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人尼莫
無人尼莫

在时间的容器里,借下星光放置于此。

带着外公去上坟 (2022.11.03)

在这些互斥中我憎恶外公又显得刻薄了。不知道下次再见到他会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他还能再活几年。人世间这个平台,我们来来往往,带着各自的矛盾——再说什么好好活着,努力上进的话都显得空洞和虚无了,普通世俗生活在无数的条条框框中被磨成了顺从的圆,而底色只剩苍茫的绝望了。

外婆去世的第八年,妈妈执意要我陪着她去一趟墓地,并且还要顺路去带上已经90岁了的外公。三代人一天的短途旅行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外公住在我的二舅家。一个乱糟糟的拆迁安置小区,一进小区就是不敢让人多想的刺鼻气味,朝里小跑了几步,闻不到奇怪气味的地方,又迎来了新的试炼——公共长椅上,整齐地坐着十几位老年人,正沉默地用他们的眼光打量我这个陌生人,好像在团结地用他们的目光把我同化。妈妈该是对这种目光见怪不怪了,找准了其中一位头发苍白的老太太,叫了一声“姨”。像是终于达到了这场考试的合格线,那位老太太放下严肃的表情,随着声音对我妈友好地笑了,甚至还大声叫出我妈的小名。

通过了一场认亲戚的临场测验,坐着摇摇晃晃随时会断电的电梯,到了七楼。开门的是我二舅妈,装模作样地寒暄了两句,暧昧地告诉我们:“我媳妇生了,还没跟你们说吧。”

——哎呀,这么大个事怎么不跟我们说呢。男孩儿女孩儿?

——女孩儿。这不大家都没说呢,他们还在月子中心没回家。

——没事没事,女孩好,小棉袄。再生个二胎。

简陋的对话像开门时偷偷溜进房间里的蚊子,总是要过一会儿才意识到它的存在。而那时的我,顺着敞开的家门,直白地打量着这个已经在我的记忆中渐渐剥离了的家。流行于十五年前的防欧式风格,圆形的大吊灯,白色的门框装饰,以及大气的棕色鱼缸——只不过里面养的不是老式电脑壁纸的海底图景,而是几条叫做鲫鱼的储备粮。

外公加了一件外套,在他的背包里简单地装上保温杯和公交卡,我们匆匆出门。这八年间,我每次都是搭着舅舅的车去扫墓,以为凭借自己模糊的记忆力和方位感能准确无误地找到那个地址,但事实上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失误——我在网约车平台上输入了错误的目的地。到那个时候才知道外婆所在的墓地,有另一个公墓也叫做那个名字,并且两个地点相距11公里。

修改目的地后,司机开始和我们闲聊起来,问我外公今年高寿。我说今年九十岁,司机感叹说真了不起,他的岳父今年八十八岁,在夏天去世了。在新闻上见过许多次的故事,再听这位第一次见面的司机说起来,还是觉得悲伤到窒息——今年夏天持续的高温,他岳父家里没有空调,他邀请他的岳父去他家里乘凉,但他岳父执意要去更远的儿子家,在路上得了热射病去世了。

沉默,面对这样突然的离世故事,说起节哀又显得太轻浮了。幸好几分钟后,我的二舅给我妈打来了电话。这边又开始恭喜他当爷爷,并且又重复了一次女孩也挺好的,女孩听话懂事早,第一胎生了女孩好再生第二胎。

在舅舅家接外公时未曾意识到这段话中的隐喻,这一次就都听明白了。二舅妈说生了小孩却没有通知大家那句,想必也只是为了避免回答小孩的性别。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了五分之一,美国的妇女权益抗争也走过了一百余年,中国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带来的解放妇女的观念,仍然未能给这个西南小城市中的家庭带来任何思想变迁。毫无任何社会地位的普通家庭,想要传递的姓也是整个国家中占多数的姓之一——即便如此,也仍然抱着陈腐的观念,认为生男孩比女孩好。

