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病人

法学学生,加拿大/英国留学生,法律问题中尤其关注宪法/行政法,也关心中共党史/共和国史/政治哲学/性别问题/LGBT/两岸三地公民社会相关问题/民主转型问题/摇滚乐/电影

一个迷失在“正常化”时代的大陆人

We won't return to normality, because normality was the problem. -----香港示威者

1968年,苏联的坦克开进布拉格,结束了短暂的“布拉格之春”,随后直到苏东剧变,捷克斯洛伐克处于“正常化”时期,改革停滞了,改革者被除掉,取而代之的是当局不断保持现状的努力。2019年的今天,当香港局势越来越激烈,朋友圈和熟人间的民族主义情绪将要吞没个人的情感纽带之时,我想到是这个词。作为一个在大陆出生成长的95年的青年人,我的自由主义思想并不来自于家庭,很大程度也不来自学校,更多是2008-2012年间相对宽松的网络媒体,包括微博和人人;也得益于相对宽松的出版行业,使得历史类书籍和政治科普类书籍能够进入到我这个普通中学生的视野;当时的维基百科还没有被墙,在断断续续的连接中,我粗略地看完了中国近现代史那些被遮蔽的历史;当时元气大伤的南方系尚有批判的勇气和调查的精神,我记得有一年的新年献词被推迟,头版放了对于上访时“意外死亡”的钱云会的调查。所有的这些意外,建构了一个倾向于自由主义的头脑,即使这样的自由主义显得粗糙和肤浅。但历史给我开了一个玩笑,就像它曾经对80年代的中国年轻人/魏玛共和国的德国人开的玩笑一样,所有的希望似乎在这7年间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消失了,我们迎来了一个“正常化”的时代,一切似乎都按照党的意志和计划进行了,“杂音”被消灭殆尽,任何的反抗显得不仅毫无效果而且失去了意义,尤其是当民族主义将你的同学/家人/朋友/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变成了你的敌人,反抗显得不仅无效而且可笑。这种感觉在今夏的香港带来的又一波民族主义狂潮中达到了极点,当朋友圈被“我支持香港警察,你可以打我了”刷屏,当发出不同的声音不仅不能带来更多的交流沟通,而只能带来毫无意义的攻击时,越来越多自由派的朋友选择了沉默。

“政治性抑郁”成为了越来越高频率的词语,我想这种一是来自于被迫失语的状态,这种失语背后是想要抒发的情绪因为恐惧而无法抒发的无奈,也是对于公共讨论的希望的破灭。这种抑郁带来的“孤岛感”让人不断自我怀疑,“我是不是错了”,最近遇到了一些有相似遭遇的朋友,大家惊人一致地在得知对方与自己有相似看法时表示“原来我不是一个人”,是呀,在万马齐喑的时代下,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发言必须要小心翼翼,怎么才能知道有志同道合的伙伴呢?我并不想夸大自己遇到的抑郁情绪,它还远远达不到抑郁症的程度,只是在那些失眠的夜里,在那些走神的瞬间,在那些看新闻的揪心中,忽然升腾起那种无力与绝望感。我也不知道这样的情绪还要持续多久,毕竟利维坦的刀剑越来越锋利,老大哥的监视越来越无处可逃;想要躲进音乐中,李志,林夕,达明一派....... 越来越多的名字消失于播放器中;想要躲进影院中,不断撤档或是删减的消息让人无法安心,《我和我的祖国》等主旋律更是填满了大部分的银幕。或许,这种抑郁会越来越多,或许它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而我只能选择去适应这种情绪而不敢奢求它的消失。

