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病人

法学学生,加拿大/英国留学生,法律问题中尤其关注宪法/行政法,也关心中共党史/共和国史/政治哲学/性别问题/LGBT/两岸三地公民社会相关问题/民主转型问题/摇滚乐/电影

“想象下一个十年”-十年前他们如何预测这个十年

预测未来十年会变成什么样,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学习的心得是预测是不可能做的,不仅是对中国,对世界还是对某一个人,包括本人十年以后在什么地方,会在监狱里?还是在哪里?都很难说。”---秦晖, 2010年

新的十年拉开序幕,当梁文道,易中天,贺卫方,秦晖,陈丹青老师们经历他们人生中的下一个十年时,他们会不会想起2010年他们在《理想国2010年度文化论坛》上对于2010年代的预测,他们又会怎样看待这个变化莫测的2010年代呢?

理想国2010年度文化论坛


那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十年的头一年,公知还作为一种荣耀而非骂名,知识人热衷讨论的问题是政治体制改革与普世价值是否存在的争论;经济在高速发展着,社会更多的议题指向了这个飞速变动的金钱时代,拉大的贫富差距也让强拆/司法不公成为热门话题,而与之对应的是当时的政治新星薄熙来在重庆进行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实验;在那个时候,博客仍然火热,微博方兴未艾,互联网似乎为一个可能的公民社会提供了土壤,也培养出一批后来命运迥异的意见领袖;传统媒体影响力依然强大,南方系的报道时常引发巨大的讨论。正是在这样一个似乎看到裂缝又仍然感受到体制强大的时候,这一场现在看来不可能发生的讲座举办了。(https://book.ifeng.com/yeneizixun/special/lixiangguo2010/pinglun/detail_2010_09/30/2679805_0.shtml)

一,    梁文道:一个更坏的时代可能每个人的生活更好吗?

梁文道是那次活动的主持人,他一开始提到了一个有趣的调查,在一个在香港的调查中,受访者被问到两个问题:一是你觉得自己会在下一个十年中过得更好吗?另一个是你觉得香港会在下一个十年更好吗?调查的结论非常有趣,大部人相信自己会在下一个十年过得更好,同时又对下一个十年的香港社会更为悲观。问题是:在一个整体变得更坏的时代中,有可能每个人会变得更好吗?


二,    易中天:我对60/70/80后有信心

易中天老师对于2010年代的想象聚焦在年龄所代表的世代上。他认为,2010年代在中国社会的主力人群是60后,70后和80后,而与之前的时代相比,这群人正遇上改革开放和1992年南方讲话,适逢近几十年中国思想教育界最活跃和开放的时代;与之后的90后相比,这些世代又恰好躲过了教育产业化这样“毁人不倦”的政策,因而与任何其他世代相比,ta们受到了最为良好的教育,因而易老师认为尽管未来难以预测,仍然对这些世代有信心。


至于作为40后的自己,他调侃道只能努力学习“孙子兵法”,学习如何带好孙子孙女。

三,    贺卫方: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直选县长?

贺卫方老师对于2010年代的想象则重点放在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时间表上,他认为政改的空间经过当时过去的三十年已经很小了。他提到了时任温总理当时演说中对于“民主政治”的定义:国家领导人是人民选举产生的,司法是独立的,新闻是自由的。贺卫方老师认为除了司法独立不是民主的应有之义之外,其他两项都是民主重要的含义。因此,他追问几个问题:什么时候可以直选县长?什么时候可以直选省长?或是从最高领导开始直选?


贺老师认为这样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是困难的。一是因为进一步的改革可能会“伤筋动骨“,触及到以前无法触及的禁区;二是我们依然面临梁启超提到的“政府部门分工不明确”的问题,临时性的部门往往具有比常设部门更大的权力,这种现象从军机处一直延续至今,结果就是“九龙治水,九龙都不治水”。他落脚点在他最关心的司法制度,他认为一个不公正的司法制度会让官民处于极度对立又无法缓解的地步,而当时持续了近二十年的司法改革面临着以“黑打”方式“打黑”的大倒退的威胁。


在问答环节,观众也把少数民族自治问题提给了贺卫方,贺老师则不讳言地批评了当时的民族自治政策,一是把任何少数民族维权的行动归类为“独立”,使得地方政府有机会以此为借口逃避任何政策的责任。二是少数民族仍然只是在权力体系中起到点缀的“花瓶”作用。政治局常委是九个老男人,权力的最高层并没有实权的少数民族。


讲座进行之时,贺卫方正在石河子大学支教,外界对于这次不寻常的支教安排议论纷纷,有人认为这是一次对于他之前明确表明政治立场的“流放“和惩罚。同样是那个时间点,”重庆模式“正风生水起,法学界对于看起来很得民心却违反法律程序的“打黑”争论不休,十年过去回头看,当时的喧嚣似乎已经以一种官方定论的方式终结,却又好像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继承。

