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和民富2 极权 威权 税收 大企业病

威权君主不同于极权统治者，自身自有合法性。如果让人一人一票普选，无论是全民亦或者财产限制下士绅投票，朱家都未必不能保住皇位。但满清离开了文字狱和八旗的骑兵与大炮就会立即完蛋。然而，威权统治者不同于民选总统，在于“无代表不纳税”上。法国人也爱戴国王，前提是路易十六没有让他们缴税。民族社会认同君主的合法性，却不愿意为其服务，掏出真金白银。所以威权君主统治的最好方式，就是尽可能远离其臣民，最好在财税上都能做到自给，以享受其合法性带来的皇位稳定。

因此，所谓法家的统治，实际上只是战时手段，而不能作为常态。疲民，弱民，辱民之类的手段，目的是最大化控制社会，榨干社会的军事潜力，而恰好不是用来长久统治的策略。秦始皇和隋炀帝的下场众人皆知。一方面，战时军国主义制度导致了人民的贫困化，而贫困就意味着反抗。威权君主没有基本盘，野心勃勃的官僚，将军，社会领袖甚至宗室都在觊觎皇位，贫困的社会就是最好的理由和机会。另一方面，长期的战时体制导致的贫困化会极大的刺激人民的造反冲动。一无所有的赤贫人民和涌入军队的人民，就是天生的造反力量。被军事武装的贫民的造反冲动是最强的，陈胜吴广的例子就是明证。怎么可能秦朝一方面把民众全民皆兵，另一方面又认为他们不会反抗呢？只有“兵民分离”的满清—八旗当兵又富，汉人贫困却没有武装才能避免造反。只有活的过去的中产才会倾向于保皇。这一点秦末隋末的历史早已充分证明了。所以说到底，商鞅自以为的“维稳之术”其实是错的，而知识分子们不过是中二病一样的把黑暗的猎奇玩意儿当真了。

所以另一方面，一切极权体制的本质，都是拿最大限度榨干现有社会的财富，创造力和长远发展前景换取社会财富集中于统治者手中与服从。因此，极权统治既没有创新能力，也没有改良能力。通过学习敌人和与敌人博弈，极权统治才能创新和改良。如果有敌人存在，那么极权统治尚可维持。失去了敌人，那么极权统治就会迅速臃肿老化。就如同苏联军事工业靠“借鉴”美国，民用发展全靠偷窥西方发展道路一样。当秦始皇统一成功以后，秦朝的极权制度就迅速腐烂老化，首当其冲的就是其傜役制度。很多人都有疑问，为何以秦朝统一时的精明，居然不知道关中地区的“自带干粮前线服役制度”在关中意味着一年服役一个月，应用到楚地就变成了持续数年的苦役，而不稍微改革呢？道理就是如此：极权制度失去敌人以后就将失去一切改革和创新能力，哪怕是最微小的制度改革也不可能实现。一言以蔽之，“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法家制度只适用于战时，绝不可用于平时。

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成功的威权统治者要想坐稳皇位，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折腾”。尽量少依赖臣民、少从臣民那里取得赋税和劳力，享受自己的合法性带来的特权即可。那么自然而然，前提是和平。在和平的时代，君主还可以尽量打压贵族和官僚，少赋予其权力和自主性，以更好的巩固自己的权力。可一旦战争开始，统治者就需要钱和兵去打仗，需要征税，需要傜役，也需要赋予前线将军和镇压抗税官吏以自主权，王朝就危险了。

