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解构虚假的历史——论国家罪错与政治责任

《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序

何清涟

编辑出版这本中国当代史论文集，多触及中国现代史中的大问题与大事件。聚焦于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解构虚假的历史。编者的目的并不是仅仅在于让人们了解历史，而是因为认识真正的中国历史，既是了解中国当代社会政治问题由来的正确途径，也是中国重组政治社会生活的认识前提。

一位叫做琼·玛丝蒂尔的美国女士曾在中国的中央电视台4频道工作过几年。当年，她怀着对中国的美好期望踏上了中国这块国土，以其“外国友人”的身份受雇于中央电视台4频道这一专事对海外宣传的工作机构。很快她就发现一点，她所从事的既非真正的新闻工作，也无一般媒体从业者应该拥有的自由。所有采编工作者都只是宣传机器上一个零部件而已。最重要的一点是，她发现中国政府的宣传从来只谈中国政府如何“英明伟大”地纠正了错误，率领人民从某个历史的黑洞里成功地爬出来，但却从来不谈当初是如何掉进那个黑洞的。

应该说，这位琼·玛丝蒂尔女士的感觉相当准确，她抓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当局对历史的蓄意阉割，这种阉割让人们忘记了“中国人民”是如何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而阉割历史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这些被中国当局说成是个别领导人错误的历史上的惊涛骇浪，其实正是中国现行政治体制运转的必然结果。如果人们对历史有了真正的了解，就必然会质疑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以及当局的政治合法性。

正因为了解历史是如此重要，这本文集定名为《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

一、走进历史深处

这本文集分为六编，均为历年来发表于《当代中国研究》这本杂志上的文章。这些文章有些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比如第一编的几篇文章分析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知识份子政策的历史演变。王若水在“整风压倒启蒙：‘五四精神’和‘党文化’的碰撞”一文中，深刻分析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之知识份子政策的发韧时期：延安整风运动。作者鞭辟入里地指出延安整风运动开创了依靠群众运动来进行思想斗争和“肃反”的先例，成为中共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预演，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一直到“文革”，所有这些事件都和延安整风一脉相承。近年来，曾亲身经历过延安整风者陆续有些文章问世，但多为一些事实的追忆，王若水这篇文章因其高屋建瓴的深刻分析，使之成为反思延安整风运动的经典之作。本文集收集王若水先生这篇文章，以纪念王先生的在天之灵。

王来棣的“毛泽东的知识份子政策”一文，选择了毛泽东这位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塑造者对知识份子的态度这一角度，展示了中共知识份子政策的由来。而谢泳的文章共有三篇，“ 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知识份子及其它阶层自杀现象之剖析”，再现了1949年至1976年这28年间中国知识份子的悲惨遭遇； “从中国院士制度的变迁看国共两党的文化理念”一文，则从院士制度出发，不仅分析了文化的载体――知识份子群体是如何被政治威权打落尘埃，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制度变迁展示了中国文化之命运；而“一段不应该被忘记的历史──从一份被遗落的文档看中国的政治文化”，则以一份当年中宣部文件作为分析蓝本，真实地再现了中共当局当年如何罗织“胡风反党集团”文字狱这一过程。这些文章提供了一把解读毛泽东时代中共政治的钥匙。毛泽东的党内权威建立于延安时代，在“文革”时期终于达到了举国每日颂祷“万万岁”的高峰，这个过程正好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对知识份子的打击逐步升级直到几乎消灭知识份子这一过程相伴而生。可以说，知识份子地位的沦落恰恰是毛登上“神坛”的前提，自比“秦皇汉武”的毛泽东早就明白这一点，这也是毛泽东对打击知识份子乐此不疲的主要原因。

萧北声“制宪仪式背后的曲衷”一文，通过分析中共第一次制宪如何为建立一党专治服务的过程，让读者可以管窥西方的现代政治形式在中土淮桔成枳的命运：中国近百年来从西方学来的大部份政治理念，如宪政，民主等等，到中国落地生根之后就有其名而无其实，甚至为相反的政治目的服务。

