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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型爬虫

齐泽克:《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

通过虚构一套“犹太阴谋”,提供一个简易的认知图绘,由此建立起的叙事性解释是一种非常稀松平常的引起冲突的方式,正如当今舆论场上对某些主体的捧杀。但这本身甚至是群体无意识的体现,是一个由被无法同化的”外来物”作为火种的一个恶贯满盈、自我驱动的机器。但这本身的矛盾早已刻在其理论根基里了,一个例子,布雷维克式用“意识形态自我辩白”方法,将不同政治空间的元素糅合在了一起(马克思主义激进左翼、多元文化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将相互排斥的不同特性归为敌人。而由此产生的悲剧性反讽的是,他本人却完全是世俗的不可知论者,甚至也是“乌合之众“。

乌合之众指处于有机社会空间之外,被阻止参与社会生产的人。他们只能假借破坏性暴力的“非理性”爆发,假借黑格尔所谓的”抽象否定性“,来表达自己的积怨。这样一群潮水般涌现的革命主体的出现,正好也被反过来当成另一群乌合之众的靶子。症结在于其将重心聚焦在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正如法理学中的程序正义高于实体正义一样,自由只有是在被限制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升华。行为成为有效的历史,需要的是规范,而不是沦为无拘束的布朗运动。但这种实践在具体社会实践活动中的达成非常困难,也是西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难堪之处与皇马(皇家马克思主义)的得意所在。

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实用主义的理性政治的新纪元,抗议者提出的具体要求模糊而缺乏未来延展性,我们看到的大部分只是零度抗议,是要求模糊的暴力抗议。悲哀的正是,对体制的反抗是无法借助于切实可行的选择来表达的。接受僵化的教条是现实自由的前提,但正也是这样,在思想自由的原则下,隐藏着反民主的潜能。一旦只能在“被规则玩弄”和“自我破坏性暴力”之间做出选择,我们的“选择自由”也就自始抛锚于无垠大海之中了。

全球市场机制的建立赖于消除意义整体化的社会经济秩序——资本主义文明生态,前者是由后者的殖民生态延展出来的自由意志体现。但正是如今这样的认知图绘的建立,导致了严格意义上的“无世界”意识形态格局。这种返本溯源的行为可以引入“压制性的去崇高化”加以解释,霸权资本主义制造出了去崇高化的“天然野兽”——处于零层面的资本主义主体。

骚乱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后意识形态社会的真相。它是软弱无力的愤怒和绝望,却拉着无往不胜的架势。它是嫉妒,却装扮成了洋洋得意的狂欢。

眼下对于政治的重新界定——政治成了专家管理的艺术,也就没有政治的政治:今天“心胸宽广”、“不拘一格”的的多元文化主义固然有对他者的体验,但又剥夺了他者的他者性。资本主义实利性和世俗化的世界就是真实生活的非物质化,就是向幽灵式的存在的转化。也就是这样,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

我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虚拟化,实在界要想维系自身,就必须被体验为噩梦般的、不真实的幽灵。我们日甚一日置身于人工建构起来的世界,于是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冲动,要”回到实在界“,踏踏实实扎根于某种”真正的现实“。我们对建构世界的精神幻象,一旦当我们在现实中丧失根基,这些无可控制的幻觉便一直对我们穷追不舍。

诉诸文字的东西总是具有太强的创伤性,如此产生的幻象也就越强烈。这幻象在我们之内,又大于我们。

就其内核而论。对实在界的激情就是对权力的这个肮脏黑暗面的认同,是拒绝在结果中识别自己的美丽灵魂的镜反。

但是,对于当今的意识形态分析而言,最好的格言就是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开篇引用的那句话:如果不能征服天神,我将主宰冥府。也就是说,如果不利改变外在的意识形态法则,那你可以试着改变它隐含的不成文法则。

现实的冲击力,摧毁了慷慨宽容的心态这个孤塔,粉碎了文化研究对文本性的关注。抽象幻觉和实在界业已变成了化学上的的同分异构体。正如我们喝无醇啤酒或无咖啡因咖啡一样,我们现在发动的战争也已经去实体化,都变成了对物神的集体崇拜的妄想狂信徒的邪典仪式。

值得一提的是,说到泛消费主义与泛激进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两个哲学参照物不请自来。一个是尼采的消极虚无主义,一个是黑格尔的积极虚无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的市场生态是它自身与它的异己的辩证统一,是第一世界咖啡厅谈笑间被捧杀的第三世界悲鸣。

什么时候我们作如是想,作如是观,伦理灾难就会降临在我们面前。同情中是虚情假意,对第三世界死难者所采取的隐含的、以恩人自居的、种族主义的态度,就是其有力佐证。这样做,他们既能维持自己清澈而激进的良知,又能继续享受自己的特权地位。这种比较性陈述具有一个悖论:这是必不可少的,也是不能容许的。

如果在这里显现为虚假不实的东西,却是这样的观念——我们最终的伦理义务就是保护他人,使其免受苦难,使其处于保护性的无知状态呢?这实际上是进行哲学“欺诈”,同时隐藏了其论证貌似令人信服的真正理由:它高谈阔论的不是自治和自由,而是幸福。正是为了幸福的缘故,伟大的思想家们(哈贝马斯)最终与他所主张的“无知就是福”的保守派同流合污了。

