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考哲学博士失败经

众所周知，我这学期在备考哲学博士。

——我不知道这件事为何变得“众所周知”了起来，事实上我没有和很多人说过这件事。作出如此大的改变决定，我总是内心忐忑、焦虑忧愁，觉得自己实在无法胜任，九成九的可能要黯然离场，只能谢谢参与。因此，我和大多数人说的都是“暂不方便透露，如果万幸能够成功，届时再与大家分享”。

但确实是最终众所周知了，我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都知道了我如此轰轰烈烈的决心。我倒很想有点儿特异功能，把这个背后传播的人揪出来，从社交名单里拉黑。可惜嫌疑人太多，一时不知谁的嫌疑最最大。只好一视同仁地在内心扣分，默默疏远。顺带一丝无可奈何的恼火：人类真是嗜好消费他人隐私，在窥伺和品评他人中建立生活的快感。我不知是唯有秦地的人如此，还是one world one nature。

最终的结果是失败，某种意义上的遗憾落选：招生名额是5人，我是第6名；某种意义上的命中注定：毕竟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事是，博士不是按分数来的，考试也不是真考试。我是第6名，不是因为我考了第6名，而是因为我应当落选，而我又是落选人中最优秀的而已。这个位置不是我拿到的，而是我被放置的。

但在这个过程中，我的人格力量倒是成长了非常多，非常有记录下来的价值。

首先是我作为一个法学硕士，为什么会产生考哲学博士的想法，这可以从非常遥远的时候说起。我高中入校时，见到学校的图书馆高大气派，外面贴着很漂亮的深绿色玻璃。我从小喜欢读书，也喜欢白日做梦。于是当年的我幻想着，在我的高中三年，我能在这样的图书馆里，像青春小说的女主角一样，坐在巨大的落地窗前边晒太阳边读书——这么大的图书馆，一定有很多很多的书。结果后面幻想破灭了，其实那栋楼是行政办公楼，只是贴了图书馆三个大字在外面罢了。严格来说里面只有两间教室大小的空间用于藏书，字面意义上应当属于图书室而非图书馆，而且这两件图书室也在建筑的最深处，和我有关深绿色落地窗的展望毫无关系，我的人生与小说女主角的联系也就此被现实无情切断。

于是我开始顺着大人们的说辞幻想：等高考结束就好了，等上了大学一切就好了，我就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读书，读很多很多我想读的书。我那时没有什么特定的爱好，只是单纯的喜欢读书，想读很多书，越多越好，只要别人说那是本好书，我就会想去读，哪怕难一些也不要紧，我愿意啃一啃，我喜欢学习，只要学到东西我会觉得很快乐。

上大学之后，开始加入读书项目，跟着老师读书。那段时间可以称之为我人生的至暗时刻：我原以为我会陷入单纯的阅读的快乐中，每周的书单都是艰深的原典，我毫无实现的了解，也对那些主题没有兴趣，全凭对阅读的一腔热情去读，很快就因为太难太难而陷入倦怠，却又因任务无法完成而陷入焦虑，无法动手做别的事，那两年，我读的书很少。因为太忙碌和焦虑，我甚至开始不愿意读书，觉得自己其实不喜欢也不擅长读书了。

后面一年则是忙于考证与考研，直到我快毕业的时候，一切尘埃落定，我才真正开始拥有了大量的闲暇，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当时我最迫切想要做的事，就是读书、泡图书馆，那是我在青春期就有的梦想，却直到本科毕业时才能实现。现在回想，我会认为更大的责任在于本科教育机制，使得学生们疲于奔命，没有自己的时间，无法静下来考虑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也没有那个时间成本去享受爱好。很多东西在面前引诱我们，或者在背后推着我们，一直奔跑、奔跑，不许停下，不许思考。

我那时泡图书馆是最单纯的方式：每个阅览室都走遍，每天闲逛，看到感兴趣的书就抽出来找个位置坐下读。就这样慢慢地恢复了我对读书的兴趣，重新建立了读书的习惯。大概也是从那时起，开始了我每个月5-10本书的生活，一直持续至今。在这三年里，我逐渐从坚定自己喜欢读书，到坚定自己擅长读书，再到坚定能够把阅读和思考作为我的职业。这是很漫长的过程，我中间有过非常长时间的犹豫和反复，但最终我还是跨过去了，我发现我最喜欢，最擅长的就是思考，而读书是思考的一部分。

随之而来的是我发现虽然身在大学，但大家并不喜欢思考和追求真理，而是忙着追求一些别的东西。这使得我理想的学习生活实际上即使在校园，也是很难实现的。于是我的解决方案是，我想对得起我的学费和我辛苦得来的硕士学习的机会，最大限度地使用我能够接触到的学术资源。我把一部分泡图书馆的时间抽出来，参加讲座，旁听很多课程。本校的也有临校的也有，只要题目有一点点兴趣，我就会去听，喜欢就下次继续听，不喜欢就立刻起身走人。我心里想：也许我人生只有这三年可以放纵，可以如此接近学术中心，那么我要利用好这种稀缺资源。履历可以后面再刷，学习的机会却是无法重来的。

