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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疗改革的困境和出路

以武汉市第四医院为例看中国医疗改革的困境和出路(17)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滥权和权力寻租是医院堕落的关键。一个医院的堕落,首先上级机构,监管部门、保护伞及某些医院领导的堕落,管理者专制,滥权或腐败,道德败坏到毫无廉耻。接着是医院知识分子的堕落,本应为民生呐喊的人,无不在歌功颂德,吮痈舔庤,或者逃离国内另谋出路。而一群底层医务人员对患者的憎恨超过了对体制因素的追问,不明白很多悲剧都是一个公共治理问题。

      其次,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很多医务人员不在社会中言(真话)与行(实践),只能减缩为追求狭隘的个人利益,也就是不择手段滥权或赚钱。把医务人员黏合在一起的不是治病救人的理念,而是大多数人考虑如何配合领导或保护伞来获得自身利益最大化。”忠诚”只有在达成利益交换才能释放。武汉市第四医院像黑社会的小王国,对上级要求的是保护伞,而上级对下级要求的只是把医患的不满压制住不至于沸反盈天。两边互相利用而已,祸害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就不奇怪了。不过,武汉市第四医院想要融进现代医院行列,管理方面的改革是必须的,否则再次引上错误的历史道路。但是从目前医院某些领导的滥权来看,赶超部属省属市属各级医院,对前任院领导(胡绍等)作恶的清算,缺乏腐败相关的系统润滑剂,加上医院职工在你死我活的丛林状态里挣扎,制度性监督及制衡毫无可言!

      第三,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及其保护伞假管理之名行作恶之实,盛产以丁祥武为代表致医患死亡的狂人,为了官员的政绩、面子和位子,违规者很少得到惩戒 ,而“成功者”报偿丰厚。此时此刻,人(医患)沦为试验对象,一种“必要的代价”,则“天地不仁,万民为刍狗”,能不恐怖吗!近代中国不幸遭遇极权,其独夫狂汉,为了兑现一己理念,致使万民涂炭,更是教训惨烈。武汉市第四医院赶过市级医院(二医院等),超过省部级(人民协和等)医院,豪气干云,但凡以所握世俗权力希图改天换地之际,也就是最为恐怖之时。所以,武汉市第四医院正确的管理,在于秉持普世理念,体恤凡尘生计,切合民情风尚,不违人性,而一以护持公义为最高准绳;而武汉市第四医院邪恶的管理,则视医院为一派(某些院领导及保护伞)一人(科室负责人)之家业,监管失职,以公信力被侵蚀为代价,继续培育僭主管理者,监管当局难咎其责,医患岂有不死之理?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等。

书记:袁英红                   院长:李文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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