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窗口：对话录

1，教权同王权的对话

在新教改革运动唤醒低层民众的灵魂，并最终导致清教徒于1630年开始冒死出走美洲之前，整个欧洲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教会史。

罗马教廷的权威在英诺森三世手上达至颠峰。此前的状态是，教廷通过遍布欧洲各个王国的主教区以及由教廷任免的主教，掌握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世俗权力。主教区由教廷划分，教会拥有庞大的地产及征税权，财产权，司法权，教士阶层成为上层社会举足轻重的力量，并掌握了规训之权——教育权。

教育本身就是规训的过程，教会学校为这些天主教君主国输送了精神上接受罗马教廷统治的一代代臣民。王室的婚礼必须得到教皇的祝福才有效，解除婚约必须得到教皇首肯，各个王国的王室之间通过婚姻达成联盟，教皇亲自出手干预这些联盟的形成和解体。对王位的继承和废立，在一定程度上教皇总是以最后的仲裁人面目出现。

教皇在对付这些天主教国王的时候，逐步建立起了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惩罚机制。现代人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头顶王冠手握重兵的一国之尊，号称君权神授的国王，会对手无寸铁的罗马教廷俯首称臣。一方面因为那个年代是普遍的雇佣兵制，谁有钱就可以招募到军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财政上来说，罗马教廷的资源汲取能力不亚于每个王国，理论上每个王国等于教廷的诸候，它还挟有‘周天子谕令诸侯勤王’的优势，可以分化瓦解各种联盟。

教廷一旦宣布绝罚，被绝罚之人不能与监护人，遗嘱执行人，当事人订约，用今天的话就是说，他已经失去了法人地位。此外教廷以宣布停圣事威胁国王，俗称为教会停工，简而言之，它就是一种教会罢工。现代人同样不能理解的是，你教会停工关我什么事？遗憾的是，在当时的天主教王国中，停圣事类似于今天的国际经济制裁，等于这个王国的货币不再被其他天主教国家接受，无法进行商业交易，经济崩溃不可避免。

英格兰国王同英诺森三世在选举坎特伯雷大主教上各有算盘，教皇对约翰施以绝罚，并宣布在英格兰停圣事，国王约翰受到国内贵族集体反对，最终只能向教廷屈膝，在风雪中跪了几个日夜才得到教皇宽恕。

如果对今天以公元纪年的历史体会尚不是如此深刻的话，不妨简单的回味一下，自公元前的使徒时代至公元337年，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改宗归信，天主教从此开始由墓穴里的聚会，转而成为庙堂显贵。随着教会财富的增长，罗马教皇以人类史上最醉心于世俗权力之人，纵横捭阖于各个王国之间玩弄权谋术数。

最终，由于教权同王权的严重冲突，平信徒同教会的严重冲突，上帝的选民出现了，选择了出埃及的逃亡之旅，建造了今日的山巅之城——美国。那个时候，每一个远渡重洋寻找应许之地的欧洲移民，开始踏上驶往美洲大陆的征程，能够活下来的机率不到一半，与其说他们是出于对恩典和圣约的信仰，不如说是出于对天主教国王统治的不共戴天之仇。

自始至终，平信徒同王权的对话都以殉道者的面目出现，国王待之以火刑，信徒付之以身家性命，这场从未停止过的拉锯战，从来就没有一方彻底的打垮过对方。

最典型的国家即今天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它的议会主权就是在这样的拉锯战中诞生并沿袭至今，但它也是至今唯一宣称保留国教的文明国家。另一方面，北美殖民地的清教传统，奠定了另一种君主立宪之外的现代宪政。

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上层对话的通道包含在以铁与血为主流的对话形式中。在这些天主教王国中，从来就不存在着绝对服从，尤其不存在对世俗王权的绝对服从，他们服从于更高的存在，社会并未被王权完全腐化，平信徒的心中有高于世俗生活的权柄，殉道不仅仅是可能的，而且以今天这个商业社会的人不可思议的方式发生着。双方的力量此消彼长，一方是基于信仰的力量，一方是基于王权所攫取的资源，这样就连身在其中的国王和普通民众也并未意识到，历史已经被推动着向前发展了，新教改革则是其中最深刻的历史动力。

只有当事件爆发出来，贵族阶层因为征税权不惜和王权刀兵相见之时，上层对话的主体才以完全对等的形式显明出来，平信徒则进一步走向自己的应许之地。

对话只有在守约状况下才对彼此完全有效，历史转折点就发生在对话通道完全切断的情况下，上层社会以一波又一波的历史性武力对话逐步的一步步削弱了王权，顽固的王权则一步步退回到了虚君的位置，这也是今天的欧洲国家中，有如此多的立宪君主国的历史因果。如此，后世回过头来回顾历史，洞悉其中澄明的历史脉络，发现宗教信仰才是推动欧洲文明的根本动力。

2，绅权与王权的对话

费孝通，吴晗等人的著作，重申了传统社会结构中的乡绅自治，士绅阶层作为农业社会中的中坚力量，具备了相对的经济独立地位，这使他们在脱离生产的同时，有能力继承诗书传家的传统，一方面追求功名，另一方面以荣誉获得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在微观自治的层面上发展出了‘绅权’这一历史现象。兴办教育，修缮桥梁，裁决民事，主持礼仪，士绅阶层以公益行为赢得了巨大的话语权力和道德领袖的俗世地位，末了寻求以文章传世，遗声名于后代。