20世纪的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历了“以俄为师，以俄为友，以俄为敌”这一过程。陈辉“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以苏联为师’的后果”，高蒙“从政治土改到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国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历史反思之一”，以及高王凌“中苏农业集体化成败得失的比较”，记述分析了“以俄为师、以俄为友”的历史侧面。中苏关系，对中国而言，从来不仅仅只是外交关系，无论是中国当代政治制度还是意识形态，都可以从苏联模式中找到文化密码。而陈小平的“20世纪50至60年代‘中苏大论战’的背后 ──评吴冷西的《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 谈的则是“以俄为敌”这段历史时期内一场持续10多年颇为戏剧化的国际政治冲突的背景和根源。

王维洛的“天问──‘三年自然灾害’一文，更是用大量史实揭示了一个惊心动魄的事实：那饿死3，000多万人的大饥荒，完全是中共政治失误导致的一场亘古少见的人祸，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说，纯粹是用来掩盖国家罪错的借口。 左颖嶷的“风雨故土──四川成都华阳县上游人民公社‘大跃进’运动纪实”，则是作者走访了大跃进的幸存者，并查阅了大量地方文献资料而记述的历史。通过这两篇文章，读者可以管窥蠡测到两段历史之间的因果关系。

第四编是有关“文革”历史的专辑。单正平的“文化大革命：神权政治下的国家罪错”一文，首次正面提出了“文革”是毛时代的国家罪错。作者指出，在“文革”（包括“反右”）时期，具有政治色彩的不同类型和程度的犯罪，都与国家有关，而非一般的自然人的刑事犯罪。“文革”中最严重的犯罪之一是对任何违背领袖意旨和意识形态教旨的人，如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等，凌辱虐待最后处以极刑。其它类型的犯罪，如抄家或“打砸抢”、对所谓“地富反坏右”家庭成员的集体屠杀等，其施行者固然是“红卫兵”或“造反派”等“革命群众”，但此类行为总体上是受国家最高领导人指导的，服从于最高领导人通过国家机器的策划、动员和部署。从1963年开始，宣传机器就为“阶级斗争”、“兴无灭资”、“批判封资修”做舆论准备了。因此，“文革”中发生的种种暴行，与党和政府多年的指示号召有直接关系，虽说是“奉旨”行事，但却是通过国家机器对人民施以体制性暴力，这类犯罪真正的主要责任人是国家而非个人。国家罪错的主要表现是政府与国家首脑对那些犯罪行为的指使、煽动、鼓励和纵容；即使行为者没有接受国家的直接具体的行动指令，但国家通过意识形态宣传和全面广泛的政治动员，实际上或者直接鼓动或者默许（包括对大面积普遍性的犯罪行为免予追究处理）了这些行为。已有的“文革”研究大多还只限于史料的整理，始终没有人将“文革”的政治责任提高到国家罪错这点来认识。单正平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判断。有了这一认识，“文革”研究可以有所突破，对“文革”的反思才能找到一个经得住历史洪涛冲刷的支撑点。宋永毅的“ ‘文革’中的暴力与大屠杀”，则用大量的史实论证了毛泽东作为领袖以及“文革”时期的中国政府应该对“文革”的暴力与大屠杀负何种责任。

王年一、何蜀等作者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及毛泽东、林彪冲突之起源──在‘设国家主席’之争的背后”、“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事件”两篇文章中，在对史料仔细爬梳后，分析了至今中共中央尚无可信解释的所谓“林彪叛逃事件”，提出了比较可信的分析。在何蜀另一篇题为“文革中所谓的‘上海一月革命’──毛泽东制造的一个‘文革样板’”一文中，则将文革另一个大事件的本来面目展现在读者眼前。吴迪的“从样板戏看‘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造神功能”，分析了毛时代制造的一个“文化波普”――“样板戏”是如何为毛的极权政治服务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何蜀的“被疯狂的年代愚弄的外国人──在华外国专家的‘文革’经历”，这篇文章谈了一群当年为了支持中国革命而远渡重洋到中国的西方左派人士在“文革”中的荒唐经历。可以作为补注的是，这些外国左派当中，有部分人对中国是因误解而产生对中共政权的爱恋，因醒悟而开始反思。但还有不少人却因为拒绝否定自己的经历，因而认为中国发生的一切不是马克思主义及社会（共产）主义制度的问题，只是实践中出了偏差，是领袖个人的问题。由于难于自圆其说，这部分人选择了沉默。对改革中所发生的一切，有个别人更是不看、不听，为了他们心里那个现实中不存在的“社会主义中国”，他们宁可怀疑自己的眼睛。

