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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疗改革的困境和出路

以武汉市第四医院为例看中国医疗改革的困境和出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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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人们总以为,那些帮凶与恶政的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某些院领导本身就是恶魔。但是,殊不知普通如你我,受人操控利诱后,在顺从的名义之下,也完全可能做出相同的作恶行为。米尔格拉姆心理学上的实验早已表明,对权威的服从可以战胜道德,这也是为何某些医务工作者被称为白衣恶魔的原因。很多时候,我们容易过高估计个人品性的力量,而低估制度情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在武汉第四医院,可怕的恶行,往往就是从一系列的小恶行为发展而来,包括上级机构,某些院领导及保护伞对恶行的听之任之;因为行为与态度会相互强化,小恶会助长态度,进而导致大恶。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滥权作恶支持机制中,既包括物质精神利诱,也包括群体效应所带来的从众心理。想要避免对恶行的无意识地推波助澜,就必须警惕随大流的做法,警惕所谓物质精神利诱的明哲保身。医务人员不要指望通过不断地自我审查,接受物质精神利诱来求得一时的苟且安宁,幻想从此高枕无忧。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在这样的一种医院体制下,你我又怎么知道,下一个受害者就必定不是自己呢?一些医务人员寄希望于侥幸,寄希望于无原则的顺从,并不会让武汉市第四医院变得正常起来,更不会给自己带来免予被害的丹书铁券。

       可见,在面对武汉市第四医院暴虐或不公时,坚守的底线不应当是明哲保身式的沉默,而是选择表达自己的异议。即便无法挺身而出公然抗议不公,这样的异议表达,至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所必须具有的独立精神和创新能力。

         但是,像某些被处理的教授那样,知识分子又是无能的。他没有把投机专营灵魂扭曲的举报(告密)学生救出来,没有将犹大游离的暗淡的阴沉的眼睛点亮。这是一个长夜漫漫,自己都已经难以自保的时代,却还要唤醒学生和他人,还要守望不知道是何时的破晓时分,这又怎能是无能。尽管我们都知道,在这抑善扬恶的时代,这不是第一个被举报的公民,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被举报的公民。

        不被现今上级机构,强大保护伞,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等作恶力量所摧毁,不能变为武汉市第四医院滥权利刃下变成没有思想的作恶机器,不管举报公民的人是不是“犹大”,知识分子之使命,在于以科学精神、人文情怀培养具有独立人格、自由意志、批判意识和道德担当的公民,而不仅仅是各类医疗专业性人员,更不能是头脑僵化、心智残缺、蝇营狗苟的某些院领导和小人。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等。

书记:袁英红                 院长:李文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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