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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N号房”的性剥削和奴役是父权社会的共谋


作者丨薛秦


3月25日,在200多万人的签名请愿下,韩国警方公布了赵主彬(音译)的名字和长相。25岁的赵主彬被控威逼利诱数十名女性拍摄色情影片,并在Telegram聊天室里出售影片。

受害者中有16名是未成年人,最小的才11岁。她们被称为“奴隶”,受到不同程度的性剥削和性侵害。有人被要求用异物(剪刀)插入下体,有人被命令光着身子吞吃排泄物,有人被强迫刻上“奴隶”或施害者的称号,有人被强奸。虐待过程被制作成影片,一边用于继续要挟“奴隶”,一边在三个Telegram群组里收费发布,大规模进行性剥削。

“N号房”事件令人震惊的不是对女性性剥削和奴役的手段有多残暴,情色有多下限,而是事件中有26万付费参与者,还有无数漠然的旁观者,本质是父权、资本主义、消费主义以及社会对女性迫害的层层共谋。


非人化女性的主宰感

身体,一直不属于女人自己。女权运动创始人之一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书中提出,在父权社会的运行逻辑中,男性,是人;女性,是他者,不是人。“N号房”的女性们是男人眼中的猎物,她们的身体也就只是一个猎场。于是,施害者们强迫她们刻上“奴隶”字样,要求“奴隶”光着身子,蜷缩着像狗一样“学狗叫”,吞吃排泄物。女性先是被侵犯,然后被非人化成狗。夺去女性作为人的基本尊严和人格,施害者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压迫和剥削。

很明显,“N号房”的参与者追求的已经不是性,也不是情色,而是一种以性为基础,以女性身体为载体虐待女性的快感,一种把女性非人化玩弄在手、践踏在地的主宰感。

韩国的父权社会中,这种男性主宰从未被撼动。影视中,霸道总裁“壁咚”、“强吻”女性随处可见,并披上浪漫的外衣,不露声色地强化性别规训,弱化女性。现实社会里,父亲总是权威的代言人:饭桌上主人的位置是父亲的,然后是兄弟的;第一碗饭端给父亲,再是哥哥、弟弟,最后才是女儿;父亲可以大嚷大叫,会随时给妻子孩子甩出一个巴掌,女性则必须低声细语,默默忍受。

仅仅在十二年前,韩国法律还明目张胆地捍卫着父权的主宰,其《户主制度》下,男性是法定的家长,是家庭的主宰,女性是附属。子女必须随家长同姓,所有女性加入户籍,均需得到家长的许可。婚前,女性附属于父亲,事事要征求父亲同意;婚后,则附属于丈夫,不管是去银行取款还是给孩子入学、申请福利,都必须有丈夫的签名才有效。女性离婚后6个月内不允许再婚,离婚的女性不能抚养子女,男性毫无限制。女性,甚至无法和兄弟一样平等分得父母的财产。

从父亲到丈夫,女性的一生都被男性主宰着。其实,任何导致性别的不公和歧视,都暗含着社会的权力结构以及维持这种权力结构的种种制度存在的问题,并且残酷地揭示着女性长久来无法躲避的事实,那就是男性是主宰,是掌权者;女性是附属,是无权者。因为无权,所以被非人化,被主宰着。


消费主义下的情色贩卖

随着资本主义在大多数国家的发展,消费主义很快兴起,人们把自我认同投射在身体审美和自由消费权利上。然而,父权与消费主义很快形成合谋。长期浸淫于父权男尊女卑的规训,当代女性把很多父权观念内化成自身价值,自觉或被动地遵守着。

瓜子脸,高鼻梁,双眼皮,白瘦美,医疗美学兴起一定程度上来说可以看作是女性对美自身的追求,但如果这种价值建立在消费主义的裹挟下,在迎合男权审美的凝视中,在父权观念内化后的自我意识里,这还真的是女性自觉自愿的自身审美和追求吗?

