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再做沉默的大多数

和父亲说起在读［朱令的四十五年］这本书，讲到因为朱令事件的敏感性作者不得不在台湾出版此书，他撂下一句“都是假的”，认定对方“不怀好意”或者“被不怀好意的人洗脑”。我心里一震，原来以为这只是一个对朱令事件的讨论，却炸出了意料之外的反应。偏见、直接跳入一个结论，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为什么会这样？我第一次意识到我和父亲的世界观价值观竟如此不同。

细想，我们似乎也从未直接或间接讨论过类似的话题，所以我们互相也从来没有尝试了解过对方的价值取向是什么、怎么看世界以及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潜意识里知道父母那一辈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很深，而具体哪些传统观念我又说不上来，为什么会受影响我也不知道。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我也在用这一个思维来绑架了我和他们交流的意愿。久而久之，就变成了至亲至爱之人仍互相难以理解。

更不用说是观点相异的陌生人，特别是成长于不同环境之下，一般难以立马理解对方。意愿和能力是相辅相成的，愿意理解可以促成愿意沟通，能够沟通才有能够理解的可能。与其坚持己见直接下结论，是不是可以保持开放的心态和好奇心，耐心了解对方观点背后的成因，也反思自己观点的前因后果是否失偏颇。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每当新事件或者冲突矛盾发生，我心切围观，按捺不住心中或彷徨或悲愤的情绪，但却如大多数人一般缄默不言，因为觉得无奈也似乎无力改变什么。慢慢的，我似乎迷失了自己的声音，成了一个麻木的看客。和父亲的这一个简短对话震醒了我，让我开始思考，我们是怎么形成今天这样的不同，而我的观点又是什么。

信息的流动

回看成长过程中的信息摄入渠道和表达途径，我想多少反映了一个人的三观构建过程。最直接的信息来源是你接触到的人，看过的书，和经历过的事。我也越来越觉得，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对其的三观形成有决定性影响。

父亲是踩着大饥荒的尾巴出生长大的一代，经历过文革、改革开放、计划生育这些大名词，也经历过家里欠债看病、吃不上饱饭、辍学打工供弟弟读书的普通苦日子。随着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改变，他遇到的是同个时代背景下一样为生计奔波的人，他看到的是政策的执行和经济的复苏，他在机会涌动中从一个穷小子挣扎变成了一个日子还过得去的中年男子，心里对党和国家是感激的。

对于少年的我来说，身边有老师、同学和父母，也有图书馆、书店和杂志摊。父母的辛勤努力让我可以从一个小县城到小城市再到大都市接受教育，让我接触到更多样的人事物。一位老师曾对我们说“你不一定要做个好学生，但一定要做个好人。”还有一位老师时常敦促我们要有批判性思维。我参加了学习之外的社团和学生活动，认识了志趣相投的朋友，阅读了让人思考的课外读物。从大学开始到后来出国留学就业，我终于可以自主选择拓展哪些经历，而这些经历又让我结识了不同年龄段、不同肤色、不同性取向、不同政见的朋友，听到了相似或者不同的人生、世界、价值观点。我能成为今天的我，心里对父母和一路上遇到的人们是感激的。

电视也曾经是主要的信息来源媒介。记忆里，从没有和家人谈过政治。茶余饭后准时响起的新闻联播节目也是播报员对我们的单方面输入，从未在我们的小家激起任何讨论。我猜，在父母的眼里我是个小孩，而我还在家的日子里又对时政毫无兴趣，究竟为什么，我不得而知。但有几次电视新闻播报，大概因为事件之大或是情绪渲染之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一是法轮功者自焚事件，胆战心惊，无法理解。其二是香港澳门回归，电视里都是欢声笑语，歌颂祖国。其三是汶川地震，连续几天的伤亡数字更新，目不转睛，悲痛不止。我不记得那时的媒体给百姓传递的是不是只有一种声音，也无从知晓许多报道背后的其他用意。但我记得7点新闻联播是几乎所有频道霸屏，也知道有些事件已成敏感词，有些事件已不了了之。

从新闻里听到“无国界医生”的时候，我对世界的概念还只是基于历史和地理课本里刻画的样子。“希望工程”宣传报上的大眼睛女孩儿，让我开始思考除了“报效祖国”之外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想，这是信息流动给人带来的启发。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意味着信息量的爆炸性增长，也意味着信息流动更广、更深、更快。

