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孤儿革命：十月的意义

孤儿革命：十月的意义

Alex Callinicos

许多奠定了现代社会基础的伟大革命仍在为人们所一直纪念。比如作为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开端的7月4日和7月14日，现在分别是两国的国庆日；又比如爱尔兰的复活节起义，去年爱尔兰政府在它的100周年纪念上，为此是大张旗鼓地（即使是假惺惺地）宣扬了一番；还比如中国在1949年完成的革命，正是这一革命的胜利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1]。

可是，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现在却像一个孤儿。前来参加他的生日派对的人屈指可数，可谓是门前冷落鞍马稀，而他的百年诞辰转眼就将要过去了。这同1967年的十月革命50周年庆的热闹场面简直判若云泥。而就算是当时的西方人对于革命有着怨念性的认知，可这认知仍是把革命当作颠覆性的世界历史事件来看待的。

1967年的周年庆还发生在冷战期间。这个周年庆的庆祝活动同1917年10月的关联性非常明显，因为当时苏联，作为处于敌对冲突状态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正是把自己的合法性上溯到十月革命的。可仅仅在25年之内，苏维埃联盟就土崩瓦解了。虽然主宰着作为苏联继承者的俄罗斯联邦的弗拉基米尔·普京，于2005年对杜马说过这么一段有名的话：“苏联的崩溃是20世纪最大的灾难。”[2]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十月革命这一开创性的事件抱有什么兴趣。欧文·马修说：

他崇拜苏联，因为他曾经是一名共产党员和克格勃官员，但他却憎恨那场缔造了苏维埃国家的人民起义。近年来，克里姆林宫屡屡引征汗牛充栋的俄国历史来给普京的执政合法性润色，相继竖立起基辅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和伊凡雷帝的雕像，又重修历史书，将斯大林塑造为一个战时的英雄领袖而非人们先前公认的那个屠夫。但在十月革命问题上，当代的政党却并不认为可以把它纳入填补执政合法性的路线中来，不论是在“官方”的帝王将相家谱，还是在“爱国者”叙事中都没有看到相应的尝试。革命前的反动首相彼得·斯托雷平可能是这一时期在官方口吻中最接近英雄的人物。——可在历史上，斯托雷平绞杀了无数的革命，因而在民间臭名昭著，以致于人们把绞刑架称作“斯托雷平的领带”。在2008年，一个听众来电参与的电视节目上，他被选为“史上最伟大的俄国人”（这也不过是暗箱操作的结果，因为事实上——斯大林的人气比他高）。

同斯托雷平一样，普京首先是一个俄罗斯帝国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相信暴力解决一切异见分子的威权统治者。普京很明确地告诉我们，布尔什维克推翻了沙皇俄国和临时政府政权，因而他视他们为危险的叛党。在2015年克里姆林宫筹办的国家青少年“塞利格尔”论坛上，普京告诉青少年活动家们称，列宁及他的职业革命家们“背叛了俄国的国家利益”，布尔什维克“乐于看到祖国战败，乐于把在一战中俄国官兵们为祖国留的鲜血拿来为阴谋活动献祭”。在普京眼里，布尔什维克革命导致“俄国国家开始崩溃，并且不能不宣告战败”……

确实，普京的俄国在很多方面同白卫军想要建立的国家非常相似。普京的社会保守主义，他的凭借教会来赋予统治合法性的企图以及他表现出来的对异见分子的零容忍，不过就是沙皇时代的“独断、东正教和人民意志”这套官方套话的升级版本而已。鲍里斯·叶利钦或许通过推翻苏共来颠覆了革命成果。但普京却把俄国国家带回到了19、20世纪社会发展的起点。普京重建了神圣俄国的社会：一个统治者和东正教会紧密团结在一起，一个表达异见就要被诛以谋反罪，一个秘密警察时刻监视着人民哪怕是最轻微的不满流露的社会。[3]

在西方，人们对于俄国的恐惧和疑神疑鬼还并未消除，这一点仅看唐纳德·川普在处理莫斯科问题上做出的各种歇斯底里的反应就足够我们理解了。理查德·判特，乔治·W·布什当政时的白宫首席伦理律师（这个职务应该给了他很多从事历史研究的空闲时间），把人们对俄国的疑神疑鬼上溯到了1917年，说：“我们知道俄国人一直在做什么，他们自1917俄国革命开始就一直在做这件事，从布尔什维克党开始，他们就一直企图摧毁所有的西方民主，而这种企图一直延续到了2017年”。[4]但是这种倒退式的冷战思维也并未能激起人们对1917年十月革命的兴趣。

在学术场中，20世纪60、70年代的激进主义为重塑革命的社会解释所做出的一切成果，早已遭受严重的压制。现在的学院共识谴责十月革命为一个压抑性的政变，他们指责十月革命堕俄国于混乱和极权主义中，纵使有些学者是在声称其为一部“社会历史”的作品中公开他们的谴责的，比如奥兰多·费吉斯写的该死的《一个民族的悲剧》，或者是理查德·派普斯，这个反列宁的中坚人物，在他的作品里陈词滥调地谈他那传统政治叙事。[5]

这些共识在最近托尼·布伦顿编纂的《俄国革命的历史必然转折点》的这样一部合集中得到了集中和准确的展现。[6]布伦顿曾一度是英国驻俄大使，而这部合集对于十月革命的态度从开篇起就表现得淋漓尽致了：他引用了大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的墓志铭：“俄国的起义，既无头脑，也无仁慈”。但学术场的种种无耻谰言中最卑劣的部分，还并不是派普斯做出的，这应该归功于爱德华·拉津斯基，他在文章中公开地为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的“殉道”默哀。费吉斯在书中长篇大论地用整个章节只来哀悼一件事——俄历1917年10月24日，彼得格勒工人起义前夜，彼得格勒的巡警抓住了化妆之后的列宁，但却把他误认为一个“无害的醉汉”，从而任他扬长而去，列宁当时正在前往斯莫尔尼宫的苏维埃路上；费吉斯对此痛心不已，因为假如巡警认出了列宁，“历史的面貌就会截然不同”。[7]希菈·菲兹帕特莉克，一位研究苏联史的杰出历史学家，在评论这部合集的时候，委婉地批评布伦顿说，他的贡献“带着一种市场自由必胜主义的偏见，就如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或许经不住时间的检验”。对此，布伦顿回应道，这就像是被指控为抱有“地圆说必胜主义的偏见”。[8]以上种种，只能视为是一种新自由极端中心主义者的自负，因为现实已经给了他们某种因果报应了。

但是许多左翼人士对十月革命也保持了缄默。大卫·哈维可谓是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他的作品和他的网络讲座有效地提高了公众对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兴趣。但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那份他最近写的比较有名的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阐述，我们发现哈维的着重点并不在于探寻他之前所称的资本主义的“十七个矛盾”，而是旨在概述一个新的可能的政治选择是如何出现的，这份阐述讨论了弗朗茨·法农的革命人道主义，但却对列宁和1917年革命只字未提。哈维也简要地提到了他构思的未来脚本，尽管其中描绘道，在不断扩大的不平等之下，“一个自在自为的自我组织的反资本主义革命运动（用列宁主义话术来说，是由先锋党领导的）将会兴起”，但他摇头就驳回了这个构思，因为它“就算不是在根本上有缺陷的，也是过于简单化了的”。[9]

