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kao Eki

來自太巴塱部落的阿美族人,2009 年到荷蘭萊頓大學從事十七世紀台灣史研究,之後定居荷蘭。目前以翻譯、寫作、研究為主業,並參與國際原住民族運動。曾獲 2017 年台灣文學獎原住民短篇小說獎。已出版小說有《絕島之咒》,翻譯專書有《地球寫了四十億年的日記》、《西班牙人的台灣體驗》、《故道》等。

さよなら お父さん(父親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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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在花蓮中學,我們山地人都被欺負,只有你爸爸特別兇悍,他帶腰刀去學校,如果有人欺負我們這些學弟,他就要拔刀砍人。有人打我們,你爸爸就追打那個人,從花中一路打到花蓮港⋯⋯』

今年七月台灣疫情正高的時候,父親過世了。在那之前一個月,臥病在床的老人要姑姑打網路電話給我,說他想要聽日本歌。於是我們一起聽フランク永井的《有楽町で逢いましょう》和五木ひろし的《千曲川》。我還想跟老人一起多聽一些,不過他說,「聽一兩首喜歡的歌就好了,今天就這樣吧。」

那就是我們最後一次通話,最後一次一起聽日本歌,而且是一首關於回家的歌。

許多年前,我十歲的時候,母親過世了。兩個月後我就背著書包離開了父親。那之後直到我成年,我和父親見面的次數極少,十年之間可能不超過十次,親子之情愈來愈淡薄,到最後被歲月稀釋得只剩下「這個人是我父親」的認知。

十歲到二十歲之間的十年,我過得非常動盪。那時我和外祖母住在一起,但時常發生衝突,經常摔門就走,夜宿街頭或公園,還在唸國中就穿著制服在外面打工,睡在店家滿是灰塵的地下室。在學校,我也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好學生。我會跟老師拍桌子吵架,翻牆離開學校,然後用「我考一百了,你把我怎樣?」來挑釁老師。在那些日子裡,我幾乎不曾想起過父母。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我並非不需要父母親人,只是在一個極端的情境裡,我必須在感情上拋棄父母親人,否則現實的殘酷就會讓人活不下去。

一旦在感情上拋棄了親人,要再建立就極為困難。現在回想起來,我在長達十年的時間裡背對著家鄉和親人,之後則花了比十年更長的時間去走那條回家的路。


大學畢業後,我在當國會助理期間被前輩帶入原運。我預期不會有人認識我,結果我遇到的前輩們都認識我,或者精確一點說,他們不是認識我,而是認識我父親。在很長的時間裡,我是「林國代的孩子」。

當時我非常反感「林國代的孩子」這個標籤。那時我進入新成立的原民會洽公,有時會碰到前輩跟我談論父親,表達善意的關切,「哎呀,跟你爸爸講,選舉失敗就失敗了,再出來做事吧。」或者有人會好意規勸我,「你太年輕了,才會不諒解你爸爸消失,你不懂他們選舉的糾紛,這裡面還有黑道什麼的,沒那麼好處理。」

父親因為參選花蓮縣長失敗,一消失就是十多年。在這十幾年裡,我做了不同的工作,去了不同的地方,最後到美國唸書。我從美國回到台灣,再參與原住民的活動時,身邊多了許多不認識的人,卻彷彿都認識我。經過前輩的說明我才知道,除了「林國代的孩子」,我又多了一個新的身份,那就是「第一個進哈佛的台灣原住民」(在別人這樣告訴我之前,我對此一無所知,並沒有想過自己是不是那第一個人,至今也不確定這說法是否正確)。

那時候我在台北遇見一位前輩,當時在某政黨任職,他笑呵呵的說起與父親有關的往事。

❝ 那時候在花蓮中學,我們山地人都被欺負,只有你爸爸特別兇悍,他帶腰刀去學校,如果有人欺負我們這些學弟,他就要拔刀砍人。有人打我們,你爸爸就追打那個人,從花中一路打到花蓮港⋯⋯❞

前輩回憶中的往事令人莞爾,但花蓮,或者我所出身的部落太巴塱,在那個時刻於我卻十分遙遠。對我來說,自從十歲背著書包離開父親以後,不管去到哪裡,我都已經沒有家了。我知道阿公還好好的住在太巴塱,日復一日過著平穩的生活,但我在很長的時間裡始終沒有勇氣回家。我還隱約知道,父親也一直沒有回家。

很巧的是,那之後數年我終於回到太巴塱,才在阿公家安頓下來,父親就在隔日現身了,彷彿我們約好要給阿公驚喜。阿公高興的去馬太鞍的早市買了新的盆栽和一隻雞,九十二歲的老人樂陶陶的用腰刀把雞殺死在草地上,再慢慢的煮成雞湯。

我始終記得父親提著一個輕便的行李箱出現在阿公家門口的情景。那是我們重建關係的起點,雖然隔年我就到荷蘭來唸書,和父親聚少離多,直到他的人生突然走到了終點。


不論是在父親的年代,還是我的年代,作為原住民都受到歧視。我們可能剛好都屬於那種教育體制下「會唸書」的人,於是求學路上,我們最大的武器就是在考場上勝過漢人,或者至少不比漢人差。當然,即使我們考上高中,考上大學,歧視者還是會說,你有加分。我還記得剛上大一的時候,我在台大側門遇到小學同學,她高興的問我,你也唸台大嗎?我獸醫系,你什麼系?我回答,法律系。她臉上馬上出現極度困擾的表情,而她的下一句問話完全在我意料之中:

❝ 你是山地人對不對?❞

我的年代尚且如此,父親經歷過的歧視自然更加嚴重,或者如那位前輩所說,到了父親自覺不用暴力無法解決的程度。大概也是因為這樣,父親在大學時就加入國民黨,並且在大學畢業後進入國防部軍事情報局。他成了一個特殊集團的成員,享有一定的特權,或許也算是對歧視者的一種報復。

然而為了擺脫歧視而力爭上游,選擇了那樣一條路,要維持自己的心裡不被扭曲,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這一切在父親健康還過得去的時候可能還不明顯,但到了他人生最後的幾個月,一切就無所遁形了。父親臥病在床,不時昏睡,常有譫妄囈語,突然間向人懇求,「拜託不要送我去那麼危險的地方⋯⋯」或者突然呼叫,「不要啊不要啊⋯⋯」

聽到那些譫語,我才明白數十年來父親為了當一個所謂的原住民菁英所付出的代價。我也突然之間明白,當年我在原民會遇到的前輩,說我太年輕,不懂得父親的壓力,確實是熟諳人情世故之言。我竟然到父親重病時才醒悟,在一個封閉的圈子裡當個盡人皆知的人物,面臨的是多麼龐大的壓力。這可能就是父親跌倒以後再也沒有站起來的原因。在外人的眼裡,站起來很容易,但在跌倒者的認知裡,他耗去一生的力量走到那一步,已經沒有心理資源可以重來了。


關於父親,我有各種各樣的回憶,許多的遺憾,還有更多的諒解,只是此刻還無法全數行諸文字。但至少有一件事讓我感到安慰:不論在外面經歷過多少風雨,父親畢竟回到太巴塱,最終安息在太巴塱。

那也是有朝一日我要回去,和父親重逢的地方。

さようならお父さん。太巴塱で逢いましょう。


一人たどれば草笛の(若一個人獨自追尋)
音いろ哀しき千曲川(千曲川上哀傷的牧笛之音)
よせるさざ波 くれゆく岸に(漣漪水波湧近黃昏的河岸)
里の灯ともる 信濃の旅路よ(信濃的旅途  家鄉的燈火已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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