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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非人

制造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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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近几年央视新闻联播中关于恐怖主义的播报图像进行了筛选分析,恐怖主义以恐怖分子的不在场、去恐怖化和公共环境的例外化而具有了被体验为普遍的公共存在的可能性,恐怖分子与普通人的界限模糊更是对身份焦虑的运作,由此,国家和主权机关被提示出场,例外状态被宣告。民众和恐怖分子的对立在国家机关的调停下得到了各自的界限,从而为例外状态提供了意识形态图像的合理性。

[关键词] 恐怖分子 恐怖主义 新闻媒体 图像 例外状态



一、 引言

阿尔都塞强调人的主体身份是经由询唤而被具体化的,诸如图像、话语、声音者预设了人在符号世界中的主体配置,以此影响到个人在被主体化时会如何意识到自己必然要接受的符号关系,故而,任何图像、话语和声音都属于意识形态。但诡谲之处在于,意识形态的运作却必须是以具体个人的不在场来执行的,这也就预设了每一个个人的主体化,如阿尔都塞所说,早在一个人还是个胚胎的时候,就已经有一整套意识形态机制针对这个不在场的人在运作了,故而,“个人就他们从来都是主体而言,永远是‘抽象的’”[1]。换句话说,意识形态是永恒的,它总是在提供具体不在场的人之所以能够主体化的材料,正是这些材料,使得主体能够认识到自己在物质世界、符号世界、内心世界“应当”处于什么关系位置,从而能自由地“臣服”,即自由地成为自己。而意识形态的非历史化的功能的承担者——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要根据具体集团的情势,来决定提供什么材料。

因而在恐怖主义这一议题上,我们会处处见到国家机器的身影及其决定性作用。正如民族和国家本身是由想象和建构而来的,恐怖主义要进入现实世界也必然会在符号世界产生自己的关系和位置,从而也必然经历国家机器的制造,自然而然,恐怖分子是制造的结果。而考察这一制造的图像过程,悬置其他话语而回到图像本身,必然是发掘关于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身的材料的重要步骤。

图像是意识形态显身的一种特殊形式,关于图像的框架作用,朱迪斯·巴特勒在《战争的框架》中早有详述。比如,“通过树立、设置关于真相的感官限制因素(比如限制可见、可听的范围),针对战争影像和叙事层面的控制手段也就限制、掌控了舆论。”[2]而为了实现意识形态的功能,“框架不只是单纯地呈现现实,而是积极地进行控制,有所选择地制造并强化所谓的真实。……始终以塑造现实为目标。”[3]但与之所谓的现实和真实相应的,却是维护符号世界的关系界定,即框架“在生命的连续统一体中对生命进行着区分,将生命划分为可以理解的生命与不可理喻的生命。”[4]但是巴特勒也指出,这种框架必须要经过传播运作才能够生效,以至于可以认为图像的传播运作就是图像框架的结构本身。框架依赖于重复也就是说,在当代社会,只有拥有某种有效的新闻媒体才能够有效地启用框架,而新闻媒体则早已是阿尔都塞探讨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重要一环,以是,要讨论关于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要回到恐怖主义的图像本身,就不能不关注在当代社会最有效地造成图像的框架性重复的新闻媒体。

而关于媒体、图像和恐怖主义,既有的研究大概呈现出两种泾渭分明的路径,且促成其分歧的中心性问题自然在于图像的意识形态框架:一者延续着萨义德东方主义批判性的视角,认为新闻媒体中关于恐怖主义的制造是对他者性和西方中心主义的生产,是对人们可以看到什么、不可以看到什么的强制;另一者则强调这些图像的应用性,即运用某类框架可以激起民众的爱国主义、人道主义、法律主义,同时又经过限制人们可以看到什么、不可以看到什么以防止激进主义。