我是这样在二年级时，走进了哲学的课堂。哲学相关的书之前零零碎碎读了一些，但没有系统的读，而且我当时的主要兴趣在社会学上，哲学对我而言是“隐隐约约有听说过但感觉难度太高，我不可能胜任”的学科。我是抱着纯粹的学习者心态去蹭哲学院的课程的。

先是去听了《宗教哲学经典选读》，因为我当时对于神学教义和法学教义的联系很感兴趣，于是顺带着想旁听宗教相关的课程。运气非常好，一去就遇到了很负责的老师。因为课程是不需要考试而是通过论文考核的方式结课，所以老师说“也不必在意你们听不听得懂”，就放开来讲，并且告诉我们，听不懂是很正常的，需要经过长期的学习和浸润，才会逐渐接近问题的答案。于是课程的内容信息量非常大，每节课都能学到很多新的东西，或者将我以前读书半懂不懂的地方提点一二，脑子里很多之前滞涩的点都开始慢慢想通。有时老师一个停顿，下面的学生甚至会说：“刚才那段完全没听懂！”于是老师笑一笑，又倒带回十分钟前，把内容再讲一遍。在这样的课堂上，我仿佛进入新大陆一样的惊喜：原来课程的内容可以如此丰富又深入，原来直接说“听不懂”是一件稀松平常不需内疚的事。以及我发现他们听不懂的地方，我是能听懂的——过去有友人告诉我，我比很多哲学专业的人都要强，我以为只是他对我的滤镜，但这样看来，起码我能达到哲学本科生的中上水平，那也很不错了，是值得高兴的事。

由于我是旁听，毫无分数压力，全是陌生人也没有社会关系的压力，因此反而成为课堂上最活跃的学生。不懂就问，不同意就直说，不理解不接受就直接say no。于是与老师结缘——我的另一个好运气，遇到一个欣赏热爱质疑与追问品格的好老师——邀请我担任下学期哲学英语课堂的助教。

当时接下这个任务，是因为确实感兴趣：主题是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的自然哲学，而阿奎那在我当时的兴趣领域（中世纪哲学）范围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节课我要协助的老师是一位不会说中文的美国人。我当时想，天呐，哲学加上英语，都是我缺乏自信的领域，第一反应就是拒绝逃避。但是我太讨厌自己热爱逃避的胆怯性格了，我希望自己勇敢一点（所以当时也尝试了漂发），所以决定接下这份任务，逼自己踏出舒适圈一把。在无数次焦虑“我真的没法胜任这份工作”的时候自我安慰：“既然是被邀请的，那么搞砸了应当由邀请人负责！”

这次助教工作的圆满结束，使得我确信了我远比自己以为的要优秀，缺少的只是一点自信和勇气罢了。当时哲学院的老师说我有天赋，很适合继续学业，我则表示了我已经对大学生活彻底失望，对功利喧嚣的校园失去兴趣，宁愿直接去参加工作。老师说，若你愿意，我有一个合适的人选推荐给你，一位不追求功利、低调单纯、对学生认真负责的学者。

当时很懵——我进入哲学院的课堂不过半年，就已经遇到了太多太多让我快乐的事：好的课堂、好的讨论氛围、平等自由的环境、尊重我欣赏我的老师们，现在则是从天而降一份厚礼在我面前，也许我想要的生活并不是幻想，而是真实存在于只要努力，就有希望到达的远方。

但跨考哲学博士，毕竟是一个重大的决定，于是我回去仔细思考了一下。越想越觉得，这好像就是我最想做的事，我从未感受到我有如此坚定的决心想要达成某种目的。在下一次遇见老师时，我问出了我最大的担忧：我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哲学教育，也没有把大量精力放在自学哲学上，也许我的基础知识体系太差，做不到这件事。老师则是很坚定地回答我：完全没事，你比绝大多数哲学专业的学生都更适合学哲学。

好的，既然这样，那么就开始着手准备吧。我当时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买了梯利《西方哲学史》回来读，一天读一个小部分，二是去临校那位我希望报考的老师的《西方哲学史》课堂听课，每周一节。因为读书的进度领先于课程进度，因此书读起来有些痛苦，有的哲学家我之前有所涉猎，读起来还算轻松，大多数则是从未接触过（因为我之前的阅读大多停留在他们的政治学说之上，对于形而上学、认识论的部分都是很陌生的），读起来很艰难，每天都觉得大脑在燃烧，这也是我每天只读10-20页，不再多读的原因，太多了消化不了。相对而言，听课是较为轻松的，算是巩固以及对读书不理解地方的贯通。