以东汉末三国为例。为何东汉王朝要用州牧代替温顺的刺史和太守？为什么东汉王朝几乎是刻意把德高望重的中央官和宗室派到地方充当州牧？这不是故意军阀化么？然而，此时因为羌人等蛮族入侵席卷西北，东汉政府需要钱，物资，征召兵和傜役来集结军队（所以有了灵帝卖官。正如大臣嘲讽司马炎的著名段子—恒帝灵帝卖官钱进入了国库，您卖官的钱归了自家暗示的原因一样），所以需要通过赋予地方官僚自治权和能动性的方式来让他们实现征集物资和镇压抗税农民的目标。换句话说，大部分汉人王朝君主都知道自己需要征税的唯一原因就是战争迫在眉睫，而这随之而来的巨额损耗几乎就意味着社会马上要动荡不安了，自己的统治也即将摇摇欲坠。怎么会有人愚蠢的认为一个汉人君主会刻意让社会处于这种动荡状态还觉得这有利于自己统治呢？这或许也是所谓“汉人不愿意扩张”，准确说是和蛮族打一场总体战以谋求扩张的原因。因为明智的君主知道这是取死之道。反之，如果有类似阿兹特克人之流的土著弱渣，几百人就能击溃，那谁会吝啬扩张呢？汉人自南越国灭亡以来，无论是孙吴亦或者统一的汉人王朝，都在反复扫荡“武陵蛮”“山越”之流，韩愈之类的地方官反复在广东等地传播“教化”，有一个儒生反对么？

上一篇文章说过，君主获取财税无非有四种方式。其一，征收农业税。这是最危险也痛苦的。对自耕农主体的社会征税，要付出空前的行政成本和百倍损耗。激起无数反抗。对士绅家族主体的社会征税，士绅们可以通过各种方法软抵抗，来硬的也容易造反。欧洲那样的贵族社会征收农业税物质成本很低，但贵族们在议会中索取特权付出的政治代价却很高。

其二，专卖和垄断。效率比农业税高，损耗也少。但不是每个王朝在每个时候都能把这笔生意做得好。上文已说，不再赘述。

其三，劫掠和圣战。蛮族君主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让对文明民族发动战争变的有利可图。然而，文明民族不能这么用，因为文明民族行政成本和发动战争的成本太高了，掠夺入不敷出。无论是掠夺另一个文明民族，亦或者蛮族都是如此。

实际上，和一般人直觉相反，西方各民族的殖民地如果没有金银矿和贸易上的便利几乎全是赔本生意。日本帝国在民国的占领区同样入不敷出，若没有汪精卫政权帮忙整合成傀儡国，占领区财政就足以拖垮日本。再比如英国硕大的北美殖民地，缴给伦敦的收入寥寥无几。法国的路易斯安那殖民地，带来的收入虽然没有“不及加勒比上的一个小岛”这么夸张，但若是抛去垄断毛皮贸易获得的收益，那肯定也是负的。至于20世纪“瓜分非洲”带来的全是经济上的负收益，以至于俾斯麦一直反对，这也是众人皆知的。

其四，因此，唯有金银矿和垄断海贸，这是损耗最低的来钱方法。一个金银矿，只要排出一个矿监，就能把收入大部收入国库。而假设一个君主的财权完全归属于自己，不用向臣民征税，那他的统治就稳固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纵使伊比利亚半岛在哈布斯堡统治下穷兵黩武民穷财尽，也少见起义。原因就在于国王“花的自己的钱”。

这一点，汉人君主也是心知肚明的。万历就曾经派人去吕宋寻找银矿。然而问题在于，中国一直缺乏金银等贵金属货币。明朝中后期数据显示，明朝一年银矿产量12万两白银。金矿可能更低。而明朝通过海外贸易民间从国际市场上流入多少白银货币呢？有些年甚至高达1000多万两。而自然，“无代表不纳税”。这1000多万两白银和明朝皇帝无缘了。也就是说，明朝虽然富，能让千万两白银流入意味着巨额农工商业生产能力的岭南—江南肯定远比此时连农业都破产，退回到半农半牧的西班牙要富裕。但论君主掌握的财富，明朝皇帝要远不如西班牙国王。这并不是说汉人创造的财富比西班牙要少，也不是明朝行政效率比此时的西班牙低，甚至也不能证明明朝政府比西班牙政府更“集权专制”或者“松散自由”。纯粹是一个客观事实—这里没有金银矿而已。亚洲此时的金银矿控制在日本手里，渡海远征世界第三人口大国—对方是一个贫穷的文明国家，长期在穷兵黩武的军阀战争中挣扎，技术也只比这里落后不到一个时代，那毫无疑问是不可能的。

那么除了金银矿还有什么办法呢？那就是海外贸易。无论是海关，还是过路税，亦或者政府主导的船队海外贸易，都是来钱的手段。更重要的是不比国营垄断本质上是从平民手里盘剥，垄断海贸损害的是商人和士绅的利益，这样就安全多了。