哈维一直以来就同列宁主义保持着距离，不足为怪。但就算是那些同十月革命传统紧紧相连的重要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们，他们也不过把苏联及其卫星国在1989-1991年间的崩溃视为能让当代左派同俄国革命经验撇清干系的界限。著名的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直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英国共产党灭亡之前，一直都是英共的忠实党员；他在年代系列的前三部曲中着力描绘了一个漫长的十九世纪，而对于作为年代系列的尾声的《极端的年代》，霍氏却给它定了一个 “短暂的二十世纪1914-1991” 的副标题。这段历史分期的言下之意就是，这个由十月革命开启的新时代，在1991年即就此终结了。确实，霍氏争辩道：“20世纪80年代走向碎片化的这个世界，是由1917年俄国革命塑形的”，并且把当代社会描述为“十月革命结束后幸免的世界”。但是霍氏的真正主题事实上是刻画全球资本主义，刻画它在20世纪初叶和末叶遭受的两次大危机，以及它在中期的急速扩张；“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相对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抗的历史……可能并没有那么大的历史意义——长时段地看，这段历史可以同16、17世纪的宗教战争或者是之前的十字军战争相比较，但是得不出更多的东西。”[10]

这种模棱两可的话可能同霍布斯鲍姆与自己共产主义过往的矛盾关系不无关联——这反映在他写于《极端的年代》中关于俄国的教训的那个论断之中：“十月革命的悲剧准确来说在于，它只可能产生一种残忍、无情和统制型的社会主义。”[11]与此相反，对1917年十月革命不可避免的出路是斯大林主义这种论点进行否认，往往是托洛茨基主义传统的决定性特征之一。丹尼尔·本塞德于2009年英年早逝，但在此之前，他一直都是托洛茨基主义传统的倡导者，有趣的是，就连他也接受了霍布斯鲍姆关于“短暂的二十世纪”的构想：

显而易见，德国统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等事件，标志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开始的整个伟大时代的终结。如果我们接受这种“短暂的20世纪”的粗略概念，那么当时的苏东剧变就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它不可避免地多多少少带来了对政治地缘的重新洗牌，同时也大大影响了工人运动的走向，体现为对工运潮流的重新定义和重新书写。[12]

十月的遗产是什么？

但是，本赛德的话的真正所指真的是“十月革命结束后幸免的世界”，或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开始的整个伟大时代的终结”吗？显然，正如本赛德所说，1989-1991年间的剧变标志着政治地缘的迁移，同西方资本主义相敌对的强权集团的崩溃，从而为美国的全球霸权扫清了障碍。这反过来又为新自由主义政权的普及做了前提，在20世纪80年代初，这股新自由主义浪潮的急先锋就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同时，1979年的10月，在时任美联储委员会主席的保罗·沃尔克的主导下，一场利率骤升和美元升值造成的债务危机突然产生，以此为契机，新自由主义也被出口到了第三世界国家。

本赛德也提到了“对工运潮流的重新定义和重新书写”。1919年共产主义国际的创立标志着布尔什维克普及十月革命经验的尝试。世界革命战略的失败不仅助长了斯大林在苏联的篡权，而且把各国的共产主义政党都变为莫斯科外交政策的隶属工具。因此工人运动的重要部分——对数代优秀激进分子来说最有吸引力的部分——同苏维埃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后者的衰败——以及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之争——助长了国际工运的瓦解，尽管这个过程因各国共产党先后背弃列宁主义，转而接受同社会民主党对手们信奉的修正主义相去无几的改良主义政策而被日益推进了。苏维埃联盟的崩溃、尤其还有意大利共产党这个最重要的西欧共产党的自杀，加速了这个过程。而今天，排得上号的共产党只剩下了少数几个——希腊和葡萄牙的激进斯大林主义党，失去了选区票仓据点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派），还有在过往50年内同非国大命运紧紧相连，而今日已经陷入越来越深的危机之中的南非共产党。

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地说，1989-1991的苏东剧变，是现代文明在长历史时段的社会变迁中遭遇的急剧断裂——体现为在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一般前提下，在美国霸权和国际共运衰败特殊背景中，发生了新自由主义的再组织化。这是不是意味着1917年革命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遗言呢？苏维埃国家集团的内爆是否是遮蔽了那束发自十月革命的光芒呢？一个人如何来回答这个问题，部分地取决于他在是否要把十月革命等同于斯大林主义这个问题上究竟赞不赞成霍布斯鲍姆。而本期刊（International Socialism）的基本原则无疑是拒绝上述的这种等同的。对我们而言，苏维埃联盟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和30年代早期的斯大林主义蜕变——强行推动了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并非代表了社会主义的建设，反而是代表了反革命力量的巩固。一个新的统治权贵阶级，所谓的党和国家的中央政治局，走到台前来主宰和剥削一个被原子化了的、被剥夺了选举权利的劳动者阶级，他们还把整个国家带入同西方帝国主义列强进行的军备竞赛中，迫使这个劳动阶级隶属于资本积累。因而1989-1991年的大剧变向我们公示了什么呢？不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复辟重建，而是如克里斯·哈曼所说的，是一个横向偏移，是从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国家官僚资本主义——到另一种——在新自由主义年代风行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13]

这个分析预设十月革命为真正的工人革命，因此知识精英们把它描绘成一次阴谋政变的共识是完全错误的。[14]但是，在这之后，十月革命持续照给人世的是什么样的光呢？难道十月革命仅仅简单提供了普世性的革命精神？还是说它为我们提供了更具体的战略意义？看看托洛茨基在1924年总结的《十月的教训》是怎么说的吧：

应该使全党，特别是它的年轻一代切实地研究十月的经验，因为这个经验极深刻地、确实地、真正地检验了过去，而给未来开启了广阔的大门……要想研究无产阶级革命的规律和方法，到现时为止，再没有此我们的十月的经验更为深刻和更为重要的资料了。[15]

《十月的教训》有个出于争论的目的：托洛茨基试图把德国共产党的1923年10月夺取政权的失败的帽子扣在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耶夫的头上，而后者恰好是他的政敌。但他在书中所做的那些论断则有着更广阔的外衍，而且我们也无法否认，托洛茨基把十月革命看作了革命战略和革命战术的试金石，他的政治实践很大程度就是被他对十月革命的这种理解所指导的。他的那部《俄国革命史》作为对整个革命过程的叙述，毫不隐晦地谈到了革命的中断和启动、进步和倒退，因而是无可匹敌的，同时也贯穿了托洛茨基本人的全部理论智慧。共产国际在早年表现出的强大向心力主要应归功于俄国革命的领袖们所做的努力——尤其是列宁和托洛茨基，他们向新兴的共产党（尤其是德国）[16]的领袖们分享他们的经验、解释革命的教训。后期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们能切实地感受到这些经验对他们的革命活动的针对性。而确实，后来的革命者会时不时显露出来己身对革命经验的继承，尤其是在列宁的作品中谈的那些经验。这样的一种经验，就算是在本赛德自己对战略局势的思考中，也仍保持了其重要性，尽管他声称十月革命的时代已经终结了。[17]

