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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一场校园暴力后,一位母亲的漫漫维权路

李小明偷偷在铅笔盒里放了小刀,他告诉母亲:“如果有人再欺负我,我就杀了他”。
原文刊载于Initium Media,有删改
致谢 | Susie、王超凡、杨超


2021年初,王丽收到儿子李小明遭校园暴力案的一审判决书。书中驳回了她其中一个诉讼请求——要校方和施暴者向李小明道歉。

一年多前,那场延续10分钟的殴打,造成12岁的李小明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右膝关节半月板损伤、右腓骨骨挫伤,以及,至今无法痊愈的心理创伤。

休学近一年后,李小明在王丽百般劝说下转到新学校。一年前参与校园暴力的一个孩子已经辍学,时常骑着电瓶车找李小明“说事”。王丽得知后,每天接送儿子上学,还让他随身带一个“小的摄像设备”。但李小明还是害怕,他偷偷在铅笔盒里放了小刀。“如果有人再欺负我,我就杀了他。”他告诉王丽。

儿子出事后的一年多里,王丽无数次向学校、派出所、教育局和信访办反映问题,始终没得到令她满意的答复。“我就想要一个说法,要一个道歉。”

她决定继续上诉。


“凭什么给你钱买烟?” 

2019年10月23日上午,江苏省徐州市黄集镇中心中学操场边的小厕所里,李小明挣扎着地上爬起来,眼前一片漆黑,路过的同学把他带到班主任办公室。

10分钟前,十几个不同年级的少年将他拉进学校的小厕所,堵住了门。他们分站两边,轮番殴打李小明,左边的打过去,右边的打回来,然后一脚把他踢到墙边,又拉起来。其中一个抽烟的少年,点起口袋里的“大贡烟”抽了一口,转头看着李小明,吐了一口烟。似乎觉得这样还不过瘾,又把香烟凑到李小明的鼻子边,强迫他吸入那呛人的烟草味。

这不是他们第一次打人。这群十三、四岁的男孩,在当地寺庙“桃园结义”,并称自己为“战斗南天门”。为首的孩子叫王志豪,父母离异后他和双胞胎哥哥一起跟着爷爷生活。据李小明描述,王志豪成绩不好,在学校经常参与打架斗殴,在家里经常“黑呼”(徐州当地话,意指用言语加以威胁、恐吓,声称要做出某事,使对方恐惧屈服。致谢网友marycattle1223的指正)年事已高的爷爷。甚至有一次因为零用钱动手打了爷爷,进了当地警察局。王志豪的继母在事发后来到学校,说:“孩子他爸不在家,我也不敢告诉他,毕竟我也不是他亲妈。”

图源:来自“南天门”孩子某社交媒体动态

打开“南天门”其中一个13岁孩子的社交媒体账号,置顶的封面内容是放在桌上的一包“贵烟”、红牛与威士忌,其余内容涉及战争类网游、火烧蚯蚓、恋爱……他们在线上建立了一个超出其年龄界限的世界;在线下,则向一些弱势孩子收取“保护费”。

事发当天晨读课下课后,南天门的杜小豪因“拜山头”向李小明索要50元烟钱,但李小明身上只有当周的10元零花钱,于是回了一句:“我又不是你爸爸,凭什么给你钱买烟?”

因为这一句话,南天门的十几个孩子对“李小明”进行了长达10分钟的轮番殴打。

下午1点,王丽赶到学校,接李小明去当地中心医院。当医生脱下李小明的衣服检查伤势时,王丽看到布满淤青、紧张发抖的儿子,她觉得自己正在被撕碎,情绪几近奔溃。怨恨、悲伤、但又无计可施,蹲在地上冷静了一会儿后,她选择了报警。


那个操场边上的小厕所

事后,参与暴力事件的孩子在学校政教处写下8份事情经过书:

“他们(南天门)喊我去小厕所,我看着他们打李小明,我也就打了三下,就走了。”

