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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于战争的LGBT会看到黎明吗:《守夜》如何重写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学母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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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NGOCN(来自豆瓣)

来源: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0139396/


作者 | 水泥


《守夜》讲述了数个伦敦人在二战的生活,这些角色基本是性少数。


作者是当代杰出的英语作家萨拉•沃特斯,她十分擅长讲故事。《守夜》原著出版于2006年,笔者推荐的译本由阿郎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世纪文景出品。


沃特斯并不是按线性因果链的顺序来讲述故事,而是先讲述战后的1947年,让读者先看到这些角色的结局;再“向前推进”到1944年,让读者看到故事最波澜壮阔的那一段;最后才抵达1941年,让读者看到这一切都是如何开始的。在多线叙事与逆向叙事之中,沃特斯展现了她精湛的叙事技艺。


但这并不是笔者在本文论述的重点。笔者更关心的,是沃特斯如何用LGBT视角重写了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学母题,让这些母题焕发出新的光芒。


人类很喜欢故事,既喜欢听故事,也喜欢讲故事。故事可以千差万别,但这些故事里可曾有过性少数的在场?性少数群体在我们所熟知的时代背景之中又有怎样的日常经验与故事?恐怕我们对此知之甚少。通过引入LGBT视角,沃特斯让读者看到了这些故事原型的更多可能,也修正了性少数群体在历史中的“缺席”。沃特斯在《守夜》中讨论了非常多内容,篇幅有限,笔者将集中在比较经典的两个母题:囚禁与战争。


性与情感在幽闭环境中的扭曲与共生

囚禁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一个母题。从广义上来说,我们都处于囚禁之中。最起码,我们都被自己这有形的、会死的躯体给困住了。另外,我们也被困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与结构之中。只不过,这些“囚禁”都更趋隐性,日常生活之中我们不会时刻意识到其存在。


而在监狱当中,囚禁会变得非常显性且可视,一举一动,囚犯都能感受到自己的人身自由被剥夺了。在这种极度的幽闭空间之中,人的心理状态会发生诸多显著的变化。讲述这个母题的作品非常多,我们最耳熟能详的,应当是《肖申克的救赎》。


《肖申克的救赎》剧照,图源:IMDb


沃特斯在《守夜》中也探讨了这个母题,这一条故事线上的主人公是邓肯与弗雷泽,他们同在一间牢房。


在1947年,两人早已离开监狱,不过我们能发现邓肯很显然是非常在意弗雷泽的目光的。在这一部分,读者很难不去猜测邓肯是不是喜欢弗雷泽,甚至忍不住去联想他们二人在监狱里曾经有过怎样非比寻常的关系。


这样的猜测与联想并非空穴来风,李银河在《同性恋亚文化》中就曾介绍过“境遇性同性恋”这一现象。


在同性高度集中、异性缺乏的密闭环境,像监狱、军队这类,人是有较大的可能与同性发生性关系,甚至建立一定的亲密关系的。而当ta们脱离了这个环境之后,大部分人都会回到原来的状态当中,不再对同性感兴趣。这个现象被李银河称之为“境遇性同性恋”(当然这个学术概念是否准确,学界目前对此是有争议的)。笔者在读1947年的故事时,就曾以为弗雷泽是这种情况。而邓肯,作者沃特斯此前已经暗示,他就是同性恋者。这是笔者对狱中情节的预设。


但沃特斯笔下的这条故事线远超笔者的预设。在处理这两个角色的狱中关系时,沃特斯展现出了她那精准的情绪,甚至是情欲的理解与表达能力。邓肯与弗雷泽之间关系的扭曲与复杂程度,远非“境遇性同性恋”这个苍白的学术词汇所能概括的。


叙事“前进”到1944年,邓肯与弗雷泽尚在狱中,德军轰炸机一刻不停地骚扰着英伦诸岛。空袭警报响起后,狱警都躲到防空洞中,囚犯们被关在各自的牢房里,因为无人监管,他们得以大吵大闹。在长时间的喧嚣渐趋平静后,弗雷泽被别人唱的色情歌曲勾起了欲望,说“真想有个姑娘”。他认为这是不对的,他应该怀揣崇高的理想,而不是一味被自己动物性的那部分所操纵,但他还是没法控制住自己。对他来说更糟糕的是邓肯就在他的下铺,他没法在这个饥渴难耐的时候获得私密空间来自慰,而他一直都知道邓肯是同性恋者。弗雷泽并不希望自己的性活动被“围观”,尤其当对方是一个同性恋者,即便在这个黑暗的环境中邓肯不可能真正地“看到”弗雷泽在做什么。