自拉尔斯·李赫通过重读《怎么办？》而进行的“大营救行动”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对列宁的兴趣有所复活，但之后这个兴趣在阿兰·尚德罗和塔马斯·克劳茨所做的主要知识分子传记（二人是2015年度多伊彻奖金的得主），塔里克·阿里的简练思考以及约翰·莫利纽克斯所做的“列宁对今天的意味”的报告的作用下[18]，仅仅延展成为一种趣味研究。莫利纽克斯的书坚定地站在国际社会主义传统上。但是本书的剩余部分却主要关于如何把列宁从学界共识造成的滑稽可笑的讽刺中营救出来，并且重新确立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中恰当的历史地位，而不是探索列宁的至高无上成就与现实革命的持续关联。除莫利纽克斯的“列宁对今天的意味”以外，唯一例外的近期观点来自斯拉沃热·齐泽克，但是齐泽克的“列宁主义”非常乖僻，而且弥漫着终生性哲学偏见，以致其在可识别的政治道路上并没有什么建树。[19]

因此，1917年十月革命还如托洛茨基点明的那样，保持着一种普遍意义，并且为社会主义者源源不断地提供教训吗？我们对这个问题做肯定回答，为此需要给出一个根本原因。左翼有一个由来已久的古老争论，可以回溯到19世纪末叶发生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冲突，这个冲突的议题在于——资本主义最终能否通过改革方式而被社会主义取代，即罗莎·卢森堡讲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20]而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一场左翼改良主义的复活浪潮，尤其是我们这些在大不列颠的人，对此有更深的感受。这种主义的领导人，杰里米·科尔宾和约翰·麦克唐纳，面对着“卢森堡问题”，毅然选择了吹响“社会改良”的号角。他们体面地并且口径一致地，声称英国社会能够在议会民主制的宪法框架下完成转型。欧洲其他地区的新左翼潮流的代表人物也同样作此声称——如让-卢克·梅郎雄的不屈法国，西班牙“我们可以”党以及希腊激进左翼联盟。

问题是，历史证明了，从来没有一个左翼改良政府能够善始善终。最重要的一届工党政府——1945-1951年的克雷芒·艾德礼政府——的确贯彻推进了一些主要改革，但是福利国家的巩固以及基础工业的国有化是顺应了二战后的知识精英潮流的，他的措施对英国资本主义的重建来说也极为重要，因而他们是通过满足资产阶级利益方得以善始善终的。非常相似的改革措施也在1944-1946年夏尔·戴高乐的总理任期内被引入了法国，但戴高乐远不是激进党人。[21]社会民主党政府的一般宿命在于，一旦他们被选举上台而要施行他们那通常是“谦恭的”改革时，这种改革就不能不在金融市场、国家官僚体系的蓄意破坏和大企业的压力下被迫流产。一旦他们为自己要求一个更稳固的地位，资产阶级的战车就会毫不留情地从他们身上碾过。现代资产阶级的冷酷无情的最好例证就是发生于1973年9月的智利军事政变，而这场政变推翻了萨尔瓦多·阿连德的人民团结阵线政府。但2015年7月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失败为世人提供了一种推翻左翼政府的新方法：封锁政府的银行系统并迫使它加入到剥削人民的队伍中来。

因此，既然改良主义道路行不通，我们就需要严肃考虑革命道路的可能性。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代表了推翻资本主义政权的最初的成功尝试，并且在国际社会主义传统中，我们也认为它是唯一一次成功的社会主义革命：20世纪的其他伟大革命——尤其是中国、越南和古巴的革命——打破了殖民主义的统治，但他们却建立了一套以斯大林俄国为蓝本的国家官僚资本主义体制。[22]这就使得研究发掘十月革命给我们的历史教训显得更为重要。

知识分子们用了各种各样的花招来将我们同十月革命的经验隔绝开来。最明显的一点在于，他们声称1917年的俄国同2017年的全球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丝毫共同性。俄国是一个辽阔的、农业占主导的国家，俄国人口的大多数是饱受沙皇专制和土地贵族统治之害的农民。晚期帝俄的落后性虽然有目共睹，但它也从未脱离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进程。列宁和托洛茨基对此了然于心。正如克劳茨所写的：

甚至在1905年以前，列宁就已经揭露了俄国发展的特殊性，换句话说，俄国通过一个我们今天称为的“半边缘一体化”的过程，深深嵌进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它试图用资本主义制度来保护它的前资本主义形式，从而强化了俄国对西方资本家利益的从属性。资本主义凭借自己的功用把前资本主义形式也给统括起来了。[23]

克劳茨也在别的地方扩充了这一点：

对这（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混合有不同形式的生产和分歧性历史结构的搀杂物进行的科学探究，再次巩固了列宁关于俄国问题的论断，即俄国是一个充满着“多元决定性矛盾”（阿尔都塞语）的地区。只有通过走革命道路，这种矛盾才能得到解决。列宁在做了近十年的科学研究和政治斗争之后，方才意识到了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统一网络，在这个网络中，资本主义发展和对沙皇王朝的颠覆活动分别呈现出的地方特性，在根本上是统一的。而他的研究最终得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发现，总结为他对俄国问题的著名论点，即“帝国主义的最弱一环”。[24]

托洛茨基则通过另一条不同的道路得到了同一个结论。在他对1905和1917年革命的著名研究中，他更着重于描绘沙皇国家所扮演的角色。自18世纪初彼得大帝时期以来，沙皇国家同西方强国的地缘竞争就迫使独裁政府从他的西欧对手那里进口更多的先进科技。托洛茨基正是在发挥这个历史语境的基础上，阐述了他关于俄国不平衡的混合式发展的理论：

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个历史过程之最一般的规律，在后起国家的命运上暴露得最为明显与复杂。在外来必然性的鞭笞之下，落后性不得不从事跳跃。从不平衡这一个普遍的规律中，发生出另外一个规律，这因为缺乏更适当的名称时，可称之为配合的发展律，这意思是说：各阶段路程的接近，各个阶段的联合，古代形态与最现代形态的混合。[25]

这个历史过程导致了“历史的落后性的特权”，从而“允许或更确切些说[它]强迫一个落后国家去采取一些比预定日期更早完成的事物，去跳过许多中间阶段。”[26]这个“特权”，使得沙皇国家在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为了维护其列强地位，而寻求推进国家的快速工业化，而它的所需资金来自其亲近盟友法国发放的贷款。到1913年，俄国已是世界第五大工业经济体，它的劳动力在欧洲来说分布得最高度集中。这创造了许多岛状的先进工业区，同时又孕育了富有战斗性的工人阶级，而正是这工人阶级推动了1905年和1917年的革命。[27]俄国发展的矛盾——克劳茨对其作下描述“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互相关系网络，在这个网络中，资本主义发展和对沙皇王朝的颠覆活动分别呈现出的地方特性，在根本上是统一的”——在20世纪初期已经得到了充足的催化，这使得1905年革命得以爆发。当地资产阶级对于国家和外国资本的严重依赖性，以及近期工业化孕育的新型工人阶级的战斗性业已把无产阶级行动推到了台前并最终使他们的行动获得了胜利，虽然他们有时要通过暴力流血来对外界作出反应，而且这种反应也为法西斯主义把社会问题的解决诉诸反犹大屠杀埋下了伏笔。

