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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當代臺灣大學生的博物館經驗與博物館發展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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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文章是我兩年半前申請轉學至中山大學時,應系上要求所寫供審查用的「評論」,也是我少數以「博物館市民研究員」身分自居而書寫的文字。因應臺灣當前疫情的「微解封」,博物館等文化機構即將重新開館,重新把這篇文找回來,希望能向所有辛苦的文化機構工作者致敬。

由於擔任嘉義市立博物館市民研究員的緣故,我與同儕間在聊天時多了不少話題能說嘴。然而,在言談中,我發現身邊朋友對博物館的想像多趨於扁平而偏狹。單就「博物館」一詞而言,若沒有進一步補充,大家通常只會聯想到故宮、科博館等具指標性的國家級博物館,或是大英博物館、羅浮宮等國際知名的場館。而高雄本地的科工館雖然也屬國立博物館,卻少被憶及,更別提隸屬於高雄市政府、已行政法人化的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以及舊打狗驛故事館這類小型的地方文化館舍了。這些博物館雖然距中山大學不遠,卻似乎與大學生的生活幾無交集。在我曾接觸過的部分博物館研究者眼中,這是館方「行銷」不利所致的問題;但我很懷疑,假使博物館砸大錢進行推廣、提升知名度,是否能相稱地帶動造訪率與利用率?

理想上,博物館的功能並非只有展示,還需要有典藏、研究與教育等其餘三大價值。曾與我聊過的同學們大多僅著眼於博物館的展示功能進行討論,不曉得博物館其餘的社會功能,近用經驗也並不佳。他們多認為博物館的展示品很「無趣」,只會一股腦的灌輸資訊、而缺乏互動性,且與現實生活經驗無法產生連結。他們與博物館接觸的經驗也往往僅侷限於進入大學前、國民教育階段的校外教學,而這類行程通常不乏罐頭模板學習單,與導覽志工不甚精確的介紹。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這棟建築曾為日本時期的高雄市役所及國府時期的高雄市政府,也是二二八事件在高雄的重要地點之一。

我沒有能力在本文中處理博物館社會定位的變遷、在臺灣的發展歷程,也無法給予臺灣的博物館在現況下所面臨困境的具體解方,僅就身邊的人所給予的資訊及參與博物館工作時的微薄經驗進行討論。希冀能跳脫臺灣目前主流博物館學界所側重的管理論調與量化指標,但求對於問題結構的洞察。本文所提及參觀者的回饋均源自目前在學的大學生,便暫且將本篇評論主題訂為《試論當代臺灣大學生的博物館經驗與博物館發展困境》,僅討論臺灣的博物館與現下大學生的互動關係與經驗,而此處的博物館乃泛指囊括地方文化館與特定主題館(e.g. 美術館)的所有館舍。

除少數由於地緣關係與家庭背景因素等緣故較常造訪博物館者外,多數大學生過往接觸博物館的經驗均如前述,貧乏、且多屬負面體驗;這連帶影響他們在進入大學後主動近用博物館的意向。由於博物館經驗的短缺,即使到了現場也不容易在展覽中接收到策展人所欲傳達的訊息。加上先前造訪博物館的經驗多半僅淺嚐輒止,並未建立起對博物館社會功能的認知,因此即使在大學裡的課業、研究方面有明確需求,也未必能將博物館視作一項可用資源。


回到臺灣的博物館本身的困境,則有經費、員額不足等現象。受限於組織及員額等限制,中小規模的博物館往往無法兼備傳統博物館的四大功能。在臺灣,這類館舍在發展上多僅側重於展示功能,與多數人對博物館的印象相符合,某種程度而言也是此印象與博物館發展限制相互加乘所致的惡性循環;博物館發展傾向展示的結果,便是在沒有具體典藏品及完整研究考據的情況下,匆促展出的單薄資訊。而經費的不足便體現在實體層面的策展空間、設計,以及展覽的規模、換展密度與相關教育活動的辦理上,對典藏品的保存與管理也有負面影響,這將影響觀眾的參展體驗,進一步減低前述觀眾對博物館的到訪及資訊獲取意願。

現下的臺灣,教育部轄下的國家級博物館計畫大多已完成、進入營運階段,文化部力推「再造歷史現場計畫」,同時以「博物館與地方文化館發展計畫」作為輔助,各地方政府也紛紛推出博物館與美術館的興建計畫,但若民眾沒有無相應的近用率,恐也只將淪為一幢幢「蚊子館」。就個人的經驗層面並無法完整詮釋大學生對於博物館的近用傾向,而應該放到整體博物館發展困境的脈絡下進行檢視;而臺灣的博物館在現階段所面臨的限制,也應當攤開來,與行政組織運作、教科文相關發展政策一併討論。限於篇幅與本人能力,在此僅就前者進行討論;或許未來有機會能完成後者相關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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