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CN

独立媒体,非营利性质,我们关注环境、教育、性/别、精神健康等公共议题,提供负责的纪实性内容。转载联系:editor@ngocn.net

回顾2019,这个世界会好吗

编者按:读者们,你们还好吗?2020年的开始并不好,甚至可以说非常糟糕。如果有时光机的话,或许很多人都希望重启一次。而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记住一些事情,而非因为中国特色的遗忘,无论付出多少,依然重蹈覆辙。有人说,2019是过去十年里最糟糕的一年,但可能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那么,在这个2020的寒夜里,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忘掉,2019。 


2020,会是真正的小康社会吗?


作者丨许乐

编辑丨N记


2020年已经到来,20年代也正式开始。在过去的2019年,发生了什么?我们目睹着一个又一个公共事件的发生,看着它出现、又消失。有些事件,遵循着开始、过程、结束的逻辑,过去了便过去了。但有些事件,则反映了一种趋势,又或者,它还没有结束。我们认为,呈现这些事件,关注它的发展,是重要的。2019不是结束,它或许只是个开始。


举报时代


2019年,“大举报时代已经来临”。

这是公众号“梅骁”5月份一篇文章的标题。文章试图指出这样一个观点——风行举报的时代已经来临,而你我都无法阻挡。这篇文章发布以后迅速到达十万加,在各个社交平台引发热议。很快,这篇文章被全网删除,公众号“梅骁”亦被封禁两个月。

回顾整个2019年,好像确实如此。

一月初,一份名为《关于开展高校宪法学教材全面摸底工作的通知》在网络引起热议,通知要求各省教育部门要对高校学生正在使用的宪法学教材进行全面摸底。与此同时,有法学界人士在微博表示,此事因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柯华庆对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所编写的《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等书籍进行举报而起,并指出《宪法学导论——原理与应用》已被全网下架。柯华庆当时回应《星岛日报》采访时对“举报”一说进行否认。

张千帆本人在接受NGOCN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也无法确定是否存在“举报”,“告密天然就是秘密的,我们没法了解”。同时,他还表示自己的教学工作并未受到影响。

但并非每个人都是如此。

6月,北京教委发布了一份名为《关于北京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文件明确了高校教师的11种失范行为,其中包括在教学中损害党中央权威、通过课堂网络等发表和转发错误观点、以非法方式表达诉求等。意见规定,若有相关失范行为,严重者或被撤教师资格。

今年八月,四川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郑文峰在QQ群内发言称“四大发明在世界上都不领先”,随后与学生发生争论。有学生随后将相关言论截图发布到了知乎,在事件引发关注后。四川电子科技大学认定郑文峰有失师德,停止其教学工作、停止研究生招募资格,为期两年。

如果说这件事严格算起来不算举报的话,那么南昌航空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牛杰的遭遇则更为典型。同样是“网络言论”——牛杰在一个有76人的微信群里发了一句对香港现状的看法:“所谓暴徒都是孩子,他们没有整死一个人”;同样是“网络举报”——有人把他的言论截图发到了微博,并通过“人肉”公布了他的个人信息,以及艾特了南昌航空大学的官方微博。南昌航空大学很快发布了公告称,牛杰发表“不正当言论”,“将严格依规予以严肃处理”。

在网络以外,不少高校也开始陆续招聘“信息员”以监控教师的言行。根据陕西省安康学院一份名为《安康学院学生教学信息员工作管理规定》的文件,信息员的工作职责包括“发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有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工作纪律,传播迷信、邪教、色情,宣扬西方政治价值观,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和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等现象,应及时向学校反映”。

清华大学的吕嘉、重庆师范大学的唐云,都是这个制度之下的“受害者”。

纽约时报今年11月的一份报道则指出,有信息员“还经常和其他学生交谈,收集他们对老师的印象,包括他们的性格、价值观和爱国立场”

举报也不仅仅发生在高校。“得益”于互联网的便捷,今天的举报更多不再是举报信、大字报,而是在网络上“挂人”。挂人,亦即是在个人账号下公布他人或者实体的言行甚至身份信息。如果是大V的“挂人”或者对“挂人”进行转发,事情往往便会具备影响力。

