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第二十四個母親節

最壞的事情總是如期而至。

肺癌轉移到腦部，位置在左腦，2.4cm，發現得不晚，也不早。3月中旬，廣東佛山的新冠肺炎疫情有所緩和，諮詢過醫生朋友，判斷醫院不太危險後，媽媽到醫院例行複查。一天後腦部MRI結果像一顆巨石，砸在全家人的胸口。

之後三天時間裡跑了廣州和佛山的三家醫院，醫生說法各異。

醫生甲推薦立馬手術切除，再清理體內殘餘的癌細胞。

醫生乙建議用伽馬刀放療，再做化療，不影響正常功能就不要在腦部動手術。

醫生丙認為可以積極治療，手術之後配合放化療。但是，“醫生只能給建議，選擇哪個醫生、哪種治療方案，要由你們綜合考量決定”，她補充。

這場抗癌戰，並沒有僥倖在兩年前畫上句號，而是逼著我們重新出發，眼前是看不到盡頭的路途。

醫院的凌晨

2017年，我還在南方的大學上大三。正為未來打算，考雅思，準備申請海外研究生。

七月，媽媽在單位體檢時發現了肺部的陰影，於是往廣州一家名聲在外的醫院求醫。起初家人沒有告訴我，這就是惡性腫瘤，讓我以為這是肺部的結節，微創手術切除了事。待我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時，已經手術切除完，做過病理檢測了。

清晰記得，媽媽手術後我從番禺坐大學城專線三路公交到市區，再轉線到海珠區的醫院。廣州的夏天炙得人頭昏，但心似死灰。

手術前等了很久很久，除了我和我爸，我的三姨也在旁，陪著我媽等了彷彿一個世紀。出ICU那天，姨媽來了，接了我媽回到病房。我媽的一姊一妹，都跟她血濃於水，幫了大忙。

手術很成功，肺部的腫瘤切除無遺，儘管媽媽元氣不及從前，傷口倒是不怎麼痛。七月，我在醫院陪床，找姑娘（護士）拿折疊床，問清熱水機的位置和病房的開放時間，跟同病房的其他病人家屬共同進出。

姨媽和三姨常來送湯水，或陪著我媽，也陪過一夜，還要幫著瞞著外公外婆。他們身體不算好，尤其外婆，不會承受得了這樣的打擊。

我在病房守著那夜，是媽媽最痛苦的一夜。主刀醫生的徒弟判斷媽媽傷口內有血水，需要插管放出。那麼大的針頭扎進右後背部傷口位置，那麼粗的黃色橡膠管緩緩導出血水，地上的膠桶水聲汨汨一整夜，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幻覺。

由於傷口在後背，躺著、趴著、坐著，媽媽總也不舒服，不能安睡。十點，我藉口買水在樓下抽一根菸，回病房時媽媽質問，你是不是又抽煙了。她只見過我在表哥的婚禮上抽煙，以為我後來沒有再抽。夜半看她，還是輾轉，渴，想喝水。

媽媽住院數日，結識了兩位病友。一位是湖北來到廣州尋醫的大姐，四十有五，子女不能常來，跟我媽無話不談。另一位阿姨來自廣州旁邊的清遠英德農村，家中清貧，但兒媳婦對她無微不至。時至今日，湖北的大姐仍跟我媽在微信聊天，她手術後的幾年狀況不算理想，癌胚抗原數值居高不下，但又不覺不適，一直在做化療。英德的阿姨恢復得很好，每年數次給我媽寄花生和紅薯，那花生有難得的地裡的味道。

出院後，就是化療、檢查，再化療、檢查。如此做了六期，檢查時大體沒有發現體內有癌細胞了，終於安心，那已經到了2018年。過後，每年一回大體檢，兩回常規檢查，監測體內癌細胞動向，所有數值都很“靚仔”。

但醫生說，手術後，一般而言有三年危險期，復發機率高，要時刻注意。故絲毫不敢鬆懈。

哪裡錢多去哪裡

手術時前途未卜，所以我的進修計劃必然中斷，我並無怨言。當時初涉易經，常用一句“潛龍勿用”自勉。

不僅研究生計劃暫停，我的整個人生規劃也轉向。

這之前五年，我算是有志於新聞業，從大學選專業、校內活動、實習，都奔著這個方向去。2017年春節，大年初四就從深圳坐上高鐵到北京實習去了，倒貼是必然的。後來又在南方的報社實習，進修的方向也是新聞學。

