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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非人

[翻译]谁是女性主义者?

谁是女性主义者?

Lynne Segal

今日的世道对于要宣称自己是女性主义者的人来说,既是个好世道,又是个坏世道。几十年来,女性主义“生物”的形态一直在发生迁移——尽管现在她乍一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来得受欢迎,有时还能作为声名煊赫的媒体形象出现:她闪亮的长发和名牌服装根本不会引发什么恐慌。但是,一旦她出现在示威游行中,媒体就不得不把聚光灯撤下了。确实,半个世纪前的女性解放运动的再次出场总是包含着杂多的争执。但事到如今,争执的呼声似乎比以往更加分裂。新一代的女性主义激进分子更加欢迎跨性别女性、性工作者加入阵线,她们还支持草拟《性别认同法案》,为跨性别者带来更少障碍的生活;而一些年长的女性主义者却认为这些举动威胁着“仅限女性”的安全空间和优先次序,她们愤怒地反对《性别认同法案》。本人所属的左派女性主义者通常可以上溯回各种其他形式的激进主义。我们(实际上,我们还在这样做)既在国家之“内”工作,又努力地“反对”国家,以争取各种福利和其他资源,使所有女性都能站在与男子平等的起点上,公平地参与到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中;以此为起点,破坏或至少矮化那一性别等级制度本身的复杂体系(这种体系同资本主义阶级和种族主宰纠缠在一起)。

在第二波女性主义兴起许多年后,各色的“女性解放者”都被主流人群所普遍嘲笑。“哈哈,你也是个无能狂怒、只会烧胸罩的女拳?”女性活动家日常会收到这样的问候;而且这问候既来自男性,也来自女性,丝毫不差。雄心勃勃的职业女性在其激进女性主义的时代并没有选择拥护女性主义。她们的做法非常正确,精明之巅:她们怀疑女性主义是事业成功的障碍而不是助力,与此同时,许多的居家女性(“家庭主妇”)则觉得,激进女性主义批评她们自我边缘化(相对于广阔的世界),是对她们的威胁。无论如何,我们一直在为社会变革,而同时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甚至要为与“女性气质”本身相关的意义而战。确实,许多后来高高兴兴地给自己冠上“女性主义者”的标签的人,仍然对女性解放运动的鼎盛时期不屑一顾;例如,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和写手Polly Toynbee于2002年,在其文《女性解放的神话(The myth of women's lib)》中宣称:“ 六七十年代的“女性解放运动”事实上从未存在过”。

还有些其他人,她们在激进女性主义的早期,还是认同女性主义的,例如笔耕不辍的社会学家Angela McRobbie,后来她又勾勒出了她所认为的“女性主义失败的原因”(有意的失败)及女性主义的一些早期成就。2009年,McRobbie在《女性主义的后遗症(The Aftermath of Feminism)》中提到,到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并没有“像我们所想的那样”被人们所拒斥,而只是被贬低为过时和不必要的。对当时过着个人及个人选择全都很重要的“后女性主义生活”的性感而又成功的年轻女性来说,女性主义的图景是既老土又无关紧要的。然而没过几年,我们发现,一种我在开头提到的那种更深的扭曲开始出现,某种形式的女性主义在某些方面确实破天荒地表现为一种时尚,甚至成了流行。印着“THIS IS WHAT A FEMINIST LOOKS LIKE”的T恤最初是由Fawcett协会(在英国处于领头羊地位的性别平等和女性权利运动的慈善组织)设计的,却很快就被全球的时装设计师所抢购,甚至在几年前出现在巴黎时装周上。女性主义曾经因为“反时尚”,鄙视彩妆和高跟鞋,拒绝成为男性设计师希望我们成为的“定制女性”而臭名昭著。但时代变了,女性主义的标语正出现在全球各地的走猫步的舞台上,电影明星们以名人的魅力穿着它(从Natalie Portman到Rihanna),政客和企业高管(包括男人)也时不时地要在短时间里炫耀它。

