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和民富

这是一系列文章，旨在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1，为什么西班牙与荷兰看起来比人口一亿五千万的大明“有钱”？

2，为什么明朝“没有”大航海？朝贡贸易本质上是什么？

3，所谓中国历朝历代的“土地矛盾”是个什么情况？

4，汉人王朝“正常”发展结果（也就是没有满清干预）下，应该是什么样的？

在此之前，建议阅读一下论朝贡贸易的知乎回答，掌握一些基本知识。

一，民富和国富

民富和国富是两个概念，两者完全不同。民富的意思是民间社会有钱，国富的意思是政府/政权/君主有钱。国富不一定意味着民富，因为国家可能对民间敲骨吸髓盘剥效率高/盘剥力度大。民富也未必意味着国富，因为政府可能未必有能力把民间财富收上来/集中起来。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16世纪的西班牙国王—准确的说是卡斯提尔王国政府是最有钱的，因为他们垄断了拉美的金银矿，还从殖民者在美洲掠夺印第安人的财富中分了一杯羹。但是，西班牙被流入的巨量金银拉高了物价，搞垮了本国工商业和农业，反而导致本国民众的贫困化。而涌入的货币和需求，促进了西欧其他地区，特别是英格兰和尼德兰工商业的经济发展，这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那么这里就有个问题了，为什么西班牙国王“富裕”呢？难道墨西哥的金银矿，就比江南的万亩良田产出更多财富么？

二，税收和损耗

《中国经济调查》举过这么一个例子。在废除农业税以前，中国农业税的征收法定标准是这样的：根据农民农产品卖出所得确定，收入越高，征收越多。然后在现实应用的时候，好的话是一刀切征收人头税。导致很多歉收或者遭遇困难的农民入不敷出。不好的话，就是征多少税都看村干部一张嘴，说征多少就征多少，然后农民只好铤而走险。

有一些官僚责问当地村支书为什么一刀切收税的时候，当地村支书这么回答“县里做过试点，秋收以后县里组织工作队下乡收税，跟踪每个农民出售农产品情况，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对每个人收税，然后共计征税8万元，农民们也表示满意。然后工作队交通费，误工费，物资损耗成本是多少呢？正好也是8万元！”

这是在有电脑，手机，固定电话的20世纪末，而且是在以空前比例的官吏数量著称的prc（《中国农民调查》认为21世纪初头几年，按广义上财政供养的都算公务员来算，prc官民比1:17），收农业税都这么困难。可想而知几百年前是个什么情况了。想要“公正合理的”收税，几乎是不可能的，损耗太大。好的话，最后都会变成“一刀切”的人头税。

那么“不好的话”会怎么样？举个例子，唐朝有过“两税法”，根据农民贫富划等征税。而划等标准谁来定呢？自然是官吏去订。结果就是官吏们为所欲为。有钱贿赂的，就是交税少的贫困户。没钱贿赂的，就是“富户”。最惨的，就是无力对抗公权力的自耕农。最后农民选择把地寄献当地有钱人去当佃农，这样才能活下去，逃开政府的赋税。而唐朝的官吏们在这个过程中自然赚钱赚到手软，唐朝中央政府也笑纳了官吏们上交的赋税，可谓“双赢”！就好像西班牙殖民者掠夺阿兹特克金库，向国王上交了银子，双方都满意一样！

我们由此可以得到三个结论：

1，农业税征收是有很大成本的，甚至可能会入不敷出，连负责征税的官吏工资都抵不上。第一个结论可以推出一个悖论：官吏少，那么农业税征不到。可官吏多，工资成本又高，又得征收更多农业税才能补足官吏工资。少了多了，都不行，还是恶性循环。

2，农业税的承担者往往是自耕农。佃农自然不纳税。然后有土地的人，面对农业税的重压，只有足够强大的家族，靠着金钱贿赂和暴力威胁，才能迫使税吏们不敲骨吸髓盘剥殆尽，甚至通过寻租的方式来减免税款。而一家一户的自耕农作为原子化个体，无力抵抗税吏，在税吏面前会很容易破产。破产以后就会成为佃农，逃开了纳税问题，然后剩下的自耕农继续倒霉。由此而论，可以得到两个推论：

A：汉人农民最大的敌人是公权力和其税吏，所谓“土地兼并”的本质是自耕农无力对抗政府，只能选择成为佃农。这点在唐人文集里屡见不鲜。唐朝记载了一个农民从自耕农选择成为佃农的经历就是这样。他在政府农业税标准下，自己虽然负担沉重还能过得去。问题是政府还有各种各样的摊派，傜役，官僚的迎往送来也得让自己出钱。他思前想后觉得亏本，把地卖给地主，自己当永佃户，除了地租以外都是自己的，划算多了。