中间出现一个插曲，就是哲学院的另一位老师表示我的学术兴趣和能力可能更适合去做伦理学与政治哲学方向，而不是我准备报考的外国哲学方向。理由说得非常动人：“外国哲学集中于解释的工作，希望能够将哲学家的话语更清楚地解释出来。但我认为你的能力和野心不会甘心于做一个解释者，你的思维方式是哲学家而非哲学学者的方式，你能够创造理论。”并且老师向我推荐了一场分析进路的伦理学研讨会，让我去感受一下。我去了，和我的契合度极高，无论是关注的问题或是讨论问题的方式，都是我完全习惯并且喜欢的。但是会场内发言的都是男老师，打杂的都是女学生，言语间是不是开一些性别歧视严重的玩笑，这种氛围让我很不悦。我不知道外国哲学的氛围是否与伦理学同样糟糕，但我想，至少不会比这个更糟糕了。我无意批判或是改变这样的氛围，只是作为一个微小的个体，我不想进入这样一个学术领域，每天都要被高强度地冒犯，我不想过这样的生活。相比而言，外国哲学也许不是我最喜爱的，但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我更想选择这个更安全舒适的次选，而不是一猛子扎进伦理学令人窒息的氛围中。当然，我的这种退而求其次也包含着一些愤怒的：如果我是男性，这些东西我根本不必纳入考量范围——我只需要不和他们同流合污，不成为加害者的一员，做好自己就好。但我是女性，我是这种氛围的受害者，所以这点对我很重要，我不得不考虑。

但是我当时没有和老师直接说这件事，老师很热情地帮助我，说有一位政治哲学的老师，可引荐我见一面。我当时也做了一件很突破我以往心理障碍的事，我对老师说：“可是别的老师已经将我引荐至外国哲学那位老师，我不知道再去见政治哲学的老师，这种行为是否合适。”

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但却是我之前从未做过这样的事——我在坦率地表露“我不知道该怎么做”，甚至暗含了“我希望你来告诉我怎么做”的求助。在之前，我可能只对极度信任的个别人，才会暴露我的脆弱与无助。大多数时候，我会因为不懂得如何应对而直接逃避或是拒绝，我会认为什么都不做总比做错好，直接失去机会总比努力之后失败更好。我不相信我自己能够做好事，我害怕让别人知道其实我很差劲、不懂得很多东西，我也极度恐惧失败。

我迈出这样关键的一步，当然也不是一种异想天开的飞跃。我花了很多年与自己和解，先是与软弱无能的自己和解，坦率地告诉自己“我就是很平凡怠惰的普通人，我没有任何过人之处。”然后开始能够告诉周围的人：“我不行，我不懂，有事不要找我，我是靠不住的。”再之后则是有勇气对外界表达我的想法。我曾经因为担忧自己的想法过于幼稚不成熟，让人一看全是漏洞，而不敢开口说话。后来也许是因为看过几次病（身体上的疾病），逐渐积蓄了一点儿厚脸皮，觉得小病小灾都是很常见的，想法上的错误同理。医生什么样的病人没见过呢？老师什么样的学生没见过呢？我绝不是最丢脸的那一个啦。想错了、说错了，没什么丢人的。相反，只有表达了才能有被纠错的机会，才能进步，进步的快乐大于犯错的恐惧。于是我开始在学习中不懂就问，有想法就说。而且在这种过程中明显感受到自己比当年沉默的时候，单位时间内的收获多得多。从那时起我意识到，阅读、思考、表达是不能割裂的三个环节，只有合理分配好时间和精力才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

因为有了这些慢慢的勇气的累积，我才在这种未来的职业道路选择的重要决定上终于鼓起勇气不再逃避，直接说：“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合适。”老师给我的回答是：“既然你没有明确表达过要报考那位老师，那么就是可以见的。”

不过见面的效果不是很好，那位老师非常委婉地拒绝了我。回来之后有些气闷，一是当他问我“你英语怎么样”的时候，我张口结舌，顾左右而言他，还是旁边老师看不下去替我回答：“她英语很好的！”即使在那一刻，我依然在怀疑自己：“我的英语水平能够称为【很好】么？”于是回来之后想了很久，最终解脱——其实相比同辈人的平均水平，我英语确实不赖，只是我对自己要求太高，总把完美当做及格线。

以及被拒绝，总是会有些沮丧的，尤其是我这种前二十年的人生一直用放弃尝试来逃避失败风险的人来说，更是会击中我内心脆弱的角落，让我加倍沮丧。有时会丧气地想，哎呀我就说不去试试了嘛，这还不如直接拒绝呢。但是又不停地给自己打气，安慰自己：这种事就像找工作或者约会啦，没有选择我可能只是不合适，并不能代表我不优秀，也不能代表其他人也会不喜欢我呀！

在后来老师有再问我，要不要有机会与其他老师见面时，我选择了拒绝。我坦诚地表示，我没有那个自信能够在一顿饭这么短的时间内，让那些老师对我产生好感并希望招收我。我相信我是很好的学生，但我并不善于短时间内展示出自己的优点。我可能需要一个长时间的缓慢接触，例如每周一次的听课。

这样，我与自己的软弱胆怯、不善交际和解，完全接纳这样的自己，不指责自己的逃避与拒绝，并且能够在此之上鼓励自己用合适的方式多做尝试，即使失败了也没什么可惜的。我觉得这是我很大很大的进步，我依然是我，过去的经历和阴影无法抹去，但我坦然接受，并能够予以修正，我在成为更好的人。