“早自习下课我看到王志豪拉着李小明去小厕所,我问了原因之后还问了下王志豪,是真揍么?然后我就跟着一起去了小厕所,一群人把门口围了起来,我把李小明带到墙边,不知道谁推了我,我就把李小明推到墙上,踢了一下之后他就倒了。然后李小明站起来,王志豪就一直说踢他,踢他,然后我们一群人上来就揍。”

图源:来自受访者(28日当天施暴孩子写的事情经过书)

这个靠近操场边上的老式小厕所,最初设立是为了方便教师使用,久而久之,变成学校师生眼中的沉默“黑洞”,大多数同学提到小厕所,都知道那是一个“约架点”。

李小明的班主任在事后说:“我之前在班里对所有人说过,不管任何人叫你们去小厕所,别去,准没好事。”

王丽觉得这件事学校有责任。据她讲述,在李小明遭遇校园暴力之前,学校就有个两起类似事件,受害者是她亲戚的孩子,因为受的都是外伤,学校只是把两方家长请到学校,做了简单沟通。

王志豪在写完经过书后,曾对李小明的姐姐说:“高年级的那些人才是真正的老大,我都不敢惹。”但话音未落,就被周围的老师喝止,“别瞎说话。”

“我问班主任,我儿子在学校发生这样的事,你们学校里的老师都没有来看过,学校难道没有责任?他的班主任就说这个事情我不懂。”后来王丽再给班主任打电话,“他就说他请假了,身体也不好也在住院,具体情况他都汇报上去了,跟他说也没用。”

事发5天后,警察第二次来到学校,查看并调取了通往小厕所走道的监控视频。但是,之后王丽要求查看时,班主任和学校一口咬定监控被调取后并未存档,更强调后续将由警方接管。

李小明的姐姐曾和警方一起进入监控室看过这段“未存档的视频”,被警方和校方联合告知“不许拍摄”。她说:“在视频里,她看到‘至少不低于’15个人拥着李小明去厕所 ”。

王丽希望一一找到这15名学生,警方表示:“一群人和李小明去厕所,并没有证据他们打了李小明,而且厕所并没有监控”。

根据徐州市中心医院11月的报告,暴力事件导致李小明左膝内侧半月板后角II度变性,左右膝关节积液。

在医院,王丽要求做伤情鉴定,但接待的警官告知——伤情鉴定需要等4-6个月之后或者康复出院后才能做。

从法律意义上来说,伤情鉴定应在伤情发生后尽早进行,王丽被告知4-6个月之后才能做的鉴定,大概率指的是伤残鉴定。

在王丽眼中,事情是从这里开始“变质”的。


“妈妈,我不是神经病”

伤情鉴定在近6个月后才完成。

在此期间,王丽不知如何安慰儿子,也没办法劝说自己冷静。她开始不断在各个部门来回跑、信访、找媒体报导。

事发后,南京零距离栏目的记者来到学校进行采访和了解情况。但采访当日,被校方阻拦,最终不了了之。徐州新闻电视台也在同一时间介入报道,原定于当天晚上播出的节目,因某些原因未能播出。后来,王丽还接触过多家媒体,均不了了之。

王丽又从区信访局一直找到市信访局,就因为简单的一个回执单,被接待人员百般推脱。“就是不给,区里的接待人员说,已经下发了,让我到镇信访局拿,镇里又让我找区里。市里的信访局因为疫情,大门都进不去,让我表明诉求后,在2020年7月通过微信给了我一份信访意见处理书,里面没有任何关于道歉的内容,而且还让我看完之后给意见(只有满意和不满意或是30天内提出复查申请)。”