經此劇變，連實習也中止了，轉到一家實習薪酬頗高的國企去，不奢望幫補家裡藥費，至少倒也自給自足。秋季的校招，也不盯著媒體了，一則留在廣東，二則只秉一個原則：哪裏錢多哪裡去。

我的想法也很簡單，工作兩三年，省點，也夠學費了，如果家中有需要，或也可以挑起擔子。

於是只參加了一次校招，就進入一家地產公司，2018年7月入職。半年後，媽媽情況穩定下來，身體好了不少，同時我在地產公司也實在待不下去了，便決心重回新聞業。

在地產公司的日子，讓我覺得人會逐漸變成一個齒輪，無非上傳下達，實現上層的意圖，萬沒有任何創造性可言。有人喜歡這樣規律自足的生活，我卻一日也不能心安。也讓我意識到，這一年多裡，所謂“理想”從未放下，只是強行壓抑。

到從前實習的報社面試，起初以為能進，連只打過照面的編輯也在微信與我道賀，沒想到最終被主編一言否決。據說，他看我跳來跳去，又是國企，又是地產公司，心根本不在新聞。這其中緣由他自是不知，我也只是默然，又苦笑。

得到師兄師姐引薦，終於進入一家財經媒體，離家近，工作相對自由，也能存點小錢，我滿足了。

自此成為一個醫療記者，日日與藥、醫、股市打交道，對癌症也有了一些了解。如此一年，隨著媽媽的情況穩定，進修的想法又明確了。這也是媽媽的期許。

歲月靜好

媽媽這幾年常說，最大的願望就是看我讀完研究生。

化療以後，她身體不好，吃不下飯，睡不好覺，經老院長（此醫生姓“老”，曾做院長）的中藥調理有所改善。治療以後，她掉頭髮，但不多，只是比以往稀疏，每次問我，我總看一看她的頭頂，告訴她沒有怎麼掉，她便安心一些，只是比以往寡言。她偶爾跟我說，以後可能就再看不到以前那麼活潑的媽媽了。

六期化療過後，她身體逐漸恢復，頭髮重新濃密，話也多起來。做了二十多年中學物理老師，她最喜歡的是跟學生聊天。

身體正常，也能慢慢回到學校了。起初教一個班，然後兩個，就是不能再當科組長，也不教初三。跟學生在一起，是她最快樂的時候。我每每回家，她總是跟我說起誰常請教她問題，誰又被班主任訓斥，誰做實驗的時候鬧了笑話。

每天清晨或者晚飯後，她會跟爸爸到江邊散步，往往半個小時。她總說爸爸走得太快，她追不上，就在後面遠遠跟著。後來在網上看直播學做瑜伽，早起打坐，做一些輕鬆的動作，還常督促我運動減肥。

我最讓她掛心的有二，一是從前愛打羽毛球，愛長跑，膝蓋長期磨損，二十出頭已經半月板三級損傷，腰間盤7mm突出，二是未完成研究生學業，原本的計劃沒有進行下去。

直到去年十一月告訴她申請到了研究生，才了了這樁心願。

兩年多了，真的稱得上歲月靜好。媽媽不再忙碌，有更多時間休生養息，甚至爸爸也性情大變，居然開始幫忙買菜做飯，做一些家務，這在我們家是“二十年未見之變局”。

年初新冠肺炎橫行，媽媽時刻追蹤實況，湖北封城了，廣東一級響應了，李文亮醫生逝世了，到後來歐洲疫情告急、美國曲線難平，她都關心，還不時評論兩句。我知多有謬論，但從不駁斥，只委婉說理，她也聽得進。其實正謬又如何，這是噴薄而出的生命力啊。

媽媽還說，她覺得最對不起的是我和爸爸。在最好的年紀，我應該出去拍拖，工作，盡情享樂，卻不得不日日在醫院奔走。

我心裡那句是，千萬不能這麼想，陪在妳身邊理所當然，我也從未嚮往過所謂的花花世界，難關還是要我們三個一起渡過。嘴上卻支支吾吾，說不出話。

二十多歲了，鮮少直接對家人表露感受，很多心情只能是盡在不言中。

一艘小船兩股風

記得中學有一篇課文，說父母就像生命裡的兩股風，一股嚴厲，一股親善，互相作用，推著我們這艘小船前行。

後來多有反思，覺得個中性別印象過於刻板，父親為何必然嚴厲？母親豈又不能進取？且按下不表。讓我記憶到今天，是因為這篇課文寫得就像是我的親身經歷。

父親從小嚴厲，現在看來，甚至可說是精神控制，每有大小不如意，雖不至暴力以待，卻定要厲聲呵斥。對我，對媽媽，皆是如此。小時候以為這是常態，天下父親哪有不倨傲凌人的，後來知是大謬。