但有些人可能会问,这是我们所希望的女性主义者的样子吗?Ta们想知道我们在所有这些“女性主义”的形态转变中究竟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我们在此转向Catherine Rottenberg对新女性主义话语的近期兴起和突变所作的目光夺人的调查,这些话语很大程度上反射出了竞争性个人主义所内在的主宰的新自由主义合理性,尽管它们也同时突出了新自由主义合理性的压力和矛盾。继Anne-Marie Slaughter在The Atlantic上发表一时万众瞩目的”Why Women Still Can’t Have it All”之后,Rottenberg在《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兴起》中视2012年为女性主义的符号分水岭。该书在全球范围内引爆了媒体热议,以反映高成就女性的状况,也反映出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日益深化的危机。Slaughter解释说,身为人母,她需要建立一个更佳的“工作与生活之间的平衡”,这也就是为什么她辞去了在华盛顿为奥巴马政府担任政策规划总监的重要职务,以继续她以前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以同尚在成长的家人在一起。在过去的十年中,Facebook首席运营官Sheryl Sandberg也给世界带来了惊人的影响,在她呼吁女性领导人数量应该增加之后,很快就成为了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之一。Sandberg在2013年出版的畅销宣言书Lean in:Women, Work, and the Will to Lead在其后五年中售出了400万本,而且现在每月仍要卖出10000本。而见诸其他媒体高速公路中的景观:歌手Beyoncé在2014年为观看MTV视频颁奖典礼的数百万人进行了现场表演,其舞台背景是几个单独矗立的巨大字块——FEMINIST。两年后,自称女性主义者的希拉里·克林顿几乎要当选美国总统,还比川普多赢了近300万张票。

现在,当一个女性主义者,可以被看作是力量、正直和自我确信的象征。但正如Rottenberg所分析的那样,它最鲜明的特征仅仅是对赋予女性以个人权力的承诺,而居于领导地位的话语却是那些特别有力量、特别成功的女性的声音。她发明了“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这一概念,以描述这一从“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这一女性主义立场为女性在既存的社会结构中的权利而战,却谢绝任何更加激进的改变)发展而来的特殊突变。Rottenberg的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例子主要来自美国,但我在别的文章中提到过,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与玛格丽特·撒切尔不同)同样宣布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她甚至于2005年就参与共同创立Women2Win组织,以帮助更多的保守党女性选进下议院。这一组织的名称本身就抓住了这一新的女性主义分支的猛烈竞争驱力,准确地回应了赢家和卢瑟的新自由主义时代精神。看来,这种女性主义是资本主义市场最为坚定的同盟军。这种女性主义许诺,只要女性在寻求职业成功的路上磨练自己的技能,它们就能为女性分配到更多的利益。Cinzia Arruzza,Tithi Bhattacharya和Nancy Fraser在其最新宣言《代表99%的大众的女性主义》中将其描述为“机会均等”。

Rottenberg自己也知道她的分析围绕着许多问题和悖论而展开。女性主义本身同新自由主义的崛起难道是共谋的吗?两者难道是同时出现的吗?一些左派学者指出(Fraser在其备受瞩目的文章《女性主义、资本主义和历史的诡计》中也提到了),第二波女性主义的“总体轨迹和历史意义”显示出同某些新自由主义理想和要求的“令人不安的会聚”。 Fraser认为,女性主义更强调承认身份要求,而轻视对再分配经济正义的呼吁,它还对父权制国家加以批评,这同日益加深的金融化或宽松管制的全球资本主义的超个人主义产生了共鸣。其他人如McRobbie则拒绝接受这一观点,她们认为女性主义是在新自由主义话语中被挪用和扭曲了。还有一些人,如英国犯罪学家Lea Sitkin,则声称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矛盾:“资本主义的女性主义根本就不是女性主义”。但是,Rottenberg的分析要更为复杂和细微。她指出,由于女性主义从来没有过任何统一的表现形式,因此我们如果只是将那些女性主义的自我宣称拒斥为假女性主义的分支,就无法理解这些最近兴起的自我主张兼媒体推动的精英女性主义者的努力。毕竟,女性主义者为“希拉里”做了不计其数的广泛宣传,许多黑人女学生也受到了前第一夫人、现在最畅销的作家米歇尔·奥巴马的鼓舞和感动。但正如Rottenberg所做的那样,我们确实需要更加仔细地考察,那些以女性主义的名义而同新自由主义合理性达成一致的人所做的努力。

