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婉琦
江婉琦

小名珍珠。學人類學。本人很內向,內心很厚話,喜歡畫畫和寫作。 Email:p16028621@gmail.com

《黑暗中的日常》,盲人、彩券、城市與紀錄片

華丹(左)與存全(右)

3月11日禮拜一晚上,馬來西亞朋友存全與華丹在燦爛時光書店放映他們的《黑暗的日常》紀錄片,存全和華丹是吉隆坡亞答屋84號圖書館的成員,因為前兩天在交大的文化研究年會來台灣發表論文,順道約了一起來書店放映。

《黑暗的日常》講述的是關於馬來西亞十五碑盲人的故事,片長約20分,是亞答屋圖書館《他者資料庫》計畫的延伸,但也在紀錄片裡面,討論了這群隱沒在主流社會黑暗中的視障者生活日常。華丹在台灣念了多年的人類學,存全在新加坡讀公共行政卻轉行當記者,兩人的觀點交織在影片裡,很有趣。

雖然影片不長,但是昨天的座談的觀眾背景非常的特別,有來自牯嶺街小劇場的姚立群、同樣來自亞答屋的藝術家區秀詒、台大人類學所畢業的人類學徒和同樣來自大馬的記者,其中也有一位紀錄片導演。這樣的映後座談組合讓討論的方向更多元,在相互不同的領域之下討論同一件事情,也有了許多更深、有趣的地方。

本來自己不打算記錄下文字,但是當騎車回到木柵的租處,會後討論的字句又紛紛浮現於腦袋,好想把昨晚的經歷、得到記錄下來,對於人類學、新聞、劇場、影像來說,議題的討論是共有的,各自思構的觀點,很不一樣。

日常

《黑暗的日常》討論了盲人的日常,對不了解盲人議題的我們來說,常常對他們產生一種既定的片面觀點,但是議題的認識需要由群體推衍到個人。片中的主角說,以前上學時常常被同學霸凌而被反鎖在小空間裡,他當時敲呀打的試圖要衝破那道門,但是校長從門外看見他這樣的舉動,卻覺得:「啊,這個人又在發顛了,他們就是這樣。」其實某個部份這段故事跟主流社會在理解少數群體的過程很像,我們是在門外看見他們在發顛,但卻不知道門內的他因為被霸凌而掉下眼淚。那樣的日常我們是看不見的,所以常常不知覺的陷入危險的單一觀點裡。

有觀眾發現了日常這一個特點,論台灣紀錄片歷史一定會談到吳乙峰的《月亮的小孩》,在台灣紀錄片發展進程當中,常常將弱勢族群導向一個正向的、樂觀的結論,視角常常會成為一種「盲人是可憐的,我們應該把他們帶向正向的、光明的那一面」,觀點從污名轉變到了同情,是有轉變沒錯,可是沒有意會到的是,認為他們可憐也是一件危險的事情,因為「可憐」也是一個單一的標籤。而《黑暗的日常》談到了日常的細節、在家中的生活、在路面行走時的狀況,從盲人視角談城市規劃明眼人眼中的漏洞,更重要的是它談到了死亡。當紀錄片不再是積極樂觀,而是反映現實和真實的情緒,是一個很珍貴的時刻。

誰買彩券

紀錄片呈現的一段主角Ken求神問彩券號的段落,是一個很真實又象徵的片段,骰子擲四次,得出四個數字,Ken用手機的語音得知這充滿神力的四個排列組合又在財神的眷顧之外,失落。是什麼樣的人會持續的一直一直買彩券?買彩券的心境究竟是如何?為什麼一般人買過幾次認為不實際、不太能中獎的彩券,這群人要這樣持續地買下去?姚立群在映後分享他自己在劇場與視障朋友工作的經驗,片中買彩券的段落讓他好有共鳴,在他身旁的視障朋友,真的就是這麼熱衷這件事情。他說視障者日常其實沒什麼花費,我們會買書、看電影、吃好看的食物,對他們來說這些物質根本不重要,反而是在他們的生活裡,他們花了大把的錢去熱衷買彩券這件事情,甚至有時視障朋友買彩券的金額加總還比他一個月的收入還要多,他很訝異、很驚奇,但也對這樣的日常現象感到能夠同理。