于是就这样开始了，确定了——我要报考外国哲学专业的博士，而不是法学的某一方向，或伦理学与政治哲学专业。

在报考之初就有人劝我，多投几个学校，多联系几个老师，有备无患，但是我非常坚决地拒绝了。我当时的考虑是，我并不是非得要一个博士学位不可的人——不然我也不必跨考，准备本专业甚至报名自己的导师要稳妥得多。事实上，我的硕士三年在法学院过的是很痛苦的，因为我的追问常常会被质疑“不是真问题”，我会被批评不懂得圆滑处世，不懂得“做人”，不懂得尊敬师长和前辈，而只知道执着追求对错。直白地来说，我不想继续学业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不愿意付学费还得受这种气，才觉得还不如出去工作的。我愿意继续读书的最主要原因，也是我发现在哲学院，我能少受这种排挤和白眼。

我当然没有天真到以为哲学院是人人平等的天堂，但至少我知道在那边，明面上的规矩是鼓励质疑和反思，鼓励批判思考，追求真理的。这与法学院（至少在我校法学院）明面上的讲究世故庶务，主张人情练达即文章的风气是不同的。但是为了确认我不会再经历一次硕士阶段的痛苦生活，我决心要找一位足够好的导师。

在我的师兄师姐眼里，“足够好”等于不过分剥削学生或者不恶意卡学生毕业。但是对我而言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也觉得他们这种等于底线的要求非常低尊严。我希望我的导师要是认真负责的，要是有真正的学术能力的，以及必须是尊重我、能够将我视作与他平等主体的善良的人。我每周去上课，课后与老师聊半小时左右，不仅是为了让他了解我，也是为了观察他是否符合我对于导师的期待。

有一次课下，有同学去找老师提问，一位男生打断正在提问的女生，说“不好意思，我有点听不下去了。你提这个问题的视角是偏颇的，建议你去读《xxx》，之后你就明白你的问题出在哪里了。”这时老师制止了他，说那位女生是经济学出身，有自己的视角，你不能因为自己是哲学专业，读过几本书，就这样批评他人的问题。

那是打动我的一个瞬间。我坐在座位上想：“没错，这就是我要找的那种老师。”因为我在硕士阶段，师门内部的一次读书会上，因为没有听懂师兄的陈述，想要追问他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时，被他以极粗暴的方式打断，当着在座二三十号人的面说：“我不想再听你说话了，你可以闭嘴吗。”我不想再生事端，使得场面变得过于难看，于是选择沉默。当时现场的气氛非常尴尬，我能听到有人倒抽一口凉气，而我的导师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我事后去找老师，我问他：“你作为导师，当时应当说话，你为什么不说话？”他的回复是：“小孩子斗嘴，笑笑就过去了，没什么好说的。你既然不服气，当时就可以跟他吵起来，现在来找我讨什么公道？”一番话说得我心灰意冷，在他的办公室大哭一场就离开了，从此再也没有去找过他。我不因此责怪那位师兄，他不懂得如何进行学术交流，那么导师有责任去告诉他应当如何做。我只是因此，无法原谅我的导师。

所以直到今年一切成绩出来，周围人纷纷惋惜我报考这位老师是运气太差踢到铁板才导致落选时，我回想起来也不觉得后悔——归根到底，我是因为这位老师，才坚定了报考的决心的。他是引我走上这条路的原因，那么也就没什么后悔的了。

我先是花了一个月读梯利《西方哲学史》再加上去旁听课程，每次课下与老师讨论一下没有看懂的问题。这个过程中第一是渐渐觉得自己大概摸到了哲学专业的思维方式和思考的问题，能够摆脱法学的思维惯性了。第二则是在请教问题的过程中发现，老师常常不会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给我指出一块范围，让我回去自己读文献学习了解。因此明白了什么样的问题是可以自己解决的，什么样的问题才是需要沟通请教的。

于是时间来到12月，我需要撰写一份研究计划作为申请材料了。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意向导师给了我很大的精神帮助：每次见面都会问我的进度，并且表示不必太紧张，毕竟只是一个初步的计划，入校后还有机会再调整方向。这让内心非常忐忑，认为自己作为跨专业考生，写出来的东西一定会惨不忍睹的我稍微放心了一点。

我当时还有一件运气非常好的事，就是遇见了很好的师姐。我问意向导师能否给我一个博士生的联系方式，这样我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请教而不用麻烦老师，老师很爽快地答应了，给了我当年入学的一位师姐的联系方式。师姐人非常好，一直在鼓励我，而且一开始就直接把她的申请计划和她那年的考题发给了我以供参考。有了可以直接参照揣摩的例子，我心里也安定多了。

但我其实一直还是在拖延撰写研究计划这件事，进度龟速。可能的一个大原因是我很没有学术自信：我一直觉得爱读书爱思考，和擅长学术研究是两码事。硕士期间一直担心自己不会写论文，并且三年也确实没有写过任何文章。所以到我需要写申请计划的时候，我的学术写作经验有且仅有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但是我的责任导师没有看过那份开题报告，所以也没有给我任何修改意见，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纯学术素人，所以很抗拒动笔，就慢慢吞吞地一天一百字那样写着。