B：明朝以后租佃制在江南极度发达，土地关系极其混乱，大多数农民都是自有地+永佃地+短期租赁土地兼有，政府官吏再也无法捋清农村土地问题。同时宗族发达，通过集体抱团的形式抗税，也保证了经济持续增长。

明朝鉴于之前农业税的情况，自朱元璋以来就实质上征收定额农业税，纵使人口增加也维持明初人口5500万的征税额。这样一来，当地一家一族拥有大量土地，征税额却不多，官吏只需要下乡摊派给几个大族大姓，然后族长再把每族几人份的税收均摊给族内几十个人即可。这样确实对政府和人民都有利，在农业税问题上达成了平衡。

实际上，农业必定走向租佃制。因为只有士绅地主“可能”（只是可能，还得是在和平时代/本民族政权下）有能力集体对抗君主和政府的盘剥。如果我们理解了美国独立战争的本质是清教徒士绅（18世纪的北美的工商业无足轻重）抗税，我们就能理解民主怎么来的。士绅地主们集体抗税，“无代表不纳税”，要求政府给予他们政治权利（自由）和政治权力（自选当地政府，无代表不纳税），然后凭借着燧发枪的普及来建立一支民兵对抗政府的正规军，动员的是租种自己土地的佃户和自己社区的其他自由农民。这就是独立战争的本质。

3，盐铁和银矿

明白了农业税征税难度大，损耗大的道理，就明白为何汉人王朝往往“民富国穷”了。以生产总值论，唐明的汉人社会很富裕。但是富裕不代表政府有钱。而且越大的民族社会，一个垄断排他的统一政府需要的人手就多，支出就更多。政府试图征收一块钱农业税，会导致官吏们十块钱寻租，产生一百块行政成本，最后造成社会一千块损失。而农业税征个几轮以后，再富裕的社会也折腾穷了，农民起义也会接踵而至。按秦晖研究，自古以来农民起义都是对准政府的。农民起义者的诉求，无非两个。其一均田，其二免粮。免粮就是不纳税，若是不纳税，那自耕农自然好于佃农。结合起来看，自然明白农民诉求是非常聪明和现实的。

这个问题，其实对其他民族历史稍有了解的也很容易明白这个道理。比如东罗马帝国的收入，很大程度上都是商业税，特别是君士坦丁堡的过路税。难道希腊的农业产值加起来不如去君士坦丁堡的商船么？可征收前者的成本，对帝国来说远比后者高。一个道理。

所以，政府往往会尽量依赖其他税源。盐铁专营就是例子。唐朝的时候，按资治通鉴说法，盐税占政府收入2/3。并非是盐业产值比农业产值还高，纯粹是政府收税更易罢了。然而，专卖。或者说国家资本主义的统制经济，虽然比农业税收税损耗少，农民因此好过一点。但搞久了但农民的负担也未必轻。到了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登峰造极，盘剥无孔不入，专卖让农民挣扎于死亡线上。著名的“斗米斤盐”就是例子，简单来说就是政府专卖控制盐价，规定一个盐和米的比价，米价上升盐价也上升，从而把农民的收入全部榨干。类似的专卖制度，宋朝有几十种。不仅如此，国家垄断时间长了，大企业病和垄断病就会发作。垄断就会低效化，寻租和损耗再次开始猖獗。比如刘晏在的时候，唐朝盐税体系运转良好。他死了，就开始低效化。越低效，收入越低，政府就会加强盘剥加重垄断程度，人民越发苦不堪言。而东罗马那边呢，政府效率下降后，政府索性把经营权外包意大利商人。短期内有利于恢复财政水平，长期最后自然是饮鸩止渴的下场。

当然，古代财富大多数是农业产出，完全不收农业税，纵使财政上没问题，现实中也必然导致崩溃。北宋灭亡的时候，府库中钱币还是堆积如山，但因为北宋经济被政府自己折腾的濒临崩溃，物资（粮食，牲口）匮乏，空有钱却买不到东西。而明朝政府自张居正改革以后，把无数白银运到辽东。奈何银多物资少，当地士兵还是吃不饱饭。这问题是几乎无解的。

说句题外话，宋朝的经济结构堪称是统制经济中最离谱的之一，如果说统制经济算是计划经济改良版，那我完全无法理解中国自由派普遍对宋朝有莫名其妙的好感，又对自由放任的明朝莫名其妙的恶感。难不成他们喜欢的是“自由的政治”（指士大夫优待），“专制的经济”（指统制经济）么？