伦敦二战时防空洞,来源美联社


不过,在这双重张力之中,弗雷泽最终还是不受控制地、无可奈何地、略带兴奋地、咒骂着开始了他的自慰。而同处一室,就睡在弗雷泽下铺的邓肯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一点。


但现在,在房间的完全黑暗中,在米勒和阿特金的歌声撩起的诡异躁动的氛围中,他觉得自己对弗雷泽那隐秘的、无助的、目的明确又带着羞耻的动作格外敏感。有那么一会儿,他一动不动,不想暴露他还醒着的事实。然后,他发现,这静态只会让他的感觉更加灵敏。他感觉到弗雷泽的呼吸沉重了少许,他闻到他出汗了,他觉得他甚至能听见那轻微的、湿湿的、有规律的声音——就像钟表嘀嗒——那是弗雷泽的阴茎被有节奏地抚过……他无能为力。他感觉到自己的阴茎抽搐了一下,硬了起来。他躺了一分钟,完全静止,做出隐秘的、掩饰般的动作,把毯子拉起来,把手伸进了睡裤,把阴茎握在了手中。

在这样一个幽闭环境中,欲望无从宣泄,弗雷泽与邓肯都不得不成为对方自慰的观众,而且“旁观”对方的自慰又不可避免地勾起自己身体里最诚实的渴求。这种渴求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对特定身体的性欲。认定邓肯对弗雷泽有意因而也开始自慰,是对沃特斯多义文本的极大浪费。毫无疑问邓肯非常关注弗雷泽,会细心地留意他的一举一动,甚至会执着于感知他的存在,但这种情感里掺杂了太多别的东西了。


读到1941年时间线的读者不难发现,弗雷泽能很轻易地让邓肯回想起他昔日的好友亚历克,他也曾向弗雷泽坦诚过这一点;邓肯在监狱中说不上有多受欢迎,幽闭且孤独环境之中的他更容易对有好感的人心生依恋,即便他知道这种依恋并不会得到回应,也不会受欢迎,更不是解决自身困扰的良策;更重要的是,人的情欲从来都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的,肉欲里混杂着太多无法被准确描述的东西,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哪些东西才是主要的。在这样一个绝望的环境中,邓肯跟随着弗雷泽开始了自慰,一段自慰双重奏,被沃特斯写得极其压抑与痛苦。这既是两位角色在当时的真实心境,也是读者在共情中最直观的感受。


但这只是邓肯与弗雷泽扭曲关系的一个面向。沃特斯深谙事物一体两面的特性,幽闭环境之中两人关系间的张力既有压抑与痛苦的一面,也有真诚与理解的一面。无处可逃之时,我们既能够将最深的责难加诸在ta人身上,也能够向ta人倾诉出自己最不愿示人的想法。


在1944年这条时间线上,邓肯故事线的最后,是他与弗雷泽在牢房中的又一次互动。那是又一次夜间空袭,但这次空袭离监狱非常近。具体有多近,他们与我们都无法判断,我们只知道爆炸声震耳欲聋,而弗雷泽与邓肯都被关在牢房中,既无法判断外头到底发生了什么,也无法逃到更安全的地方。那是一个生死时刻,下一颗炮弹可能会砸到你,但你永远不知道是哪一颗,你也躲不掉。这样的极端环境使得弗雷泽比以往都更暴躁,而在这种暴躁之下,是他对自己的质疑,与他不愿承认的恐惧。


“你觉得我从来不想关于——关于恐惧的事吗?这是最难受的了,这是最最难受的事。我能忍受任何审判。我能忍受在大街上被女人叫胆小鬼!但是,私下里扪心自问,要是审判团和那些女人说的是真的呢,我被这疑心反复折磨:我是真的为了信念呢,还是,我只不过是个——是个懦夫?”他又抹了一把脸,邓肯这才意识到,他脸上不只是汗,还有泪,“你不会听到我们这样的人承认这一点的,”他继续说着,语气不平稳,“但我们有这感觉,皮尔斯,我知道我们有这种感觉……与此同时,我们看见那些凡夫俗子——像格雷森,像莱特——兴高采烈地就上了战场。是不是因为他们愚蠢,所以他们就不勇敢呢?你觉得,当战争结束,我知道我能活下来正是因为这些人的战斗,我究竟该作何感想?可同时,就有我,还有沃特林、威利斯、斯平克斯,还有英国其他监狱里所有那些拒服兵役者。如果——”一架飞机从头顶轰隆隆地飞过。他又紧张起来,直到飞机过去才回过神,“如果我们都被汽油弹烧死,那就会让我们成为勇敢者吗?”

