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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疗改革的困境和出路

以武汉市第四医院为例看中国医疗改革的困境和出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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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基本职业精神的丧失和行业监督体系的完全失效,都是上级机构、保护伞、某些领导权力滥用所致 。以权力为主导的身份社会结构,加上不择手段的物质利诱,使得职业精神所强调的第一要素——契约精神被最大程度地弱化,从业者不再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来履行职责,而代之以假大空的宣传作为掩饰,终极目标就是腐蚀人们的灵魂,释放人性的罪恶,以至于主都无法挽救这些邪恶的人。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不少技术官僚虽出身专业领域,但一旦进入官僚系统并上升到一定层级,本质上就已经脱离了职业精神,成为权力体系的一部分。在权力凌驾于职业精神之上的医院环境下,这些技术官僚往往选择倒向权力一方,对职业精神造成损害。而作为医院的非技术官僚,除了当花瓶之外就是服从权力,还妄想领导技术官僚,更加重医院的腐败和滥权。由这些技术性官僚和非技术性官僚组成行业共同体(上级机构或保护伞),往往沦为党政工作的工具或摆设,真正能够为医患发声的往往是一些像烧伤超人阿宝,江淮医学,最后一支多巴胺,江淮风纪,医路向前的巍子,伟哥聊医,老徐评医,医林百晓生,谭秦东和他的朋友们,一个有理想的记者等热心人士。上级机构、保护伞、某些领导权力滥用,潜规则横行,医患权益受剥夺,所以面对专业领域频发的公共事件,行业共同体与专业人士的集体失声,也就不足为奇。但是,这些职业团体的失声乃至失职,不仅失去了职业精神中起码的专业与契约精神要求,更是对本行业从业人员的侮辱。

        诚然,职业团体的失声还与近年来不少秉承良知的人因讲了真话、实话、常识而被告密而遭整肃相关,但也不得不承认,医务人员中高级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社会责任感在减弱、消退,创造精神及现实批判精神在钝化,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蜕变成利益至上和不问是非有关。尽管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觉醒的医务人员为职工待遇等问题维权,不但得不到大家支持呼应而显得冷清,甚至惹得一些人幸灾乐祸的嘲讽之声,平时患者维权,你们这些医务人员怎么不支持一下,如今自己遭遇不公就希望引起社会关注,岂不是自作多情?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等。

书记:袁英红 院长:李文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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