这组文章对认清历史的真实面貌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出于现实需要，官版的中国现代史有颇多失实之处，对“文化大革命”的解说和认识，或可视为其中之最。对这场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浩劫，官版正史一直采取一种“皇帝圣明，只是奸臣蒙蔽圣聪”或者“毛的晚年错误”之类的解释，将责任主要归于已经死亡的林彪与政治失败者“四人帮”。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以及“文革”中毛以革命的名义制造的无数冤魂，还有“文革”对中华民族的摧残，一直是讳莫如深的话题，悬为言禁。80年代出生的青年一代，对“文革”的认识多与真相相去甚远。尤为可叹的是，近几年在“新左派”的刻意误导下，“文革”居然被描画成理想主义年代。不死的“毛泽东”在90年代重回民间充分表明，当官方对社会的历史灌输缺乏最起码的真诚时，民众扭曲的认识会如何反弹。

第五编收集了两篇文章，“为什么中国至今水旱灾害无穷――简评50年来的中国水利工作”一文是对中国50年水利工作的回顾。作者曾长期在中国的水利部工作，他以自己的亲见亲闻写了这篇披肝沥胆之作，痛陈在专制体制下，中国的水利工程经历了排斥水利工程技术人员、以群众运动为主的“三主工程”到完全由领导拍脑袋说了算的“三边工程”这一荒谬过程。“三主工程”的后果是将水利变成了水害，华北三省几千万亩农田盐碱化；在淮北平原推行的“河网化”工程，其结果是加重了淮北的洪涝灾害；60至70年代中国每年都要垮塌“病、险”水库几百座；而到了70年代中后期，大型水利工程成了水利部在部门利益驱动下向中央索要钜额投资的本钱。正是这种近乎荒谬的“改造大自然”，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生态环境。而王维洛的“从‘三峡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的变化看科学如何沦为政治的婢女”一文则是对三峡工程这一重要个案的分析。该文详细评述了权力如何干预并决定“三峡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编写，透过这一过程展示了一个政治支配科学、权力高于法律的生动实例。从这两篇文章中，读者不难看出中国生态环境恶化背后的制度成因。

第六编收集了任国庆“沉痛的‘使命’ ──回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一文，再现了中国60年代至70年代一段特殊历史时期城市青年的一段特殊命运。35年前，由于“大跃进”和“文革”造成中国经济的连年衰退，无法为数千万城市中学毕业生在城市经济中提供就业机会，中央政府拟定了将数千万城市中学生大规模强制迁往农村定居的计划。在全国狂热的“个人崇拜”气氛下，毛泽东发布了关于“知识青年应当到农村接受再教育”的指示，为这场向农民转嫁国家经济困难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涂上了“革命”的油彩。这场运动造就了中国现代史上境遇极为特殊的一代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在改革年代叱咤风云；但其中也有更多的人“当年下乡，如今下岗”，其悲凉的命运不仅不为当下的青年一代所解，也被歌颂“主流”的“文化”所掩盖。任国庆的文章，既是为还原真实历史作的个人努力，也是对这一代人的纪念。

一叶知秋，上述这些文章虽然都只是一些历史断片，但从这些断片拼接的画图中，读者多少可以了解中国人曾经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荒谬时代当中。

二、中国人为何被剥夺对历史的真实回忆？

没有一个明智的国家会让自己的国民对本国的历史懵然无知。若用伪造的“历史”代替真实，逃避承担历史罪错的责任，实际上是对民族的犯罪。重新认识中国近现代史，其实就是重新寻找建设未来中国的途径。可惜的是中国政府仍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继续用谎言来解说历史，并教育下一代。