我看着窗外,使出很大力气想试图把这件事正当化,仅仅是为了安抚自己的情绪。生男孩好,男孩做了错事,会有全社会的力量为他开脱。包皮环切手术进了医保,任何一家药店门口就大张旗鼓写着万艾可已到货,他永远不会为自己需要吃伟哥感到羞耻。他也许会为了显示自己在男性联盟中的地位去性暴力任何一个女性,而其他人只会谴责那位不幸的受害者,是她太骚。他也不会在每一次面试中被反复问道婚育状况,同样的工作也会得到更多薪酬。

而女孩们,一生下来就看清了这一生的轨迹。要做一个照顾者和牺牲者的角色,有任何野心都会被批评是没有女孩该有的样子。会被教育要喜欢粉色和一切可爱的东西,会被要求为自己每个月正常的生理现象遮遮掩掩。学生时代努力学习,成人后拼命工作,即使如此,这个社会也苛刻地要求她们拿出自己微薄的工资,去买那些她们本来不需要的化妆品护肤品和医美项目。女孩们每一次大大小小的自我怀疑,都有人在暗处利用这些牟利。

我企图这样回想着一切已知的男性特权,把重男轻女这件事想象成是减少性别失衡社会下的受害者,但仍然无法为心中的愤懑释怀。我的妈妈和外公,也许从一开始就无法理解性别暴力和男性特权,他们这样做,也许只是为了显示自己是权力上位者——即使我妈妈的名字中就带着某个常常出现在男性名字上的字。


顺着蜿蜒的小山路,就快要到达外婆所在的陵园,车窗外经过的样子又无法和记忆中的重叠起来了。沿路的祭品店菊花店和水果店都像被突然的一场豪雨冲刷走了,剩下赭红色的土地,孤零零立在路边不知道在等待谁的餐椅和一辆预示着这里规划的挖掘机。

外婆去世那年,第一次来这里时,我和表哥为了在这偌大的园区里找到外婆的那块坐标,设计了只属于我们的找到外婆的方式——走到最高的平台上,跳下右边约一米高的台阶,沿着小路找到一棵细长的枇杷树,在那一行的墓碑里就能找到外婆的名字。而这一次,陵园的扩建和调整,记忆里最高的那个平台上修起了气派的小洋楼,里面是提供座位和卫生间的茶馆——好像这是一个人们可以轻轻松松喧闹说笑,喝着茶聊天的场所。我也不再能在这一片大山坡上找到那棵枇杷树了,只得跟在妈身后,还要装作自己知道在哪里,更不能问还有多远。

妈很熟悉,在一个路牌的地方转弯,说着“应该是这里”的时候,外婆的墓碑就出现了。我把外公刚才在门口祭品店买的一束菊花放下,拿出纸,和妈开始擦碑面。外公一言不发,我妈却有许多想说的,说这里干干净净应该是有人常常打扫,又懊悔着忘了买两个水果带来。简单地作揖和磕头之后,果然还是避免不了看到妈的眼泪,说墓碑上外婆照片上戴的帽子,是她织的。而外公已经抢先去另外一边,去找他父母的墓碑了。

正午,陵园里只能看到这一家三代三个人的身影,但陵园从来不是一个空旷虚无的地方,这里的每一块墓碑下,都有一个关于家庭的故事。沿路看到生和卒两个年份只相差21年的墓碑,照片上是个女孩的侧影回头笑着,脑中会响起撕破天空的哭喊声。连着好几个墓碑上都有银白色额十字架,会好像听到了圣歌。来时的路程花费了一个小时,到了陵园,十分钟就完成了要做的事。

离开陵园的时候我在心里默记这条路,想着若是自己一个人来,要怎么准确地找到外婆的那一方小天地。外婆去世了八年,关于她的记忆渐渐被时间稀释,只记得自己不喜欢吃鸡蛋,但外婆做的荷包蛋总是很好吃。表哥家的新生儿和已经离世的外婆,人世间不过是个简陋的平台,过得稀里糊涂或是麻木,习得各种技艺或是又变得迂阔,敏锐却痛苦或是在军国主义中巧妙地藏身,爱和恨,记得与遗忘,最终我们死去,只能留在这一平米里与宇宙相连。

