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为什么监管会失效？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形形色色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变种甚至丛林法则似乎超越了各种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但实质仍然是滥权和腐败。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利用价值的人首先要赶尽杀绝，那么清除底层行政后勤人员将是当务之急，然后清除低素质护理人员，最终将清除医务人员。不过遗憾的是，甘当奴才的人并没有被社会达尔文主义所清除，反而被滥权和腐败包装成权力上的成功人士。这个政治化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只认成功，它本身就排除了两个追问：一个是医疗系统的权贵和奴才为了成功使用了什么手段，另一个是为了所谓的成功医患付出了什么代价。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无视甚至否定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忽视自由平等这样的观念，通过滥权和腐败达到所谓制度化安排和意识上的潜移默化，让底层医患自然习惯等级观念和优劣之分，把灾难说成是学费，把死人说成是代价，为了经济上和技术上的成功清洗掉异议者。同时上行下效，医患双方也会从袁英红李文洲等人的滥权中，从丁祥武等人的腐败中，学会了不计一切地放纵私欲作恶，完成了观念上的是非混淆与黑白颠倒，互害社会的形成在所难免。 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监督会失效呢？可能原因如下：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中的逆向淘汰，贪腐滥权以及底层互害中，你不加入，有任何好处都没有你的份，入了才是明智的选择，而且还有经济上的利诱，所以无法监督；第二，借助于权力的魔法，如果你跟我们走，你可以得到晋升，得到机会，得到物质回报，至少，你可以得到安全。所以举报也只能举报那些不听话的医务人员，监督流于形式。第三，医疗系统的权贵更愿意将那些最为服从的、也就是心理扭曲最严重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他们无不狭隘、愚蠢和虚伪，但却能在医院里四处横行，这些奴才对团体内部而言更容易操控，所以自我革命的监督都是笑话。第四，医疗系统权贵使用的是贿赂（授权）与恫吓并用的手段，其效果，至少从表面上看，是颇为成功的。贿赂是让人们看到，顺从权力有好处，恫吓是让他们知道，不顺从权力就要遭殃。许多人就是在贿赂与恫吓的驱使下去按权贵的指示办事，按权贵的旨意投票表决等等，许多人也是抱着这种心态去加入利益集团，这样比监督的效果更容易笼络人心，更容易打击异己。 第五，如果一心为患者或医务人员着想，揭露真相，往往就要得罪同僚和上司，受到排挤和孤立，以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打击，所以不可能起到监督的效果。某主任举报丁祥武而不明原因死亡就是最好的例证。第六，很多医务人员和患者不是争取规则的透明、权利的公平，而是希望自己在潜规则中获得优势，监督往往等于断绝了自己的经济基础。这就是体制的伪善。就是明明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或者这件事是不对的，你非要说它是真的，合理的，绝对的，而且越是能够说得惟妙惟肖，越是能够体现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第七，武汉市第四医院用滥权和利诱的手段继续挖掘医护的“创造力”。拥护滥权和利诱的医务人员“奉献”给某些领导的是忠诚；某些领导给予这些人的回报是对特权、腐败的默许和纵容。双方各得其所，而监督则达不到依附医疗系统权贵的效果。至于武汉市第四医院怎样、患者如何，职工如何，是其外之事；即使到了祸院殃民的地步，也不会动摇这种效忠于腐败特权的关系，不少医院职工甚至会主动站出来为医院某些领导辩护。第八，当医务人员热衷于谴责伤医事件或维权事件时，是否应该明白缺乏监督是不可能让自己独善其身，必须身体力行参与社会治理，推动医疗改革的道理。 事实上，一个小的罪恶通常会成为更大罪恶的前奏，人们会很快走向“道德的滑坡”，从一件坏事到多件坏事，从小的罪恶到大的罪恶。在互害链条之上，尽管医务人员作为存有最大侥幸心理的一个群体，也是最会哭的那个孩子，幻想即便类似的群体受害事件（低端人口，疫苗事件，传染病灾害等）一直不断地发生，不过作为素质较高阶层中最自信的一个群体，医务人员大多数人都坚定地相信，自己不会成为这个社会的牺牲品。但是，在海水灌进船舱的时候，一等舱和末等舱之间，只有时间区别而已。 让我们在医疗改革过程中记住那些失去生命的人：李文亮，姜齐宏，杨文，刘崇贤，郭辉，赵新兵，李小莲，赵维萍，赵军艳，蒋绍模，王萍，李国庆，宋应西，陈妤娜，孙明岳，王云杰，康红千，朱玉飞，戴光琼，王浩，续广军，彭玲云，戴春福，孙东涛，陈仲伟，王俊，李宝华等。为逝去的同胞致以深刻的哀悼。即使这些人被官方追封为烈士，但忽视了医疗系统权贵在治理结构上的根本问题，刻意淡化了追责，以及对言论自由管控的讨论。对医患权利而言，这种“勇于近距离接触患者”的追封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继续作恶而已。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等。 书记：袁英红 院长：李文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