事实上,不得不承认女性无法拥有和主宰自己的身体,被消费利用才是自古以来的处境。物种持续需要繁殖后代的时候,女性是行走的子宫;资本主义刺激需要消费获利的时候,女性是情色贩卖机。

“N号房”施害者通过引诱、威胁、强迫等方法性虐待女性,制作情色影片进行交易,26万人付费观看,大规模性剥削。在赵主彬家中,警察搜出1.3亿韩元现金。施害者物化女性贩卖情色,同时再度把女性商品化。消费主义主张下,只要付了钱,就有权享受商品,所以那些付费的观众才敢如此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才是受害者,“只是交了费用观看正当的成人内容,又不是犯罪,委屈得睡不着觉”。

消费主义让情色偷拍在韩国蔚然成风,还成了产业链。《82年生的金智英》、《就算敏感一点也没关系》、《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等影视剧里,男性在厕所、聚餐等场合上偷拍女性,并分享着视频。这揭露着韩国偷拍和性骚扰文化的冰山一角。

更残酷的现实是,韩国最大的色情网站soranet上一度有一百多万的会员,有不少韩国人甚至上传自己的前女友或者妻子的裸露相片和性爱影片。“N号房”里,26万参与者必须有侮辱女性的言论才能不被踢出去。这都意味着,男性首先在意的是男性之间通过对女性的羞辱获得相互认可,而女性,即便是自己的妻子,也并非同类,而是他者,可以辱骂,可以物化,也可以贩卖。这不仅是消费主义加持下情色贩卖的强大,也展现着,父权社会下男尊女卑思想的根深蒂固。有人可能争辩情色贩卖只是道德问题,可是在“N号房”里,女性被当成奴隶残忍虐待,对女性施加的暴力和控制已经超出情色的一般范围。消费主义下的情色贩卖再迷幻也无法掩盖性犯罪的事实。


厌女症带来的集体共谋

“N号房”事件揭开韩国残酷一面,在父权思想的长期影响下,韩国社会弥漫着浓浓的厌女情绪,对女性进行集体性的污名、歧视和矮化。这种厌女症包庇着赵主彬和26万的观看者,纵容着崔真实、张紫妍、雪莉、具荷拉的自杀,也滋养着“N号房”对女性的性剥削和奴役。

有人统计,26万观看者,占韩国男性人口的1%。然而,在超过一年半的时间里,没有一个人举报“N号房”或者报警。韩媒报道,根据虚拟货币交易留下的个人信息,“N号房”会员不乏教授、人气艺人、体育明星、著名创业公司CEO等知名人士。但这些人,都是性剥削和奴役的共谋者。

更让人寒心的是,曾有受害者报警,但是警察不以为然;媒体最初曝光后,韩国主流电视台也没有跟进报道,直到请愿人数超过百万;司法机关呢,在媒体没有曝光之前,根本不愿意介入。“N号房”事件可以说,残酷地展现了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共谋和围猎。

厌女情绪也让韩国社会对女性处境视而不见,或冷漠处之。《82年生的金智英》中,金智英在公车上被男同学性骚扰还尾随,前来接她回家的父亲知情后却质问自己惊慌不已的女儿“为什么去那么远的地方补习?为什么穿那么短的裙子?”血肉亲情都掩盖不了男性对女性的荡妇羞辱以及内心深处天然的不信任。

现实中更加残忍,男性反感“女权主义者”,甚至对只是关注女性生存现状的人都肆意施加舆论压力。女演员郑裕美宣布自己将出演金智英电影后,收到了上千条辱骂信息,还有人寄去死亡威胁。电影上映后,人们不反思呈现的重男轻女、性骚扰、情色偷怕等真实问题,反而指责此书和电影“挑起社会仇恨”。女性艺人Irene表示读过《82年生的金智英》,就有男性粉丝剪毁和烧掉她的照片以示警告。

在“N号房”,26万的男性一看到新的影片则打了鸡血般呼喊着“强暴她”,当性犯罪被揭发问责,他们责备起受害者,“要怪只能怪上传视频的淫乱女。” 不堪男友伤害、威胁和强迫的艺人具荷拉自杀后,有男性网友留言给其前男友,“现在把视频发出来吧,反正也没人告你了。”这种对女性集体性的蔑视和冷漠让人不寒而栗。

要改变女性处境,提高女性的地位,就免不了对当下造成性别不平等的既有秩序进行挑战,对父权、资本主义、消费主义以及维护这些秩序围猎女性的法律、经济结构以及风俗习惯进行批判性思考。对女性的控制和主宰从来是跨时空跨国界的,就如伍尔夫所说,作为女人,我没有国家,我的国家是整个世界。而这个世界,并不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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