這讓我想到台南公園的彩券行,台南公園是台南移工社群很重要的公共空間,從火車站到公園,中間路程的街道開設了各式國籍的小吃雜貨店。其中在台南公園對面一間台灣彩券行就緊鄰菲律賓連鎖超市EEC。每到假日,我們常常看見彩券行外聚集著非常多的移工朋友,熱鬧得就像過年。其實台灣許多大型東南亞社群的彩券行也都是這樣。而且也不只是台灣,去年九月與Sally一起到新加坡緬甸移工聚集的柏齡大廈,我們看見大廈裡的商店街櫃檯常常吊上一個圓形曬襪子架,但是襪子架夾的不是襪子,而是一個個正方形的小紙張,後來才知道,原來那也是彩券。

對我來說,我只在過年收到紅包時,沾個喜氣蹭發財、買彩券,一年就僅只那麼一次彩券經驗。我只有在過年買彩券,那平常時候都是誰在買彩券?原來一直不放棄希望在買彩券的人是處於社會邊緣的人,因為有些時候只有,那小小的我們這類人不相信的太過微小的希望,才能支撐起他們在許多時候無以盼望的生活吧。

城市規劃

在看完紀錄片之後,有記者背景的一位大馬女生說,她在紀錄片裡一直思考城市規劃這件事情,在觀看的過程中,她回想起馬來西亞熟悉的街道,在心裡想著:「哇,回望馬來西亞的路面,時不時就有障礙物、垃圾、一個大水溝,這些盲人朋友到底是怎麼活下來的?」在講這句話的同時,也許正有一位馬來西亞盲人在路上踩空路面坑洞而跌落也說不定。在看紀錄片的時候主角Penny說出了她在路上行走的不便,當一位盲人撐著導盲杖出門,你可能會想,那不是有導盲磚嗎?姚立群說導盲磚根本常常引他們走去一個危險的地方。Penny在紀錄片裡還說,有時走著在人行道上,會被隨意停放的機車排氣管燙到腳。看到這裡的我很心虛,因為我也常常貪圖方便而將機車停放在人行道上……

華丹在座談的時候分享他們在田野調查和紀錄片拍攝的一年之間,吉隆坡十五碑的路面工程非常的多,但是令人訝異的是,在一年過後紀錄片拍完之際,路面工程竟然還在那裡。盲人在路上安全的權益似乎一直被明眼人的我們及政府所忽視,究竟誰才是那看不見的人?

講到馬來西亞的路面,也讓心虛的我想到另一件更心虛的事情。每每有馬來西亞、印尼朋友來台灣,他們總讚嘆著台灣的公共設施健全、路面較為乾淨,並反思著自己國家公共政策的不足。但是當我到了這些地方,當他們講著同樣的話語,我卻總是用一個很不負責任的回答告訴我的朋友:「不會髒亂啊,這樣不是很好嗎?混雜裡面有很多細緻多元的東西。」原來我過去一直回覆的那一句話其實很獵奇,某種程度和台灣批判的某群嬉皮文化的觀點很相像,我們都只是看見表面的東西。這當然是一個一體兩面的事情,整潔之後必然面對更深一層的問題(例如會不會是一種同化),不過我給出這樣不負責任的回答,卻是沒有看進馬來西亞的脈絡裡。我們無可避免地要面對新的現代化的秩序和事實,那在這個現代化的世界裡,如果一昧地去回望過去,其實沒有一點幫助,反而是我們要在新的秩序裡替不同的群體思考,用一種現代化的方式,想想接下來,路面該怎麼改善、盲人生活裡有哪些日常的制度我們可以更加注意。

紀錄片拍完之後的關係

我問存全與華丹,紀錄片拍完之後該怎麼處理與受訪者之間的關係?100個人類學家、記者、紀錄片導演裡,就有100個人會面對這個問題,為之苦惱過,甚至還在苦惱中。

這部紀錄片讓我想起我的世新學妹岱瑋,她在兩年前出了一場車禍,有大半年的時間都得依靠拐杖行走,但是有趣的是,那一年的她也申請了一個計畫,想要在身體受傷的時候理解跟她一樣身體受傷的人,她訪談了學校裡許多跟她一樣的身心障礙者。但是當計劃做完了、她的腳好了,她卻發現她自己很難處理跟原來受訪朋友的關係,我該怎麼做而不會變成在消費他們?特別是身心障礙族群,與他們一段時間的密切相處過程中,好像特別會有依賴的感覺,因為在他們平常的生活中其實一直很少人關心;好不容易有一個跟我生活很不一樣的人真心的想了解我,他拍完片子跟寫完文章後,難道不能繼續當朋友、載我出去玩嗎?