今年“六四”期间，中国当局仍然采用15年以来一以贯之的老办法，即让至今还滞留于中国境内的“六四”参加者在“敏感时期”内“失踪”，在网路及任何媒体上严禁一切带有“六四”字样的文字出现，并且在国内组织处以上干部观看所谓“六四事件纪实”的录相带，而那录相带中充满了精心编织的谎言――中国政府想藉此从中国人的记忆里剥夺对“六四”的真实回忆。历经劫难的中国人仍然只能在海外纪念15年前“六四”事件中的死难者。更可悲的是，不仅大陆的中国人失去了回忆真实历史的权利，海外华人也被各种中共控制的媒体那些“不要纠缠于历史，要向前看”的说法模糊了视野，部分人接受了这种似是而非的看法。曾经是自由世界一部分的香港，目前中学教科书中对“六四”事件的叙述，就已经被歪曲得面目全非。

但是，“六四”这一严重的国家罪错，与中国共产党执掌中国政权以来所犯下的一切罪错，绝不会因为中国政府刻意遮蔽歪曲而从历史上消失。毕竟，中国政府能够篡改的“历史”书籍只能限于中国境内。在各种传播手段日益发达的今天，要想从人们记忆里剜去那些血淋淋的回忆，仅仅依靠罗织文字狱以及秦始皇与希特勒式的焚书，并不能达到目的。对于“六四”，以及中共建政以来中国所发生的许许多多国家罪错，中国人应当在弄清历史真相的前提下，明白谁是承担国家罪错的责任主体，以及由谁来承担罪错责任。

对于承担国家罪错的责任主体，大多数中国人一直认识模糊。这种模糊是两个原因所造成，一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的“替罪羊”机制，这种机制从来就将体制化暴力归结于某个政治领袖或者政治责任人。二是在专制文化的浸染下，中国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那种对圣君贤相的渴求，皇帝虽然已经虚位，但皇帝的替代物在中国却层出不穷。

因为上述原因，中国人往往不去思考（也可以说是中国当局不允许思考）领袖个人与其赖以存在的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因此，在绝大多数国人的认知中，国家领导人执政期间的政治罪错主体始终针对个人，而不是针对政治体制。这使中国从1949年以后的历史充满了荒谬的解读：领袖个人不断制造滔天罪错，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批判与反思却始终被悬为厉禁。比如邓小平对毛泽东的一生可以做所谓“三七开”（三分错误，七分功绩）的评价，但却还要提出所谓“四个坚持”（即所谓“邓小平理论“的核心之一），以至于被民谚讽之为“坚持社会主义没有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对象（目标）”。

三、国家罪错与中共政治的“替罪羊”机制

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文明国家日渐对政治体制产生的罪错与政治领袖个人责任之间的关系有了更为文明的认识，但共产党文化中却始终存在一种政治“替罪羊”机制。为什么需要“替罪羊”？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所决定的。从1921年开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充满了错误与血腥。但这种充满血腥味的错误与共产党宣传自己的“一向光荣伟大正确”的形像严重不符，并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知道真相的人很容易产生怀疑：这样一个屡屡制造错误，并让人民为其错误付出成千上万生命的政党，是否具有执政资格？因此每一次政治斗争过后，新接任的领导人为了赋予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总是习惯性地将造成以往错误的责任推到某一个或几个失势的政治人物头上。如著名的中共十次“错误路线”，每一次都是一个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下台，包括创始人陈独秀在内；1958年“大跃进”时期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惩罚批判；“文化大革命”当中，原国家主席刘少奇更是被毛当作“17年错误路线”的代表和“叛徒、内奸、工贼”，悲惨地瘐死狱中；“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当局为了不动摇中共统治的合法性，让所谓“四人帮”承担罪责，而“文化大革命”的元凶首恶毛泽东却仍然被视为“伟大领袖”；1983到1986年，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抛出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做“替罪羊”，使胡郁郁以终；1989年“六四”事件，接任胡耀邦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又成了“替罪羊”，至今还被软禁。可以说，“替罪羊”机制成了共产党清洗自己的污水桶，每一次将罪错推到“替罪羊”头上后，共产党又照样“光荣伟大正确”下去。这种习惯性的宣传让中国人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所有的国家罪错只是政治领袖个人造成，而专制政治体制却永远被赞扬歌颂。远的不说，只以近几年法轮功反迫害的认识为例，就可以看出，大多数法轮功成员很少意识到他们遭受的迫害是种体制化政治暴力，只认为这是江泽民等少数几个高层领导的错误，如今江泽民已经退休，他们对胡温二位屡寄厚望，希望他们否定江的“错误”。