2019年,不少人或者实体都成为被“挂”的对象。其中,前文所提到的梅骁所作一文,便提到“王晨艺退赛”的例子。王晨艺是综艺节目《创造营2019》的一名选手,他在参赛期间被人发现多年前曾点赞“荤段子”、涉及升旗的段子等微博,有人便将这些信息截图公布并要求其退赛。最终,王晨艺竟然真的退赛了。

例子并不止这些。火箭队总经理莫雷的推文被“挂”回了墙内,周柏豪因为IG的贴文也被“挂”港独,国庆节没有发布祝福微博的明星甚至被“挂”出了一个名单。

不过,我们更常见的可能是“不良信息”举报。根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目前已经有超过2600个网站有不良信息举报电话,有超过900家新闻网站和商业网站设有“网上有害信息举报专区”。公开数据显示,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每个月收到的举报都在1000万条左右。

占比最多的则是微博。以2019年11月为例,全国共收到举报970.8万件,仅微博一家就占了312万。其中少不了微博监督员的“功劳”。根据微博监督员官方微博,专在职的微博监督员已超过2000人。仅在11月,得到有效处理的“投诉”已达到387万条,其中有260万条为涉黄低俗信息,127万条违法有害信息。

举报时代确已来临。


同志平权运动在中国


对于中国的同志平权运动者而言,2019年或许是悲喜交加的一年。

这一年,最让人振奋的消息当然是台湾正式地实现了同性婚姻的合法化。从两年前大法官释宪时的喜悦,再到去年的同婚公投时感同身受的挫败,历经波折,同性婚姻终于落到了实处。

5月17日同婚专法正式通过立法会,5月24日同婚专法正式实施。这两个日子,无论是朋友圈还是微博、豆瓣,你总能看到同志平权运动支持者的欢欣鼓舞。作为“亚洲第一”,台湾给到我们的是策略的借鉴,也是榜样的鼓励。甚至连《人民日报》海外版都在推特发布了这一条消息。

但当我们把目光转回大陆,现实仍旧赤裸裸。

4月12日下午,网友@食人貘发布了这样一条微博——“Les的超话被封了,社会主义没有同性恋哈。”原来,作为微博女同性恋交流区的超级话题“les”突然被关闭了。微博官方并未给出任何声明。有超过2万网友尝试向微博申请开放,但并未成功。NGOCN当时咨询到微博客服人员,收到的回复是“经超话小秘书核实,您所申请开放的超话由于该超话内存在大量违规信息,暂不符开放标准。”

与此同时,豆瓣的女同性恋交流小组“”也被隐身了——未加入该小组的用户将无法通过搜索功能找到该小组。“Les Sky”是一个已经有近14年历史的小组,组内成员近25万,组员习惯称它“天空组”。

有网友怀疑,两个事件或许与4月开始的网上低俗信息专项整治行动有关。该行动由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启动,持续时间长达8个月,目的是“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重点清理网络传播淫秽色情等迎合低级趣味的内容”。

同一个月,公务员吴维在微博发布绝笔书后在家中自杀。他在绝笔书中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称自己因为性取向而遭到领导的“指指点点”,父母也说他“很丢脸”。因及时送院抢救,吴维活了下来。

5月,青岛一名15岁的初中生也在微博留下“遗书”。他在微博中表示,因为自己的同性性取向和性别气质问题,曾遭受过校园霸凌和家庭暴力——“我的诸位老师们多在关于gay的话题上,表达过厌恶、埋汰、甚至于挖空,讽刺,谩骂。”他当晚离开了家,有网友报了警,还有数千名网友涌进青岛警方的微博留言。最终,警方安全找到了他。

如果说这两个事件有个还算好的结果,上海的一对女同性恋情侣则没有那么幸运。

名为“蝴蝶”的女孩被迫与女朋友分开,失去了人身自由。网络上关心她们的网友组成了志愿者社群,尝试线下与蝴蝶取得联系,没想到却差点身陷囹圄。8月,蝴蝶的女朋友“袋鼠”发布了一篇贴文,文中说,“对于他们(家长)来讲,我们这些反对他们的人反而是‘异类、变态,骗子,恶心,没有家教’,这也是整个问题的核心所在”。