所以每周去听课见老师时，老师会像过年走亲戚一样问我例行三问：毕业论文写得怎么样了？开题报告写得怎么样了？复习得怎么样了？我都心虚得很，只能嗯嗯啊啊，并庆幸有口罩遮住脸，不让老师看到我尴尬的表情。

崩溃的节点发生在交材料截止日期前10天左右。那时我的计划已经基本写完，只是还有最后一点框架有些困惑，不知道怎么写更清楚一些。想来想去，我决定听课那天去请教一下意向导师，没想到得到的回复是：“你的研究题目不行，必须要在规定的范围内（16-18世纪的西方哲学）找题目”。当时对我来说这个消息简直是晴天霹雳——因为本校哲学院的老师曾跟我说过，我之前拟撰写的几个题目都太法学，不像哲学的题目，要求我写得“纯哲学”一些。我花了很久好不容易突破了法学的思维禁锢，想出了一个【纯哲学】的题目和大致的研究思路，现在老师则告诉我，我需要写的是一个【哲学史】的题目——我不可以写我认为xx观念应当如何构建，我只能写xx哲学家的xx观念是如何构建的。问题是在此之前，我根本没有接触过哲学史的研究，我也不知道怎样才能写得不像一篇人物传记，而是具有学术价值和理论深度的成果。但是时间不等人，这10天，我必须要从头学起，交出一份东西来。

于是回学校，看了一点点文献，就紧急联系本校的哲学老师商讨这件事。老师也是惊讶，没有想到研究计划还有这样严格的要求，并且也知道时间紧急，有些一筹莫展。我没有天真到认为已经学到硕士，还能指望老师直接给我指定一个题目这种便宜事的出现。于是把紧急读了一些论文的想法和老师说了一下，讲了讲我可能的思路方向，老师肯定了我选择要研究的哲学家和理论是可以的，但反对了我提出的所有展开思路，认为都“太浅了”，像文化研究而非哲学研究。我大概想了想，说好的，我现在知道什么样的不行了，我回去再读一些文献，考虑一下再和老师联系请教。

于是回来又想了想，问了一下认识的哲学专业的朋友的意见（事实上因为我选择的哲学家是弗朗西斯·培根，国内少有研究，所以能给我提供具体意见的不多，只能给一些非常模糊的参考，但对当时的我来说也很宝贵了），自己思考了一下，大概确定了研究内容的三个部分，发给老师看过之后，老师说“可以的，这就是非常典型的哲学研究的问题了”。于是放心下来，开始继续读文献，写申请计划。在读文献的过程中我一直遇到的困难就是国内没有人研究培根，我只有英文文献可供参考，阅读速度是远远慢于中文的，这种困难可以说是贯穿了我的整个申请过程，让我增添了许多压力和细碎的折磨。

于是重整装备又开始写，花了几天写完之后，发给老师帮忙指正。老师的批注写得倒是十分客气，只说了一些词语表达上的问题，但是微信给我发消息，约我见面详谈。一说见面，我就开始担心：难道是写得太差了，必须得见面好好改改吗？

见面后老师一开口就说：“我害怕对你打击太大了，所以想着一定要和你见一面聊聊。”我当下就心凉了，然后老师就和我说，文字紧张到变形，太追求信息密度了，写得不像人话。“我感觉你平时说话听清楚的呀，怎么写的东西我一看，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然后让我不要太紧张，叫我在法学怎么写，在哲学就一样写，写得轻盈自由一些，不必以为哲学就是需要故弄玄虚的很高级的学科。

离开之后我看着近在眼前的截止日期，想起老师的话，压力混合着难过，忍不住大哭——潜台词就是我写的东西太糟糕，一点都不清楚。我一向是内心紧张脆弱的人，总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所以一旦被批评，即使很温和，也会觉得自己是个废物，好像天都塌了一样无比沮丧。老师让我像法学一样写，可是我在法学就没有写过东西！我连法学应当如何写也是不知道的！

但是擦干眼泪还是得继续写。我告诉自己，冷静，要相信自己能够做到。老师的建议是让我放松，写出轻盈的文字，这实在是一个让人一头雾水不知道怎么具体实现的指导。我坐在那里平静了一会，想了想，回忆起老师说我“平时说话是很清楚的”。好的，起码我这下知道了，我口头表达能力是很好的，只是书面表达比较差，那我就假装自己在说话好了：想象自己对面有一个人，我要把我的申请计划讲给他听，然后现在的任务就是把我的话语记录下来。于是我就这样重新写了一份内容交给老师，老师回复：“这才是你本应写出来的东西。再稍微增补一些内容，就很好了！”我赶紧把其他的参考文献脚注之类的补充上，加上其他的一些文件，终于在截止日期之前上交了所有材料。