晚期帝俄并不是唯一一个在发展中呈现出这种进步性和倒退性的矛盾统一的国家：19世纪末叶的其他新兴工业经济体——例如意大利和奥地利-匈牙利——也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这种矛盾统一。保守主义历史学家诺曼·斯通称，在1914年前的那些时段里，阶级斗争总体而言在全欧洲都变得越来越尖锐，这反映了1873-1895年经济萧条的影响，尤其是受农民贫困化和（在景气恢复的那些阶段）物价高涨的影响：

1895年后的物价提高，或者说先前的十年间农业国家越来越少的供给，对新工业造成了很大的推动。在德国或大不列颠，人们想尽办法削减成本、增加生产资料。在意大利或俄国，农业危机反而促进了国家的工业化……在19世纪90年代，通过国外投资，新科技从先发国家传递到了那些较为后期的国家，使这些国家在短短几年之内就经历了一场经济的巨变。工厂里出现了无产者（和农民）的大军。在19世纪80年代，在其他国家，人们发现物价在微弱地下降，而实际工资有显著的提升。而在19世纪90年代后期，以及在1906年以后，人们又发现物价水平上涨地非常快。其结果就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劳动者斗争度的高涨，以至于观察家们总结道——革命就在他们眼皮子底下。[28]

甚至连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列强，英国，这种阶级对立也导致了大动荡年代的出现，而这大动荡则是导致1914年英国参战的原因。而如列宁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于《远方来信》中提到的，俄国那被快速工业化动摇了的社会-政治结构，则显得更为脆弱。尤其是，独裁政府追求的侵略性和扩张性外交政策，使其闷头卷入了同奥匈帝国及其盟友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冲突；两个腐败的帝制政权在零和博弈中激化了帝国主义内部矛盾，而这内部矛盾经历长时间演化变成了英国同德国的对抗，并最终使大多数欧洲列强及其殖民地都卷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斯通论称：“1909年以后，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进入了政治混乱的阶段”，对像斯通这样的右翼来说，他们从消除政治混乱这一点出发，得出了战争更像一场解放的结论。[29]事实上，世界大战的确在欧洲大陆上扫去了旧政权的腐败残余。但在俄国，战争地狱在大大增加了工业无产阶级的数量的同时，使工业无产阶级陷入、隶属于贫困；战争同时使得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被迫离开他们那零星分布的小土地，使他们被征入一支庞大的军队中，从而集中在一起；而这支沙俄军队的军事失败宣告了历史法庭对独裁政权的判决——它最终灭亡。[30]

1917年2月开启的新的革命进程为在1905年起领导作用的工人阶级提供了更广阔的视角。农民占主导的沙俄军队发动的哗变为罗曼诺夫王朝敲响了丧钟，并同时也成为了沟通工厂和村庄的桥梁。但是革命的先锋队——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熟练金属工人——他们面对的问题以及他们发展起来的组织，在根本上，同先发国家的资本主义中心的工人们非常相似——那些在柏林、都灵、设菲尔德和格拉斯哥的工人。但在政治上，确实，俄国工人更为先进——他们已经在1905年革命中发展出了无产阶级的自组织：苏维埃，在经济与政治斗争之中，他们运用苏维埃来团结整个阶级，并由此奠定了一个新的基础，使得他们能够走一条拒绝现存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道路。在中、西欧，工人阶级中的激进分子在俄国工人的斗争中发现了解决他们自身问题的良方。因此，毫不奇怪的是，许多金属制造业的工人纷纷支持西方的共产党组织，以使布尔什维克革命不断向西方传播。[31]

与此相似的是，十月革命采取的形式本身并不像派普斯或费吉斯阐述的那样，代表着向俄国威权主义传统或落后民粹主义本能的倒退。恰恰相反，在城市这个大熔炉中，我们可以发现托洛茨基所说的“以一种连续接近的方法来积极地确定<的>群众动向” [32]；现代工人阶级还有他们在沙俄军队里的农民盟友曾经尝试过不同的政治选择，但是他们的动向却是——在那些温和主义改良党的措施逐个公开破产之后，他们最后不断趋近于左翼。布尔什维克党提出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目标成为了这个激进化进程的终点，这既是因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符合了当时情境下的需要，也是因为那种现代学术界主流描绘的封闭自守的极权主义宗派为当时的人民所深恶痛疾，而布尔什维克党正是这种宗派的对立物。亚历山大·拉宾诺维奇说得很好，他在他关于十月革命中彼得格勒的起义的研究中彻底推翻了那种把十月革命视为布尔什维克阴谋的看法：

布尔什维克党的意外成功并不能简单归功于1917年这个党的精神风貌，或是它采用的那些激进手段。这里，我关注的既不是列宁的无畏、坚定的领导，虽然他的伟大的历史功绩不能够被否定，也不是布尔什维克党众所周知的甚至被严重夸大了的团结统一性和组织纪律。我更注重于强调党内部，相对民主、包容的分权结构和行动方式，以及它本质上的开放又集中的特质——以此来批判对列宁主义传统的模式化认知。[33]

1917年的真正特性

这是不是意味着1917年十月革命就没有涉及具体的特征吗？当然不是：同每个历史事件一样，革命代表了普遍和特殊的具体的统一。它有两个突出的印记。第一个印记对该时代所有社会来说都极为普遍——那就是世界大战。人们在二月革命中抛弃了沙皇政权，顺应他们的呼声，建立了临时政府；但临时政府冥顽不化地要求继续对西方协约国列强履行盟约，既向英法表示了忠诚，也向以美国为代表的新强权盟友表示忠诚，这使得俄国并未能从世界大战中抽身。这就是托洛茨基描述的民众激进化过程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工人和士兵支持布尔什维克，因为布尔什维克是唯一一个坚决表示要结束战争的党派（由布列斯特和约可知）。布尔什维克反对战争，他们同时也支持农民剥夺地主贵族们的土地，这对于十月革命能在一个农村占压倒性的社会里取得成功来说至关重要。列宁在关于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条件的最深刻分析中强调了，布尔什维克夺权需要“（1）得到无产阶级绝大多数的拥护；（2）得到差不多半数军队的拥护；（3）在决定时机和决定地点，即在两个首都和靠近中心区的战线上拥有压倒性优势”，并且布尔什维克随后接受了社会革命党关于夺取土地的农民政策，以“‘中立’农民” 。[34]