第一条道路,具体来说,可见于Kamalipour, Merskin等一系列作者的著作之中。如Kamalipour早在911事件前就谈道(Yahya R. Kamalipour, 2000),在最近二十年间大众媒体上的恐怖分子肖像往往被描绘成一个来自中东的人,并且在将他们表现为恐怖分子的同时,要着重突出他们宗教虔诚的画面,也就是说,恐怖分子不仅仅和中东挂钩,而且直指穆斯林;在伊朗与美国的对立冲突中,双方各自掀起了“图像战争”,可在美方出品的影像中,伊朗人的表象同阿拉伯人根本没有区别,整个穆斯林、整个中东人好像是同质化的,仅供美国想象的产品。稍晚的Merskin的作品则指出(D Merskin, 2003)关于恐怖分子的图像表征的都是阿拉伯人,“恐怖之面”不仅仅用来表征萨达姆和本拉登,而且使得所有中东面孔的男性都有了恐怖主义的嫌疑;重复出现的固定图像建构了人的身份,也将中东面孔的人固定为永恒的他者。Jenkins (2003)则意识到,恐怖分子的图像往往在与他者的对比之中突出其彻底异域性,如美国媒体中的以色列人形象为受过良好英语教育的穿着现代接近于美国人的人,而阿拉伯人则彻头彻底身着异装、口言异语;并且恐怖分子的具体图像跟意识形态的性质紧紧相连,自由主义的陈词滥调虽然将波多黎各人的反抗活动表现为正义行为,但是恐怖分子却是被动受害的不满者,与真实相关的左派反帝国主义的“恐怖”做法则完全沉寂;激进的学生、反越战者、黑人民权运动家,其图像则是滥觞的无恶不作的反派,但总体来说,美国国内的民权“恐怖”活动是很少得到图像的表象的;他认为这类图像框架有分化群体的作用,即“趋于令那些自以为在意识形态光谱上属于激进派,却并不同情现实中的暴力的族裔或政治团体疏离(这些运动)。”[5]

关于第二条路径。首先,针对图像的效果有许多心理学分析,比如Zawala和Kosowska(A Golec de Zavala & M Kossowska, 2011)提出符合人们的基本世界观和心理需要的恐怖主义图像可以有效地运用于反恐怖主义,即当恐怖分子的图像是战士时,人们会认为战争才是反恐的措施,而当恐怖分子的图像是罪犯时,人们则要求对罪犯进行压制,但同时又并不仅仅把恐怖分子视为简单的个体的罪犯,但他们的做法是采取实验,故而是脱离新闻媒体本身的。Kossowska还写过一篇文章(Małgorzata Kossowska, et al., 2010),其中关于恐怖分子的成见性的图像被视为对未来的恐怖袭击的恐惧的预示器,精神病罪犯、意识形态狂人一类的图像更会引起与之正相关的对恐怖袭击的恐惧,而如果恐怖分子的图像是战略家或绝望的斗士,则不能产生这一效果。与之相似的心理学视角,还可以见于Iyer等人的作品(Iyer et al, 2014),他们仍然用实验法来接近人们针对恐怖分子的图像而表现出的政治与情感回应,如果图像之人被认为是危险分子,那么人们的回应更多是恐惧,如果图像之人被视为不义者,那么回应则会是愤怒。不仅如此,恐怖分子图像的展现,还可能影响对总统的支持率,因为总统在符号和制度上都是最有能力保卫国家的人,也就是说,恐怖主义图像的展现,会激起人们的爱国心,用霍布斯式的话说,则会使公民更乐意委托利维坦以保卫其安全;这时,更骇人听闻的、吓人的恐怖分子图像,更能够使观众产生受挑发的、针对恐怖分子的负面想象。Gawliczek和Nowakowska-Krystman (Piotr Gawliczek & Aneta Nowkowska-Krystman, 2016)则指出关于海事恐怖主义的图像,使得传统的浪漫化的海盗逐渐向恐怖分子靠拢,另一方面已有的较少的关于海事恐怖主义的图绘则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善恶对立,而是把恐怖分子之所以猖獗的社会原因也笼括了进来。

上述可见,关于恐怖主义的图像在新闻媒体中的呈现,作者们抑或是分析其文本意图或者心理学效果,或者是浅尝辄止地以后殖民主义和文化建构或政治传播的视角来粗略地表述媒体中的诸多形象,而为何这些图像有助于反恐怖主义,为什么关于恐怖主义的图像能够制造出依赖国家以提供安全的反响。如我们所见,回到图像本身的工作没有完成,那么依赖图像以为重复结构的意识形态的感知框架,即意识形态中埋藏了什么预设、什么超验条件,什么符号关系的工作还没有完成。鉴于此,本文将试着通过对出现在近三年中国央视新闻联播节目的图像进行解释性还原,从而分析这些图像所要重复的,同时又为其所依赖的超验预设。

