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亞

政治學本科畢業生,政治哲學及社會理論愛好者,熱愛評論時事。

美國警暴,香港抗爭到底如何自處?(中)

(上文提要:在有限的時間且壓縮的空間之下急速成長的香港,政治判斷力和想像力仍然尚未成熟。上文以基本美國政治知識,包括三權分立、多元決策以及聯邦制等制度作熱身和引入,本文將更剝繭抽絲地探討盤根交錯的美國社會運動發展史,以及更進一步思索香港的定位問題。

美國社會運動的演化:告別大台

上部份已略談美國的政治制度安排,本部份將繼續以國家社會關係的框架,討論美國社會運動的轉化。抗爭政治和社會運動的文獻發展,或多或少能夠提供參照以理解該時代社會運動模式和態度的改變,讓我們一窺其模式和機制的改變:功能主義(1950年代)、理想時代(1960年代)、理性主義與社會資源(1970 - 2000年代)、連接行動(2010 - 現今)。

功能主義

在1950年代,結構功能主義(functionalism)和大眾中產社會(mass society)的想像大行其道,借用生物學和演化論的觀點作引伸,凡存在皆有意義:人體器官皆有其功能,例如肺部負責運輸氧氣;人類社會也同樣是有機的和均衡,存在的現象皆有社會功能,而且社會如人體般具有自行調和和修復的機制,例如犯罪和偏差行為,社會學家的任務就是找出機制和思考替代方案使上述機制更加有效,如司法體制和政治體制的吸納。此時代的抗爭,不獲視為正當的表達方式,而是非理性和情感主導的偏差行為,危害社會體制的穩定,此說的代表人物為符號互動論者Herbert Blumer。

理想時代

然而,自1960年代起,戰後嬰兒潮的重新書寫社會運動的形象。後物質思潮的興起,如Ronald Inglehart所言,有賴和平時代之下人身安全的保障,以及社會普遍物質富裕的發展。由於嬰兒潮作為社會大多數,如呂大樂論世代政治,世代人口佔多數則對社會制度具決定性的影響力。後物質主義和價值的追求,使社會重新審視社會運動,不再視其為單純的發洩和偏差行為,而是制度外追求價值和推動社會改革的動力。此說以Doug McAdam筆下的民權運動為代表,他指出當時不少白人作為特權群體,但在自由主義理想和平等價值的驅使下,依然與黑人並肩作戰爭取種族平權,最終成功促使政府在全面廢除種族政策。

社會資源與理性主義

接著,在1970年代,理想時代邁向終結。以Sidney Tarrow的抗爭週期(cycle of protests)的語言來說,1968是理想和後物價社會運動的頂點,從此則出現路線之爭和衰落之勢。反越戰運動,本來的運動訴求是要求結束越戰,但與此同時卻出現嬉皮士和極左路線,全面對抗建制和資本主義體系,使運動面臨基進化和進入建制的路線分裂;另外,越戰所導致的嚴重經濟問題,尤其是退伍軍人的處境,例如是經典電影Taxi Driver(1976)或者是First Blood(1982)。在社會問題極為嚴峻和路線決裂下,一方面社會運動者遂組織社會組織,廣稱「社會運動專業化」,進入建制進行遊說和壓力團體工作,以理性主義和目的手段等方式說服參與者加入和動員群眾,獲得國家的認同和支持,此說名為社會資源理論(Resource Mobilization),理性主義的名著則可參考Mancur Olson的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另一方面的極左路線,社會民意對其日益反感,至保守派總統尼克遜(Richard Nixon)上任後,則以全面邊緣化、取締和鎮壓,採用鎮暴警政的保守路線,封閉所有政治機會和動員的可能(詳見Netflix電影13th)。

連接行動

自2010年代,資訊科技和大眾傳播媒介發展,尤其是社交媒體的發展,再加上新自由主義之於民主制度的侵蝕,以及社會運動專業化和馴化,使以往壟斷美國社會運動的社會資源理論不再奏效,大民對組織日益失信,「單獨保齡」(Bowling Alone)的極端個體主義亦成為新常態。在社會媒體發展下,去中心的連接行動(Connective Action)成為新的社運模式:有別於以往的資源集中的大台組織和結構,以方便動員和發起行動,網上平台使用戶能夠以低成本方式動員群眾,而且資訊傳播和流通更加快捷,每人皆能夠同時成為組織者和行動者,但與此同時出現集體行動個人化(personaliza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即不同參與者擁有不同的目標,集體行動更趨異質化(heterogenization),而是次反抗警暴的運動則是以此模式爆發。正是異質化的模式,動員過程的更加容易受到外間介入、分化和滲透或內部目標分歧而決裂和瓦解,繼而使團結和決策機制難以維持,目標訴求亦難以取得共識,故我們沒有必要就住其現時的行動和路線作出太多的評價。

