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灣水巷生

哲學博士生,專長為意識哲學。有鑒追求靈性生活的香港人愈來愈多,惜坊間謬說流行,學院又鮮予重視,誠覺一憾。遂立志融會靈性與知性,助人探索精神世界之各處幽微。 歡迎追蹤面書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南灣水巷生-116564703439613

自由人與好公民

[水巷碑銘]若亞里士多德算通識教育的祖先的話,那麼這行頭由一開始就是矛盾的混合體,兼融兩套互相剋制的功夫。按哲學家的自由人教育,必先遠離群眾,方可攀登真理的孤峰。演說家的好公民教育,則講究深入大千,通達人性,以便領導潮流。話說這兩家真能和平共存嗎?

一切該從雅典說起。兩套教育理念之所以誕生,實繫乎雅典政制。雅典素譽為民主搖籃,公民平等決議政事,甚至輪流擔任政職,故此公民教育乃時勢所必需。然而,雅典卻遠非現代意義下的平等國度,因為公民全憑自由人組成,而自由人排斥了奴隸、移民、女人及小孩,僅佔城邦總人口不到二成。正正因為有奴隸及女人分擔了生計及家事,公民才得享閒暇,免於俗務。無怪乎阿里士多德主張教育要務在提倡高貴的消遣活動。由於公民皆自由,既入世又出世,兩個看似南轅北轍的教育理念方可和而不同,共冶一爐於雅典。

而要透徹掌握通識教育從古到今的曲折變遷,必先分清楚理念與學科這兩大層次。在西方,通識教育長久以來都是個理念,既非任何固定課程,更非單一學科。同理,此處所謂哲學家及演說家,分屬兩套教育理念,而非特指哲學科及演說科。分清楚兩大層次,便可省卻許多誤解與爭執。例如歐洲古代的通識課程不大可能涵授中國文化,這在香港卻屬常態,理念一而學科殊之故也。

理念上的分歧,也往往導致不一樣的課程設計。柏拉圖重視抽象真理,故其學院門前刻下著名戒律:「不諳幾何學者,不得入內」,並聲稱該逐詩人出理想國。反之,艾蘇格拉底的修辭學校尤重實務,並奉荷馬史詩及早期悲劇為教本,皆因其中蘊藏了討好群眾的成功法則。而兩家之所以匯流,除雅典的獨特政制使然外,也得力於兩家的共同敵人。

按金博爾分析,公元前四百五十至三百五十年間,正值古希臘的「教育世紀」。基礎教育之上,愈來愈多人渴求進修,由不同導師組成的學派遂如雨後春筍般冒起,不啻百家爭鳴的大時代。而其中的詭辯家、演說家及哲學家,可謂三分天下的顯學。詭辯家指一群雲遊四方的智者,客席他鄉,開班授徒,憑經世之學賺取束脩,尤擅庭訟致勝之法。詭辯家生意興隆,望族子弟多投身門下,招來後起之秀大張撻伐,引為頭號競爭對手。柏拉圖責詭辯家但求巧舌,輕慢真理。艾蘇格拉底則怪詭辯家漠視品德及公義,愧作人師。事實上,三家所授科目不少重疊,詭辯家也教幾何與修辭,真正的分歧唯在理念。兩家詆毀詭辯一脈,雖未必公允,但無疑奠定了教育不離真善美的千古信條。

教育理念的分歧不限於雅典城內。金博爾並無著墨於此,但通識教育的潛在對手也當包括令人聞風喪膽的斯巴達教育。有別於民主雅典,斯巴達行寡頭政治,全民皆兵,教育理念全傾向好勇鬥狠與服從上級,儼然一座大軍營。斯巴達人不單止果斷拋棄體弱的幼嬰,七歲起,所有男童都要離開父母,入學堂統一受訓。為鍛鍊身手及警覺,更故意克扣學童糧食,迫其在外面犯險偷竊。事跡敗露就毒打一頓,以表懲戒。由於城邦只需要忠誠勇毅、唯命是從的戰士,斯巴達學童不必多識字,遑論獨立思考或高潔品格,但使唯命是從,嚴厲、狡詐、殘忍、排外倒成了政權首肯的美德。(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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