把这一切做完了之后，我瘫坐在椅子上，想到申请材料一路以来的压力：摆脱法学固定思路的压力、临时换题的压力、面对茫茫多英文文献的压力、被指出文字表达能力太差的压力，心里实在是太委屈，大哭起来。我想起为什么我的文字紧张到变形，想起了为什么我一直以来不敢动笔写作，觉得自己写不出来东西了。我自硕士复试通过后，就一直在跟着导师做各种科研项目，一个任务接着一个任务，让人无法喘息。但是每个任务做完了交上去之后却毫无反馈，没有人告诉我，我交上去的东西好还是不好，最终是否得到采用。心一直悬在半空中，不知道自己的水平到底是好是差，也没有人给过一句指导。直到一年后，导师在一次集体会议上说，你们写的东西实在差劲，简直一个字都不能用——那一刻好像是法槌终于敲下，审判的结果是我很差，毫无用处。我的学术自信可能是从那一刻开始崩溃，从此以后觉得我只读书就好了，只讨论就好了，我一定是没有文字产出的能力的。也是因此，我抗拒一切写作，即使身边很多人劝我，还是发两篇文章为好，即使我有很多感兴趣的题目，也为了进一步了解而去读过很多文献，但始终没有动笔，我克服不了自己的心魔。

我当时委屈得哭，也是气得哭：事实上自决定报考哲学博士，到上交申请材料不过两个月时间，在此期间我完成了法学思维到哲学思维的跨越，并在数天内找到了哲学史研究的进路，还在老师“不要紧张，要轻盈”如此含混的意见中迅速明了本质的含义，一次修改就成功达到效果。我觉得自己简直是个学术天才，一说就会、一点就通，但却因为我导师一直以来的冷淡而自我怀疑，原地踌躇。我浪费了多少时间在这种自我怀疑上呢？我有如此敏锐的观察力，能够方法上思考究竟应该怎么做，又有那么多阅读的积累，如果我早一点遇到能够这样被指导的机会，我的学术产出能力一定会比现在要强得多。我非常感谢本校哲学院老师对我的指导，尤其是他因为担心我心理上无法接受而特意找我面谈安慰我的体贴。同时我也知道，这种指导是我的导师应当履行的义务，但是他没有做到。我感叹自己的倒霉，但也想得开，无论最终考没考上，反正我快毕业了，霉运要到头了。

12月份是线上交电子材料，3月份则是邮寄纸质材料。我在邮寄的截止日期前一周，抱着“已经不错了，看看还有什么要改改”的心态，把自己的材料给另一位老师看。没有想到收到的回复是“写得不好，内容少，也没有什么关联性，只是扁平的铺展开而已。”当时又是很沮丧，但因为一路过来自我怀疑次数很多，所以多少有点麻木了，伤心但也不是太伤心。这位老师又给了很多的修改意见，于是继续改吧，又进行了一次大改。由于本身就只有一周时间，因此我只改了一次，没有再给老师看第二遍，就直接将材料寄出去了。那份材料究竟写得如何，我自己都不敢再看第二遍，只能祈求国内这方面研究空白，我的研究总还是有点价值的。引用的全是英文文献，起码能够说明我外语水平不错。以及自我安慰：我又不是哲学专业出身，老师们总该对我多点宽容度吧！写成普通水平，应该就能算优秀了嘛！于是就这样，心里放下这件事，安心准备5月份的复试了。

复试的流程是在考前大约一周会根据报名者的材料打分进行排名，按照1：2的比例公布复试名单，我报考的导师招生名额是1人，因此报考他的所有考生中将有2人成为候选人，获得复试的资格。复试分为笔试和面试两个环节，复试分数和材料审核分数综合获得的最终分数确定录取结果。复试前一个月时，我给意向导师写了一封邮件。一是说明我的复习进度，二是读书遇到一点疑问想要问问他的想法。出乎意料的是，他给我的回复相当简短，并且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说这是个很难的问题，我可以继续思考，既可以在法学中思考，也可以在哲学中思考。这个回答让我当时有些不安——看上去和以前他的邮件风格不太一样，冷淡了很多。我不知道这是否表明他有新的更喜欢的报考者出现，朋友安慰我说，也许老师有自己忙着的事情，没有空耐心回复我。我想，也许是的吧，但无论如何，现在我也只能排除这些胡思乱想，好好准备考试。

考试的内容很多，背起来实在艰难。我曾经还信心十足，认为我法学出身，背书是看家本领，哲学的逻辑链条又很清晰，想必背起来更快。没想到由于哲学的知识点是很细碎的，概念的辨析又非常重要，导致很多名词之间的细微差别不能混淆，背起来很痛苦。5月考试，我给自己准备了一个月多一点用来背书，因为我一直以来备考的经验就是“无论背多少遍，最重要的都是最后一遍”，所以打算背上三轮，算起来时间是刚刚好够的。就是没什么偷懒的机动时间，每天的内容又多，饭都不敢吃饱，怕吃多了犯困，书就背不完了。一个月下来，人瘦了几斤。