而媽媽的行為，在父親看來可用五字作結：“慈母多敗兒”。我曾對媽媽說，我到底是有多敗家？家中又有何物給我敗？我是揮霍了家財萬貫，還是荒廢了良田萬畝？如果沒有，反而我畢業後數年能自給自足，每月按時補貼家用，更不曾向父母伸手就要一套房的首付，那我到底敗了什麼？

於我而言，媽媽只是給了我充分的自由。自高三畢業，她對我學業、工作幾無干涉。大一時一腔熱血寧可降級一年也轉到新聞系，她不見得很樂意，但也多方協助，從無質疑。實習、工作均往新聞方向，在家人看來危險且沒有前途，媽媽也一力支持，讓我決斷。

我認為這是對一個成年人最大的尊重，也是一種媽媽對兒子最高的信任。這些讓我格外珍惜，也永遠感念。

香港風波以來，家中角色轉換，我和父親成為了左右媽媽的兩股風。

每次回家，爸爸總是一口一個“廢青”，說著家裡某個香港的親戚多麼不爭氣，剛畢業就只能做某某行當，香港的年輕人沒有希望，才會上街大肆破壞，妄想獨立。

我也不當面跟他吵。我曉得他幾十年養成的思維習慣不可能轉變，要是直接辯駁他更暴跳如雷。但只要我跟媽媽單獨相處，總會試圖跟她說理。反修例運動的來龍去脈是如何，香港的年輕人除了經濟以外還有什麼訴求，中港關係何以到今天的地步，而運動是怎樣一步步從和理非走向勇武。

盡力按下自己的情緒和立場之後，我基本只對她陳述事實，資料來源多是他們看不見的香港媒體媒體、學者作家專欄文章，黃藍兼有。難得的是，她願意聽，能夠理解一些事情背後的邏輯，也有同齡人難得的冷靜。好友說，我媽算是知識分子，比平均水平而言的中國大媽不知道通情達理多少。這是他屢屢跟父母溝通不果之後的肺腑之言。

日復一日的努力，媽媽知道了香港人的訴求跟“港獨”的區別，也漸漸少用“洗腦”、“廢青”、“暴動”、“境外勢力”這些似是而非的口號式表達。典型的傳統大陸中年人思維固然還在，但思維方式多少有些改變，我覺得這特別了不起。

等到後來新冠疫情爆發，我再跟她條分縷析，初期這些那些政府行為或許有不妥之處，或許導致了疫情的加劇，對言論自由的壓制又會帶來怎樣的後果，國內的媒體又是怎麼引導著輿論，她就慢慢能接受了。雖然這在我看來早在四五年前就已經是常識，但對於她而言，我相信是打開了新世界。我還一度想幫她安裝一個VPN，讓她看看中文世界其他地區的媒體，都是怎麼分析問題的，後來遇上國內大批封殺VPN，又限於手機系統不通等問題，只好作罷。

如此三番四次跟媽媽說理，是因為“另一股風”無處不在。爸爸在家一向愛高談闊論，半退休狀態日日看時政新聞，又少有朋友相聚，就常在家跟我媽議論。危險有二，一則爸爸的信息來源全是國內媒體，無論文字視頻，均過濾得一乾二淨，不評偏頗與否，免不了“單一”；二則他性格強勢，終其一生都樂於讓別人接受他的觀點，一經認定就只有他自己的道理，萬不知多元價值觀的存在，而且還覺得自己特別對，自信自己對萬事萬物瞭如指掌。

於是媽媽在他時刻不斷的影響下，不免又拉回到另一面。我很難界定那是哪一面，是藍，紅，還是別的什麼？爸爸的價值觀以社會達爾文主義為基底，糅合了儒家禮教、資本主義的邏輯，因此真的很難定義，而且他自己也不懂界定，我歸納起來很是艱難，也難免有偏頗。

