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上级负责内在逻辑的荒谬

在武汉新冠肺炎疫情中，尽管当权者可能承受着来自上方的压力和监督，然而却无须向位于他下方的更接近基层的专业人员、以及被统治被治理者（广大民众）负责，并且后者亦尤其缺乏对当权者的问责渠道。在这一政治体制结构下，反而是越理性、越拥有注重政绩素养的当权者，才越会做出为维护舆情与社会稳定而封锁消息、瞒报实情的决策，才越会采取忽悠搪塞、推诿拖延的行动。因为倘若当权者需要应对的紧急事件最终可以被控制（像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大多数群体性事件与自然灾害那样），对上级负责的行为便是唯一值得为之耗费资源的行为，而对广大民众负责的行为则不会收获任何政绩上的成果。所以要尽可能限制正常人的活动和加强监控维稳(无论耗费多少资源都要执行)，而不是尽可能的隔离确诊和疑似患者；所以即使有空床位也不收治确诊疑似复发等新冠肺炎患者；所以即使新冠肺炎疫情逐渐缓解也拒绝收治非新冠肺炎危重症患者，甚至死亡人数也是不公开的数据。固然，这种对上级负责的行为与对民众负责的行为也有可能出现一致的情况，例如湖北省和武汉市的主要领导被免职，但是还有更多的责任人未被免职，所以并不影响目前仍然存在的行政不透明以及黑箱政治操作。在大陆，当权者需要处理的事务涉及到民众的不满与社会不稳定时，更需要官员对上负责和不必向下对民众负责，只有这样绝大多数官员才能保住官位，即使侵犯大多数民众合理权利也是在所不惜。稳定和政绩压倒知情权与风险防范，这在体制下是正确而理性的，但是却体现了体制内在逻辑的荒谬之处。

因此，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政府的公开透明，需要的是能真正迫使这种公开透明持续存在的机制。我们需要保护调查记者，需要公正合理的法律法规，需要的是真正能行使监督权、与公权力抗衡的媒体，需要言论自由，这样才能从结构上确保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调查记者所挽救的生命远远多于医务工作者。然而在目前体制下，甚至一些医务工作者在体制内一边救人，同时一边侵害他人，甚至侵害其他患者的生存权。因为医疗系统的人只需要满足上级制定的那一套考核标准，便能够在这一系统中生存下去了（保住官位），至于非考核指标的患者是死是活则意义不大。每一层官僚机构都希望下级去考察具体的情况、做些具体的事情。但每一级官僚机构又都眼巴巴地向上级望去、试图揣测上级的旨意。这种政策制定的庸俗化并非武汉的专利，而是威权体制的普遍现象，但在一个人口规模较大、地方医疗的差异如此多元的武汉，它就显得更为致命。到底是怎样的制度逼迫武汉官僚的腐化而变成了无比平庸的官僚机器？是怎样的动机使尸位素餐、道德沦丧者能坐到管理者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