图源:来自受访者

有一些晚上,还有陌生人声称自己是李小明的亲戚,到李小明住院的病房对他进行拍照和录像。

“后来我反应过来,应该是信访闹的,有些部门的人一直在盯着我、偷偷跟着我,就怕我又要去哪里闹。我不想闹啊,我就想要一个公道。”王丽说。

“我儿子就问我,妈妈,我不住院了好么?咱犯法了吗?那些人到底想干什么?临床的大叔看不下去,说这样被人骚扰,对孩子心理更是不好。后来医生给我们换了病房,但儿子情绪还是不好,每次做完治疗就躺在床上用布帘子把自己围起来。”王丽回忆到。

事发后,李小明不敢单独出门,跑跳的活动都不能参与。

“儿子那时候打点滴都是留置针,他不愿意打,怎么劝说都不行,还说不拿掉就要去死,从医院楼上跳下去。”王丽被儿子这番话惊呆了,经朋友提醒才带他去找了心理医生。

2020年6月10日,李小明被徐州市东方人民医院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需要入院治疗,但王丽一家无法承担高昂的住院费。44岁的她在小镇做服装生意,丈夫是一名电焊工。无奈之下,他们选择每周进行门诊治疗。

每次带孩子走入挂着“精神科”牌子的门诊室前,王丽内心极度压抑、痛苦焦躁;儿子也对“精神科”这三个字提之色变,一到门口眼泪就控制不住的往下掉:“妈妈,我不是神经病,我不想进去。”

直到2020年4月8日,李小明在当地法医门诊做了伤情鉴定。据报告显示:李小明全身多处软组织挫伤(现已痊愈);右膝关节半月板损伤,右腓骨骨挫伤,鉴定为轻微伤。

图源:来自受访者

随后王丽表示鉴定存疑,要求重新鉴定。几天后,被当地公安机关告知“因不符合重新鉴定的标准”,王丽几番追问“标准是什么”,未得到回复。

王丽不服,她还是想要个说法。


诉讼之路

2020年5月,王丽经由介绍认识了陈律师,在他的帮助下向当地法院正式递交了民事诉讼申请。

王丽回忆:“交了申请后,派出所就一直电话我们,反复让我们尽快结案,做了5、6次笔录,而且接待的警官在执法记录仪开着和关掉的时候态度变化很大。记录仪一关,其中一个警察就说,‘我又不是专门为你一人服务的,脱了警服我和你一样是农民’。”

5月18日,当地公安机关下发了10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南天门的孩子,有的被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有的被行政拘留十日但不予执行。

图源:来自受访者

但王丽觉得,公安机关的“功成身退”,非但没让她得到校方和家长们的道歉,反而让那些家长觉得事情已经结束,有几个施暴的学生家长根本也不怕警察调查。还对她说,宁愿把钱拿去玩,也不会赔一分钱。校方这边也只回应说,“警察这边都处理完了,你就等法院判决吧”。

7月31日,王丽向法院提出做伤残鉴定的要求,院方同意了。9月9日,王丽带着李小明到连云港进行伤残鉴定。

从她进入停车场时,就有5、6个戴着帽子和口罩的人,拿着手机对着王丽一行人跟拍,并不断骂李小明没教养,王丽夺过对方手机,并报警。

据她讲述,她在人群里发现了南天门老大的爷爷。后者声称,“害怕你们会在鉴定报告上做假”。

“其中有个女的骂了我儿子之后,他气得眼睛通红,踹了那女的一脚,情绪激动得很。”王丽说。当天,李小明的情绪失控,她只能带他返回徐州,鉴定暂时搁置。一个月之后,王丽第二次向法院申请鉴定,带着李小明来到常州。

法医看了报告后,以“李小明的心理问题虽然有,但没有严重到住院”表示无法判定伤残等级,然后让他们离开。

“后面我也带着孩子去过一些机构要求心理鉴定,但他们好像都知道我,都说不能给做,有医生私下跟我说,让我算了,别费工夫了。大概是3次信访搞得,我们这边很多(人)都认识(我)了。”王丽说。

 

“孩子之间闹着玩”?