一直被指为“六四”事件元凶的前中国总理李鹏撰书回忆“六四”，无论是作为当事人之一的李鹏，还是不允许李鹏出版这本书的中共政治高层，两者暗中较劲的焦点其实就在于“谁来为六四负责”。在这个问题上，李鹏与中共政治高层领导犯的错误就在于，他们都忽视了一点：“六四事件”是国家罪错，即使当时的所有政治高层全部作古且墓木已拱，但只要权力的继承者与中共有法统、政统关系，都应该为那次严重的国家罪错承担责任。这一认定责任主体的原则同样适用于中共制造的所有历史罪错与国家非正义行为。道理很简单：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在制造这些国家罪错时，他们都是这个国家的元首或实际上的国家领导人，他们是依靠他们掌握的组织资源与军事资源实施了这些国家非正义行为，制造了这些严重的国家罪错。所以，应该对这些国家罪错负责任的不仅有当时亲手制造了罪错的政治领导人，还有他们的权力继承者，即通过钦定接班人方式产生的政府。为前几届政府的政治错误承担责任，这些继任者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四、对国家罪错的政治补偿――政治道歉

事实上，对大规模的国家罪错，继任者确实很难用经济手段实行政治赔偿，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其它的补偿方式。随着政治文明的进步，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领导人代表国家对受害者道歉，已经成为不少国家纠正历史性国家非正义行为并争取与受害者实现社会和解的方式。不少国家领袖都曾代表他们的国家道过歉：其中最著名的是已经谢世的前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1971访问波兰时，在纪念被德国纳粹杀害的波兰人纪念碑前伤心下跪。3年后，当勃兰特接受义大利著名女记者奥莉亚娜·法拉奇的采访时，他解释说，他的下跪之举“不仅是对波兰人，实际上首先是对本国人民”，因为“太多的人需要排除孤独感，需要共同承担这个重责……承认我们的责任不仅有助于洗刷我们的良心，而且有助于大家生活在一起。犹太人、波兰人、德国人，我们应该生活在一起。”这一勇敢的行为使勃兰特成为197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并为国家道歉这一政治和解行为开启了一个良好的先河：1995年7月，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为法国人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迫害犹太人的行为道歉；1993年，俄国总统叶利钦正式为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道歉；1993年4月、1996年8月及1997年9月，南非总统德·克拉克数次为过去的种族隔离政策道歉；挪威国王1997年10月为挪威对闪族少数族裔的压迫道歉；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于1997年5月为英国政府对土豆饥荒饿死无数爱尔兰人表示歉意。

上述这些道歉都涉及国家在历史中的非正义行为──巴坎(E·Barkan)将此称之为“国家之罪”。在这些对国家历史中的非正义行为的反思和道歉中，巴坎看到了一种新的“国际道德”和“新全球化”趋向。由于现在与未来的社会发展是以反思历史和纠正历史错误为前提的，加害者对受害者所作的政治道歉已经成为一种对社会发展具有道德意义、能够起社会和解作用的政治承诺，

五、中国政府如何对待自己的罪错？

上述政治领导人代表政府对国家非正义行为道歉，主要源于两种压力，一是民主政治的纠错机制，二是修复国家形像的需要。以此观照至今还对威权政治难舍难分的中国政府，纠错机制并不存在，修复形象的压力则时断时续，但并未强大到迫使中国政府改变其固有的行为方式。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中国虽然是一个“国家之罪”频发的国家，10多亿中国人为此饱受痛苦，但当局却从来没有为“国家之罪”做过任何道歉。在遍及中国以及全球的那些受中国政府操控的华文媒体上，发出的“向前看”之说法，恰恰成了中国政府涂改历史、忘却过去的借口。在中国，历史中一次又一次的国家非正义行为，如“胡风反革命集团事件”、“反右”、“大跃进”与1959－1961年间饿死3，000万人的大饥荒（即中共官史上说的“三年自然灾害”）、绵延数十年的残酷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六四”、镇压法轮功等等，这些历史的黑暗面不是被当政者刻意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就是被弄得面目全非。而且为了掩盖这些以往的国家罪错，中国当局还要不断制造新的罪错。