假如我们把这些传统的士绅阶层和今天的暴发户做一番比较，你会发现当下的商业人物有很多是毫无社会责任伦理的混圈者。至于攀附权势欺男霸女，鱼肉乡里，招摇过市，反被目为身份象征，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价值审美风尚，也就是说，它已经成为指导两性关系的道德原则。更不要说心忧天下，关注社群，效法宗法制传统追求当世美名了。追求豪宅名车，各种盛大婚葬礼仪等等炫耀一时的场面，从另一方面验证了弗德昆斯基“权力失控必将引发社会道德失范，公共生活失序”的卓越预见。

王权与绅权共治，并未越出董仲舒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设计的社会构想，而对话的渠道则通过科举制度来实现。

晚清时期康有为以一介布衣，得以入主中枢，权衡变法，至少证明那个时候官民之间的对话通道并未关闭，王权纵然冥顽不灵，尚未达至致命的自负，尚且知道草莽江湖大忧社稷。后世考证，康有为与光绪的对话，皆有慈禧过目之手批，实际上戊戌变法在一开始是得到慈禧支持的，后因康氏过于激进，侵犯了慈禧为首的保守集团的利益，才导致慈禧痛下杀手，重新训政。

即便如此，越是临近历史临界点，晚清的统治者还是明智的选择了改良之途，形势变化比人强，亚洲第一共和国的和平革命，并未带来公民社会，立宪派的政治勇气和力量，并未展现出应有的历史成就。

革命前夜，地方咨议局的开场，立宪派的形成，乡绅阶层从未像这个时期一样有可能影响历史大局的走向，实现现代宪政的和平转型。孙某所谓在乎樽俎间，环顾四下，引俄为奥援，终于认贼作父，引狼入室，至酿千古大祸，万劫不复之境地。

当武力对话已经卸下王权的盛装，民权犹未伸张之时，南北议和堪称一次伟大的历史对话，民国的诞生，非赖于疆场之䧳雄对决，实出于议会精神之谈判。当此时，立宪派未能造就一个参预国是的现代政党，市民社会的绅权放弃了自己的议会主权，这意味着，对话权已经被转移至流氓革命家。

3，对话通道是如何关闭的？

政治的较量本质上是实力的较量，或许此一实力说到底还在于民心思变。当所有人都在期待着明天一觉醒来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改变，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历史的临界点，统治者可能以拖待变，它自己也不知道明天会如何，只希望能够维持现状就够了。但老百姓，身处权贵集团之外的主体阶层，即所谓的中产阶层，进入到了人心思变，惶惶不可终日的期望状态，权力结构内部也就可能开始松动。它并不需要每个人的观念完全一致，仅仅把一种最初的躁动不安和期待心理，转变为每个人的日常思维。正如人是必死的，虽然这一观念并未时刻回响在每个人的头脑，但它事实上已经先天的进入了人的大脑：没有永远不变的江山。

当权力结构呈现出诸多如下历史特征，说明对话通道已全部关闭，历史的转折点已不期而至，只是时间间题。

一，制定法律者带头公然践踏法律，并以此向民众示威，展现权力的狂妄和藐视大众的内在心理。

二，主持权柄的带头弄虚做假，自欺欺人，并且以此考验大众的智商，展现权令智昏的本来面目。

三，官僚系统的科层沉浸在自娱自乐的荣誉感和优越感，藐视一切伦理道德的边界，并且以此向熟人关系传达出自身志得意满的骄傲之情。

四，权力作为第一生产力垄断了金钱美女等等社会资源的分配权，并且已经成为全社会人所共知的公开的秘密。

五，行政体系的公共服务职能已经瘫痪，除了征税及类似征税的逐利动机。权力本身作为商品交易的工具，从践踏身边的人开始，践踏普遍人权成了权力存在感的证明。

六，权力交易市场的自上而下，以拉帮结派，争权夺利，互为奥援，并且如同谎言逐步的优雅，形成封闭的话语系统一样，越来越精致，呈现出自身的逻辑。

七，在此，潜规则已经将法律抛诸九霄云外，逆淘汰的机制已经完成封闭一环，进去的出不来，上去的下不来。个性只有在上向下才反应出来，职业装逼犯象征着权力群落的外在符号，犬儒意识浸染了他们的灵魂。

八，用人机制从传统的戚党，族党，乡党，朋党，血缘，亲缘，地缘，学缘，转而寻求注重性关系共同体的乱伦关系，并且这一关系越过藩蓠，向商界，学界，乃至普通社会关系的普遍化渗透，甚至引发异见反对群体的效法。

九，庸主政治直接体现在大众传媒的霸占和日常传播之中，并且以空洞陈腐粗鄙贫乏为荣。越是平庸之辈越能通过家族影响力，获得超出其能力范围之内的自我膨胀，权力继承的血腥性质开始返祖现象，斗争哲学重新开炉。

十，底层社会不得不面对毫无信誉可言，无法无天的日常统治，为了封闭底层社会诉求的正常渠道，敌我划分与处置将以公报私仇的形式，日益积累着国家犯罪集团的行为模式。

至此，独立明智的知识分子，已经被逐出上谏议书的传统历史位置。特殊历史时代的私产儿占据高端人口定义时，低端人口的时代，驱逐本身正在驱逐历史舞台上的反人类罪犯。我坚信这一驱逐将是必然的。

18.9.17。佩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