这几个事件好像就是一个剪影,让我们看到了同志群体的生活现状——Ta们总是难以得到理解、包容、支持。

而在政策的层面,同志社群一度有过曙光。7月,南京公证处官方公众号发布的文章《意定监护公证:搭建LGBT群体爱的桥梁》让同志社群颇感惊喜。毕竟,南京公证处也算是一个半官方的机构,在政府层面一向对同志议题视而不见的情况下,这样的一篇文章也足以提供一定的慰籍。

文章指出,LGBT群体可以通过意定监护文件指定自己的伴侣作为自己未来的监护人,以处理医疗、财产等问题,“推广意定监护,能够充分保障LGBT群体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

随后,同志公益网站“淡蓝网”等同志社群账号都发布了对“意定监护”制度的讨论。“淡蓝”更是将“意定监护”称为目前同性关系的“最优解”。

但事实上,我们并不能在此制度上寄望太多。“意定监护”制度得益于2107年10月开始实施的《民法总则》,其三十三条规定赋予了成年人可以与个人或组织以书面方式确立监护人的权利。政策出台的初衷其实更多是作为老龄化社会其中的一个解决方案,有人也直言这对于同志群体是“意外之喜”。

而且,意定监护公证需要不少的经济支出、生效条件和作用范围也有重重限制,更别说实际上不少地区的公证处在得知是同性伴侣做公证时,还可能被公证处以“伤害公序良俗”为由拒绝办理。

到8月,人大法工委的公开回应果然给同志群体泼了一盘冷水。在人大法工委发言人的首次记者见面会上,发言人臧铁伟在回应同性婚姻合法化的问题时说出这样一番话——“我国现行婚姻法规定的一夫一妻制是建立在一男一女结为夫妻基础上的婚姻制度,这个规定是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的。据我所知,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承认同性婚姻的合法性,因此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也维持了现行婚姻法规定的一夫一妻制”。

或许因为这个冲击,在之后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征集意见中。同志权益组织“爱成家”号召超过18万人次参与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倡导,有超过22万条的意见提出。这也使得人大法工委在12月的记者会上,首次非负面地提及了同志议题——“意见主要集中在完善近亲属的范围、修改可撤销婚姻的撤销机关、进一步完善夫妻共同债务、同性婚姻合法化等方面”。尽管在意见有9成以上都是有关“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内容,法工委还是只把它并列放在第四位,但这种陈述也让不少社群中人认为,“是一种进步”。

目前,《民法典(草案)》正在公开征集意见。同志权益倡导平台“爱成家”在主导了超22万人的发声后,最近亦在呼吁给该草案提意见,让同性婚姻进入民法典。此次征集意见的结束日期是2020年1月26日,最后结果如何?法工委又会如何应对?这都值得我们关注。


内容审查在持续渗透


在前述议题中,我们隐约也能看到内容审查的影子——高校对于教材的清理、文学网站对同性恋小说的审查,而更直观地让我们感受到这种审查的,还是电影、音乐的下架与“阉割”。

“撤档”、“技术原因”成为2019年影视行业不可不提的关键词,也贯穿了一整个2019。2月,《少年的你》、《一秒钟》先后退出了柏林电影节的展映,《一秒钟》官方公告也让“技术原因”成为了一时热点。有记者在外交部记者会上问到了发言人华春莹相关的问题,当时,华春莹没有正面回应这个问题,而是建议记者去看《流浪地球》。

这个回复某种程度上算是2019年中国电影的写照——“敏感议题”的电影风波不断,主旋律电影大行其道。

校园暴力议题的《少年的你》、拆迁议题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在经历撤档、删改后获得上映;三部讲述民国时期故事的电影——《八佰》、《刀背藏身》、《兰心大剧院》均经历了撤档风波;涉及文革题材的《一秒钟》则至今未见踪影。