Rottenberg的意思是,新自由主义的承包商们自己再发明、并再活性化了这一版本的女性主义,以克服当代资本主义的顽固矛盾,进而维持其苟延残喘。资本主义现在需要女性主义,或者至少需要一种沦为自我管理的幻想的女性主义,以解决其社会再生产的危机,因为市场的尺度已逐渐使我们的生活的各个领域殖民化。Rottenberg特别借鉴了女性主义政治理论家Wendy Brown的观点,以强调——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促进公有资产私有化和宽松管制以扩大企业利润积累的一套经济政策,而且还是一种生产总是以一种“人力资本”的观点来监视(monitor)自己的主体的方式。换句话说,在这种方式下,人们总是试图寻求一种处事的模式,以有助于确保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在当前和未来的劳动力市场中变得更加趁人之所欲、更加灵活;这需要不断的自我调节和自我完善,而这种自我调节和自我完善总是以自我选择的语言表达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协作新自由主义的女元老Sheryl Sandberg宣布,她的精炼文本才是女性主义的宣言。她振奋人心地断言道,《向前一步》是一本致力于鼓舞西方女性(她们非常惬意地就赢得了所有的基本权利)的书,以帮助她们(不同于与其他国家[通常是伊斯兰国家]的女性)扩大目标并克服自己的“内在障碍”,直指权力的顶峰。同样极为重要的是,成功女性必须确保自己能找到工作与生活的“快乐”平衡,以使她们能以最佳的效率和最明显的个人成就感活“动”(function)于公共和私人生活之中。这种立场,恰恰是出于市场对精明和有能力的劳动力的进一步需求。

因此,这些精英女性不仅超越了我们所有人,以促使使女性主义得到大众认可,她们还关键性地表示,一旦我们开始量身定制自己的展演以提升我们的成功机会(不管是做成功的经理人,还是做成功的家庭主妇),我们就确实有可能将市场原则扩展到我们的家庭生活之中。Rottenberg强调,此处发生的是——传统的公共和私人各自独立分离的空间秩序已经崩溃,私人领域现已经被量身定制得极其适应公共领域,因为“解放了”的女人知道,她必须在两个舞台都为自己的幸福日子(well-being)承担全部责任。 如今关怀的世界也就转变为了不过是另一种对未来的情感投资。

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女性才能做到在这两个领域之间维持完全的平衡。而在最近几十年间,大多数女性同男人一样,被迫在工薪劳动中工作更长的时间以求生存,因为工资不是在下跌就是停滞不前。同时,无论是在美国、英国还是在其他地方的越来越多的国家,福利条款都在锐减,社区资源都在不停地被大笔砍掉,这使得任何形式的家庭照料都变得越来越有压力。除非将再生产或者说“关怀劳动”商品化为企业的关注点,否则市场既不会介入再生产,也不会介入照顾家人的工作,而各国则一直在摆脱维持国民家庭福祉的责任。因此,在管理学术语上重新定义“母性”的需要,也就使女性的责任尤为凸显。尽管经受了五十年的女性主义挑战,但母性(而不是家长责任)这一词在一般意义上,仍然象征着女性的宿命和照料工作;可是现在,母性必须在潜在意义上变得能和女性能够做出一切正确的“选择”来维持必要的工薪工作的做法相协调。

