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汉市第四医院为例看中国医疗改革的困境和出路（68）

        坦率的说，在武汉市第四医院，真正有机会滥权腐败的，绝对是上级机构，保护伞，某些院领导等少数人，而它们损毁的，却是整个行业的形象。患者对医务人员的怀疑和恐惧，医务人员对患者的敌视，还有医务人员对医疗行业滥权腐败导致的不信任等，也大多源自于这极少数人的所作所为。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上级机构，保护伞，某些院领导等人的特征是：崇尚厚黑学，好虚名和好大喜功。为了保住它们这些人的官位，既对抗了国家的医疗改革，又剥夺了医患的基本权利。它们就像卖白粉的往往把自己掩藏成禁毒英雄一样。其实，好虚名和好大喜功，就是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上级机构，保护伞，某些院领导等人绝对不容许有人向医务人员和患者提供足够的信息，谁向医务人员和患者提供足够的信息，就会影响到各类灰色收入的数量，就会影响到权贵团体的利益格局。加上上级机构，保护伞，某些院领导等人对资源的垄断性，加剧了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滥权腐败和逆向淘汰。上级机构，保护伞，某些院领导等人改造科室的目的，就是要改造到人人都能自觉地说假话。

        在讲真话还不能成为常识、且相当奢侈的时代，一句真话往往能产生意想不到的轰动效应，也能引发出人意料的不堪后果。茅于轼说：“中国占人口一半多人，还处于‘文革’状态，或皇权统治状态。基本上不懂得现代社会的处事原则。要么是一些缺乏理性的‘文革’战士，要么是逆来顺从的奴隶状态。”处于这种状态，保不准如大家所言，讲实话真能死。武汉市第四医院的确死了一些医患。

         每当上级机构，保护伞，某些院领导等人用以措辞强硬粗暴的“不得”，“严禁”，“要保证”，“尽快”等词语下发红头文件，只不过是鞭打病牛和杀鸡取卵，最终目的还是掩盖上级机构，保护伞，某些院领导等人自身滥权腐败所致的灾难。

        为什么上级机构，保护伞，某些院领导等人总是前腐后继呢？因为医患双方都还没有真正理解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倘不能培养医患（包括患者家属等）对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等的认识及认同，则不可能建立可抵御上级机构，保护伞，某些院领导等人的恶行持续施暴，也就难以确保悲剧不会重演。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从上级机构，保护伞，某些院领导等人身上看到，以所谓的临床技术加强滥权和腐败，以所谓的基建设备耗材采购继续滥权和腐败，并对排斥异己保持疯狂的热情，显示了文明与野蛮之间的距离比我们想像的更加遥远。医患（尤其是知识分子）如果不能共同全力守护随时会崩溃的脆弱文明，那么等待的迟早是一场不明不白的死亡。

        所以，可能没有人想到，医患的死亡是这样发生的——没有大规模的冲突场面，没有传媒的镜头，没有见证人，没有中国cctv影片拍到，死亡似乎很遥远，警察仿佛也撇清得乾乾净净，身强健康的人突然“猝死”，不符常理，竟就这样死了。医患的人生终结在一场滥权和腐败的医院中，死在大时代一个偏僻的幽静角落，不明不白，无人目击，死无对证。死者不会说话，历史任人阐释。在哀戚的人群中，不知道苟活的人是不是有一样的感受：他也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他可能就是目前中国医疗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