歷程。沒有想到,有那麼多人,早已與我同行。不過,在無邊的黑暗中,若稍一喧囂,就聽不到彼此的呼吸了。

幸運的是,《火與冰》不僅帶給我以愛情和愛人,更帶給我以信仰。愛情如同脆弱的瓷器,人則如同渾身長滿刺的刺蝟。那麼,愛何以成為可能?

新婚、畢業、失業、封殺、拘押……「國家的敵人」的別樣生活紛至遝來,讓本想過安穩日子的我們天旋地轉。曾以為,像唐.吉訶德那樣推倒風車,前面的路便一馬平川,誰知道,更大的挑戰是那個無處不在的「無物之陣」。我們並沒有自我相像的那麼高貴和堅韌,魯迅小說〈傷逝〉的情節,差一點就要在我們身上重演。

就在山重水複之際,那道光照亮我們的小屋。

沒有哪個人的人生,會像童話故事裡的王子和公主那樣一直幸福快樂。更何況,我選擇的是一條少有人走的路、一條荊棘之路。

在那些被中國的蓋世太保非法軟禁在家的日子裡,我與妻子每天都要誦讀一段聖經《約伯記》。大一時,讀過俄國思想家舍斯托夫寫的《在約伯的天平上》,不太懂。沒有讀過《約伯記》,自然讀不懂《在約伯的天平上》。如今,《約伯記》中的每一句話,都像是上帝親口對我們說的:「我躺臥的時候便說,我何時起來,黑夜就過去呢?我盡是翻來覆去,直到天亮。」此刻,我才理解後半生流亡異域的舍斯托夫,為何一生都在努力召喚「耶路撒冷」重新歸來,他一如先知約伯一般,「在恐懼與顫慄的深淵裡,向上帝呼告」。

十五年來,可謂屢戰屢敗。一步一步地,中國不可遏止地滑向法西斯的煉獄。而我,不是《火與冰》剛出版時出版商包裝的「中國的李敖」,而是差一點成了「中國的陳文成」。死亡與我擦肩而過,我甚至看見了隱藏在黑暗最深處的死神那更黑暗的眼睛,也聞到了死神身上那讓人噁心的陰溝般的腥臭味道。我如約伯一樣,如舍斯托夫一樣,向上帝發出呼求。因為,我知道,若非上帝的許可,我的一根頭髮都不會掉下;若上帝要取走我的生命,我又豈能敝帚自珍?

上帝沒有取走我的生命。上帝帶領我出中國。

在《火與冰》中,有一篇並不特別顯眼的文章——〈流亡者〉。我寫到了英國的拜倫、法國的雨果、德國的海涅、俄國的赫爾岑,以及更多的流亡者。不過,我並沒有設想過,我自己也會成為流亡者中的一員。

離開之前,有少許的時間挑選一批藏書,先行運到美國的友人家中。一年後,我寫了一本名為《流亡者的書架》的新書。書寫好以後,很久都找不到好名字。友人吳介民以《流亡者的書架》為題作序,他寫道:「我揣想,以作者信仰之誠篤,文藝心靈之敏銳,他可能在書房中安置著基督受難的十字架,在深夜閱讀思索,遙想其祖國大地的清寂心境中,聆聽著巴哈的馬太受難曲。」於是,我便以此作為書名。

不過,對我而言,「流亡」是一個太過悲情的詞彙,我更願意使用主動的「出走」,而非被動的「流亡」。我離開被共產黨「自我殖民」的、全部淪陷的祖國,並不意味著失敗或放棄。離開邪惡,與之保持相當的距離,有時反倒可以看出其全貌,找到其死穴。

在修訂《火與冰》的過程中,讓我感到自豪的是,《火與冰》中固然存在若干錯誤和疏漏,卻沒有一句是謊言。不是這本書決定了我的命運,而是我選擇這本書作為自由之橋的奠基石。

在火與冰的擠壓與煎熬之中,我終將如傷花般怒放。

惟願每一位親愛的讀者,都能「因真理,得自由」。

二○一三年八月

維吉尼亞

推薦序

殊途同歸的命運/王丹

一九九八年,余杰以一本《火與冰》的書而聲名鵲起。自此以後,他以每年至少一本的速度出書,以犀利的言論頻繁轟炸沉悶的中國知識界,以初生牛犢之勢令人刮目相看,顯示了在九十年代前期出現的自由知識份子斷層之後,八九一代青年學人開始展示實力。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的《紐約時報》以半版篇幅報導大陸青年知識分子余杰,因為發表評論性的文章而找不到工作的事,並介紹了余杰的觀點。進一步使得他成為揚名國際的中國異議知識份子。