这一女性主义藉着自我选择的名义,实际上却大大缩减了许多女性的可选项。为了寻求完美的结合,她们必须要么搁置母性,要么就只能(或许也是无意之间)放弃母性,要么她们就只能依靠保姆、家政妇、女仆、钟点工的外包来照顾家人,而这实际上会进一步加剧种族歧视和基于阶级的性别剥削。Rottenberg预测道,在这一地平吸引了人们的关注的,还不仅是职业女性为了等到合适的繁衍机会而不得不一直冻结卵子,现在还要发展为向新兴的“一次性”女性阶级租借子宫。她言简意赅地又不失警告地总结道:“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不仅不对那些无特权女性承担任何义务,还催生了许多新兴的无权无势的女性阶级(classes),同时它还使人们难以想象替代性的未来。因为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积极地而且有成效地“忘却”了那些使性差自然而然化的条件,并使我们晕厥在一副逐渐消失的批评词典面前。”

事实确实如此,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要设想那些暴躁的女性主义者为之奋斗的替代性未来,情况有时看起来会更好,有时会陡然变得更糟。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一些政治家的帮助下,作为“24小时全球女性罢工”的一个环节,在2018年,西班牙有超过500万的女性在于国际妇女节当天走上了街头,呼吁终结对性别歧视、压迫、剥削和暴力,同时呼吁人们提高对女性所做的所有无偿或低薪的照料工作的认识:“要是我们停下来,全世界就会停止!”类似的游行、研究团体和草根动员发生在全球各地,通常是女性一马当先,以为争取更加平等、更加可持续的未来,并抵御当前的严峻危害而斗争。她们中的许多人正致力于解决当代关怀照料的危机,以及尤其是那些对这一危机负有责任的针对女性的各种各样的剥削。

大量的女性主义作品告诉我们,即使是那些有孩子或其他要抚养的人的中等阶级女性,也在努力试图在事业上更进一步或只是维持现状,同时还要兼顾照顾有需要的亲人。但同时,对于那些呼唤着救助的“一次性”女性来说,当下可能是最糟糕的时刻;这些女性往往是后殖民的全球化世界中照料链条中的一环,也许还不得不远离自己的子女和支持团体,而她们的不稳定雇佣状况却只够自己勉强生存。这就是为什么Rottenberg要在文末呼吁回归包容性社会正义议题,还援引了朱迪斯·巴特勒的“脆弱不安”的概念,作为能够照顾到这些最为边缘的女性的统一性要素。她希望以此方式来扭转“新自由主义与女性主义的不幸的相互纠缠”,从内部剔除两者之间的联盟。

事实上,更新了的女性主义话语及极为不同的女性主义实践的真实可能性一直并且现在也存在着,它们旨在抵制任何对包括跨性别女性和性工作者在内的全体女性的剥削或贬低(不论我们对女性、跨性别女性和性工作者的的理解受到何种程度的质疑)。最重要的是,这要涉及到对仍然支撑着男性主宰和资本主义的看护女性的世界的重新评估。事到如今,女性主义还意味着扩大关怀照料的概念,以涵盖对世界本身的关注,同时再次唤起过去的女性主义的愿景,始终将爱与普遍共享的健康(在马克思主义词汇中被称为社会再生产)的世界置于趋利的生产世界之上。我在此要再一次回到在国家之内,又对抗国家的斗争,回到在地的共同体的重建,以及大众的左派话语的整体复兴,以完成一项艰巨的任务,即维持一个广阔的可能的同盟来对抗现今蓄势待发的尤其针对女性的反动民粹主义。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不仅要在阿拉巴马州见证对许多女性造成致命压迫的政治体制的胜利,我们还要见证全世界对被压迫和剥削的人民的致命威胁的兴起,这确实在威胁着乃至要吞噬我们所有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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