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政治法则，政府及社会组织

在我们今天的现实世界里，确实有不少学术型官员在说假话，用所谓的“学术”来取悦和投靠当权者，随时准备为当权者的一时政治之需提供“理论支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官位和谋取私利。但是，对于不能配合或者有害权力统治的学术，就必须设置重重障碍，例如武汉肺炎疫情中公卫和流行病学专家就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又如传染病学第九版明确提出的早诊断早发现长期被当权者所忽视。对人民的管控往往比对疫情防疫和病患救治更重要，这是当权者历来坚守的政治法则。原因如下：（1）即使是专制或极权政府，它所掌控的资源也是有限的，长期将资源优先分配给管控民众和压制社会的需要，就一定会挤占用来疫情防疫和病患救治的资源；（2）长期将管控民众或“维稳”视为要务，必然会削弱当权者早诊断早发现的意识和能力，就像一群长期严密管控囚犯的狱吏，不可能在囚犯之中出现健康危机时，立马就能变身拯救囚犯的爱心天使；（3）由于专制管理的逆淘汰机制，只会将那些品性和能力极差的人，送上各种极为重要的官位，无论官员是否专业人士出生，一旦面临重大危机，它们唯一剩下的延续政治生命的手段，就是保持平庸、并把过错都推到同僚或民众身上。（4）官员们的权力并非源于民众的授予，民众也无制约权力的途径，官员和民众之间并无有效监督制衡的关联，所以官员们不可能理解民众的担忧、痛苦和期盼。当成千上万的民众身染恶疾，且求医无路、求生无门时，各级政府官员仍在聚众欢庆、歌舞升平，谎话连篇，滥权腐败，这就一点都不是什么意外的事了。

有不少人呼吁要对武汉地方官员（卫健委等）进行问责，这种要求是完全正当的，但仅仅是这样的要求又是远远不够的。就像以往一样，让上层官员来对下层官员打几板子，是不可能避免类似武汉肺炎疫情的情况再发生的。比如，湖北武汉因要开会议而没及时公开疫情，我们会为此感到愤怒，但在某国两会期间，难道不是也一直要封锁负面消息，以便营造一种上下祥和的假象吗？

当权者利用这种不民主和不尊重公民权利的前现代政体，是绝不可能具备现代治理能力的。如果人民不能控制政府，不能有效地约束政府权力，然后却指望政府能有效地保障人民的安全，那就无异于痴人说梦了。在前现代政体下，一个国家必然会分成两群人：一群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统治者；一群是唯唯诺诺、仰人鼻息的被统治者，而前一群人竟会真正关心和在乎后一群人的死活，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而现代政体下的政府，它的权力虽然应是有力的，但也必须是有限的。政府权力应该强到足以履行正常的职能，却不能强到压制个人自由和社会自治。只有这样，在遇到武汉肺炎疫情这样的公共健康危机时，不但政府会采取及时而高效的行动，而且媒体、专业人士和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也可以从各方面为应对危机而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