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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疗改革的困境和出路

一座有不幸死难者名单的纪念碑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当权者对于信息的垄断,让医患没有办法获得多渠道的信息,也没有办法对即将到来的危机进行预警和防范。在一个滥权和腐败的医院,只有一种来自于医疗系统权贵的声音,人们听命于一个不受制约的权力,这种权力正在侵蚀人们的正常生活乃至生命健康。当权者的产生没有合法性,民众没有权利去选择,因此这样的模式不会承担责任,也不会对任何灾难负责,就像1960年的饥荒或者17年前的SARS疫情,完全可以开动宣传机器将其改写成一场自然灾害。由于权力体系的不对等和责任机制的失衡,没有了自由的媒体以及监督的声音,当权者很难主动承担这些人祸灾难的责任。

但是,对于医疗系统权贵内部而言,不会有人因为这些灾难而受到伤害,因为缺乏公平正义的制度,首先作为制度代价的肯定是最底层。从当权者导致的每一场灾难都能看出民主制度的监督作用,即在任何一个民主制度都可以去合法的更换一个民选政府(更何况医疗系统的权贵),而民选政府要想继续执政就要接受这种监督模式,因而很少发生切尔诺贝利,大饥荒,豆腐渣工程,溃坝洪水,以及医患伤亡等人道主义灾难。

诚然,武汉市第四医院的确在经济和技术方面取得了成就,这种“制度优势”能够在剥夺医患双方的合理权利,能够用医患的伤亡和大规模感染为代价对于本应该扼杀在初期的滥权进行抗击,还恬不知耻的对于这种行为进行辩护,可以显示出权力的傲慢和对于民众的知情权以及生命权的漠视。对于这种宣传,很多民众逐渐忘记了这场灾难发生的原因,而开始对当权者后期的行为(优惠)感恩戴德,也催生了一系列“感恩文学”。

在医疗系统权贵的操纵之下,灾难都会带来赞歌,每一次灾难都会是一种对于医院职工凝聚力的提升,这些人丝毫不知道追责,也不知道一个滥权腐败体制就是这一切的源头,他们盲目的为体制摇旗呐喊,逐渐走上一条被奴役的奴役之路。而当权者丝毫不会为这些行为反思,灾难过后的表彰会才是头等大事,它们用一个一个鲜活生命的牺牲作为炫耀的资本,却缺少一座有不幸死难者名单的纪念碑,而民众们则在欢歌笑语中等待下一次灾难的到来。

武汉市第四医院在经济上和技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无非就是以牺牲一些人和无视一些人的基本人权为代价,取得一场本不应该发生的灾难的胜利,这种宣传的手法本身就是一种对于“低人权优势”的炫耀,因为长久以来,对于医患的权利丝毫没有认识,连人们自己都觉得一切交给当权者就万事大吉了,最后的代价就是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保护,即使死亡了,变成骨灰了,人们也没有对于制度的反思和对当权者的批判,而是忘记真正灾难的源头。

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滥权和腐败吞噬着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它会带给我们一个滥权和腐败的医院,也会带给我们一个沉浸在经济和技术崛起意淫之中幻象,这种危害是空前的,因为只要人们不觉醒就不会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也因为不能够像民主制度那样监督以及示威游行来表达出来。缺失监督和问责,历史即使不会在新冠肺炎方面重演,也将会在其他方面重演。

让我们在医疗改革过程中记住那些失去生命的人:李文亮,姜齐宏,杨文,刘崇贤,郭辉,赵新兵,李小莲,赵维萍,赵军艳,蒋绍模,王萍,李国庆,宋应西,陈妤娜,孙明岳,王云杰,康红千,朱玉飞,戴光琼,王浩,续广军,彭玲云,戴春福,孙东涛,陈仲伟,王俊,李宝华等。为逝去的同胞致以深刻的哀悼。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是华中科技大学的附属医院,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等。

书记:袁英红 院长:李文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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