“我觉得勇敢的人,”邓肯说,“才能做你所做的事。人人都会这样想的。”

弗雷泽擦了一下鼻子,“什么都不做,那是很容易做到的勇敢!你比我勇敢,皮尔斯。”

绝望的深处,更真实的自己开始浮现出来,所有的弱点都暴露到对方面前。然而这并没有让弗雷泽或邓肯受到伤害,相反地,正因为在此刻他们是彼此唯一的听众,所以他们得以袒露心扉,甚至互相理解,互相安慰与支持。弗雷泽主动提出想要到邓肯的床铺上睡,邓肯欣然答应。在床上弗雷泽告诉了邓肯他心底深处的恐惧。在轰炸结束,一切重归寂静后,他们二人自然地拥抱在了一起。这个拥抱无关性或爱,而是幽闭环境下仅存的二人互相的依靠与共生。这样的同性情愫,沃特斯抓得非常准。


战争阴霾下“自由”又迷茫的她们

有些东西几乎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黎明一起诞生的,战争就是其中一个。在科幻电影《2001:太空漫游》中,猿人获得“智慧”后做的头几件事里,就有发起战争——当然,只是微型的。而直到今天,我们也尚未真正地摆脱战争,达成足够稳固的和平,即便文艺创作中“反战”的和平主义思潮早已成为主流。


沃特斯的《守夜》把故事背景设置在二战前后,战争这个母题自然会出现在她的写作之中。但她笔下的战争,看起来并不是我们所熟知的美式主旋律,或者英雄神话中的宏大叙事。在这些神话与英雄史诗中,女性往往是被救赎者,更有甚者,女性是战争的导火索。电影《特洛伊》改编自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在《伊利亚特》中,“美得不可方物”的海伦被特洛伊人掳走了,古希腊人借机发起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女性的“祸水”之名,在这些史诗与神话一次又一次的传颂中深入人心。


沃特斯重写了《伊利亚特》。这一次,她把故事的主人公交给了数位女性。女性在战争中不再是被救赎者,甚至不是“祸水”,而是亲身地经历、参与了二战,在最危险的地方救死扶伤。而且,《守夜》中的女性作为主体反思着这场战争的“正义性”。沃特斯让我们看到了战争的另一个侧面。

《特洛伊》电影截图

在1947年的时间线中,读者可以很轻松地感受到凯与战后生活有多格格不入。Ta往往独身一人,身穿男装,因而经常在各种场合被别人指指点点。关于凯,笔者倾向于认为Ta是跨性别男性(FTM, Female To Male),但将Ta解读为女同性恋者(Lesbian)亦通。二战时期这两种性/别身份更难区分,我们对凯的判断理论上应该遵从角色的自我认同。鉴于沃特斯在书中没有明确表明,笔者使用“Ta”来指代凯(米琪、宾奇同理)。人们不厌其烦地告诉Ta战争已经结束,没必要再穿着战时的制服了,但Ta不以为然。


叙事“前进”到1944年,读者第一次读到凯,就是Ta和米琪在救护队工作的日常——轰炸结束后到伤亡现场对死伤者进行紧急处理。沃特斯忠实地再现战时街头的惨烈,尘土飞扬,各种难闻的气味充斥着鼻腔,满目疮痍,血腥直直地冲击着凯与我们。但读者并不会觉得凯“讨厌”这份工作。更准确地说,看过凯在1947年的生活状态,读者可以敏锐地察觉到,此时此刻在废墟紧张地工作的凯,才是Ta最自在的状态,才是活生生的Ta。


大轰炸后的伦敦,摄影师 Arthur Cross & Fred Tibbs,1945年


沃特斯在《守夜》中的写作特性,是在那些极度日常化、碎片化的叙事之间,会突然出现一些看似突兀,实则水到渠成的,极具震撼力的哲学思辨。在讲述数位性少数者讨论Ta们对未来生活的畅想时,沃特斯便展现了她的这一精湛技艺。


“不关酒的事。我是说正经的。你说句真心话,我们这种生活从来没让你失望过吗?年轻的时候还好。对二十岁的人来说,这无疑动人心魄。这种秘密,这种热烈,就像竖琴绷紧了弦。曾经,我也觉得姑娘美妙无比,她们可以为了芝麻小事大动肝火,可以在聚会上突然扬言要去洗手间割腕,凡此种种。相比之下,男人们简直寡淡得像影子,像纸人,像没长大的小孩。但是,当人到了某个年纪,就会发现事实背后的真理。到了某个年纪,就只会觉得身心疲惫。然后就会意识到,她已不想再玩这游戏。然后,男人们又仿佛有了吸引力。有时候,我很认真地考虑过,找个好男人安定下来,一个性格安静的自由党议员之类,那就真的清净了。”