与之相反的是,国庆档期中,主旋律影片《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和《中国机长》的累计排片超过了90%。最终,《我和我的祖国》目前已累计票房超过31亿,一举跃进中国票房总排行前十位。

撤档的影片不止这些,删改的影片则还有引进片。奥斯卡最佳影片《绿皮书》、金球奖最佳戏剧类影片《波西米亚狂想曲》均被删除了描述同性恋的镜头。此外,裸露镜头、暴力血腥、“辱华”台词都成为了被删减的理由。甚至,《好莱坞往事》因为引起了对李小龙的争议,亦被要求删改,不过据《好莱坞报道者》报道,导演昆汀本人没有“妥协”,最终该片的放映计划无限期搁置。

电影以外,音乐的审查当然也少不了。 6月,国家网信办与多部门联合开展了网络音频专项整治行动。据网信办通稿,首批即发现26款传播历史虚无主义、淫秽色情内容的频平台涉嫌违法违规。其中包括“有的网络音乐平台传播所谓‘色系神曲’,宣扬‘二次元文化’、‘亚文化’;一些有声读物平台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传播惊悚恐怖、神仙鬼怪、僵尸、冥婚等怪力乱神的网络小说,散布封建迷信思想。”同一时间,音乐平台网易云音乐、播客平台喜马拉雅FM等在应用商店中下架。

整治过后,我们发现,网易云音乐的歌词显示中多了许多“*”号,其中被屏蔽的关键词包括“做爱”、“fuck”、“shit”等等。有网友发现,林夕作词的歌曲《我有我爱你》中的“难做爱侣,我亦同情你不幸”一句也因此惨遭“和谐”。

而像林夕这般因为言行而被全网下架的艺人,2019年亦多了几个。被指支持“港独”的香港乐队达明一派、My Little Airport,全国巡演到了四川就被宣布成为“行为不端”艺人的李志。

终于到11月,网信办、文旅部、广电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其中要求音视频平台“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音视频平台也不再是“法外之地”。

当然,互联网没有“法外之地”。2019年初,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公布了《网络短视频平台管理规范》和《网络短视频内容审核标准细则》,其中列出的 100 条禁止出现内容引起了广泛讨论。随后,广电总局又公布《关于网络视听节目信息备案系统升级的通知》要求重点网络剧必须事前备案审核,《关于加强网上谈话(访谈)类节目管理的通知》则是将脱口秀等网络综艺纳入了严格规管之下。在网信办,则是年初的《区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到《互联网信息服务严重失信主体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再到《网络音视频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和《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

纵观2019年,新兴的领域正一个个被纳入规管。与此同时,早就已经严格规管的领域也没有放松过——2019年,我们送走了至少两个为人熟知的内容生产者。

其中一个是“土逗公社”。2019年9月,其官方微博发布公告,宣布各平台将停更并清空内容。9月18日,土逗公社的微信公众号、微博、豆瓣都陆续注销,网站内容亦全部清除并注销域名。没有公开的信息告诉我们,具体是什么原因,但这个命途多舛的平台——前身“破土工作室”曾被迫解散、土逗公社公众号亦曾在2018年被永久封禁——就此消失。

另外一个是“好奇心日报”。严格意义上来说,“好奇心日报”并没有离开,它只是在经历两个月的停更整改后,缩减了内容生产团队规模,减少内容栏目。不过,好奇心日报宣布回归的帖子遭遇了全网删除,其移动端应用目前仍不提供下载。

至于文学,似乎并没有太多的风波。龙应台因为在脸书发表的“鸡蛋论”,名字在多个电商平台被屏蔽,但相关书籍仍能搜索;教育部开展了全国中小学图书馆的图书审查清理专项行动,甘肃的一座县级图书馆在门口焚烧“含有倾向性”的书籍一时引发热议;网文作者“深海先生”因非法经营罪,被判刑四年,并处罚金12万元。除此以外,也就是如斯诺登自传《永久记录》一般,那些出版书籍中“意料之中”的删减。

