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k佩婷
Frank佩婷

Sciencespiste

在執念中打滾--《大象席地而坐》觀後隨筆

那天我看完了胡波導演的《大象席地而坐》,然後晚上我就失眠了。電影講了一個發生在某十八線小城的故事,那裡終日被霧霾覆蓋,太陽似有似無的,日子也變得很漫長。在破落的重工業國企中工作的人一復一日過著差不多的生活,幾十年來他們從平房搬進矮矮的家屬樓,又從這些破舊的家屬樓里搬到了帶電梯的高樓。這些高樓坐落在布滿了偉大敘事的荒郊野外,構成一個個小區。這些小區其中的一部分,有著形同虛設的門衛,還有癱瘓的物業公司,在無人清倒的垃圾臭味中,這些樓還是直直地立著,伴隨著偶爾的喬遷或新婚的鞭炮聲,維持著這個城市最後的一絲體面。這讓我想起了我的老家,一個我出生、逃離、嫌棄的十八線小城。


那個小城和其他很多中原的小城一樣,都建在數不清多少朝代的廢墟和屍骨之上。像泥土一樣厚重的歷史給了小城裡的人一種喜形於色的驕傲。小城裡的人同時也是自卑的,因為畢竟是小城,酒桌飯局上時常會因為小城是四線還是五線城市而起爭端。他們很在乎自己是城裡人還是農村人,並且經常帶著不屑和鄙夷跟周圍的縣做對比,但是他們跟省城或者北上廣比起來又不那麼像城市。這種落差和對著大城市的嚮往讓小城的許多人開始學習大城市裡的東西。他們把肯德基和漢堡王引了進來,但就是沒有麥當勞,這件事成了小城十多年的遺憾;他們也學會了房地產生意和旁氏騙局,以至於十幾年前發生了一場大災難,騙走了許多人的錢,直到現在還沒有善後。


每次回老家,一下高鐵,一種絕望的氣息便撲面而來。這種絕望是所有人藏在心裡的,很少有人會說出來,其實就算說出來也沒有什麼,因為這絕望已經在心裡壓的太久太久,被所有人作為活著的條件接受了。從我記事起,小城就一直在申辦國家級衛生城市。我所在的小學是省重點,為了應付可能的抽查,從一年級起每年老師都會讓我們背創衛知識。儘管小學六年里,我們從來沒有遇到過一次抽查,但是由於十幾年來創衛一直沒有成功,直到現在,我的小學里的學生們每年仍然在背創衛知識,重復地做著一遍又一遍的無用功,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是個頭。同樣的,這個城市的發展也似乎是在海上絕望地漂著,不知道什麼時候能看見陸地。十多年來小城嘗試過發展旅遊業,評過文化遺產,做過滑翔旅遊,前幾年還把城中心的一片破樓拆掉,蓋了一片仿古的建築,做成了旅遊景點。小城還準備要修建機場,這件事也成了人們在飯桌上引以為傲的談資。儘管每年都會有幾件像蓋機場這樣的事給小城居民一些希望,誰也說不清楚這個城市的未來在哪裡。於是,這個城市的混的最好的一群人開始逃離這裡。


沒人知道這逃離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我只知道,在我小學最後的幾年里,周圍的許多同學的家裡已經在外地悄悄買好了房子,轉了戶口,並且開始讓孩子學奧數,準備外地的小升初考試,我們家也不例外。在籠罩著整個城市的絕望中,子女的教育似乎已經成了許多家庭的唯一希望,他們希望孩子能考上好的大學,從這裡出去,到大城市去,到好地方去,免得受這裡的苦。小升初後我家搬到了成都,我也很快地學會了成都話,後來到了法國,別人問我是哪裡來的,我都說自己是成都人。我不想說,或者不敢說我是來自那個小城的,我已經從那裡逃了出來。但是,儘管我卑鄙地用逃離和嫌棄來對待這個我出生的小城,它還是成了我心裡的一道疤。正是因為這道疤的存在,讓我學會了很多地方的方言,學會了用口音偽裝自己,因為我知道語言是身份認同的基礎。但是,僅憑學方言學語言得到的身份認同來的太容易了,也太淺薄了,不管騙得了多少人,也騙不過自己。但是,因為在家裡,在小學我都一直說普通話,所以直到我逃離了那個小城,也沒有學會小城的方言。後來長大了學會了幾句,在家裡對我的母親說的時候,母親卻告訴我:「你要是想說方言還不如就說四川話,老家話不好聽。」 


我沒有辦法找到一個讓我真正安心的身份認同,我的身份認同與我的護照或者身份證沒有任何的關係,因為這些文件的每一個上面對我這個人的歸屬定義,都是讓我疑慮的。我現在在法國,身邊的同學有很多也是這樣,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的人真的很多,所以有人提出了「世界公民」這個概念,來給這些人的身份認同危機提供解藥。


現在我逃到了歐亞大陸的另一端,以後還可能逃到其他地方去,或許很多人會不理解我的這種沒有根的顛沛流離,但是在我看來,我這一輩子已經和即將經歷的,都只是一場旅行。這種想法讓我與自己和解了,讓我不再因為自己的身份認同而惶恐了。儘管如此,我還是很掛念著那個我出生、逃離、嫌棄的十八線小城。我能感受到那裡的絕望和痛苦,但是我也不知道懦弱的自己會不會真的回去,去改變一些東西。


在黃進的《一念無明》里有這樣一句話:「每個人都在自己的執念中打滾。」這句話放在《大象席地而坐》中的小城以及我出生的小城上尤為合適,而這些絕望的小城,又是中國社會的縮影。不管是逃離的還是沒有逃離的人,都在自己的執念,以及社會的「邏輯系統暴政」(Arendt)中打滾。我們都在做著自己覺得理所應當的事,就像韋布把於帥推下樓梯的那一刻一樣,我們把自己推向了現世主義的憂鬱:絕望的每一刻都像是到了盡頭,只是時間在推著丟了魂的我們,穿越腳下土地的密實與悲休,獨自遠走,不知逝去鮮活,誰人心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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