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地推書】香港經典50常設展 梁啟智導覽（六）&（七）

香港作為中國與世界交往的前沿，中國政府如何思考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對香港的未來有決定性的作用。香港發生的各種政治爭端，後面往往反映出中國政府的世界觀及其改變。近年有學者把現代中國理解為不是現代西方意義的民族國家，並把大清帝國最強盛的時期視為中國政治想像的模範。近年中國政府對港政策明顯轉趨強硬，是否正正被這種框架所牽引？

而要說要這點，就得從強世功的《中國香港 : 文化與政治的視野》說起。強世功曾在香港中聯辦研究部任職，後任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常被視為中國政府對港強硬政策背後的智囊。他在書中一方面肯定中國官方的香港政策，另一方面借香港的存在為當代中國開拓一套不同的國家理論。他借用了西方漢學家白魯恂的一個說法，即中國是一個文明卻裝扮成一個國家，然後把「一國兩制」理解為「復活」關於中國的政治想像的起點。以此視野出發，香港問題不只是要處理在香港發生的事情，而是回應中華文明的核心問題。

強世功的書必須要和香港作家陳冠中的《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對讀。陳冠中把上述的中國想像稱之為中國天朝主義，並解構強世功在書中的各種在他眼中難以調和的矛盾。例如陳冠中指出強世功一方面認同鄧小平，把他提出的愛國觀念卻和鄧小平提出的明顯不符。而天朝主義者對「天下」的理解，也和中國官方論述中念茲在茲的「主權問題」格格不入。畢竟中國境內言論空間有限，強世功的宏大視野表面上很有吸引力；陳冠中對強世功的認真回應，亦因而顯得難能可貴。

作者簡介

強世功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2003-2007年被借調到香港中聯辦做研究工作。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學士（1990年），北京大學法學碩士（1996年）和法學博士（1999年）。主要研究領域為法理學、法律社會學和憲政理論，著有《法制與治理：國家轉型中的法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奶奶）、《法律人的城邦》（上海三聯書店，2003年）、《法律的現代性劇場：哈特與富勒論戰》（法律出版社，2006年）和《超越法學的視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立法者的法理學》（三聯書店，2007奶奶）等。譯著有《美國憲法的「高級法背景》（三聯書店，1997年）等。

陳冠中

原籍寧波，上海出生，香港長大，曾住台北六年，現居北京。1976年創辦香港《號外》雜誌，並曾在90年代中任《讀書》海外出版人。著有《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太陽膏的夢》、《總統的故事》、《什麼都沒有發生》、《半唐番城市筆記》、《香港未完成的實驗》、《波希米亞中國》(合著)、《香港三部曲》、《我這一代香港人》、《移動的邊界》、《事後：本土文化誌》、《城市九章》、《盛世》。

除了從整體看香港歷史，我們也可以換個角度，從側面看不同的人在時代洪流面前實踐自我。今次介紹的兩本書，正是要在宏大敍事的歷史視角以外，為香港故事作重要的補充。

邢福增的《變局下的徘徊 : 從戰後到後九七香港教會社關史論》，雖然以教會在戰後如何嘗試關心社會為題，實際上卻同時刻畫了教會在不同時期的香港政治之下如何與當權者對話。在六七暴動前，香港政府對華人社會的投入有限，很多社會服務以至難民救濟的工作都由教會承擔。這種角色使得教會在香港管治起了相當大的作用，並逐漸發展成為某種意義下的管治伙伴，然而這種關係卻會於教會從救濟走向促進社會改革時產生一定的矛盾。而隨九七來臨，社會的整體權力結構本身改變，教會亦很容易被新的結構所吸納。邢福增於總結時就提到中國大陸教會本身所受的打壓，提醒香港教會應避免成為中國政策的辯護者。

許寶強的《回歸人心——極權臨近的香港文化經濟學》則帶領讀者否想香港的其中一個核心價值：經濟至上。長久以來，香港社會特別是當權者經常強調香港是一個「經濟城市」。這個描述往往是把經濟和政治放在對方面來描述，當公共討論「經濟化」的時候，同時也在「非政治化」，然後把提出政治訴求者視為「立心不良」，破壞香港發展。那麼香港社會該如何應對？許寶強注意到近年出現「地產霸權」和「官商鄉黑」等說法，反映民眾對官商階級的厭惡，但這訴求最終都及不上「本土主義」的興起。他在書中提出「本地」和「階級」應互相結合，形成共享的鬥爭。

作者簡介

邢福增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教授、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社長、中國基督教史學會會長（2012–13, 2016–17）。

近年研究專注於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中國政教關係及香港基督歷史。近著包括：《王明道的最後自白》（編著，2013）、《此世與他世之間：香港基督教墳場的歷史與文化》（2012）、《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教史論》（2012增訂版）。

許寶強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著有《告別犬儒》《資本主義不是什麼》等，研究興趣包括文化經濟學和教育，現主要從事通識教育的研究和發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