以上种种所反映的趋势,2020年会有所改变吗?按照目前来看,恐怕并不会。


#MeToo仍在中国

如果说让笔者选择#MeToo在中国今年印象最深刻的几件事,我可能会选的是以下这几件。

第一件是刘强东涉嫌性侵案的后续发展。4月,早前指称刘强东对其进行性侵的女生在美国发起了对刘强东的民事诉讼。事件随后在国内的发展也可谓一波三折。最初,网上有匿名帐号发布了两则事件相关的录音,南方都市报随后引用,发布了题为《《网传刘强东“明州案”公寓监控!匿名录音曝光女生生向律师索要钱财》的文章。一时之间,对当事女生的辱骂在网络上盛行。紧接着,有志愿者团队获取并公布了更为完整的版本,称匿名发布的版本被刻意剪辑的地方多达23次。

到7月,明州警方公开了149页的档案。然而让人无法想象的是,这份档案竟然在被自媒体“北美留学生日报”带上“激吻”、“鸳鸯浴”等关键词的情况下,获得了大量的传播。不过第二天,该自媒体便道歉,承认自己做了“标题党”。《财经》则是采访到了当事女生本人,根据女生的回应,北美留学生日报标题里所指称的行为,均是刘强东在警方报告里做的单方陈述。

第二件是刘猛案的胜诉。同是7月,受害者收到了成都武侯区人民法院寄来的判决书。判决书认定刘猛存在性骚扰行为,判令其向受害者道歉,同时驳回5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NGOCN当时曾撰文指出,“这是去年#MeToo浪潮中第一个胜诉的案子,也是‘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在去年底写入民事案由后中国第一个用“性骚扰”案由得到受理并胜诉的案件”。尽管法院并未支持受害者全部的诉求,但仅仅是胜诉本身,便可以给予受害者鼓励,也是#MeToo在中国的一大步。

第三件则是独立记者黄雪琴的被捕。作为中国#MeToo运动的重要推动者,黄雪琴参与了针对北航陈小武、中大张鹏两个著名案例的报道。最终,两名施害者都受到了处分。她发起的“中国女记者性骚扰调查”可以说是开启了中国的#MeToo运动。今年10月,她被广州警方带走,警方以“寻衅滋事”为由对其进行刑事拘留。而在早前就有消息传出,她因撰写自己参与反送中游行的记录而被扣下出入境证件,导致无法到香港进修。

到今天,黄雪琴已失联两个多月。有消息称,她目前已被转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除此以外,更无其它消息传出。有支持者不禁在社交媒体发问“她什么时候可以出来?”。(注:最新消息,黄于今年1月17日获释。)

总的来说,#MeToo在中国的这一年也是喜忧各半。在宣传层面上,有关展览会被迫匆匆撤下,相关的关键词成为敏感词、相关的报道亦有可能被删除;但在实际的层面上,我们也看到像上海财经大学的钱逢胜的案例,校方很快就作出回应并进行处理。#MeToo运动的进行确实激励了更多的人站出来,也倒逼相关的人士、机构不得不正面作出回应。可以这样说,#MeToo在中国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2019年已经过去,10年代跟我们告别了。在崭新的2020年,我们关心那些失去自由的人,关注那些尚在撤档中的电影,关注那些即将开庭的案件。Ta们什么时候出来?电影什么时候上映?我们能不能赢?我们不知道答案,但我们必须关注。


N记号外2019非主流存档

我们准备了一份存档,大家可以通过浏览器打开以下链接:https://mcusercontent.com/8951f653d66297b1cc91a1215/files/f311670f-43ca-4e5f-9219-1770d380f866/N记号外.01.pdf 来进行阅读及保存。


存档目录:

事件防腐剂

回顾2019,向这个社会问一个问题

我们想要的媒体

中国互联网监管系列


我们是一家非营利性质的独立媒体,我们关注环境、教育、性/别、精神健康等公共议题,为公众提供负责的纪实性内容。

点击链接可订阅我们的精选邮件:https://jinshuju.net/f/sGicEk

發佈評論

看不過癮?

馬上加入全球最高質量華語創作社區,更多精彩文章與討論等著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