凯一度有过类似的感觉。但那时战前,那时她还没遇到海伦。现在,她淡淡说了一句:“在萨福躺椅上的翻天覆地后,那时婚床上那一片深深的、深深的平静。”

“正是。”

“胡说八道。”

“我认真的!”宾奇说,“等你到我这年纪就明白了。”她四十六岁,“当你每天早晨醒来,看着沙发床另一边那无人睡过的床单。你试试对它献殷勤吧。别忘了,我们老了甚至没孩子照顾我们。”

“天啊!”米琪说,“我们干吗不现在就抹脖子一了百了算了!”

“我要是有那勇气,”宾奇说,“也许我就做了。现在支撑着我的只有救护站。感谢上帝,我们还在打仗!一想到和平将要到来,不怕实话告诉你,我简直心怀恐惧。”


当战争笼罩在整个社会当中时,当抗击纳粹成为所有人都不能回避的问题时,身为边缘人的Ta们反而获得了喘息的空间,Ta们也能加入到反战当中,Ta们能在这个新的社会中找到更让自己舒服的位置。


当然,这个“舒服”也只是相对而言的,Ta们也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废墟上那些血肉模糊的身躯,对Ta们的精神状态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Ta们的工作相当沉重。


但Ta们至少暂时性地离开了原有的那个窒息的环境,而在这个新的环境中,Ta们与大众的痛苦和快乐都是更相通的。大家会因为劫后余生而共享短暂的幸福感,大家会因为有人逝去而共享悲伤与哀悼,大家会相互扶持,别人有困难时自己能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而对方也很乐意接受帮助。这些相通的悲欢,对于性少数群体来说,对于凯、米琪和宾奇来说,原本是不可想象的。这正正使得Ta们不乐意看到战争结束,使得Ta们与大众对战争有了极度冲突的期待。


战争的这一侧面,看似非常不人道,实则合情合理,作为读者的我们也实在没法指责Ta们会有这样的想法。而这一侧面,如果我们不借助LGBT的视角,不借助女性的视角,我们是很难看得到的。


正如笔者在上文所强调的,沃特斯非常擅长找准复数张力中那个微妙的、动态的平衡,同一时间内呈现出张力的各个形态与面向。战争固然能让性少数群体获得另类的自由,但并不意味着沃特斯会削弱她对暴力的批判。而且,这些批判是由女性角色讲述出来的。


“它确实让事情变得可以接受啊——难道不是吗?”海伦低声问道,“在某种意义上,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还有圣保罗大教堂,我不是指丘吉尔,或者国旗,就感觉日子还是可以过下去。如果我们还有这教堂,还有它代表的一切,我的意思是,还葆有优雅、理性,还有——还有美——那么这场战争就值得打下去,不是吗?”

“这场战争为的是这些吗?”茱莉娅问。

“那你觉得它为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与其说战争是因为人们对美的爱,不如说是对野蛮的爱。我觉得圣保罗大教堂代表的精神在这里显得苍白无力,它就像一层镀金,现已剥离,脱落。如果它不能使我们免于上次大战和这次大战,不能使我们免于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免于仇恨犹太人的思想,免于对城镇、对妇女儿童的轰炸——那它到底有什么用?如果要靠我们的努力拼杀来保护它,如果要老人家们在教堂屋顶巡逻来看守它,要他们用扫帚来扫去燃烧弹的灰烬——那它到底有多大的价值?它离人心究竟有多远?”

在这场由男性纵容并发起的战争里,在主流的论述中,我们总倾向于认为同盟军是正义之师。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对抗邪恶的自然是正义,而且邪恶也的确应该被消灭。问题在于,正义之师所维护的东西,真的能让我们走向和平吗?


知晓二战后历史的我们自然知道,一个纳粹被消灭了,会有另一个“纳粹”站起来,而且这个“纳粹”可能诞生于这些“正义之师”的内部。“和平只是短暂的休战”的这个死循环,至今都没办法破解。沃特斯没让茱莉娅走得太远,控诉得太激烈。正如海伦所感受到的,那是“某种黑暗的东西”。而这种黑暗,既潜藏在“正义”的阴影之下,也是沃特斯对战争的批判与控诉。


作者萨拉•沃特斯 ,图源:卫报


作为优秀的Storyteller,沃特斯的《守夜》还有非常多精彩之处,她对文学母题的重写也绝不仅有笔者所呈现的这两个。这个周末,去读《守夜》,感受她那平静叙述之下的暗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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