中国政府曾经对“文革”的错误有过不彻底的认识，一是缘于国内政治形格势禁，二是希望走向国际社会，需要修复形象。从90年代开始，随着精英联盟的确立，国内政治压力越来越小，草根阶层的反抗不能迫使当权者改变政治态度。最后只剩下所谓国际形象的考量。对当权者来说，伯诺特曾指出，修复形像的策略或方法有5种，它们分别是“抵赖、诿过、大事化小、知耻和改过”。在这5种对待国家罪错的态度中，中国政府从来就没有采取第四种态度（知耻）与第五种态度（改过），而是抵赖、诿过、大事化小，再加上前述五种态度中没有的颠倒黑白手法。

如对“反右” 这样的历史罪错，当年积极推行毛的知识份子政策的邓小平采取的是诿过与大事化小策略，为个别几个人保留“右派”帽子，以证明“反右”没错，只承认“打击面宽了些”，把造成“反右”偏差的责任推给毛，而邓自己却拒绝承担任何责任。对于饿死3，000万人的大饥荒，当局则诿过于苏联“逼迫还债”（其实当时中国政府正花费钜资支持越南的反美战争）与“自然灾害”（事实上那3年根本就没有大规模的自然灾害）。而对于“六四”事件，则颠倒黑白，将此事件诠释成完全不同的情形。在中国大陆，没有任何教科书谈到“六四”事件；香港现有的7本包含“六四”内容的教科书都避开了“六四”事件一个最敏感的话题――中央政府曾下令以坦克车和军队向人民、学生开枪，而仅仅只点到军队在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但没有说明当时到底使用了什么武力，也没有说清场后有没有造成死伤。最让人惊讶的是，这些教科书竟然如此描写中国政府处理“六四事件”的“睿智”：“1989年6月，中国国内爆发了‘六四事件’，中国在国际上一度受到孤立。当时中国采取冷静观察、沈着应付的政策，不因受外国孤立而采取敌对态度，以静候与外国关系改善的时机到来。1996年，大部分国家与中国关系恢复正常，中国在国际上再担当重要的角色。”从这种自吹自赞颠倒黑白的说法中，根本看不到中国政府对这次屠杀有任何“惭愧”之心及“改过”之意。但也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之所以如此对待“六四”等历史罪错，有一个根本原因，即国际社会的主流力量近年来为了经济利益而减少了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关心与批评。在国内的反对声音被强行消灭，国际社会批评声音日渐弱化的情况下，中国政府觉得为修复形象而就以往的国家罪错道歉根本就没有任何必要。

在维利·勃朗特伤心一跪之后的30多年，德国统一后的第二位联邦总理施罗德在波兰进行短暂访问期间，再次来到他的前辈曾经真诚下跪的纪念碑前，郑重地献上了一个花圈。随后，施罗德为安放在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附近的维利·勃兰特纪念碑揭了幕。施罗德对当年勃兰特的伤心一跪作了最恰当的解释：勃兰特以一种特殊的姿态表明，只有承担起历史责任，才能走向未来。

记得罗马政治家西塞罗曾说过一句名言，一个人如果不了解自己出生前的事情，就等于永远没有长大。中国是世界各国中保存文字历史最长的的国度，也有秉笔直书的传统，文天祥的“正气歌”里谈到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赞美的就是两位不畏权势与强暴、秉笔直书的史官。但如今中国人却被剥夺了对历史的记忆，青年一代不知道15年前中国发生过的“六四”真相如何，更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以及无数发生在中国共产党执政50多年当中的历史事件之真相。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自己本国历史懵然无知的人，等于没有进入社会成年期。而在那一次次国家罪错中悲惨死去的数千万中国人，更不应该被看作是单纯的数位或人口统计资料，因为那是有着喜怒哀乐的鲜活生命，他们被无端剥夺生命的事实，无论如何不应该被湮没在历史烟尘之中，否则今后中国还会发生无数次国家权力制造的罪错。

笔者认为，无论今后中共政权的性质如何演变，中国政府都应该为中共执政以来的历史罪错道歉。原因很简单，只有当局者主动承担起历史责任，中国才有可能走向一个前景美好的未来。而要求当政者承担历史责任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解构虚假的历史，还原那被阉割得面目全非的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