二、 回到图像

诡谲的是,尽管恐怖分子、极端主义和恐怖袭击的形象深入人心,但是在新闻联播的有关节目展出中,恐怖分子自身反而是缺席的。也就是说,关于恐怖主义的意识形态要围绕着恐怖分子的中心的空缺来展开——一方面,恐怖分子被表征为恐怖本身,以致于如果恐怖分子被镜头所表征,那么其恐怖也就不再成其为恐怖(2017年4月10日的“埃及两座教堂接连遭袭致44人死亡”采纳了恐怖爆炸的现场,但浓烟却盖过了画面,人被烟雾吞没,不知是生是死、是否受害,一片模棱两可),关于恐怖分子的图像的缺位意味着,任何关于恐怖分子的图像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太过恐怖了;另一方面,围绕着缺席的中心而得以运作的图像,进一步将这一中心加以神秘化,遍地的断壁残垣和神龙不现首尾的危险主体相映照则使得恐怖更加难以令人捉摸,神秘莫测、不知何时出现、目标何在、手段何有正是使袭击成为恐怖袭击的重要因素,而图像中主体的缺位似乎颇能加重这一神秘化的感知。总而言之,恐怖主义应有的主人公的缺位似乎提供了某种异域感,即不容许现身的人制造了一个别样的空间,而这个空间对我们来说是完全例外的。与此同时,图像的制造者的不在场界定了这一图像的归属,虽然它是由恐怖分子制造的,但却归所有的观众所共有,也就是说,恐怖分子不以其私人的身份而占有这一图像,而是使图像成为了公共的,从而也就带出了这样一个命题:恐怖主义并不是恐怖分子自己的,而是属于所有公众的,如此一来,没有图像的图像也就获得了感知的公共效果,而把个人的私属物扩大为想象关系的异托邦。

也有少数的新闻放出了一些关于恐怖分子的图像,但相反似乎却是为了佐证上述这一点:图像中的恐怖分子虽然是个分子,却并不恐怖,因为他们抑或是以嫌疑人肖像的形式,或是以监控中乔装试图逃跑而被拍下的“平民”样子,又或是业已被击毙被裹尸布包裹着出现在画面的边缘(“柏林恐怖袭击嫌疑人在意大利被击毙”,2016.12.23),在这些层次中,恐怖分子本身已经失去了恐怖的维度,而沦为心虚的司空见惯的犯罪分子乃至普通大众,在“欧洲近期发生多起恐袭,奥朗德:极端组织对欧威胁空前严峻”(2016.7.27)中,恐怖分子的真身被揭露出来,而表现为一个普通的愿意修饰自己边幅的(按“文明”的方式,而不是传统的)年轻人;而在“美国纽约发生恐袭事件 8人丧生”(2017.11.1)中,恐怖分子本应驾驶着卡车,可他一双脚落到地上,却又跌跌撞撞,不知所措,似没头苍蝇般来回打转,好似个无知的罪犯。

进一步而言,恐怖分子甚至在正面的军事冲突中,也是被去恐怖化了的,“埃及安全部队打死40名恐怖分子”(2018.12.30)描绘了一个武装的恐怖分子遭到官兵伏击而仓皇失措的画面,这也就使他仅仅成为一个冒失的、无能的、仅仅军事学化了的武装人员,甚至是搞笑助场的反派。至于在反恐演习中的恐怖分子形象,自然更加往恶党的画面靠拢,如“巴基斯坦军方进行反恐演习”(2018.2.10)中,扮演恐怖分子的模拟者虽身着百姓服装却手持利器,耀武扬威、跋扈不可一世,然而最终还是被官兵押上囚船。