存全和華丹都對這件事情有很深的感觸,存全說因為自己還有馬來西亞、新加坡兩地可以移動,某種程度上迴避了這個問題,但是華丹的生活空間仍然是在吉隆坡,在假日時候,他說他還是時常接到主角Penny的電話,要他開車載她,但其實認識他們以前Penny都是搭uber。

我對這個問題一直都還是很困惑,前幾個月在政大看一部社會局的紀錄片《人家》,充滿官方正向色彩,映後座談有同學問了導演同樣的問題,導演那時說:「這個問題是你們學院自己的問題,一直斟酌在這個問題不斷討論是很象牙塔裡的作法。我雖然這段時間接了一個案子拍他們的故事沒有錯,但是我還是有我的生活啊,我可能有空還有餘裕的時候還是會去打招呼看望一下,但是我還是有下一個案子、我自己的生活要過。」《傷心人類學》講不讓你傷心的人類學就不值得一試,人類學研究倫理老師時時叮嚀要重視倫理,要禮貌、要有持續的互動,但是當一部紀錄片、一則報導、一篇文章完成之後,我們離開了密切關注相處的對象,在抽離的過程或之後,心裡總還是一直矛盾不已。

一位台大人類所的大馬朋友說,關於這個問題,事前的溝通協商是很重要的。最初我們與報導人接觸的時候,就需要講清楚我今天是要做一個研究、做一則報導,讓彼此知道會有結束的一天,然後我們再一起討論這件事情要怎麼做。一位紀錄片導演阿甘也說,他過去也拍盲人紀錄片,在一部片一部片之間,有時進也有時退,但是也要跟他們說:「也許我們最後會沒有結果。」事前的前提建立是很重要的。

時鐘接近九點鐘,拍手謝謝大家來。我以為這個問題的討論就到這裡,原本已經要準備收拾東西,姚立群和一旁的劇場夥伴與華丹、存全在前面聊天,我聽到了一些關鍵的字句,便蹭著坐在旁邊一起聽。

姚立群提出了一個我以前從來沒有想過的觀點:「為什麼我們一定要抽離?」姚立群分享在他們的牯嶺街劇場中,他常常跟視障朋友一起工作,而在與他們相處的過程中,他們常常帶給他許多他不曾有過的體會,他們確實會很熱切的想要繼續跟我們接觸沒有錯,因為他們很少接觸到擁有不同生活經驗的人,也確實跟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可以去吃大餐、買衣服等等。但是其實不用去想我要怎麼抽離啊,就去享受這個過程就可以了,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這樣的話,我擁有了一般人所沒有的跟他們接觸的生活耶,你可以看到在他們的生活裡面,是有很多衝撞和可能在裡面的。」

姚立群說,在所有身心障礙者裡面,盲人是很特別的一群人,他們與其他身心障礙者的經驗是不一樣的,在他們看不見的生活裡,我們可以看見更細緻的紋理、他們身體經驗的體會,很多時候,是我們在他們身上學習。「這個不是什麼身體論就能夠去解釋的,在劇場裡,我經驗到的是這樣。主流的論述是想著要去抽離,但我認為可以很放心的就去接觸,這將會是一個很特別的生活經驗。」

對啊,聽完姚立群的分享之後,對於這個問題,或者是我心裡矛盾的洞好像被打開了。為什麼我們不能這樣思考呢?而是要一直陷入苦惱倫理的無限循環裡?為什麼我們總是要想著去抽離,而不是想著繼續在這群人的身上學習?

我想著想著關上書店的鐵門,騎車經過景美與中永和,啊!這種心情好像台北的天氣終於放晴,思索已久的問題終於豁然開朗了。

感謝存全、華丹在短暫的台灣停留中到燦爛時光播映這部《黑暗的日常》。其實在黑暗裡,我們反而能看見更多東西。每次書店演講都會分享一句印尼俗諺,在此也想分享給這場講座在每個領域試著想與盲人、移工、無國籍寶寶一起發聲的每位工作者們:「每個人都有義務成為暗夜中的火光。」謝謝存全、華丹也成為了許多人的暗夜火光,昨晚我還夢見存全坐在夜晚的沙發上吃薯片,期望能夠快快放假到馬來西亞找你們玩呀!


(原文寫於201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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