作为大陆人,远距离地观看香港局势是一种奇特而复杂的感情。我既无法像香港人一样带入到“保卫我城”的决战氛围中,因为那不是我的城市,即使你对它有着多么深厚的感情或是期待,与其说它是你的城市,不如说它是你想象中的城市;另一方面,我又对于国内宣传机器宣传控制下那种大众带着真诚情绪的愤怒感到厌恶且恐慌,厌恶是因为我清楚地看见信息被扭曲,仇恨被制造;恐惧是因为,我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宣传是多么有效,以至于这些声音的至少相当部分并不是一种表演,而是那么多人的一种真诚情绪。同样时刻困扰着我的,还有对于运动中各种现象的评价,如果说香港在2014年雨伞运动之前的社会运动教育了自由/公民社会/结社自由/独立媒体的力量,那么雨伞运动就教育了我何为“公民抗命”,不遵守具体法律的行为在某些情况下如何反而是正义的,而这次反送中运动则在教育新的社会运动形式,以及不断将问题抛给我:“和平理性非暴力是否是社会运动唯一的正义形式?如果不是,那么一个有着暴力的社会运动如何能够正义?”我到现在为止并不能完全地回答这个问题,林三土老师和长平老师的论述让我反思“和理非”观念的形成过程和适用限制,也有原本在自由派一端的知识人选择站在示威者的反面,其中李佳佳的选择性无视已经在我心中失去了作为一个媒体人的可信任度,但张泰苏老师对于示威者“真诚的理想主义里掺杂着自我陶醉式的悲观;“被压迫”的愤怒与骨子里的优越感相互作用,发酵成极富攻击性但又充满自怜自艾的行动力;还有那不加掩饰的崇洋媚外与文化奴性。”的评价则让我疑惑,我感到因为学识上的差距而产生的敬重使我难以对这一论断做出判断。除了这些知识人以外,还有像小白的鹦鹉螺这样的学者对于示威者的部分行为提出批评,但整体上肯定运动;也有夕岸老师对于运动是否转为右翼表达担忧。这些不同观点让我对于运动有着极为复杂的感情,我整体上支持运动,也很能理解在自由日益受到打压和和平运动受到残酷对待后走向暴力的愤怒,但对于运动中部分的行为,如超出比例的私了等感到忧虑,同时,运动是否具有排外性质也更多的让身为内地人的我敏感。我无法不在感情上支持运动,当系统性的警察暴力可以不受到惩罚,当政府可以如此高傲地蔑视民意时;我也无法不在理性上支持运动,当这几年共产党对于大陆尚未形成的公民社会的打压愈演愈烈,对香港的承诺屡屡落空的威权表现不受到制约时。但终究我不是香港人,无论多么热切,这场斗争并不属于我,正如一个因为反对一切暴力而反对示威者的香港朋友在拉黑我之前说的,“你不是一个香港人,你不能感受到我的痛苦”;一个支持示威的香港朋友给我说过类似的话,那是当我们讨论烧人行为导致运动过激的危险时,他说“你不是香港人,你不能理解我们的愤怒”。是呀,我不是香港人,我是大陆人,可大陆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什么能让我感到身份认同与自豪呢?但我可以不是大陆人吗?那我是谁呢?

于是我想要逃离,在异国的求学过程中,涉及一个学习-工作-移民的计划。在异国的孤独中,有很多新的挑战,文化上的隔膜,职业上的未知,是否能够留下的不确定,以及因为无处不在的民族主义华人带来的恐惧。但我又能怎么做呢?回去吗?回去不仅不能做什么,还要面对闭嘴或是随时潜在危险的两难抉择。终究没有别的办法,终究只能在可能长久的流亡感中寻找新的身份认同/新的人生价值。

曾站立在布拉格的瓦茨拉夫广场,在那里,苏联的坦克开过,查理大学的学生自焚过,哈维尔在数十万示威者面前演讲过,如今那里又是新的抗议的发生地。“正常化”时代终究会过去,因为“正常化”的规训无法长久地弥补合法性的缺失和社会的矛盾,这是在捷克曾经发生过的历史。问题是:在“盛世中国”的“正常化”时代会持续多久呢?历史真的是进步的吗?会有一天,这个我出生成长的地方的强大让我无处可逃吗?抑或有一天它会轰然崩塌,如果有那么一天,一个缺乏社会组织的大国又有多大的可能走向一个光明的未来呢?而我身处时代洪流中,又怎么能分辨潮水的方向呢?我并不期待能回答这些问题,摆脱这些困惑的折磨,我需要准备好长期或者永远带着这样的困惑生活下去。希望这篇文章能给有相似困惑的读者一些启发,至少,“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活下去,像一个有尊严的人那样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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