王丽于2021年2月7日在陈律师处收到了一审判决书。

图源:来自受访者

判决有三: 

一、18个被告人需赔偿包含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等各项费用共计44445.02元。 

二、被告黄集镇中心中学需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等各项费用25790.72元。

三、驳回原告要求的其它诉讼请求。

判决书当中被告律师有一段辩驳称:本案原被告均是未成年人,侵权行为发生在校内课间活动期间,学校也存在一定过错。表面上看,被告的行为看似恃强凌弱,以大欺小。但本质上讲,系同学之间的打闹嬉戏行为,而且也为给原告造成实质性的侵害。庭审中,校方称他们不存在责任,一些家长也以“孩子之间闹着玩”进行辩解。

这些表达传递了一个信息——从家长到学校对校园暴力的无知和漠视。

校园暴力的问题不是出在亡羊补牢阶段,而是第一根栅条松动之时。

“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有缺憾的人格,往往会追溯到有缺陷的教育。这份缺憾,有时就是因为世界少了一把戒尺。

校园里的“威权社会”和“合谋性的沉默”也不断给“校园霸凌”盖上遮羞布。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陆士桢在宋庆龄基金会的委托下,曾做过关于未成年人校园暴力的课题研究。据《我国未成年人校园暴力问题的现状及对策研究》数据,有 30% 以上的中小学生身边曾发生过校园暴力。据不完全统计,初中阶段是校园暴力多发期。在被媒体曝光的校园暴力事件当中,中学生占比达 75%(初中生占 42.5%,高中生占32.5%)。

中国教育部曾公布“护校安园”行动落实情况专项督导报告,提出要进一步提升校园安全防控水平。但实际上,目前中国涉及校园暴力问题的公安部、教育部等责任主体部门尚未形成合力,没有从政府层面统筹的具体防治举措,没有政府相关部门的联合行动;缺少发挥家庭、学校作用的联动机制。简言之,在中国校园暴力问题的发展程度与暴力处理机制极不匹配。

其中,相关法律的缺乏是导致校园暴力层出不穷的一大原因。尽管大量校园欺凌案件涉及侮辱、殴打等恶劣行为,但如果够不上“轻伤”量刑标准,施暴者最多是被治安处罚,而且一般采取民事赔偿、批评教育等方式解决。

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与校园暴力紧密相关的学校、老师和相关群体,似乎对这一行为的认知停留在“嬉戏打闹”或“同学间的琐事”。

李小明的班主任说:“之前有过类似的打架事件发生,该批评教育的我们肯定都会做。而且学校不定期会让老师在小厕所附近巡视,但总不能剥夺这些孩子九年义务教育的权利吧,难道送去‘工读’学校?就像这次打人的几个小孩子,我也没有办法啊。”

“南天们”孩子未来的路似乎是明显的。他们在疏于管教的家庭下继续成长,进行迭代升级,从一所学校升学又到另一所学校。直到有一天,他们成人,或许会意识到需要改变,又或许他们“一成不变”做了当地的“盲流”。

而“李小明”们,像是漂在海中央的乌篷船,在外力的驱使下朝着岸边前进。他们渴望在阳光下生活,不需要暴力的阴霾。

不过,不论是“南天门”少年抑或是“李小明”们的存在,都意味着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能力和社会责任感进行责问。


尾声

王丽决定继续上诉,尽管,大部分律师了解了情况之后都劝她放弃。

2月19日,陈律师决定再次代理案件,要求施暴者家长和学校公开道歉、并赔偿12000元陪护费和5500元营养费。按照王丽提供的清单记录计算,事件发生之后李小明一直有间断的住院治疗,共计211天,花费超过8万,至今还在继续心理和身体治疗。

春节前,李小明看到王丽放在鞋柜上的判决书,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公平。”然后思绪又回到了那个黑暗的小厕所,漫长的、不同花样的殴打还在继续。他对王丽说:“妈妈,我总感觉有人会突然袭击我,只有想起那些刀,才有安全感。”

王丽想给儿子一个不需要刀来维系的安全感。

 

应受访者要求,报导中出现人物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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