考虑到自由派的普遍大院身份，我倒是又有点理解了。

四，解决方案

众所周知，法国大革命能发生的本质原因是法王遇到财政危机，不得不召开三级会议向贵族，教会，有产者伸手要钱解决。波旁法国在黎塞留以后是个很像唐宋的朝代。国王依靠着大量的国营工场和垄断专卖过活。如果不是因为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为了法国的星辰大海四处出击耗尽了财力，大概君主制还能维持下去。当然，时代变了，此时法国国王也不能像他的父祖辈那样公开抢劫首都商人（貌似唐朝皇帝也这么干过）。不像可怜的明朝皇帝，只能靠着太监和特务去苏州向士绅们掠夺，然后被市民们打跑。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业税问题”是普世的。更确切的定义是：民族进入工业社会以前，由于农业税的高征收成本和高社会损耗，政府征税困难。这就意味着政府寿命有限，会很容易陷入灭亡，亦或者地方割据分裂（即近代社会以前，政府无力征税，授予地方势力权力，对方演变成军阀/贵族）或者民主（近代社会以后，士绅们成为地方主流，士绅们通过妥协博弈演变成民主）二选一。那么农业税问题，最后无非三个解决办法。

1，自由民主。无代表不纳税，政府授予士绅权利，建立地方议会，然后让他们主动纳税。英国与荷兰模式就是这样。

这招在近代确实是有用的，燧发枪普及以后确实变成了一个解决路线。可以说也是正路。

不过，这一招在近代以前就没用了。罗马帝国时期就有了地方议会和自治城市。议员们都是地主，向罗马缴纳税赋，然后在罗马保护下在城市中当家作主行使权力。看起来和近代以后完全一样。可惜的是，随着三世纪危机到来，罗马经济衰落，议员们往往入不敷出。纷纷放弃议员身份，出卖土地逃亡。整个过程和中国自耕农如出一辙。

到了中世纪，这一点照样发生。东罗马给威尼斯等自治城市自治权，议员们倒是没有因为破产放弃身份，但是发现自己在城市中当家作主用不着服从远在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导致了离心和独立。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为了对抗诸侯，授予了一大批帝国城市自治权。而他们照样不愿意交税。

说到底，只有民族社会到了近代阶段，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市场，然后士绅们对统一国家认为有利可图，同时自身财产在经济发展中有保障，议会制度才能实现。

另一个问题在军队上。如果士绅们无力当家作主，组成一支军队，那么他们是不可能相信君主的承诺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冷热兵器混合时代的议会制度并无用处。谁都无法和君主的正规军的骑兵和大炮对抗。如果某个士绅太强，那么他就可能如同克伦威尔一样演变成独裁者。只有这样的制度下，才能产生士绅的民主：1，必须是近代社会。全国统一，工商业发达，士绅们对经济预期发展好，更希望于民族社会统一。2，此时恰好能让士绅们各自也能轻而易举拉起一支部队，同时又让部队们的质量因素接近，不至于让某个人的军队取得压倒性优势。在这个情况下，士绅们就不会倾向于割据自立陷入无限的混战中，而是希望以议会的形式实现妥协和统一。

2，死扛。死扛的意思是靠国家垄断的产业作为税源死扛。越接近工业时代，农业税影响越小。法国试图如此，但是玩脱了。

理论上来说，假如满清没有完全成功，中国陷入两百年混战，最后1750年的时候一个汉人王朝才勉强统一或者拿下南方，那么在残酷战争中形成的战时军国体制和国家垄断的工商业，或许可以在100年内保持一个比较高的效率和较低的损耗，然后在工业时代维持君主专制。

欧洲有些民族，比如奥地利和俄罗斯之类有庞大的贵族阶层。贵族阶层自己建立地方议会（杜马）或者类似于匈牙利议会那样的贵族议会，君主向贵族阶层征税，贵族盘剥农奴，这样也能蒙混过关。

不过汉人贵族阶层唐以后就不复存在，君主实质上是孤立无援的。这条路，很难走通。

从这个角度来说，汉人王朝等于时时刻刻处于三级会议召开前的财政危机状态。皇帝“没有”（纵使有过，也在漫长的时光中染上大企业病慢慢瓦解崩溃掉，失去作用）垄断产业，也没有金银矿，当燧发枪瓦解了皇帝最后的依靠—边军以后。除了向士绅们乞讨，交出自由和权利，他还能干什么呢？

第三条路，就是下一篇文章要说的了—金银矿和海外贸易。不像原本就是繁难，随着社会发展越发困难的农业税。也不像随着经营会日益低效的垄断。金银矿和海外贸易垄断本质上是坐地生钱，就如同海湾国家卖石油钱一样。

作者：汉之声专用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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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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