這一切,都是從《火與冰》開始的。這本社會評論與文化評論兼具的文集在當時,對一九八九年鎮壓學運之後沉悶的中國思想空氣產生了巨大的衝擊,至今還有人會津津樂道當年看到《火與冰》之後的興奮與衝動。

當時的余杰秉持北大的民主自由學風,發揚知識份子的批判傳統,直言不諱地批評極權制度和中國文人的懦弱。他不會不知道自己的言論的危險,但始終未改初衷。於是當局終於忍耐不住了。他後來已經找不到工作,堂堂北大中文系高材生卻被最專業對口的單位—— 現代文學館—— 拒絕接受。於是反抗也開始了。余杰在海外發表公開信,宣布與現行體制決裂,以他自己的話來說,「從此感到畏懼的將不是我,而是那些藏在角落中的人。」

從懲罰到反抗,余杰已經從自由知識份子變成了異議知識份子。

經過幾年的與當局捉迷藏似的打「擦邊球」和「走鋼絲」等努力,余杰希望仍能與體制和平相處的願望落空了,他終於浮出海面,走上了無法妥協的不歸路。於是在之後的歲月中,余杰參與組建獨立中文筆會,開始用文字直接觸及社會現實和體制弊病,並因此而受到中共的殘暴迫害,直至不堪忍受生命威脅而出走中國,開始了流亡生活。

這是一種無奈的選擇,也是無可迴避的命運。中國有那麽一些知識份子,喜歡津津樂道於妥協的藝術,千方百計地想靠自己的聰明與政府周旋,以求既能暢所欲言,又能平安無事,這完全是自欺欺人的一廂情願。余杰的事例表明,現行的極權專制體制從本質上講是與自由思想不相容的,指望它的寬容或開朗無異於與虎謀皮。

在某種特定的階段和環境中,它也會表現得似乎溫和,但這只是暫時的表象,如果拿這種暫時的表象作為與政府妥協的藉口,只能說是自己懦弱的擋箭牌。

余杰是我的北大學弟,當我們在天安門廣場為自由吶喊的時候,他還沒踏進北大的大門。他曾經說過,如果那時候他已經在北大,一定會參加那場學運,也很有可能踏上入獄,流亡的道路。然而,雖然他沒有參加那場學運,他在一九八九年之後入學求學,寫作與思考,但是最終,竟然也還是走上了流亡的道路,與我這位學長殊途同歸。我跟余杰的命運,不僅僅是我們個人的命運,我們的命運折射出了中國當代社會與政治發展的一些內在邏輯。我期待流亡一段時間之後的余杰,能夠在解析這樣的邏輯方面,繼續發揮他的思考能力。

第一輯 灰燼的風采——隨想與斷章

1

沒有噓聲的北大是殘疾的北大。

今天,北大最多的不是學生,也不是教授,而是柵欄。一個同學因發出噓聲而受到嚴厲的懲罰,而旁人不過發些「太不走運」的感想而已。然而,防民之口,如同防川一樣,是靠不住的。

齊克果:一個噓自己的人,一個以噓自己為樂的人。這正是齊克果的偉大之處。在噓別人之前,先噓自己,這是我想對朋友們說的話。

2

世界上最不能容忍的垃圾—文字垃圾。

所以我每次提起筆時,不禁心驚膽戰。

3

丹尼爾.莫伊尼漢說過:如果一個國家的報紙上都充滿了好消息,該國的監獄一定充滿善良的人。

我不看報紙已經很久了。

4

朋友警告我:你的思想太偏激,要是生活在中世紀宗教裁判盛行的年代裡,你一定會被捆在火堆上燒死。

我笑著回答朋友:你也太高估我了。那時,我大概已經墮落成為一名說謊者。

5

墮落。

這是一個朋友對當下大學生階層的精闢評價。我卻寧願使用這樣一組比喻:如果說當代人的墮落如同坐在一架猛然向山頭撞去的飛機裡,爆炸之後屍骨蕩然無存;那麼大學生的墮落則是從機艙裡跳出來後作自由落體運動,可得一副全屍。北大人呢?北大人只不過多了一把佈滿破洞的降落傘而已,照樣摔個半死不活。

墮落,程度的不同,僅僅是降落速度的不同。墮落,具有相同的性質。我們沒有資格沾沾自喜。北大,已經不是過去的「北大」。

6

「十一」是這個國家的「國慶節」,我騎車經過海澱路,一瞥之下,覺得那家金碧輝煌的「肯德基」快餐連鎖店有些異樣。走近了,原來門口掛出一幅紅色的標語:「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萬歲!」標語下面,是那個美國肯德基老頭笑瞇瞇的肖像—桑德斯上校一身西裝,滿頭白髮及山羊鬍子的形象,全世界都一樣。