但是更广阔地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开启了战争、革命和反革命相继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一直到1945年8月才截止。德国保守主义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恰当地把这个时代总结为“欧洲内战”的时代。[35]战壕里发生的工业化大屠杀动摇了工人和知识分子对统治阶级的忠诚。在俄国以外，最激动人心的例子就是1918-1923年的德国革命。但是战争的惨痛经历也有个残忍化的效果：许多前线作战部队的精英被招揽进了法西斯运动中，他们在1918年以后屡屡充当反革命先锋。在俄国，反革命势力发动的进攻导致了1918到1921年间可怕的俄国内战。这不仅在物质上造成了俄国工业经济的崩溃，也迫使发动革命的工人阶级分散了自己的力量，最终，布尔什维克胜利的代价是——俄国社会被普遍军事化。党丧失了原有的很多无产阶级根基。它变成了一个拥有武装公权力的独立存在，要求党员们为党组织做英雄主义的自我牺牲，并且强加了一个自上而下的严酷纪律，这就是胜利的代价。[36]

十月革命的第二项独特特征就是——将俄国同西方区分开来，使之不具备相似性的那一特征——并不存在一个强大的改良主义传统。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写道：“俄国在1917年那种历史上非常独特的具体形势下，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是容易的，而要把革命继续下去，把革命进行到底，却要比欧洲各国困难”。[37]换句话说，社会民主党的力量依赖于所在社会的发展水平：改良主义工会官僚和他们的议会盟友的根深蒂固的力量对任何革命斗争来说都是一个主要障碍，但是一个先发社会的革命力量之所以比后发国家能更块地胜利，受益于其较高的生产和教育水平，而这种较高的生产和教育水平又是它从资本主义社会继承下来的。

这一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安东尼奥·葛兰西有一个著名的论点，他说西欧市民社会更发达的机关往往是阻碍革命的壕沟。[38]但这一点可能言过其实。就算是在列宁的时候，社会民主党也可以存在于某种落后的历史水平下。而葛兰西本人所处的社会条件是这样的：在意大利北方，产生了较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而在南方，农民阶级不得不让地主和教会来掌控自己命运[39]，这使北方工人运动的领袖们在追求废除南方封建经济的时候，作为交换，不得不做出经济让步；葛兰西本人就是这样在同一个发展得不平衡、综合了各种矛盾的意大利的具体社会形式相搏斗。此外，所有伟大的革命经验都碰到过到旧政权发生危机后改良势力急速出现这样的问题。列宁本人在同一篇文章中，在援引俄国的例子时，也谈到了这点：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几个星期内就对第二国际的欧洲英雄们、内阁派以及其它机会主义渣滓的那套方法和手腕、那套论据和诡辩十分精通了。我们现在读到有关谢德曼和诺斯克之流、考茨基和希法亭、伦纳和奥斯特尔利茨、奥托．鲍威尔和弗里茨．阿德勒、屠拉梯和龙格、英国费边派及独立工党领袖等人的一切评述，总觉得是（事实上也是）旧调重弹，索然无味。所有这些我们已经在孟什维克那里见过了。历史真是开了个玩笑，竟使一个落后国家的机会主义者抢到许多先进国家机会主义者的前面去了。[40]

我们也能举出一些当代的例子来说明前发达社会在经历群众运动后，急速出现的改良主义。20世纪80年代起，新型工业化经济体中出现了非共产主义性质的独立的工人运动，我们看到：波兰的团结工会迅速地转向了“自我限制的革命”的理念，巴西的无产阶级暴动逐渐被劳工党整合进选举政治，还有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废除前夜，南非共产党以惊人的速度成长为一个大众社会民主政党。更近一点的事例是，2011-2013年的埃及革命期间，穆斯林兄弟会作为国家和大众之间的中介性组织，在很多方面承担起了改良主义政党的作用，以致对兄弟会和对革命本身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这些例子反映了工人斗争自我限制的趋向，这种趋向产生自工人对自己缺乏自信，就此而言，工人们的生活经验仍然被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深深塑形，因此他们不自觉地倾向于同既存秩序做妥协。怎么样才能让工人们克服自信心不足的困难呢？1917年革命告诉我们，只有当妥协失败造成的实践经验和工人的自我组织能力都达到一定的高度，我们才有可能克服这一问题，而活跃在工人群体中间的群众革命政党能够帮助群众学好这些必要的政治教训。

就算是在西欧，我们现在有的改良主义政党，或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那个时段，当时的改良主义工人政党是高度组织化的、相对稳定的。我们往往能看到两种明显对立但实际上又是高度相关的现象。一方面，一度曾发展得十分成功、十分壮大的政党可能自掘坟墓（意大利共产党）或者逐渐被边缘化（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法国社会党或巴西劳工党）。另一方面，新的改良主义队列出现地又非常迅速——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和西班牙的“我们可以”党就是近期的典例；但是在英国又有个极为特殊的例子，那就是工党，工党是创立历史最久的社会民主党之一，而现在工党领导人力求它再造为一个反紧缩派政党。

这两种现象都是社会民主主义在长期内的衰败造成的结果，而这种衰败在托尼·布莱尔以及格哈德·施罗德时期，因社会民主党向社会自由主义的转型而被大大恶化了；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也在于，最近十年的经济危机和通货紧缩削弱了资产阶级政治结构。这意味着就算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的中心，当代的革命者也已经不再以稳固的改良主义派别为自己的对手，虽然这个对手对列宁和葛兰西来说，是在西方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障碍。当然，当代社会民主主义之所以会内部不稳的原因，已经同列宁的时代大不相同了——在革命前的俄国，沙皇独裁政权对所有民主化挑战的残酷镇压，打断了改良主义稳固发展的进程。尽管如此，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轨迹——在五年内，它从国际左翼的希望蜕变为了三巨头的宪兵——预示了：当代的改良主义政治固有的变易性和不稳定性可能会为革命创造开端，前提是革命者能有效地对此作出回应。

在这个背景下，有必要思考十月革命留给我们的两个真正的政治创举。首先是——苏维埃组织和两个政权并立的逻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种对立的政治形式的交错并存，是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方出现的——而这种二元并立后来被证明为普遍的经验。[41]在贯穿整个20世纪的伟大工人阶级群众斗争中，我们都能看到一种民主的自组织，它有超出纯粹的政治经济斗争，挑战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权力形式的基础的发展倾向。这种民主自组织，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形式，并冠有不同的名字——从1918年德国的工人委员会到1973年智利的纽带（cordón）再到1978-1979年伊朗的工人代表会议（shora）——这些群众运动的组织性即时创作，使我们看到了从成功的工人革命向人民自我掌控自己生产的社会过渡的可能。被当前的危机所激发的群众运动——尤其是2011年一系列占领广场的行动，如埃及革命中的塔利尔广场、西班牙民主游行中的太阳门广场、希腊的宪法广场到“占领华尔街”时候的自由广场公园——似乎展现了群众对于一种新的民主形式的强烈愿望，而这种民主形式要比资本主义框架下所能提供的民主形式更为直接。但是这种运动并不像德国、智利或伊朗或别的地方一样，是由能产生独创的苏维埃或类似组织的群众罢工的力量来推动的。