比如明朝的特产“朝贡贸易”就是其中一种手段。所谓朝贡贸易的实际运转过程很复杂，大概来讲是这样的：凭借着明朝的霸权，明朝取得了垄断性定价的权力。当朝贡国来贸易的时候，除了少数朝贡国上贡的免费商品以外，大部分商品—主要是西方人熟悉的香料等奢侈品都按照明朝官方的价格定一个低价强行卖给明朝政府，然后明朝政府通过高估自己“回赐”的产品价格，把一些账面价格高于贸易品的明朝商品和一文不值的纸币“回赠”给朝贡国，并在这个过程中赚得暴利。

我小时候看《张居正传》，对里面充斥的“胡椒苏木”印象深刻。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朝贡贸易的产物。显然，这些东西不是只为了满足皇帝的奢侈消费欲望，而是货真价实的消费品（此时的欧洲也是同理）。当然，明朝皇帝经常干一些拿香料给大臣发工资的缺德事。如果你熟悉腓特烈大帝颂的歌词“我们普鲁士人工资足额，那些法国士兵要拿头发油顶工资。”我想，你大概会对汉人王朝和其他民族近代王朝本质有一些了解了。这也就是为何刘大夏等官僚们痛斥“下西洋让民（官）不聊生，得此珍宝何用”的原因。因为这“珍宝”被黑心的皇帝拿来抵扣了工资，自然让他们痛恨万分。更准确来说，既然下西洋的财富属于政府甚至皇帝本人，那这财富对民族民间社会的官僚和士绅们何用？

同时，我们还知道，朱棣历史上干过很多事。五次出击蒙古，修永乐大典，迁都修宫殿，每一个行为都是吞金巨兽，但朱棣并无面临财政危机迹象。正如今日历史学家研究所知，朱棣的钱都靠下西洋而来。本质上来说，“下西洋”的本质和汉人海商自己去南洋进口商品高买低卖并无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汉人海商的行为难以抽税（在工业时代以前，收商品税是个大难题），而皇帝的船队得到的财富却可以收归府库。所以无论是西班牙葡萄牙亦或者明朝，都实行过类似的君主特许贸易船队制度。而正是这笔巨大的，“成本低廉”的财富，支持了朱棣日后的扩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朱棣的行为本质上和西班牙拿着美洲银矿在欧洲扩张哈布斯堡霸权并无区别。

也就是说，儒家官僚们其实无比清楚这一点。一旦君主拿到了大笔独立财源，无论是朱棣还是查理五世，他们都会去追逐霸权无限扩张，最终动摇国本—就算没有，这些财富也只不过会投入在大量根本掌握不了的土地（例如越南）上。因此，倒不如让君主过穷日子。毕竟钱总是花的光的。只是他们没想到日后财政紧缺货币的时候，皇帝又拿不出钱了，这也是历史的尴尬。

这里我想说一个问题。可以看出来，所谓“官营垄断贸易”的本质，无非是政府把士绅海商们赚的钱自己赚走了。从这个角度来说，假如明朝官府在朱棣时期海外贸易年入三百万两白银，万历时期年入五十万两白银，能说明中国对外贸易能力下降了么？不然。只能说明政府贸易能力下降了，其空余被民间填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拿政府在贸易中赚钱数量来论证汉民族在大航海时代的“衰落”自然是可笑的。因为政府赚钱数量和民间社会贸易能力自然是不成正比的。

但是问题还没完。有人问过我三个问题：

1，朝贡贸易是坐在家门里收钱，为什么明朝皇帝既然知道垄断贸易的好处，不继续排出舰队主动下南洋去获得财富呢？或者说，明朝政府为什么后来放弃了维持常备海军和舰队，将海贸的利益拱手让给私人呢？别的不说，若是能将中日贸易国有化，明朝政府也能攒起空前的财富呀！

2，如果坐在家门里收钱，为什么明朝不建立一整套海关制度，收商业税，坚持海禁，而是依靠朝贡贸易那点可怜巴巴的钱呢？

3，明朝有没有可能向美洲扩张，获取更多金银呢？

关于这三个问题，请看下篇《“海禁”的博弈》。

作者：汉之声专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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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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