頓時覺得,老美倒還挺能入鄉隨俗的。

7

讀完《資治通鑒》,這才明白蹲在監獄裡的柏楊為什麼要費巨大的心血去翻譯它。

《資治通鑒》是本適合在監獄裡閱讀的書。愛國的青年最好不要讀,這裡面找不到你想找的「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明」的論據。

「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明」,明明白白地寫在中小學的課本裡。

8

海外學者回國來做報告,總喜歡激情澎湃地談「愛國主義」,談得聲淚俱下,一往情深。我一次又一次地被這樣的場面所感動,一次又一次誠誠懇懇地接受愛國主義教育。

終於有一次,我突然冒出異樣的想法:到底「愛國」的是誰?是在國內埋頭苦幹、拼命硬幹的普通人,還是揚我國威、衣錦還鄉的海外同胞?誰更有資格談「愛國」的話題?

我絕對尊重海外遊子們純潔的感情。但我總認為,真正愛國的人都是不說「愛國」的。

9

老先生們津津樂道「乾嘉學統」,大師們的牌位重新被抬出來供奉起來。對我來說,卻只記得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這清初的三大思想家,乾嘉諸老的名字一個也記不得,也不願意去記。

所謂「漢學」空前絕後的輝煌,不過是文字獄最殘酷時代的一堆文字垃圾,我統統不懂,也不以之為恥。

10

薩達姆又當選伊拉克總統了。唯一的候選人,全票通過。

伊拉克外長阿齊茲說:「選舉是公正的。」

第二輯 白衣飄飄的年代

會流血的樹

北京的街道,我最喜歡的是經常行走的白頤路,因為路上有樹。一路都是高大挺拔的白楊、梧桐,夏天綠蔭如傘。我騎自行車飛奔的時候,烈日都被樹蔭篩成點點星光,在車輪前閃耀著。這是唯一的騎車不會汗流浹背的街道。

有時,乘坐三三二公共汽車,總愛眺望窗外可愛的樹們,宛如一群行走的朋友,向我招手。因為有這些樹,街道才有幾分田園鄉村的詩意,令我想起久已不歸的故鄉。

一位西方哲人說過,最容易被毀滅的是美好的事物。今年夏天,白頤路拓寬,樹的生命走到了盡頭。一天我出門去,映入眼簾的是一片淒慘的景象:昔日延綿十幾公里的悠悠綠蔭已蕩然無存,剩下的是一個接一個的樹樁。有關部門說,白頤路太窄,交通擁擠,不得不拓展。要進步,就會有犧牲,樹就只好消失了。確實,海澱區一帶堵車的情形令人頭痛,好幾次「打的」(再版註:「打的」是「搭『的士』(計程車TAXI)」的異化詞),一聽去海澱,司機都擺手不願去。然而,我仍然感到心頭像被砍了一刀般疼痛,為這些沒有力量保護自己的、被殺戮的樹。

屠殺的現場,還有蛛絲馬跡,不過很快連蛛絲馬跡都不復存在。漆黑的瀝青將迅速鋪到柔軟的泥土上,很多年以後的孩子們,不會知道瀝青下面,曾經是樹的根系。我最後一次走向樹的年輪,它散發著濃烈的香氣和潮氣。

樹是不流血的,或許流的是一種比血更深的東西,滲入到地下,像把咬碎的牙咽回腹中。旁邊坐有幾個休息的工人,是他們揮起鋒利的電鋸,頃刻之間便將樹們砍殺?我知道,臨刑前你們不曾屈過膝,不曾呼過痛,你們像嵇康一樣,最後一次仰望已經不是蔚藍的天空,然後漸漸撲倒,聲如落髮。廣陵散響起來。

樹一生都沒有選擇過,記得一位研究文字學的老先生曾對我說,「樹」由「木」和「對」組成,因此「木」總是「對」的。災難會毀滅木,但毀滅不了木所代表的真理。又有一位紅學專家對我說,曹雪芹欣賞的是木石因緣,拒斥的是金玉良緣,木代表著人間正道。

我佩服兩位老先生的智慧和固執,他們揭示了人與樹之間純粹的關係:樹為人在提供詩意的棲居,背叛樹就意味著背叛自然、背叛歷史、背叛文明。

《詩經》和《楚辭》是中國文學的源頭。對這兩部詩集有千百種讀法。我有我的讀法;我把它們看作關於「生物」的著作,這裡的「生物」當然不是生物學意義上冷冰冰的「生物」;而是洋溢著生命氣息的、孕育著人類成長的「生物」。孔子說過,讀《詩經》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其中,木的比重最大。