第二项伟大创举就是布尔什维克党本身。我们这样说，同拉尔斯·李赫所做的巨大贡献是矛盾的。李赫为了否认布尔什维主义的政治特殊性，争辩说列宁是考茨基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因为列宁试着把考茨基对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解应用到俄国的状况中去。[42]我在这里不牵扯李赫的阐释所引起的那些外延性争论，而只想简单地说明，在解释行动者的意图的时候，李赫不过是在以一种幼稚的前马克思主义方式来理解历史。换句话说，我们姑且先承认，列宁在《怎么办？》中抛出来的那些命题的意图在于，在沙皇俄国建立一个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副本。但问题在于，这个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其实现缺乏很多条件——尤其是，当时的俄国并未达到高级的、扩大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程度，也没有一个能够实现改良的准议会民主制的资产阶级政权——正是这些条件，保证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能够参与竞选、成为一个合法的群众政党。革命的迫切需要——列宁最初的理解是，会有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来扫清独裁政权，但由于俄国资产阶级的软弱，这场扫除专制政权的革命需要靠下层工人和农民的群众运动来推动——要求建立一个与西欧不同类型的政党。正是托尼·克利夫在他写的列宁传的第一卷中，第一次提到了这种政党的特性。[43]列宁及其同志并不是靠他们的自由选择来创建他们的政党的，他们也不是靠自己的一己动机，就能够建立出一个新的东西的。

至于如何解释它们之间的差异，一种方法就是从考茨基那里借用他的构想。他的这段话非常有名：

社会民主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但不是一个举行革命的政党。我们知道，我们的目的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达到；但是我们也同样知道，我们不能举行这个革命，正像我们的敌人不能阻止这个革命一样。因此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举行或准备革命。既然我们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准备革命，所以我们也就无从谈起革命将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条件下到来，以及革命将要采取什么形式实现。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还没有夺取到它借以创造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部政权以前，是不会停止的。我们知道，这个阶级斗争将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激烈；无产阶级的人数以及它的精神力量和经济力量将越来越增长；因此，无产阶级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只能漠糊地预测这场社会战争的最后决战将在何时发生和怎样发生。[44]

就考茨基看来，革命政党是一个只能冲浪于历史的深潮之上的政党，这个历史浪潮是资本主义发展和阶级斗争的有机产品，而这种阶级斗争代表了社会主义思想同工人运动的进步性融合。尚德罗认为，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历史的走向，社会主义的物质和精神状况是并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工人阶级运动是和谐融合的”。[45]布尔什维克的实践准确来说打破了这样一种“和谐融合”的假设——正如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回顾性地描绘道，真正的革命者的胜利，需要对不同的政治倾向做不屈不挠的斗争，而这一点恰恰是考茨基在社会民主党党内所回避的——包括，如托洛茨基在《十月的教训》中强调的，在革命前后，发生在布尔什维克活动家和党的领导层内部的激烈争论。

但是，不止如此，布尔什维克是一个勇于举行革命的政党，从这个角度看来，他们积极地介入了阶级斗争之中，以引导、塑形具体的革命进程。这一点在他们组织的革命暴动中特别明显——从1905年12月的莫斯科起义到1917年10月的夺取政权。列宁在1917年秋天的作品中并不保证“推翻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相反，布尔什维克对当时的紧急状态的理解和执念是，如果布尔什维克不抓住现在的机会，党和工人群众都有可能会被反革命灾难所吞没。[46]但比起他们的革命执念，更为重要的是，在四月到十月的过程中间，布尔什维克开始着手有组织有系统地去赢得劳动阶级的大多数。列宁在四月提纲里具体解释如下：

要向群众说明：工人代表苏维埃是革命政府唯一可能的形式，因此，当这个政府还受资产阶级影响时，我们的任务只能是耐心地、系统地、坚持不懈地、特别要根据群众的实际需要来说明他们的策略的错误。[47]

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需要采用一种战略，这种战略后来被称为统一战线。例如，在1917年8月，为了抵抗科尔尼洛夫将军复辟君主制的军事叛乱，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联合在了一起，而后两者却曾经迫害、指控布尔什维克为德国间谍。布尔什维克党有着民主、公开的党内组织活动方式，这使得党能够及时反映出工人士兵们渐趋激进化的态度，并把群众激进化的态度导向了夺取政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党内的争辩就是一种大乱斗。在1917年秋的紧要关头，党的中心议题是要不要组织起来夺取政权。列宁和托洛茨基关于暴动的争论（在具体措施上，他们的路径发生了分歧，但总体而言，托洛茨基的判断更为正确）被季诺维耶夫和列夫·加米涅夫领导的小团体公开地抵制。可最终，中央委员会多数派通过的最后通牒化解了他们的分歧，这是因为中央委员会的通牒意味着某种惩罚性措施。一个举行革命的政党在解决它内部的争论之前不可能发挥作用，至少暂时不能起作用。而在少数群体不尊重多数的决议的情况下，它也不能称自己为实践的革命政党。[48]

布尔什维克遵循的战略的思想基础是，列宁在一战期间创立的帝国主义理论。他在1917年四月的关键文本里写到：“我们要结束这场有数万万人卷进去、有千百亿资本利益纠缠在内的世界帝国主义战争，而这场战争除了进行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不能用真正民主的和约来结束的。”[49]克劳茨指出，这个分析将俄国社会的矛盾重新安置在了资本主义全球变迁的水平上——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和集团间竞争的出现，激化了帝国主义内部的敌对矛盾，这使得世界性大战极易发生，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是对世界性战争的正确回应。这就为俄国苏维埃革命提供了合法性，苏维埃夺取政权可视为世界革命进程的开端，夺权胜利将带来一个新的共产主义国际，并在世界范围内，把工人暴动同殖民地民族解放结合起来。这种世界革命的内在过程，要求布尔什维克必须成为一个举行革命的政党。[50]

问题在于，历史证明了，革命创举比苏维埃组织形式更难于出口，而苏维埃组织往往是工人在群众斗争中就能够自发地发掘出来的。早期共产国际的发展代表了一种高速传播革命的史诗性尝试。但是正如克利夫在其列宁传中提到的，要想将布尔什维克策略、组织中真正新的成分，嫁接到各国社会主义传统中孕育出的不同民族特质上，是极为困难的。任何一个革命政党的特质、经验都是自身长期艰苦斗争过程的产物，不可能有可舶来的简单替代品；而布尔什维克正是在经历了这种漫长艰难的斗争之后，才形成了他们后来的样貌：他们经历了群众斗争与反动、残酷镇压和流亡的漫长岁月，营造了共同行动、激烈辩论和互相信赖的革命传统，这一切都在1917年证明了其内在价值。而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拥有的巨大权力和崇高声望，反而对革命的真正国际化来说，是一个致命的障碍：他们倾向于鼓励各国领导人听命于莫斯科，而不是鼓励他们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决定自己的战略战术，实际上是在要求他们把布尔什维克的建议当成是指令而不是指导来看待。这种倾向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季诺维耶夫掌执共产国际时，通过“布尔什维克化”进程而被制度化了，随后即在斯大林时期，进一步变成了各国共产党直接听令于苏联外交政策需要的一贯的主从关系。