我们应该尊重他人的彻底他者性,是我们从二战得来的教诲。在他者身上,永远存在着他者身上的难以渗透的绝对深渊。

有人把当代生活视为多元性的去中心繁殖,视为非集权化差异的去中心繁殖,并大加颂扬。这种单调性,是多种多样的再符指化和置换,而基本的意识形态肌质就是屈从于再符指化和置换的。这是彻彻底底对诗性正义的反讽,是自以为是者败露的体现,是对德国浪漫派的政治审美化的粉碎。

有一个致命的观点:我们应该鼓足勇气,摒弃民主。民主是这一链条的主人——能指。民主是今日主要的政治物神,是对基本的社会对抗的否定。在既存的政治秩序内,每次反对腐化堕落的斗争,最后都会被民粹主义的极端右翼所利用。诚实的民主只是一个幻觉而已。

我们现在正处于西方实用主义和东方宿命论的分裂之中,而他们又是今天全球自发意识形态的两幅面孔。我们可以做出冒险的激进姿势,同时又不利分辨由此导致的全部可能的后果,但寄希望于事情最终会一帆风顺。这类似于列宁经常引用的拿破仑名言:先发起进攻,一切都会水到渠成。但单从历史角度就得以证明:唯意志论和宿命论沦为一体,就是自取灭亡。

现在要摆脱异化的商品化,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创造新的集体性。全球主体化的最终结果不是客观现实消失了,而是我们的主体性消失了。主体性变成了琐碎的奇思妙想,社会现实则依然故我。对于康米主义的战略曲进过程,不可避免得也会跌入不平衡的社会大厦。

不过如果大张旗鼓地张扬生活,反对一切的超验性事业,那么最大的输家则是生活本身。使生活值得一过的,恰恰是生活的过度。这里的主体采取的是后形而上学的苟活主义立场,这种立场最终导致了行尸走肉的生命景观。那些断定生命的生活本质的神圣的人始于反对寄生在生命上的超验力量带来的威胁,最终进入了一个被监管的世界。在那里过程不痛不痒、小富即安和冗长乏味的日子。

由此看来,我们似乎都只能在忽左忽右之间做出 选择,但这是否涵盖了所有领域?可看起来他们都以同一创伤性压制为根基,是一币之两面呢。

我们不妨再从问题本源看起,后政治时代的基本特征就是政治简化为生命政治。严格来说,生命政治的任务就是管理和调节简单生活。激进政治成了永无止境的嘲弄性戏仿和挑衅,成了一个渐进的认同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最后的胜利,没有终极的边界。只要还存在着猝然一击,就必然存在着抽象的对与错,只有还存在着意外之事,就必然存在着永恒。

文明的冲突即历史的终结。一边是犹太人的世界主义,一边是穆斯林对现代性的拒绝,二者构成错位的、神秘的和后政治的冲突形式呈现出来的持久的阶级斗争。换言之,如果排犹主义在今天的全球化世界中的反复出现为我们展示了古老马克思主义的洞察力的终极真理,即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真正的方案是社会主义呢?万一呢?

有四种模态范畴:可能性、偶然性、不可能性、必然性。他们沿着主体化—去主体化之轴连接起来,可能性和偶然性是主体化的操作者,不可能性和必然性是去主体化的操作者。对所有社会事件基本上都可以运用这种先验结构来解释,着眼于不同的但可以等量齐观的意识形态短路。对于激进的反抗可以理解为——严格黑格尔意义上的——将绝对否定性之维引入或重新注入我们后政治时代的日常生活。一种应对方式是重新张扬粗野的律令,以填补失效的符号律令空白。另一种是用行动的方式将先验性庸俗化,是最为稳妥的,也是最为缓慢的。

圣战与麦当劳世界也是一币之两面。全部国家机器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社会动员,这正是我们耳闻目睹的现实。全球化的真相:建立新的堡垒,保卫繁荣的第一世界,阻止移民的洪水涌入。发达世界的这种新型种族主义是泰然自若的经济利己主义,眼下的晚期资本主义的确繁荣,但这种繁荣模式是无法普遍化的。在这里,把普遍人权说成会逐渐惠及全人类的未竟之业,无异于徒劳无益的意识形态狂想。

民主已经不再活着,令人感到可悲的是,今天依然活着的唯一严肃的政治力量就是新民粹主义右翼了。自由民主就是无效事件的聚会,自由中间派蜕化成了反应性的力量,束缚自己,只对民粹主义右翼提出的动议做出反应。它或者摆出虚弱无力的左翼姿势,激烈地反对这些动议,或者把这些动议翻译成可以为人接受的自由主义言语——套话。

那些反对绝对行为的人,实际反对的是行为本身,他们想要没有行为的行为。他们想要的东西类似于民主机会主义者。

依据一套古老的马克思主义说辞,召唤外部敌人的目的是转移视线,使人们不再注意问题的真正来源,不再主义体制自身固有的对抗。最终的威胁不来自外部,并不来自各类大对体集团,而是来自内部,来自我们自己的疲惫倦怠和道德缺陷,来自价值观念和坚定担当的丧失,来自奉献精神和英勇牺牲的缺失……而不是来自那些对我们已经分崩离析的自由—民主共识的隐喻性替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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