四,    秦晖:十年后我可能在监狱里

秦晖老师一开始就认为预测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十年后的中国,还是十年后的我本人,都是无法预测的,十年后我是不是会在监狱里,这些都是没办法预测的。” 虽然预测是不可能,但是期待是可以的,这种期待不仅是一种中国人的期待,也是全世界的期待,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一种“普世价值”。


在演讲之时,对于普世价值的辩论正在火热,一些学者认为当时经济上突飞猛进的中国之所以缺乏“软实力”是因为中国被西方的概念,被普世价值牵着鼻子走,因而应该提倡“仁义礼智信”。秦晖老师坚定地批判了这种说法,他说,任何人都可以说反对普世价值,但马克思主义者不可以,因为没有其他思想家像马克思一样,在理论中包含了如此多普世价值的成分,比如“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说到“仁义道德”,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多只受过传统教育的礼学名臣到达西方的感受却是,这才是“仁义道德”。他们评价西方:“华盛顿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清代翰林福建巡抚徐继畬语),“彬彬然见礼让之行焉,足知彼土富强之基之非苟然也”(清政府驻英/法公使),而反过来,这批传统教育下的知识分子认为清政府“不仁不义”,“两千年来之政,皆秦政也,大盗也。“(谭嗣同)。秦晖老师总结说,不管是用“民主自由”的话语还是“仁义道德”的话语,对于事物基本“真善美”的判断都是一致的。多数人对于真善美的基本判断不会因为文化差别而改变。


既得利益集团可能会因为利益的影响而作出不同的判断,这与中外无关。例如希特勒就宣称德国的民主既不是苏维埃式的,也不是美式的,而是日耳曼式的民主。日耳曼式民主的典型特征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的领导,但最终这种日耳曼式的民主也灰飞烟灭了。秦晖老师接着说,未来十年会是如何,自己就不知道。


秦晖老师总结道,他始终认为历史是不确定,过去如何演变到现在,是不确定的;而今天会如何演变成未来,更加是不确定的。如果未来注定是万劫不复,那么今天的努力注定是竹篮打水;如果未来注定繁花似锦,那么我们大可以回去睡觉。未来如果很悲惨,那么我们既不能归罪于孔夫子,也不能归罪于秦始皇,很可能只能怪我们自己的努力不够。

五,    陈丹青:我没有什么期待,只有等的期待

陈丹青老师开场说,“我没有什么期待,我们这代人更多的是有等的经验。我们七十年代等就是“等政策”,什么是知青的政策能够下来,能够在离家近一点的地方插队;二是等毛主席什么时候死,我们都心照不宣,看眼神就知道对方在等什么,到后来等到了却又完全没有想象力了,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他自己现在也在等,等着什么时候能出变化。


陈丹青成长在那样一个环境中,经常听到的话是“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别人一天天烂下去”。他说他看到了很多东西一天天好起来,变化超出了他的想象,但什么会一天天烂下去,则是完全无法想象的。“我刚回国的时候韩寒18岁,博客刚开始流行,现在(2010年)韩寒的博客还在,aiweiwei的博客已经没有了,未来十年会怎么样,我完全无法预料。”他总结说,自己是一个想象力匮乏的人,不知道韩寒的博客明年会不会没有,也不知道刚兴起的微博会有着怎样的命运。


陈丹青老师也提到当时清华大学中的一则新闻,一位同学写文章批判“愤青”,认为新闻媒体报道的负面新闻都是偶发的,是只关注社会负面的片面之词,他说,未来十年这样的学生只会越来越多,大家不会觉得这是什么新闻。

六,    结语:我们还能想象下一个十年吗?

十年已过,那场讲座的预测现在看来有些显得过于乐观,有些让人惊叹其预见力。时常听见一句话,“2019年是过去十年最差的一年,也将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过去如何,个人自有判断,未来怎样,也很难断言,但我好像失去了对于未来想象的勇气,或者说,不愿意去想象,毕竟,当期望与现实的落差过大的时候,不去想象是一种更安全的选择。只是,不公正带来的代价会结结实实落在人们身上,尤其是那些发不出声音的人。


秦晖老师在最后的问答环节中说了一段话:“台湾有很长一段时间把“二二八”事情淡忘了,很多老人说我们被忘记了。怎么会忘记?匈牙利在70年代的时候非常繁荣,当时的匈牙利人整天盘算的是我到哪里去旅游,到哪里去度假。但是人的记忆是不会灭亡的,每一代的人都有感慨,像尼采就说上帝死了。实际上他讲的上帝死了和我们今天讲的天良丧尽是一个意思。但是时代的火种是不会灭的。“

秦晖《阶级新论》讲座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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