吃过午餐,又打车去位于本市中央的老公园,那年每年秋天都在举行花展。外公身上没有智能手机,更没有任何可以用来联络和定位的工具,在人来人往的公园里,只能乖顺地跟在我的身边,说给他拍照,就会顺从地站在某个地方面无表情。看到花也未曾有过喜悦的表情,好像未曾看到过这鲜艳到在炫耀自己的乖张的花朵,或是根本不会被旁人的喜悦感染——他关心的只是,这附近的茶馆一定价格不菲,以及要去哪里如厕。

公园游览终于结束,我掏出手机要打车,我妈拦住我,心疼今天总是打车花了我不少钱,最后回家这一趟就省省吧,我们去坐地铁。也罢,半个小时的地铁路程,只要照顾好外公就没有其他需要担心的。但走到地铁站才发现我们疏忽了的事——地铁工作人员执意要我们出示三个人的核酸记录。妈五十岁,一直以自己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为傲,但也要在我的帮助下才能把外公的健康码添加到她的家庭码内。而做到这里,让外公名字下的那个二维码是绿色还远远不够,外公的核酸检测记录,已经是半个月以前的事了——他要坐地铁,已经不是拥有一张老年公交卡就可以的事了。

外公没有资格坐地铁,地铁工作人员更像一个机器人,竟然说那就你们两个人搭地铁好了。我相信最初发明这些规则的人,也和这位地铁工作人员一样,忘了家里还有无法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

这个世界还会好吗,或是说这个世界还能更坏吗,战争剥削压迫不平等都结束了吗——无论是喑哑的还是即将破晓,在外公的世界里都已经没有了答案,这个世界从几十年前开始就在外公的生活中张扬地失去了音讯。九十岁的现在,失去的不仅仅是无法自如地去任何地方的选择,还有摆在他面前的层层防疫措施和复杂的手机操作系统,面对那些未曾出现在他生活中任何一个维度中的防疫语言,他唯一能听懂的和唯一能做的,只是掏出皱巴巴的蓝色口罩,勉强挂在脸上。

后疫情时代,生活如履薄冰,面对的是随时可能会轮到自己的封控,以及常态化的核酸检测。去看电影去逛商场去医院,搭公共交通工具,哪怕只是去超市买菜,都有相对应的核酸结果时效要求。如何拥有体面和有序的生活,在这个时代有了具象的以24为倍数的前提,失去了那个数字化证明,生活只能被困在最小的活动范围之内。正如前段时间在某个剧中看到的话,“地狱不可怕,但人类能够想象出来的东西,都能变成现实”。脆弱的塑料勺子也能致命,如果持续不断地敲打人身,也会在某天摧毁一个健全人。

那天晚上妈告诉我,她在公园里和外公聊天,说起外公的退休金,每个月仅有的两千多块钱被我的二舅全数取走,外公能得到的,只是每个月两百块作为零花钱。算准了外公没有智能手机哪儿都去不了,每天要去的地方只是立交桥下的公共茶馆喝一块钱的茶,再去面馆吃六块钱的抄手。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在公园时,我执意想要请外公坐在那里喝茶休息,但外公看到看板上十多块钱的茶,咂咂嘴,说只想回家休息。

我本会恨着外公,憎恶他在从墓地回程的路上,也仍在愤愤不平说着表哥家的小孩不是男孩。甚至在他的语气中想起了小时候,和他在柴火堆旁生火,外公突然的攻击,说我只是个女人家,“以后能有什么出息”。但妈告诉我的话又让我觉得外公好像在遭受虐待,会为二舅对待他的方式生气。在我的矛盾情绪的两面之间,外公显然也被困在某个互斥的现实中——他把退休金交给唯一信任的次子,后者却明显辜负了他的寄托。

在这些互斥中我憎恶外公又显得刻薄了。不知道下次再见到他会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他还能再活几年。人世间这个平台,我们来来往往,带着各自的矛盾——再说什么好好活着,努力上进的话都显得空洞和虚无了,普通世俗生活在无数的条条框框中被磨成了顺从的圆,而底色只剩苍茫的绝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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