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亞

政治學本科畢業生,政治哲學及社會理論愛好者,熱愛評論時事。

六四卅一週年:「中國例外論」的反思(修訂版)

本文原本在2020年6月4日在Matters發佈,現在經過再度校對和修正後再度上架。
(2019年反送中運動的爆發,引發持續的公民抵抗運動,政權遂以強硬鎮壓作回應,並在疫症下強加國家安全立法,更威脅香港長年的六四晚會將從此成為中共紅線。但是,本文的重心不是香港,而是希望藉著六四紀念日簡介政治學的基本知識,並梳理和回應中國是否適合民主的討論。)

近日,平台再度出現中國制度路徑的討論,即探討中國例外論和民主適用性的問題。適逢六四民主運動卅一週年,當日學生和人民滿腔熱血,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理想和願景,為甚麼現在中國大眾的態度卻迥然不同?再者,該等文章的論點又是否站得住腳?

本文認為該類為威權主義辯論的文章存在眾多誤解,包括概念上的誤解、簡化和消原問題、殭化思考等問題,故特此擇文梳理。

文化主義站得住腳嗎?國家社會關係的回應

不少文章的立論前設,往往建基於文化主義的理解,如以「國情」或「水土不服」等理據,論證民主制度不適用於中國。

其中為人熟悉的說法為,中國文化基建於集體主義,例如是美國早年中國研究的焦點放在中國作為歷史悠久的農業社會,尤其喜愛研究士族、宗親、鄉村、祠堂等文化特徵,配合一些鄉土風情和東方主義的幻想則形構「中國文化」的論述。美國文化研究學者周蕾則指出,該等鄉土風情和東方主義等文化想像已深深植根於歐美學院界之中,但現實世界卻是相距甚遠,惟鮮有歐美學者能夠把握和理解固中差異和複雜性。在此列舉數點:

  1. 鄉土風情和東方主義的「漢學」研究傳統,大多源自共產中國成立之前,一旦建立相應教育和知識體系,很容易就會沿著路徑依賴發展。但是,現實卻是共產中國的現代化工程,尤其是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的過程,皆對城鄉政治和政治生活有根本性的影響和改變;
  2. 共產中國建立以後數十年,主要奉行鎖國政策,鮮有學者能夠真正到達共產中國從事持平和客觀的研究,所以大多漢學者大多依賴香港新界或者台灣作實地考研和田野考察。可是,以新界和台灣的案例作理型,忽視香港新界和國民黨治下台灣與中共領土化的差異,然後胡亂概括化至整個華人文化圈等,更會導致扭曲和不符現實的研究結論。
  3. 更甚的是,文化主義的建立基礎,即香港新界和台灣的「鄉土風情」也是存有極大偏差。普遍理解的「鄉政自治」、「自給自足」、「穩定和平靜」,即是香港研究早年學者劉兆佳提倡的「功利家庭主義」和「邊界政治」(boundary politics)、「低度整合社會」(minimally-integrated society),經考證後大多不符合史實。例如,台灣學者陳奕麟則指出港英殖民政府早在二戰前已有介入鄉政社會和現代化工程,如以現代理性法律制度代替鄉政傳統土地登記和分類系統,理性系統與生活世界的衝突,其後導致丁權的誕生;例如,香港學者趙永佳和孔誥峰翻查史料,發現港英殖民政府的鄉政治理策略,乃是直接和赤裸的干預和介入,包括:架空鄉議局、宣告鄉議局選舉失效、強行修改鄉議局的章程、分化鄉界勢力、農作物改革(由米至蔬菜)、統銷統購制度、金權政治等,也見國家與鄉政盤根交錯的利益和衝突;而且,台灣沿用多年的單一不可讓渡票制(Single Non-transferable Vote; SNTV)也是黨政衝突、中央地區關係和城鄉政治之間的制度結果。以上例子,皆可見文化主義的論述與史實基本不符而且存在巨大偏差。
  4. 再者,農村社會和鄉村生活也不必然與民主價值構成衝突。例如,香港學者關信基和劉兆佳在1990年代發表的研究,比較中港台三地的政治價值取向,發現其實所謂的文化論點解釋力極為有限,政治價值的差異主要源於現代化水平和教育程度,而中國的現代化水平和教育程度絕不比當時台灣遜色,所以民智未開等說法只是自欺欺人。