連接行動之弊:威權的數據技藝

介紹社運模式的歷史演化,是為了讓讀者能夠擺脫單一的視野,讓各位能夠理解在去中心的模式之下,國家與社會之間、社會運動界內部、還有外國威權力量之間盤根交錯的張力。此說或許對左翼來說難以理解和感到反感,因去中心的運動模式某程度是直接民主的表現,而且以中俄策劃的陰謀論來理解警暴問題並不恰當。當然,筆者不否認直接民主的好處,但事件往往一體兩面,直接民主同時伴隨著一定民粹的陰影,正如社會學者鮑曼(Zygmunt Bauman)描述的理性啟蒙助長極端現代主義。種族和警暴問題,必然需要追究,但是外國威權數據技藝的介入,也要給予關注,以防止民主社群受到威權介入而陷入失序和內戰邊緣。

兩個月前的病毒命名爭議可作為例子。筆者曾於社會媒體看見朋友批評特朗普以中國病毒作命名,帶有歧視成份,並指責加強美國種族主義。筆者與此同時看見中共戰狼外交一直大談反對歧視華人,兩個事件放在一起卻異常有趣,中共與左翼固然不是同路人,但卻殊途同歸。中共的精明之處就在此,中共時常借助外國和左翼的言語去攻擊別國政府以及搶佔道德高地,以維持中共的優勢,例如是病毒命名政治,本來是中國疏忽洩漏至全球,但卻以種族政治來為轉移焦點和為自身辯護,其中言辭含混不堪,但卻成功地使不少人加入反歧視的行列而非注意中國的流氓行徑,尤其是把病毒責任推諉別國。有趣的是,病毒命名爭議中,中共一直始終沒有釐清Chinese的詞義,到底是中華民族?華裔?中國人?中國公民?此處涉及族群身份的問題。如果回答是中國公民,那麼則與現實不符。假若他們不是中國公民,那麼中國是出於甚麼理據去代表他們發聲?發聲是否等同干政別國內政?如果不是別國內政,那是否證成美國代替中國少數民族發聲的行為?然後,中共就會滿口「黃皮膚黑眼亮是華人」、「中華民族一家親」、「56個少數民族」、「干預我國內政」、「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等自相矛盾且怪誕的論述,但卻繼續蒙混過關。

筆者肯定美國種族主義問題的存在和嚴重,但認為需要如文章主旨所言,把現象放置在脈絡理解,不要簡化問題,而是把問題複雜化和政治化。美國種族問題嚴重,但中國的霸權和跋扈也同樣是事實,如散佈假消息指責病毒根源自美國軍方、利用華人身份紅利賺取利益、打壓經商自由、試圖推諉於人等。再者,威權國家大數據技藝和網絡宣傳戰分化民主國家,也是亟待關注的議題,中國俄羅斯的網軍現在已經遍佈世界,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如Network Propaganda一書則探討在2016美國大選期間分化美國種族分化和壓制投票策略的成功,而近日亦有台灣學者發現Twitter出現大量「光復美國,時代革命,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的推文,以嘲諷和分化美港之間的關係,例如是指責香港流水革命是親英美帝國殖民主義而美國抗爭是反種族主義的正義行為,抑或是指控Antifa由香港示威策劃等虛假訊息,現實是中國設下的二元立場皆會得失美國的人民,但不少則沒有為意中國釣魚陷阱,沒有深入理解就胡亂參戰,最終只會陷入雙束(double bind)畫地自囚。

至今,美國的抗議警暴運動尚未有形成任何明確的共識和訴求,不能像香港般的五大訴求成為運動的普遍共識以理解。而且,也要緊記脈絡和社會現象的複雜性,保持警覺,切勿使用同質視野理解整場運動,同時也不要陷入中共的網軍陷阱。記緊把美國社會運動發展史、左翼政治以及中俄故意煽風點火的細節一併以更加審慎的態度思考和作出回應。大原則的反警暴反種族反壓迫的立場,絕對值得支持,但是千萬不要不熟悉之下或受到中共釣魚之下,胡亂判斷和聲援個別群體及其行為,例如Antifa、政黨、州份、總統等,也不要見到中共網軍釣魚則馬上亂槍掃射作出反擊,而是要謹慎地思考當中的脈絡,以免成為個別群體利用的工具或借助以達致其目的。

(待續,下部份將談當代美國左翼失語及東方主義的矛盾,並以政治判斷力與想像力作文章總結)

美國警暴,香港抗爭到底如何自處?(上)

美國警暴,香港抗爭到底如何自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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