我自认是擅长考试的人，法考和考研是同一年通过，每年期末没有很勤奋，排名也算中上。但是在哲学这里，我所拥有的所有技能都是没有用处的——考试，至少在我看来，重点不在于掌握知识，而是揣摩出题人的意图。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大致范围和答题套路，这也是我当年考研能够只准备一个半月就通过的原因。但是哲学对我而言是全新的领域，我没有任何经验当做依据去揣测出题的模式和答题的规范，因此我只能用最笨的方法，那就是真的把书中尽量多的知识点记在脑子里，背得我吃力又恼火。

在考前大约两周的时候，我校哲学院的老师（因为下文中出现人物较多，下称“郝老师”）因为关心，询问我离考试还有多久，复习状况如何，我照实回答：复习艰难，没什么信心，但是排除杂念继续努力。郝老师说他正是毕业于我报考的那所学校，他会帮我与那个学校的老师们提前沟通一下，说明我跨考的情况，帮我争取一些印象分。

但是第二天他带回来一个噩耗——他从我报考学校的另一名老师（下称“康老师”）口中听说，我的意向导师已经有了想要招收的学生，而且那个学生不是我，而是他们本校哲学专业的硕士。因为并不是我的意向导师亲口所说，所以郝老师让我赶紧去问一下意向导师，确认一下情况。因为如果这件事是真的，也许我根本没有进入复试的机会。

结合之前邮件的冷淡，我心里已经隐隐约约有了答案，于是给意向导师发了消息，询问他今年报考人数有多少，我是否有希望进复试，等了三个小时，他没有回复我。这和以前大不一样，在去年我常去听他的课时，有任何考试相关的消息他都会转发给我，并且询问我的进度，鼓励我好好复习。我转而联系之前的那位介绍人（也前文中就是把意向导师介绍给我，与意向导师私交不错的我校老师），请他帮我打听一下今年报考的情况。介绍人半小时之后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意向导师让他转告我，材料审核将在下周开始，届时会有数位专家按某某某某项进行综合打分，分高者入围，他暂时没有看到我的材料，因此不知道我是否有入围希望。这套话说下来，我心已经凉了。博士考试并非高考，看的不是分数而是综合素质以及眼缘，在不离谱的情况下，实际上就是看老师想要谁就是谁了。这套看似公平公正无懈可击的回复，事实上就是一种婉拒。而且这段话是以转达的方式告知我的，他甚至不愿回复我的消息，态度已经非常明确了。

得知这个消息后我陷入崩溃状态，一直大哭。虽然这个比喻不很恰当，但我当时确实觉得就好像是在恋爱：他一直没有和我确定关系，却又对我殷勤有加，直到他遇见条件更好更心怡的对象，于是直接对我冷暴力，在我面前消失了。而且我知道有2名本校的学生报考了他的博士，而他的复试名额也只有2人，这意味着我连复试的机会都几乎为零——如无必要的特殊情况，不刷本校学生，这是高校内通行的规则。

所以虽然当时已经离考试很近了，并且我的任务还有一大堆需要完成，我也没有复习，而是在宿舍躺了几天。虽然我之前也是一直忐忑犹豫，觉得很可能考不上，但在那时才真切地感受到，当明白已经没有成功的希望时，人的动力会瞬间消失，一切都提不起劲来了。

在我的备考经历中，非常感谢的就是郝老师。他完全出于对我的欣赏而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他当时帮我联系了审核材料的专家们，像向他们推荐了我，虽然不知道这种推荐能否起到作用，但这份努力依然让我非常感动。之后的转机出现在我报考学校的康老师也是一位博导，而他对于今年报考他的学生都不太满意，且他又与郝老师交好，知道我今年的不幸遭遇，于是康老师通过郝老师联系我，让我把报名材料发到他的邮箱看看。如果确实不错的话，他可以考虑将我调剂至他名下。

数日后，复试名单公布，两位本校的学生果然入围。而我由于使用了康老师的候选人名额，也入围了复试。康老师当时回复我：“老师们看了你的材料，评价都很不错，复试好好表现，争取发挥出你的实力。”我看到那句话，百感交集，想起之前准备申请材料的种种磨难，最终获得一个“很不错”的评价，即使最后无法入学，有这句话，也算是已经获得回报了。

我当时已经隐隐猜到，两位本校学生都是高分入围，应当意思是两位都想录取，而我的意向导师是只有1个名额的，因此我的最终结果应当还是要与本校哲学专业出身的候选人竞争。根据惯例，除非我复试表现非常优秀，且那位候选人表现差劲到离谱，我才有被录取的可能。所以我当时的心态已经转变：第一，我确实非常想要读哲学博士，这份渴望强烈到如果今年落选，我愿意再考一年的程度。因此只当今年是刷脸的机会，表现得好些，明年机会就更大；第二，郝老师如此诚挚地向各位复试考官推荐了我，至少为了不辜负他的担保，我也要好好准备，不能让大家觉得“他说的那么好听，其实不过是个很平庸的学生罢了”。

抱着这样的心态，我又开始打起精神好好准备，并且祈祷考试当天能够有人作弊被抓、拉肚子卷子做不完之类的事情出现。另一个噩耗是考前两天发布通知，说考试形式为开卷，我气得要死，想着我每天辛苦背书竟然等到一个开卷的后果，真是白白折磨自己。但是也安慰自己，记下来的知识复试或者以后也总会用到，而且我也只辛苦了一个月，还好没有傻乎乎地花上三四个月背书。

