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亞
挪亞

政治學本科畢業生,政治哲學及社會理論愛好者,熱愛評論時事。

韓流敗退,等同台灣民主前景一帆風順?(1) (修訂版)

Posted o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6月6日,高雄人民發動的罷免案,出乎意料地出現高達42%投票率,當中以同意罷免案者更達93萬(即97.4%),成為台灣首例市長罷免成案。網絡上,是次罷免案為獲慶祝為民主的勝利和人民的反撲,更甚是一雪2018年九合一選舉暨公投案的挫敗。然而,筆者認為是次罷免案固然是人民對政客的當頭棒喝,但卻忽略台灣民主未來的暗湧,切忌卸下戒備掉以輕心,否則韓流只會再度降臨。

韓國瑜的興起,回然有賴其個人的因素,包括個人性格特質、議題制定、競選宣傳策略相關,但是我們同時必須關注思考更宏觀的結構因素,尤其是政治經濟配置和文化政治脈絡,如何讓韓能夠接合當中的裂隙,成功發揮和獲得選民的青睞。

如要理解準理韓流背後的結構因素,必須把其放置在全球民粹浪潮之下作比較政治的說明。

2016年,歐美的民粹浪潮,尤其是英國脫歐公投和美國總統選舉,皆使政治學者和政界大吃一驚。政治學家往往認為,民粹浪潮大多只會出現在新興民主或轉型國家之中,比如東歐諸國,英美皆為民主傳統最為進步、悠久、深厚的國家,實在難以理解民粹政治何以獲得人民支持。

2019年,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者Pippa Norris 和密西根大學政治學者Ronald Inglehart出版 Cultural Backlash: Trump, Brexit, and Authoritarian Populism ,全面地整理和比較世界各地的民粹政治,研究案例橫越北美、東歐及亞洲。民粹的概念,簡單而言就是二分法,通常就是建立精英/制度與人民之間的界線,然後鼓動人民對現行建制和精英的不滿;又如建立我者與他者的界線,然後鼓動人民對外來人口的恐懼。

儘管各地脈絡相異,如歐洲主要集中歐洲整合和難民問題、英國集中後工業時代社會問題、美國的民粹傳統更能追溯至第7任總統Andrew Jackson及近年的茶黨政治,但當代民粹的政治也是有雷同之處。以政治經濟學來說,其中的共通點在於新自由主義制度的擴散及世界體系的配置改變,尤其是自由貿易、全球生產鏈分工、資本自由流動、全球人口遷移,外判及合約制度,促成全球貧富懸殊加劇、本地工業職位流失、日常的脆弱性和不確定性(precarity),如社會學者鮑曼(Zygmunt Bauman)所言的「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

台灣的社會,正正同時飽受面臨以上難題所困,包括中等收入陷阱、本土工業職位外流、日常脆弱性、房地產投機帶來的通脹等。年青人的薪水長期停滯,房價和物價一直上升,社會和體制的配置不堪,才會使Youtube頻道「所以我很閒」獲得認同,皆因影片全都是投射著年青人的日常掙扎和難題,從房價難題至勞基工時保障及外判剝削等,皆引起廣泛的共嗚。

然而,高雄的情況更加嚴峻,以往作為國家工業的重鎮和航運樞紐,現在的發展和經濟已大不如前。在新自由主義下,國家壁壘和保護不再奏效,變成你死我活的零和競逐。

如美國哈佛大學城市研究學者Neil Brenner所言,新自由主義之下,城市的殘酷競爭,不再是工業水平和生產力的比拼,而是「知識型」高增值技術專業的競賽,高雄作為傳統工業重鎮反而獲視為負累,經濟成長遂停滯不前。

再者,資本、工作和貨物使成本大幅下降,跨國企業為再一步降低成本,遂推動全球生產鏈分工,把工業生產工序移向發展中國家,使生產成本和界外效果壓低,但卻促使本地工業職位進一步外流,高雄繼而成為「鏽帶」(Rustbelt)。我們能夠想像,以往工業藍領中年現今卻頓失所據;務農者亦同時因以往工業生產污染的界外效應而受到打擊;年青人受到日常的生計和通脹所困 — 在無計可施之下,恰巧看見韓國瑜的庶民特性,認為韓國瑜深明民間疾苦,必定能夠提供良方,遂成就韓流的誕生。

但是,我們回望過去,到底罷韓公投有否解決以上的結構問題?沒有。大多只是提供事後制約的方案,但是如果我們沒有重新注視那些受到日常體制忽視的群體,未來只會出現更加多的韓國瑜。屆時如果沒有出現反送中運動的偶爾因素,可能「庶民總統」經已奪權。故此,切記不要把韓國瑜單純視為中共指使的代理人,而是如社會學家Max Weber的「詮釋」(verstehen),深入理解社會現象背後的複雜性,然後才能提供更加深層的方案。

台灣政治經濟和發展模式,個人認為與香港自1998年起的情況很相類,受到多重的制約,如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新自由主義、地緣政治風險、國家體制的路徑依賴等 ,需要更加多的思考和想像力。在此謹拋磚引玉,比如:到底如何在保護主義浪潮下,重新思考與別國的貿易關係,奪回主動權?到底如何能夠從福利體系的改革下,同時滿足人民需要和維持經濟成長?到底如何能夠作出司法改革,加強合約精神和創造營商環境?到底如何能夠在世界體系下,既維持優勢和提升地位,從邊陲國家走向中心國家?以上的問題,需要更加深入的反思和審議,才能脫擺結構的桎梏,防範民粹主義捲土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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