革命向西方传播的失败，使得不均衡和综合新旧矛盾的发展水平——这种发展水平曾经为1905年和1917年革命创造了条件——现在反过来，助成了倒退并大大翼赞了反革命。在托洛茨基对俄国发展的特殊性的分析中，他的中心论点在于，洲际竞争的逻辑要求俄国继续实行快速工业化。而继沙皇政权之后，再次强加这种逻辑，则要求破坏十月革命的成果。对革命成果的侵蚀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形式，它甚至误导了两代的左翼人士——并不是用政变来推翻苏维埃国家，而是在布尔什维克政权内发生蜕变；到20世纪20年代早期，执行党的专政的党的领导人们，在主观上视自己为劳动阶级权力的代理人，但他们在客观定位上，却把自己定位成一个被西方帝国主义列强虎视眈眈的国家的督工。而之后的情况，假使马克思看到了，他也许会作此预言，社会存在战胜了社会意识：俄国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到30年代早期的强制工业化，确立了资本的优先地位，使工人和农民从属于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的完成使得苏维埃联盟凭自己的条件，独立成为了帝国主义强权，随即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标语下，迎头冲进了全球经济与地缘政治竞争中。

史蒂夫·斯密最近出版了一部有关俄国革命时期历史的著作，此书在审慎高明的同时，不乏旁征博引。他在书中指出，这样倒退失败的结果，揭示了俄国革命失败的深层原因——布尔什维克的计划从一开始就是对实际形势的误认。他赞成性地引用了法国社会主义领袖让·饶勒斯和考茨基的话，他们对那种期望社会主义革命可能从战争中产生的想法给与严正的警告：

布尔什维克们非常肯定，衰微的资本主义体制很快就会崩溃，而不是很晚才崩溃……一百年过去了……显然俄国革命关于资本主义已经深陷灭亡前夕的危机的前提，并没能站得住脚，因为……在整个二十世纪，资本主义展现出了巨大的活力和创新能力……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使得大量财富聚敛在少数人手中，并且不断创造出新形式的异化。[51]

他的这一论点似乎依赖于考茨基的另外一个观点，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而资本主义本来可以和平地演进为一种全球一体化的“超帝国主义”。[52]这种观点忽视了十月革命若干年后发生的种种事实：首先，资本主义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世界性大危机——1929-1939年的大萧条。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清楚地意识到，1914年的灾难同1929年的危机是紧密相连的。他在1934年这样写道：“我们并不是生活在危机的第四个年头，而是早已在世界性危机下生活了19年了”。[53]资本主义在摆脱这场危机之后，马上就迎来了另一场更具破坏性的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在经历了骇人听闻的旷世大屠杀之后，资本主义也沦落到了其历史最低点。如果列宁的孤注一掷成功了的话，如果俄国革命成功打倒了整个帝国主义巨人的话，这种野蛮的嗜血狂欢就不可能发生。列宁总喜欢引用这样一句德国谚语：“宁要痛苦的结束，也不要无结束的痛苦 [Besser ein Ende mit Schmerzen als Schmerzen ohne Ende]” 。

斯密本人乐于严肃对待这种架空历史。他对列宁的批评有一个有趣的倒转，见下：

关键在于，他（列宁）遗留给我们的，是一种领袖主导的一元制权力结构，这就使得，在这种组织里，领导人的思想、能力比在一个民主组织里所能发挥的作用要大得多。这在逻辑上就牵涉到——尽管产生自列宁主义的斯大林主义者把它（斯大林主义）高看得天衣无缝——如果布哈林或托洛茨基成为了总书记，原来历史的那种斯大林主义暴政是否就不会出现了？虽然经济落后和国际孤立仍将极大地限制他们个人能力的施展空间。[54]

但是，一个更大的可能性是，革命是否能够超出俄罗斯帝国边界的规限呢？特别是，如果德国革命的发展，超出了推翻帝国政权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局限，又会带来什么结果呢？在1918-1923年间的德国，那些想要在德国复制十月革命的革命者们，相继迎来了一系列的进步和倒退，一直到他们的最后失败。但是，如果我们拒绝接受那种历史决定论的观点，并且乐于为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命运做想象与架空，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剔除这样一种可能性——革命的发展突破了俄国的疆界。如果这种欧洲革命确实发生了，20世纪历史的面貌就会大大改观。[55]错过消费主义的光辉，或许是我们为了阻挡奥斯维辛或广岛，以及开始建设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不能不付的代价。

结论

可是呢，唉，革命最终还是失败了。这把我们带回了我们的起始点，即本赛德说的“伟大时代的终结”。虽然从一开始，苏联国家就是由政治经济竞争的逻辑塑造的，但它最终仍成为了经济和地缘政治竞争的受害者。但是，部分由于西方国家长期坚持的意识形态宣传攻势，在对各国左派做了大量的意识形态投入后——即使是在某些斯大林主义的重量级支持者眼中——1989-1991年间的剧变在人们看来，似乎是一场革命，虽然这种“革命”非常扭曲、畸形；因此它在某种意义上，是其倒向资本主义路途中，可供选择的一种折衷品，这种“变革”大大增强了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攻势。可是现在，新自由资本主义已经陷入到深深的危机之中——它不仅仅受累于2007、2008年间的经济崩溃及其余波，还在人民反对统治阶级政党的暴动中遭到了越来越大的打击。这为重申十月革命对我们当代人的重要意义，提供了有利的时代背景。

为什么要重申其当代意义？这不仅仅是因为，十月革命是迄今为止，对资本主义体系最伟大的一次政治打击。更加明确地说，我们必须把布尔什维主义的经验，整体性地保留下来，作为我们继承发扬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根本参照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对革命的机械模仿，这种模仿正是为列宁于1922年的共产主义国际第四次大会上公开指责的。托洛茨基作为“十月的教训”的鉴定捍卫者，一直坚持着一个原则，他说——继承传统，意味着从过去选择其菁华，并为我所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革命的伟大经验——不仅仅是1917年的俄国，还有1918-1923年的德国以及1918-1920年的意大利——要求我们对其进行深入的批判、研究、学习，不是要对其做考古的训练，而是要弄明白，当时革命胜利及失败的真正原因，并由此学到新的革命知识，以便在当下更好地践行革命义务，做一个更好的革命党人。

在俄国的例子中，在当时的帝国主义战争背景下，不均衡的综合新旧矛盾的发展状况的作用，使得一种普遍和特殊的结合成为了现实——尤其是，工人群众斗争的创造二元政权的普遍倾向，同能够利用好革命形势的革命政党的特殊存在的结合成为了现实。这种个例式的普遍和特殊的集合，真的还能被世人所再现吗？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们保证，这是完全可能的。人民的自组织同群众性革命政党的合流，毫无疑问，会在不同的状况下，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发生，而这些新方式，很有可能是异于1917年的俄国的。但是，无论这些新经验可能带来怎般辉煌的胜利，它们也并不会使1917年10月25日发出的那束光芒褪色，因为正是俄国的劳动群众第一次向世人展现了——资本主义的枷锁可以被打破、如何能被打破！