对于懵懂的我，一开始也只是看到冰山一角。真正接触网络应该是中学的事情了。那个时候流行QQ，和同学联系，和网友畅聊，甚至在网上结识笔友。论坛也用的很勤，看别人的文章，也经常发表自己不成熟的写作，在社区里互动频繁。那个时候对社交和社区的概念还是一知半解，只是觉得在虚拟世界里可以和其他人畅所欲言很有趣。那个时候审核的概念还不像现在这样如日中天。

到后来风靡的校内（人人）网，我觉得更多的是个人对自我的一种过分关注。入坑豆瓣后，标记分享书影音，结识兴趣相投的人，偶尔活跃在小组，满足了自我表达与社区归属的需求。博客也是我成长过程中一个主要的表达渠道，虽然其中掺杂了许多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无病呻吟和矫情，但也通过写作摸索着自己的所思所想。之后兴起的知乎和微博缩短了普通百姓与所谓“大神””大V“们的交流距离，微信却让信息的传播更局限于身边人或者网络熟人。随着社交网络的发展，获取的信息越来越碎片化，噪音也越来越多。

我出国后，国内的媒体和社交网络使用频率降低，接触更多Twitter、Facebook和Instagram。其实社交网络使用案例是基本类似的，但因为审查制度、信息来源、用户构成和文化背景的不同，造成了平台上内容多样性和信息流动性的巨大差异，也造成了不同平台的用户看到的不同世界、形成的不同观点，由此造成了恶性循环。现在的中国，舆论管控，审查严格，大部分媒体逼不得已站在同一个立场发言，早已丧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信息量从一开始的又多又杂转变为一个声音的“和谐”以及转瞬即逝的“内幕”。

互联网连接了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们，也把人们的各种特性集体放大了。善的人用它解决疑难杂症、共商全球性问题，恶的人用它左右误导人心、引发网络暴力。以前假新闻的概念并没有那么深入人心，现在不知多少人真正具备辨别新闻真假的能力——这个问题适用于所有人，不分国籍。

现在的父亲虽然可以熟练使用手机，但信息的来源大部份是朋友圈和墙内的媒体。我从未想过问他，是否知道墙的存在。我也从未想过，是否可以帮助他看到墙外的世界。

我感觉自己仿佛哑了

我认为，独立思考能力即是，在接收到多元信息之后，能够清晰地做出自己的判断，通过表象去挖掘看清背后的本质原因。即便看不清，也能说出所以然来。我逐渐意识到，我在专业以外的领域似乎丧失了这种曾经以为有的独立思考能力。在看到对某些事件的新闻报道之后，容易被渲染的情绪带着走；在看到不同声音之后，仿若处在碟中谍，感到迷失而不知该听信哪一方（或者双方又或者没有任何一方）。

近年来，我常有种不愿了解或者谈论政治经济的抵触情绪，对“国家”这个概念嗤之以鼻，认为应该“无国界”才好。深入想来，这是在不完全了解什么是国家、为什么有国家的情况下的天真想法，也是在不完全了解政治经济个中复杂而感到无能为力的逃避心理。这很糟糕，我不想再继续这样装蒜无知下去。

墙内的禁言和审查早已有目共睹，任何所谓敏感或者危害社会稳定的事件，总是被蒙上千层纱或者被隐形。几天前发生的杨文被谋杀案，前阵子的包丽自杀事件，之前发酵的刘强东性侵案，持续数个月的香港事件，乃至二十五年前的朱令被投毒案……每每听到或者重新读到这些事件，我总感到愤怒不安，痛心疾首，也感觉到深深的无力。随着时间的流逝，日常生活的行进，这些情绪如蜡烛一般慢慢熄灭。而当类似事情再次发生，心中又燃起了熊熊的烈火，是怒是哀，欲辨已忘言。

看到父亲的第一反应，让我再一次害怕。我怕信息不透明和不多元（甚至不真实）会让墙内的人思维越来越单一、被蒙蔽被操纵，也怕这互联网时代的闭关锁国最终伤害的却是百姓，包括那些至亲的人。而反思我自己呢，是否有努力汲取甄别各方信息，是否有践行独立思考和批判性精神，还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变相为这堵墙添砖加瓦？作为漂泊在墙外的游子，其实我是可以轻松站在高墙上看墙里墙外世界的人，我是拥有这片刻的言论自由的。我不愿再做看客，也不愿再保持沉默。

我心里难受，和父亲坦诚了我的担忧。沉吟片刻，父亲问我，哪里可以看到这本书，他想读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