也就是说,恐怖分子在此经历的去恐怖化,反而是对于恐怖这一名称来说必不可少的表征,因为寻常化并不会减淡恐怖分子头上的神秘色彩,而会使其更加突出,因为只有当恐怖可以出自任何人,恐怖分子可以是任何人,恐怖分子可以出现在公众的每一个角落,恐怖才得以扩散成为所有人的共同经验,并且成为不知从那个角落中就会冒出的防不胜防的事件。恐怖分子被表征成寻常罪犯、寻常恶党乃至普通人,反向突出了这一焦虑,即恐怖将无所不在。这也就是施密特的游击队理论的倒写,不是外来的军队碰撞大地的守护者,而是外来的流动威胁渗透进在地的人的日常。在这里,作为对真实的关系的镜像化确认,图像也就勾画了异托邦空间。

毫无疑问,恐怖分子的不在场及偶尔出场的去恐怖化从多个方向提示了其框架,首先恐怖分子的不在场意味着关于恐怖分子的图像要在幽灵的中心出没的前提下,围绕恐怖分子作为一公共氛围的表征而展开;其次,去恐怖化将完全日常的主体表征为寻常的罪犯、寻常的武装人员,也就是颠倒性地说明日常的主体随时可能被分裂渗透为危险与恐怖的存在,实在界随时会入侵;再次,随着军事单位和国家机器的身影的介入,弥漫渗透在日常中的恐怖和入侵得到了调停,一切皆被渗透,平常和非平常之间模糊胶着的状态被建立起来的秩序所否决,民众与恐怖分子之间极端的对立和极端的难以分别经由主权者的警治机器而得到了缓和,民众和恐怖分子分别作为独立的主体而各执一端,从而确保了民众的身体的安全;最后,民众和恐怖分子得以分离的方式可以被总结为,恐怖分子或者要不在场,而留下令人恐怖的异域场面,或者因为去恐怖化难以与民众与日常分离,而依靠主权机器来甄别,简而言之,是要依靠例外。

被警察甄别、抓出的人,其本身就已成为例外之人(无论在表征上多么日常、多么平庸),仅仅如此便可以缓和身体焦虑,确保民众的安全,而就恐怖分子并不在场的情况而言,恐怖过后的恐怖场景自然架构了某种例外、某种非日常、某种极端不安全,而通过将其作为公共的恐怖主义而表征,则构成了对真实的想象的确认——图像中的断壁残垣就是我们的真实,我们共有的真实,恐怖主义是共有物,那么每一个人也就都深陷在例外之中,从而也就显得国家的调停作用必不可缺。

纯粹的例外、纯粹的异域、纯粹的非日常,可见于“驻阿美军基地附近发生汽车炸弹袭击”(2019.4.9)中,由于只有单束光线的照射,黑魆魆的封闭的汽车爆炸残骸简直也变成了无法穿透却又被崇高化的异托邦,车辆内部的黑暗吞噬了一切光束,使人不知里面是否有活物,或者究竟有何存在,死生的边界模糊,周围景观也一片荒凉。类似者可见“巴格达遭汽车炸弹袭击 51人死亡”(2017.2.17),图像一开始反光拍摄爆炸后的黑泥水坑,虽然坑不深,但却面积占据了整个镜头,加之四周模糊的黑影,看不清的人像的人们围着炸出的泥坑,继而又有炸烂的汽车、碎玻璃和车体上血迹,与其称之为黑暗深渊,倒不如说,是生命和生活的模糊不明却极其巨大的丧失与空洞,而画面转回非阴雨状态下除去黑泥后的弹坑,佐之则有车侧翻瘫倒在一片泥地上,车的内部配件直接暴露在外,好似人的体肤不存,脏器外露,纯粹为一副废土气象。而断壁残垣也是其中反复出现的表征,且废墟不是伴随着凌乱(“巴基斯坦发生炸弹袭击 26人死亡”,2017.7.25;“索马里首都爆炸 遇难者升至300人”,2017.10.16),就是彻底空无一人(“埃及军方连续两天空中打击恐怖分子”,2017.11.26),在“俄外交部:叙恐怖分子威胁俄空军基地”(2019.1.24)里,楼房直接被削除了一半,只露出粗犷的墙体,寥寥行人,仅有漫生的野花同残垣相伴,而在“俄称恐怖组织或将在叙制造化武袭击”(2018.8.26)里,废墟仅有光光秃秃的矮小树木与之映衬。在并未成为废墟的“文明”地带,例外或是伴随着奔跑的慌乱无措的人群(“西班牙巴塞罗那发生恐袭 14人死亡”),或者是医院里长吁短叹的累累伤者(“埃及军方连续两天空中打击恐怖分子”,2017.11.26),人群的慌乱之后,往往会聚集一团,任意杂处,则必须由军队或警察构成的人墙来将之隔开,甚者,则有戒严令下街道的空无一人,唯有警察警惕地四周张望(“英议会大厦附近恐袭 3人遇害”,2017.3.23)。

