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婉琦
江婉琦

小名珍珠。學人類學。本人很內向,內心很厚話,喜歡畫畫和寫作。 Email:p16028621@gmail.com

《民族學》課堂隨筆 — 人類學與殖民劃上等號?

(20181129第十一週:民族學的歐洲起源 — 德國)

這週上課談到了民族學的歐洲起源。以德國為例,從1618年開始的三十年戰爭、亞伐利亞條約、屁里牛斯條約,到1701年出現了普魯士王國,一個國家的概念誕生。十九世紀初現代國民教育、大學出現了,打從當時到當代,國民開始學習成為國民,民族學是一個策略。

有趣的是,德國對民族學的初探其實來自對於我群的描述,或者更精確地來說,是由民俗學到民族學。格林兄弟在1812年開始出版《格林童話》,2018年的《格林童話》是溫順近人的童話故事,但《格林童話》最早的初型其實是來自當時對德意志人民的民俗書寫,裡頭夾含著人性、性與慾望。而當時這樣的民俗書寫,其實也是針對閒來無事的貴族階層,因為貴族們好奇著庶民生活的樣子。

對德國來說,民族學、民族誌出現於民族主義和浪漫主義興起的時代背景。民族與國族的概念和意識出現了,我覺得我自己的文化是重要的。人們藉由強調「我自己」是一個nation,開始探索我nation裡的事物(格林童話),某種程度上,藉由這個探索民族學的行為(act),這群人試圖強調並證明自己的存在,建構出自己的民族和自己的民族學。

這跟我先前認知的廣義「人類學起源」很不一樣,也讓我對一直以來自己在思考的問題有了一些些解答。

台南的東南亞移工社群

在開始接觸移工議題之後,我的同事庭寬常常分享許多他在議題裡的觀察與認識,但他也對我訴說了一個擔憂:人類學源自殖民,他自己好像無法跨過一個關卡,當他在移工議題的領域久了、深入了解了之後,反而不會想要去研究他們。當我跟研究對象成了朋友,人類學的介入,是否會因為它與生俱來(源自於殖民)的權力關係不平等,讓我與原本真心相待的朋友有了隔閡,而原因只是因為要做研究?

我自己對台灣的東南亞社群很感興趣,最近我們和幾個議題組織的朋友們討論,正在籌備要在明年出版一本以「台灣的東南亞地景」為主題的刊物,但是有時在討論刊物走向、內容、子題的過程中,我又疑惑著:「我這樣會不會是一種窺探呢?」、「會不會移工朋友們根本不想讓台灣人知道他們的生活?」、「他們好像也需要保有勞動之外,自我的隱私空間,我這樣是否是揭露?」

這個問題讓我思索了很久。

去年九月參加中研院的人類學營,有學員一樣問了人類學跟殖民之間的矛盾問題,營隊主持人劉紹華(《我的涼山兄弟》作者)那時候的回應,我現在還是印象深刻。她說:「人類學常常會被跟殖民的剝削畫上等號,因此常被批評,這是因為人類學是一門跟人最相近、最相關的學科,我們無法不談人、不接觸人。」

最近我又對一位交大族文所的朋友詢問了這個問題,他則是對我說:「日本佔領台灣以來,原住民的土地被不公的奪取。但是到了當代,人類學研究會留下民族誌,藉由紀錄的方式,是可以翻轉體制的不公的。」

德國的民族學起源不是來自於殖民,而是自己,好像某種程度上破除了這個問題。隔週的上課,老師也對我的問題作了回應:「人類學走到當代,不是還是說我們是殖民主義的幫兇,而是要回到當代的任務來看。在過去的人類學研究,他們有他們在時代裡的限制,但是當時代過去了,我們其實不能拿傳統來捆綁我們自己。過去的學科留下紀錄,對當代的我們是一個很好的材料,但是看的時候要小心,我們可以重新用一種批判的角度來解讀過去的學科,並開始思考,怎麼樣回來解決當代的事情。」

我在筆記本寫下了這段話:「為什麼要學習人類學、民族學的歷史? — — 所有好的研究,都在每個時代的脈絡之下,回應著時代的需求。」

寫到這裡,我好像終於找到了我一直思索的問題的答案。就像瑪格麗特米德的《薩摩亞人的成年》和露斯潘乃德的《菊花與劍》,作為鮑亞士的門徒,她們在那個當代背負著對抗優生學的使命。而在這個2018年的當代,我們的需求是什麼?或許正是要繼續捍衛移工這個群體在體制上的不公,所以我們需要繼續書寫、繼續行動吧。

(但研究者還是需要時時審視自己的~)


(原文寫於2018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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