我的反駁立論始於對國家能動性的重視,以國家與社會關係為起點作思考,權力、國家和制度能夠很深刻地改變社會的面貌,包括教育及文化想像、城鄉政治、社會及媒體控制、政商關係、黨政制度等等。國家主導人民一切的生活,使人民沒法想像沒有國家和改變政體的另類可能。國家的絕對壟斷才是更加根本地民眾無法想像中國民主的可能。例如,國家以教育體制延續「中國例外論」和「民族偉大復興」,使人民的價值取態支持中共政策;又或者國家以政商合謀和動員舉國建立富可敵國的企業,如阿里巴巴、騰訊、華為等,讓民眾認為大國崛起,但實情是以保護主義和壟斷市場為代價;又或者以社會及媒體控制,使人民喪失結社和內在民主自治的經驗,全面依賴國家機器供應服務;又或者以社會控制及法律制度,使割裂起來成為原子化的個體,人民之間不再互相信任和合作,如傅柯的規訓般,防止人民聯合起來;又或者是取締一切的多元性,使人民認為別無他選,如政治學者Juan Linz的威權主義框架般,政治經濟社會三方面的多元性全面取締,意識形態和動員機制的壟斷等,以上種種才是阻礙中國民主制度建立的真正原因。

新自由主義的不堪:所以民主就不好?

曾有文章以西方對新自由主義的反思和批判,從而反駁民主制度之弊,但實情卻是捉錯用神。

  1. 概念上的問題為首要,主要是受到歷史路徑影響,不少中國自由派也存有類似的問題,就是以福山的綑綁性理解作為參照:「自由民主」。簡單而言,此詞牽涉兩個非互相依存的概念:自由指涉市場領域自由化,民主指涉國家政治民主化。兩者是能夠獨立存在,民主不必然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不必然民主,例如北歐則是民主但市場管制嚴格,又如俄羅斯或沙地阿拉伯具資本主義和市場自由但國家權力壟斷。
  2. 但是,不少自由派,尤其是經歷中共文革和計劃經濟之弊,則全然投向「自由民主」綑綁式理解,但與此同時其對立的立場也是這樣全盤支持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和威權主義。
  3. 新自由主義的缺陷,不必然能夠證成和推論至民主制度本質上不堪,論證的空隙仍然很大。雖然大可以以英美為例來批判民主制度,但是北歐的成功亦反證民主制度是能夠控制資本家和維持平等原則,所以針對新自由主義來攻擊民主制度是犯下「稻草人謬誤」。
  4. 即使如其所言,如果新自由主義的不堪足以證成民主制度的不堪,但新自由主義的現象其實同樣存在中國之中,包括金融化、M型社會、貧富不均、城鄉差異、低薪水高工時、勞動力剝削、低端人口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實則是新自由主義與國家威權主義的混合。如果民主制度沒法有效回應新自由主義衍生的問題,那麼「中國模式」下同樣出現的社會問題,意味著中國制度同樣不堪。故此,應當要做是不就是另辟蹊徑嗎?
  5. 為民主辯護。從英美政治傳統來說,民主分為程序性和實質性,前者是程序公義和制度化,後者著重的要價值追求,如尊嚴、平等價值和自由等。然而,如日本學者丸山真男曾說:「永久革命としての民主主義」,民主的存有更為複雜。以歐陸哲學傳統而言,如Hannah Arendt和Derrida論,民主不純然是程序和實質的面向,它其實是開創奇跡的信念和實踐,從行動中展現平等和人民集體權力。
  6. 民主同時是詭論(Paradoxical),它不指涉絕對的目的和方向,而是讓人民自行探索新的可能,與此同時卻很容易陷入歧途,例如民粹主義的反撲和威瑪共和邁向納粹主義般,民主制度看似堅韌但實質異常脆弱。
  7. 故此,民主有賴人民各位一同以行動努力維持,人民只要存有改變、創造和行動的信念,就能夠開創奇跡。六四抗爭者,正正是期望改變,渴望奇跡的可能,使人民重新享有尊嚴和權力。儘管沒有成功,但是其抗爭歷史和經驗也是值得尊敬和追認,至今仍產生積極的意義。民主不可能不在於其本身是否適合與否,而是我們到底有否努力行動讓其使得可能。結構和國家權力的裂隙,不是從天而降地,而是人民努力奮鬥和爭取的結果。

意志、信念和行動的匯合,往往能夠帶來意想不到的結果,期望你們閱畢本文後有所得著。謹讓我以Hannah Arendt在 Promise of Politics 的簡錄作總結和呼應:

If, then, we expect miracles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impasse in which our world finds itself, such an expectation in no way banishes us from the political realm in its original sense. If the meaning of politics is freedom, that means that in this realm-and in no other-we do indeed have the right to expect miracles. Not because we superstitiously believe in miracles, but because human beings, whether or not they know it, as long as they can act, are capable of achieving, and constantly do achieve, the improbable and unpredic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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