而我希望作出的影響很簡單，也很底層，甚至不涉及到一般意義上的政治立場或價值觀。更平等地看待形形色色的觀點，接受每個人有各自的追求，不要讓邏輯先於立場，認識到“公共辯論”並不是吵架，遇到問題不要下意識接受別人的答案而是下意識地追問⋯⋯

至此，基本上是新自由主義的理論脈絡，所以不敢自認為沒有立場。但我認為這是成為一個現代意義上的“人”，所需具備的根基。

所以，要說這是“左右”、“黃藍”、“傳統保守”的對抗，恐怕都不太準確。我也不清楚該怎麼總結這“兩股風”到底是什麼，只是它們的存在和力量都實實在在。

半年多來，我和爸爸兩股風的影響下，家中基本上是一場價值觀的拉鋸戰，只是不會爆發顯眼的直接衝突，一切都在暗暗較勁。這成為我想要推進的一個實驗，也是為了改變社會作出的小小努力。

不治之症

其實我認識的大多數同齡人，都早已放棄跟父母在公共議題上的交流，實在忍不住多說一句，就難免跟父母勢同水火。我不知道這是每個時代的常態，還是說今日的社會格外撕裂，尤其在中國。

無論如何，我並不打算就此放棄。

這件事情上，影響我甚深的兩位前輩，是梁文道和周保松二師。他們分別在我十八歲前後進入我的世界，雖然暫且無緣深交，短短的相見也只是我坐在台下聽他們的分享，但兩位確實是我的“燃燈者”，以不同的方式影響著我的思維方式。

我如何受到他們影響？這個話題似乎太大，只能往後另磨新墨了，這裡恐怕只能借用他們的兩句話。

去年七月二十一日，我在香港會展中心，在書展的中文大學專區遇到周保松老師，碰巧他做一個小型分享。周老師一人一咪，聽眾圍得水泄不通。有一段話的大意是，我們不要老是想著怎麼改變社會，我們自己也是社會的一部分，改變了我們自己，就是改變了社會的一小部分。

我擅自稍作延伸，如果能盡己所能，去影響身邊願意被影響的人，哪怕改變一個觀點，已經是難得的進步了。當然，對於思維方式較為偏激的人，我的選擇是擱置爭議，以免產生不必要的衝突。

因此，對於我媽這類中間派，我是樂於爭取的，只要方式恰當，總還有希望。往大裡說，如果連最親近、又相對開明的人都說服不了，我還能改變誰呢。

另一句話來自道長（梁文道）2019年初在香港一個沙龍上的分享，我近期才通過YouTube補回，碰巧沙龍的主持是周保松老師。道長說到，他認識大陸的很多“老運動員”，不死磕，也不服從，日復一日跟龐大的政治機器對抗。讓我有共鳴的那句話是，有些事情，你知道了成功率不高，你就不去做嗎？如果你覺得這是你的責任，不會的，你還是會去做，靈活調整自己的位置，然後繼續去做。

這就如我媽的病，癌症曾被認為是不治之症，那就當真“不治”了嗎？不會的。權威腫瘤專家發過論文，告訴你某某數字，嚇得不輕，那就放棄了嗎？不會的。醫生留下家屬，說這個病是治不好的，往下走都是無底洞，那就不走了嗎？不會的。

如果一個國家患上某種不治之症，甚或你知道一個惡性腫瘤正在這個國家生長，那就必須離開嗎？或許可以，也算不得錯。但有的人，還是會以自己的方式，能殺死一個癌細胞，就殺一個。

所幸的是，三年前的基因檢測發現有一款靶向藥或許適用，不知能不能幫上大忙。當時，輝瑞的這款原研藥克唑替尼一瓶五萬多塊，只夠吃一個月，贈藥方案是4贈8，每年也還是要將近20萬。印度的仿製藥價格只一半，但也是不小的數字了，還不知道有什麼渠道能買。醫生說花費這麼高，還不知道要吃多久，還不如化療。

2018年下旬，克唑替尼通過談判進入醫保目錄，有效期至2020年11月，價格變成5000多一盒。算上醫保和單位報銷，每個月花費也許能降到3000塊一下，就算長期吃也還能支撐，還不必到印度當“藥神”。

今天回家，媽媽說，再打一場仗吧，管他呢！

這是我和媽媽經歷的第二十四個母親節，再過幾天就是她生下我的日子，我願意用也許微不足道的所有，換她的平安喜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