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医疗行业进行监督教会了我们什么？

1、 有人建议我退出知乎，明哲保身。但这是不可能的，知乎的账号和微信公众号张煜医生于我而言非常重要，关注的越多，这就越有威力。一些医生会仔细掂量掂量，胡乱诊治患者是不是有可能被公之于众，引来极其严重的后果。这个账号存在一天，除了宣传正确的科普知识，也是对不良医疗行为的有力威慑。只是真心期望这个账号不要因为某些原因被封杀。在此郑重警告一句，如果医生真的做的很过分，抱歉，我保证一定会将这种行为公之于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做的事，后果当然需要自己承担。（有时候绝对不能拱手相让。）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记录应该是记忆者自我剖析、反省和忏悔的过程，是一种打破沉默，建立信心和拒绝谎言的行动。黑暗无边，仅剩的一丝真实和亮光，绝对不能拱手相让。这就像以前另一个世界所发生的事一样，非要多流些血，才能唤醒大众民意，万人上街，促成舆论监督可能，你指望用沉默去改变世界？做梦！】

2、 有人质疑我为什么非要追着某位L医生。很简单，因为现在还没有结果，公平还没有出现。更何况，我知道这位医生治疗的多位病人都是同一个错误的模式，目的就是为了利益，很可能他治疗所有的病人都是如此行为。放任不管，只会给后续的患者带来更多的伤害。（一些医务人员无动于衷，甚至是助纣为虐。）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某些院领导的滥权和专制管理，都是当权者压迫人权的映射之一。当然，武汉市第四医院成为如今这个模样的结果，还因为我们自己的无动于衷，甚至是助纣为虐。即使我们自以为明白事理，但沉默和协作，成了一股让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持续作恶的推动力。】

3、 有的人直接质疑我不应该指责同行的医疗行为。确实，医生抱团现象确实严重。有很长时间，很多前辈告诉我发现别的医生错误不应当指责，应当理解和容忍，因为每个医生都会犯错。我现在对这句话越来越质疑。确实，是人就会犯错，如果是医生偶尔的粗心大意的小错导致了伤害，也许还说的过去。但对于那些一桩桩，一件件的蓄意欺骗和伤害患者的行为，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我觉得应该指责，而不是沉默。我觉得自己还算勇敢，对常见肿瘤尤其是消化道肿瘤的临床治疗也非常熟悉和专业，更巧的是，我有超过6万位关注者，这一切就决定了我可以起到监督作用。（这也算公民不服从的正当诉求。）

【从“维护合理权利”的历史进程来看，无论是《正义论》所看重的正义主义基本原则（如平等自由、政治公平、机会公平等），还是在中国尚未取得高度共识的理念（如财产公示、舆论监督、权力制衡、契约责任，性别平等，免于恐惧，免于迫害等），皆可能构成公民不服从的正当诉求。然而，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滥权和专制管理既是利诱也是恐惧，而利诱和恐惧变成沉默，长期的沉默又转化成冷漠，转化成“抗争无用”的犬儒主义。】

4、 有的人指责我恶化了医患关系。这是属于是非不分，说出正确的事，指责错误的行为，怎么能恶化医患关系。医患关系矛盾的最关键点就是有一批只认钱，不顾患者死活的医生，导致很多患者对医院和医生的印象极差。不破不立，假如有良好的监管，每位医生都好好的和患者沟通和治疗，才是最根本的解决医患矛盾的方式。（医患关系和医医关系的不稳定实际上是当权者造成的，维护医患双方的合理权利也许能够解决医患互害。）

【从医患合理权利的剥夺甚至某些死亡事件来理解武汉市第四医院所发生的滥权，本质上是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院领导等人利益集团化的趋势日益严重，帮派利益至高无上所致。它们不肯轻易为自己干下的坏事、错事来认错，在医患面前总是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当遇到医患因为合理权利不服从，不配合时就启动维稳机制进行打压。当维稳行为引发公众广泛关注成为舆情热点时，它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怎样纠错而是千方百计的掩盖事实真象，蒙敝愚弄大众，以至官僚机构成为医院和社会不稳定、暴力冲突的制造者。】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无视甚至否定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忽视自由平等这样的观念，通过滥权和腐败达到所谓制度化安排和意识上的潜移默化，让底层医患自然习惯等级观念和优劣之分，把灾难说成是学费，把死人说成是代价，为了经济上和技术上的成功清洗掉异议者。同时上行下效，医务人员和患者双方都有可能学会了不计一切地放纵私欲作恶，完成了观念上的是非混淆与黑白颠倒，互害社会的形成在所难免。】

5、 不专业的行为实在是太多，数不胜数。昨天给药学院的学生讲课，讲到肺癌和消化道肿瘤占据了所有肿瘤死亡的2/3，死亡率超过了70%，结直肠癌好一些，别的瘤种更差，这是非常让医生痛心的数据。确实死亡率高最主要的原因是很多国人体检意识薄弱、肿瘤初诊断的分期晚。但是，不规范、不专业的治疗一定是重要因素之一。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只要患者没有进行规范的手术和围手术期治疗，术后生存率99.9%是下降的，甚至下降超过10%都有可能。咱们国家肿瘤患者的基数如此庞大，1%的生存率的提高就代表了多少条人命，这不是用钱可以衡量。我们要尽可能给患者最好和最规范的治疗。（专家也许是假装无知吧，因为这样的人似乎不在少数。）