考试前康老师也许是出于想要了解一下我的原因，约我见了一面。这也是我第一次见他，他是一位非常坦率的老师，直接确认了我的猜想：当下我面对的情况就是3选2，在我和那2位本校学生中选择2人录取。他问了我看过些什么书，想做哪个方向，对未来有什么规划，最后和我说不必紧张，考试时畅所欲言就好，知识点的掌握不是最要紧的，主要考察的是学术潜力和学术兴趣。听了这些话我不能说安心，但至少没那么紧张迷茫了。于是回去放松心情，心里想着，我怎么想的就怎么回答就好了，我展示最真实的自我，如果他们觉得合适，就录取我，如果觉得我不合适，那么我也不必强求。就像康老师中途问我是否想跟着他做康德法哲学，我说法哲学可以，康德还没有考虑——我实话实说，是因为我不想为了被录取而撒谎，顺应他人的心意，那么就违背了我报考的原意。如果因为伪装而被录取，那么勉强自己迎合他人的4年想必也是十分痛苦的。

复试的题目比较出乎我意料，无论笔试还是面试，都完全不注重知识点的掌握，考察的完全是思维方式，以及平时的个人思考的积累。重要的不是哲学史上的哲学家们是怎么想的，而是作为答题者的我是怎么想的。所有的问题都是我没有准备过的问题，而且全是立刻回答没有准备时间，因此我就是按照我平时思考的方式和结论作出了回答。

在考试的过程中，当时意向导师给我联系方式的那位师姐也一直很关心我。她安慰我说只要全力准备，并不一定毫无希望，也给了我很多她的复习资料和建议。考完之后让我不要再担心，好好地放松两天就是了。我也非常感激她的善意，毕竟她已经知道那位本校的候选人，应当了解我基本没有被录取的可能了，但仍然在鼓励我，希望我能不要难过。

最后大名单出来，意料之中的结果：三选二，选的是那两位本校的候选人，我是第六名。意料之外的是那边的消息传给我，我的复试表现获得了很多老师的肯定，公布的最终结果，我的英语口试环节是最高分，而别的老师转告我，实际上有几位老师对我面试的综合表现都打了很高的分数，有之前对我毫无了解的老师甚至夸奖我是当天表现最好的候选人，大家都为我感到惋惜。

除了我的意向导师。实际上我当时已经完全接受了这个结果，但是我很希望他能够给我发个消息，哪怕是说“你做得不错，今年很遗憾，希望你以后一切顺利”，我也会很开心。可惜他毫无音讯，认识他的老师跟我说，他是拙于社交的人，可能对我实在为难，才一言不发，但他是个好人。我不知道，我希望他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但是他没有给我提供任何判断的依据，只有沉默。

落选了，当然会难过，虽然没有非常难过， 但也结结实实在宿舍哭了两三天。我仔细分析自己的情绪，当了一把自己的心理咨询师：失败的难过分为四块：最大的是来自于被否定的感觉，会觉得自己很糟糕。但是我已经知道我做得很好了，老师们也都说我做得很好，我是很棒的人，只是差了一点运气，和本校的学生撞车。这次落选并不能否定我的努力和能力；第二是来自于对未知的未来的恐惧，但是我相信自己是有学习能力的人，即使在某些方面（例如我的本专业）的具体知识的掌握不算突出，但我是有规划和反省能力的人，学什么都会很快上手，不必担心未来，只要行动就会有出路；第三是自己非常希望能够通过的考试失败了，当然会很难过。这种难过是很正常的，我不必苛责自己必须坚强很快就满血复活，就让自己休息几天，沉浸在悲伤之中吧；第四则是对于意向导师冷淡态度的难过，即使到现在我想起来依然会很难过，我去听过他大半学期的课，我们曾经聊过很多，我在当时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谦逊温柔的老师，我无法把现在的他和之前的他联系起来。但是至少那个时候他给了我很多鼓励和安慰，我们有过美好的回忆，也许就足够了吧。

落选后很多老师都安慰我，告诉我他们当年申请博士也是经历数次才成功入学，这些话也给了我安慰。我想了想，既然是非常喜欢的，也获得了考官们的肯定，说明我是擅长这一领域的，那么就再尝试一年吧，一遇到挫折就立刻放弃的话，实在是太可惜了。

我有同学把这称之为“二战”，但我觉得完全不是。我已经经历过一次考核，大概明白了考核的重点：我不需要像考研那样去“备战”，事实上我只需要维持我平时的节奏，自己读书、思考，再加上有意识地写作与考前两个月集中复习就可以了，整体规划可以说是很悠闲的，与战时状态毫不相关。

现在还是六月，一切还早。要到冬天，各个院校的招生公告才会发出，未来的一年我该怎么过呢，如果又失败了，我该去做什么呢？我也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是还好，至少比起去年这个时候，我要勇敢自信得多。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况，一路往前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