那時的情人們都在樹下約會,樹下有花有草,隨手拔起一根初生的小草贈給心愛的男孩,「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樹下才能有令人心醉的單純樸素,樹下才能有心靈與心靈的直接碰撞。《詩經》中的名作《伐檀》,我視之為第一首關於「綠色和平」主題的作品。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幹兮,河水清且漣漪。」砍樹人的痛苦與樹的痛苦交織在一起,砍樹人的命運也就是樹的命運。他們共同詛罵的是那些真正與樹為敵的人。

同樣,《楚辭》中的樹木種類更是五花八門;宿莽、辛夷、若木、桂樹、松柏、若蕙……許多樹的名字,我們已經陌生,儘管我們與它們共同生存在一個星球上。「風颯颯兮木蕭蕭」、「洞庭波兮木葉下」,樹上掛著屈原的心,樹葉飄零,屈原的心也感受到樹的疼痛。誰說現代人的感覺比古人敏銳和豐富?至少在對樹的態度上,現代人是極其遲鈍的。

各國的民間故事裡,幾乎都有老樹精這一角色。某些印第安部落認為,人死了以後,靈魂便寄居到樹裡,永遠不滅。一旦有什麼重大的決策,祭司便到森林裡去,聆聽樹的指示,也就是祖先的指示,這些行為並不代表愚昧與弱智,而是顯示著這樣的理念;樹是人類某種特定觀念標準的象徵和化身。

我在北京的國子監裡瞻仰過那棵千年的古柏。聖廟內是萬世師表的孔夫子,聖廟外是數人方能合抱的巨柏。這棵柏樹被稱作「辦奸柏」,據說奸相嚴嵩率領文武百官拜祭孔廟時,突然狂風大作,柏枝飛舞,將嚴嵩頭上的烏紗帽掃落塵埃。這是野史中的記載,我卻寧可信其有。

與人一樣,樹的生存是艱難的,因為有人間的刀斧和莫名的野火。莊子把自己喻為「樗」,這是一種「惡木」,用來修屋要朽,用來造舟要沉,它以自身的「無用」捍衛了生存的權利,儘管無奈,也不失悲壯。比起龔自珍筆下的「病梅」來,這種自由生長的可能畢竟值得珍惜。

聖經中記載,大洪水的時候,挪亞躲進方舟裡,他想知道外邊的情況如何,便放鴿子出去。到了晚上,鴿子回到方舟裡,嘴裡叼著一個新擰下來的橄欖葉子,挪亞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由此可知,樹是生命的象徵,是希望的象徵,樹是人類最好的朋友。

與樹為敵的後果是可怕的;有個指點江山的偉人偏偏不理解這一點,他把樹看作煉鋼的燃料,命令子民大肆砍伐。於是,這個民族將長久地承受沒有樹的災難。我行經千溝萬壑的黃土高原時,一整天沒有遇到一棵樹。那時,我只想哭。

在海澱白頤路旁,面對齊地的樹樁時,我的感覺也是想哭,我仰望著這些曾經很高的樹,它們的靈魂依然站立著,在風中沙沙作響。齊克果把自己比作一棵樅樹,卡繆也說自己是沙漠中那棵最寂寞的樹。他們都忍受著無形的殺戮。而今天,我卻在有形的殺戮的現場,身邊是車水馬龍,一輛車比一輛車更加豪華,這是一個愛車不愛樹的時代。情人們不再在樹下約會,而在香車裡做愛。就連泥土也睡著了,那吸收不到養分的根系還能支撐多久呢?樹怎麼也想像不到,那群當年在它們身上玩耍的猴子,會如此殘酷地對待他們昔日的恩人。沒有血泊比血泊更加可怕—自然給人類一個天堂,人類還自然半個地獄。

綠蔭消失了,根被拔起來。心中的綠蔭也消失了,人類自己的根也被拔起來。我與故鄉唯一的聯繫被斬斷了,我真的成了流浪兒。也許,若干年後,我的後代只有在公園裡,指著那些水泥做的堅硬而冰冷的樹樁問:「這就是樹嗎?」

不,這不是樹。樹是站著的魂魄。米蘭.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遺囑》中寫道:如果一個年老的農民彌留之際請求他的兒子不要砍倒窗前的老梨樹,老梨樹便不會被砍倒,只要他的兒子回憶父親時充滿著愛。

昆德拉是一位不輕易動感情的作家,這是他少數的最動感情的文字。是的,老梨樹會留在窗前,老梨樹會留在窗前,只要那位農民的兒子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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