【一些医务人员和患者总是以沉默争取到一段短暂的眼前利益为荣，那些是非观念，早就抛到九霄云外。在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的强大滥权之下，无知和恐惧是可以养成的，信息和新闻是可以屏蔽的，现实和真相是可以被扭曲的。但亲身经历了，见证了，就不能假装无知，不能放弃记录，不能坐而待毙。】

6、 有的医生的知识太薄弱了，治疗起病人真是随意的可怕。我怼过很多医生，比如IIA期dmmr肠癌术后给予化疗的医生，我反复写过指南和文献已经证实了这种情况患者化疗后死亡率会升高，但是直到现在，间断就有类似的患者找我，说医生一定要他们进行化疗，问怎么办？我的回答很简单：拒绝，或者由我来说服医生。（怎么能够随意剥夺患者合理诊疗的权利呢？）

【因此之故，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等官僚本身事实上已成为医患合理权利和公民自由的侵犯者、也是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破坏者，是对目前中国医疗改革的侵蚀，甚至有可能损害当权者的执政基础。对医患合理权利的剥夺这一危机本身就提供了医疗变革最强有力的理由。只有通过医疗体制革命，医务人员和患者才能由专制管理下缺乏政治权利、言论与行动处处受限、饱受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等官僚特权阶层欺凌的草民，现实地转变为拥有充分的政治权利、自由言说并自由地行进监督的真正主权者。】

7、 现在的肿瘤治疗，真是存在着不少患者和家属的斑斑血泪，与之对应的是某些人的得意忘形和嚣张跋扈。我只是普通的医生，面对一些利益集团确实力量渺小，但记住，这些利益集团只是阳光下的阴影，在国家和法律面前，啥都不是。我奉劝一句，请回归正道，别后悔莫及。（战术上要重视，战略上要藐视。）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某些领导擅权妄为，挖空心思钻营巧取，将救死扶伤的医疗机构当成发家致富的生意场，在医院工程项目建设、后勤服务承包、医疗设备、耗材和药品采购过程中，监管形同虚设，上梁不正带坏医院风气，医院管理混乱，乱象丛生，把组织交给的“责任田”当作个人的“自留地”，恣意让渡手中部分公权力，为一己私利甘当傀儡，放任和配合某些科室主任沆瀣一气，利欲熏心。我们总是会以为，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技术和经济飞跃发展时，医疗改革就是进步，但事实却是，这个判断从未真正成为现实。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光彩照人的背后却是血腥黑暗的一面，利用人性弱点编织而成的陷阱，为傲慢的权力提供了施暴的机会。】

8、 我要做的最终目的并不只是为了惩处某些医生或是利益集团，我是在呼唤国家关注，加强监管，因为民众非常需要。 最后：当医生最重要的一个素质实际是珍视每一个患者的生命，我们肯定无法把患者等同于家人，这只是夸大其词，但是我们要认识到患者生命的宝贵，需要认真的对待每一位患者，尽力完成医生的天职，救死扶伤。新冠时期有多少医护人员毅然前往最高危的地区救治病人，这才是我辈的榜样，是医生该做的事，而不是那些靠着不良医疗行为收入丰厚的医生，他们只是唾弃的对象，这些人请注意，你们可能会被曝光，国家可能会进行严厉惩罚，而且风险还不小。还有，我以前说过，我期盼的医疗的未来是公平，对患者公平，对医生也公平。医生全心治疗患者，以治愈患者为荣，患者能够理解、配合和体谅医生，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这何愁医患关系不能好转？每一个将自己的利益显著凌驾于患者利益漠视患者生死的医生，才是医患关系恶化的根源。（有时候当权者也会成为作奸犯科者的后台，因为滥权腐败可以确保医院经济增长的政绩以及技术上的领先，那么当权者就没有公平正义履职的持续动力。）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上级机构、保护伞以及医院某些领导的“灯下黑”导致一些医务人员逐渐关注到个人权利剥夺和公权力滥用的问题，这为中国的医疗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由官僚系统、收入分配、医疗技术、医患关系、医医关系、医保政策等构成的医疗改革问题已超出常规管理学范畴，需要涉及管理学之外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伦理的、心理的综合领域，采用跨学科的角度来研究包括医务人员和患者在内每个人的尊严、自由、权利和价值。】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东西湖区常青花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党委书记：袁英红

武汉市第四医院消化内科丁祥武利用职权，排除异己，疯狂打击迫害受害人，致多人精神心理障碍，家人处于破败的境地。。科室里趋炎附势，无耻者张扬，环境黑暗。

武汉市第四医院有领导坚持损害一部分人利益，不顾事实，一味打压，很多人都知道，敢怒不敢言，都是和谐社会，为什么这里没有阳光。

让我们在医疗改革过程中记住那些失去生命的人：李文亮，姜齐宏，胡淑云，杨文，刘崇贤，郭辉，赵新兵，李小莲，赵维萍，赵军艳，蒋绍模，王萍，李国庆，宋应西，陈妤娜，孙明岳，王云杰，康红千，朱玉飞，戴光琼，王浩，续广军，彭玲云，戴春福，孙东涛，陈仲伟，王俊，李宝华等。为逝去的同胞致以深刻的哀悼。即使这些人被官方追封为烈士，但忽视了医疗系统权贵在治理结构上的根本问题，刻意淡化了追责，以及对言论自由管控的讨论。对医患权利而言，这种“勇于近距离接触患者”的追封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只不过是掩人耳目继续作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