注释

[1] 关于复活节起义的实际情况和纪念活动中表现出的各种虚伪,见艾伦,2016。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革命就同俄国十月革命一样,很大程度上被政治精英所抵制,并且由于“修正主义”在学院历史学家之中的胜利，英国革命现在被歪曲成了纯粹宗教和宪法的争端。在法国大革命上,出现了更广泛的编史倒退，对这种倒退的批评，见海恩斯和沃弗雷(选辑),2007。

我要感谢约瑟夫·乔纳拉、凯文·科尔、詹姆斯·伊登、约翰·罗斯和卡米拉·罗伊尔,他们为本文的草稿做出了很多批评与指正。

[2] 奥斯本,2005。

[3] 马修,2017。

[4] 请访问：https://twitter.com/BraddJaffy/status/884525634751524865/video/1

[5] 费吉斯,1996,特别是派普斯（选辑）,1996。李赫驳倒了派普斯的学术成果,2001。

[6] 布伦顿（选辑）,2016。

[7] 费吉斯,2016,p141。多米尼克·列文指出,这本贫乏的选辑里唯一的出彩点,是对政治地缘环境的典型性深刻评估——列文,2016。

[8] 菲兹帕特莉克,2017,以及布伦顿,2017。

[9] 哈维,2014,p91。

[10] 霍布斯鲍姆,1994,pp4、9。

[11] 霍布斯鲍姆,1994,p498。通过对文本细节的仔细审查和公开辩论,佩里·安德森在他对《极端的年代》和霍氏2002年出版的自传的评论中,解释了霍氏的历史性、政治性和个人性的矛盾心理——安德森，2002a、2002b。

[12] 本赛德,2003a。2000年后不久,有一个反资本主义运动的鼎盛时期,当时法国革命共产主义联盟（LCR）同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之间发生了公开争论,而本文正发源于此。2002年12月,丹尼尔（即本赛德）向我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即是此文；此信是由丹尼尔及其他LCR的领导人（莱昂·克雷缪、弗朗索瓦·杜瓦尔和弗朗索瓦·萨巴多）联名签署的。

[13] 克利夫,2003,哈曼,1990,还有卡里尼克斯,1991。

[14] 见谢利对革命原因的精妙分析,2017。

[15] 《十月的教训》, “必须研究十月”。

[16] 尤其见于布鲁埃,2004,哈曼,1983,还有里德尔(选辑),2015。

[17] 例如,本赛德,2002,以及本赛德,2003b。见我对本赛德政治思想的研讨,我在其中强调了列宁对他思想的重要性,卡里尼克斯,2012。

[18] 李赫,2006,尚德罗,2014,克劳茨,2015,阿里,2017,以及莫利纽克斯,2017。颇具争议性的是,2001年，在埃森召开的探讨列宁的会议上,斯拉沃热·齐泽克把 “列宁复活”的议题给剔除了出去（里面包含有我和本赛德的共同贡献）：论文收集在巴金、库维拉奇斯和齐泽克(选辑),2017。

[19] 齐泽克(选辑),2002,这可能是齐泽克对列宁做的最完整的讨论,他对列宁自1917年以来的文章也做了一个很好的挑选。至于齐泽克对列宁所做的挪用,有些批评,见卡里尼克斯,2001,pp391-397,以及卡里尼克斯,2007。

[20]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罗莎·卢森堡。

[21] 阿迪森,1977,芬比,2011,第十六章。

[22] 克利夫,1963。

[23] 克劳茨,2015,p363。

[24] 克劳茨,2015,p89。尚德罗具体考察了列宁思想在1917年之前的发展,尤其是列宁关于农业问题的、不断展开的理解。尚德罗,2014。

[25] 《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第一章·俄罗斯发展的特点,p3。

马歇尔·坡提供了一种类似的历史视角,他认为,从16世纪以来,俄罗斯国家一是通过最大程度地利用其地理位置偏远的优势,二是以敌对的西方先进国家为摹本,通过独裁统治,强行推进现代化改革，以使其能够抵挡欧洲列强的主宰——坡, 2003。

[26] 《俄国革命史》,“二月革命”,第一章·俄罗斯发展的特点,p2。

[27] 关于晚期帝俄的政治经济发展的详细资料,见斯密,2017, 第一章。

[28] 斯通,1983,pp86-87,主要需看他开篇两章,非常出色。

[29] 斯通,1983,p144。

[30] 近期有三个主要的历史研究,克拉克,2013,图兹,2015还有列文,2015。这些研究都强调了俄国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作用。图兹的书,在如何认真对待布尔什维克理论和战略的问题上,显得不同寻常。关于俄国战争原因的经典分析,见斯通,2008。

[31] 斯密,1983, 还有墨菲, 2005, 他们对俄国金属制造业工人做了两项重要研究; 关于西方工人的研究, 见布鲁埃,2004,欣敦,1973,以及格鲁克斯坦,1985。

[32] 俄国革命史,序言,p15。

[33] 拉宾诺维奇,2017,p311。要强调的是,拉宾诺维奇绝谈不上是布尔什维克党的辩护师,因为他在某些方面对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对立极为不满,例如要不要在苏维埃主权下、建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的问题,列宁和托洛茨基在此产生了对立——哪怕这可能会造成政权内部分化,从而麻痹苏维埃政权,以致反革命获得胜利。

[34] 列宁全集,第三十卷,p230-231。

[35] 诺尔特,1987。

[36] 关于对苏俄内战的宏大而又合理的描述,见斯密,2017,第四章。关于在红色恐怖期间,反革命暴力如何建构起了一个权力结构,对此作的更广阔反映可见迈尔,2000,至于布尔什维克对反革命势力的抵抗,见雷耶斯,1991。关于布尔什维克如何自20世纪20年代早期起,同工人阶级逐渐趋于分化的研究,见毕拉尼,2008。

[37]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七、参不参加资产阶级议会？”。

[38] 葛兰西,Quaderni del carcere,1975,II,pp865-867

[39] 尤其见于《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葛兰西,1926。

[40]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 “三、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的几个主要阶段”。

[41] 卡里尼克斯,1977,以及格卢克斯坦,1985。

[42] 见科尔与詹金斯对“李赫对列宁的阐释”的拓展阅读及批评,2014。

[43] 克利夫,1975-8。

[44] 《通往政权的道路》,1961年版,三联书店, “五、既非不惜任何代价的革命,也非不惜任何代价的合法性”,p61。

[45] 尚德罗,2014,p99。

[46] 齐泽克选辑中,这一点讲得非常清楚,2002。

[47] 《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 “提纲”,第4条；见科尔,2017,他批评了李赫试图消解四月提纲的历史意义的那些做法。

[48] 拉宾诺维奇详细描述了这个过程,2017,最后通牒见pp310-11。

[49] 《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 “我们党应当用什么名称,在科学上才是正确的,在政治上才是有助于启发无产阶级意识的” 。

[50] 卡里尼克斯,即将出版。

[51] 斯密,2017,pp391-392。

[52] 考茨基,2011。

[53] 罗宾斯,1934,p1。

[54] 斯密,2017,p388。

[55] 哈曼,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