例外到极致,则是民众将例外当作日常来赞同,在“比利时调查袭击案 一嫌疑人被捕”(2016.3.23)和“比利时警方逮捕6名涉恐嫌疑人”(2016.3.25)里,平常的街道被罕见的荷枪实弹的警察的异色所震动,但生活着的人们无不井然地等待搜身、等待盘问,乃至在临搜身前仍与同行有说有笑,似乎例外已然成为正常,但这却反向说明了情境的纯然例外和异常,正是因为公共性的恐怖袭击例外到了如此程度,人们才会容许如此的法和主权的例外,来保障他们的平常和他们的身体的安全。

三、 例外的框架

通过第二部分回到图像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关于恐怖主义的图像无论恐怖分子的在场与不在场,通过在主体去恐怖化的同时加以景观的恐怖化,既制造了恐怖主义的公共属性,又将恐怖主义营造为某种例外和对日常、身体与安全的排斥性威胁,从而使得关于恐怖主义的感知框架可以被这样书写——每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恐怖威胁对身体安全的背离的事实性例外。可以见得,对该公共的例外的感知,正是对法的悬置和主权的例外的呼唤,当人们意图透过屏幕到达自己的客体的时候,客体反而透视了主体的焦虑,故而这一意识形态框架这样呼唤:真实的例外必然带来主权的例外状态,得到镜像确认的恐怖必然要求法的悬置机关的现身,经由这一框架的预先限定,视角从公共过渡到国家。

阿甘本把例外状态视为治理的典范。在本意上,“例外状态乃是国家权力对于最极端的国内冲突的直接回应。”[6]但例外状态本身的宣布,已经属于当代国家的重要实践,而例外的反复宣布和恒常化,作为一种紧急处理领土内身体的做法,具有充分的生命政治意涵。例外状态的常态化也就征示着它作为治理技术和主权的秩序的典范的本质。但例外状态既不能说是内在于主权的秩序里,也不能说在其之外,而恰恰是“关系到一个门槛,或一个无法区分的地带,其中内与外并非相互排除,而是相互无法确定。”[7]这种模棱两可的状态,令规范的力量和决断的力量在事实中产生矛盾,在例外状态下,宪法秩序被悬置,“法律中的力与理皆发现其无法适用”[8],主权者有权采取任何行为决断,但其目的却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宪法秩序,以使其能本样地适用于正常情境。但这一矛盾本身就以说明了宪法秩序的内在偏重,即惯常时候通行的规范,对于秩序意志的根本保全来说,并不是必要的,必要的是创造无法,以使得秩序有效;反过来,也可质疑,秩序意志或者主权者的任意决断,是否是要恢复秩序的表象的法律权利。然而无论表象权利被回复与否,例外状态中的任意权力都必须实现对无秩序的官服。现代国家的每一个行动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任何关于正常与例外的关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清晰边界被损毁,例外状态绝对无法与常规区分开来,这也就造成了一个绝对无法的真空也即绝对暴力的真空。现代国家开启例外状态的治理活动,吸纳了这一绝对无法的真空,而将秩序与纯粹的秩序之外接合,呈现出反向的治理无序的任意的无法的暴力,从而“法的规范面因此可以被一种治理暴力在不受制裁的情况下抹除与违背”[9],治理的暴力和主权者力量直接掌控着生命,在这种情况下,值得怀疑的是身体的失序究竟是自然的事实产物,还是在例外的机器制造的权力感知下才得以生效的存在。

诚然,在主权的例外状态之下,作为赤裸生命的恐怖分子被褫夺、被暴露在真空中、被拉致入治理的无法和暴力中,但就像恐怖主义被感知为公共性存在一样,治理的无法和暴露的真空当然也是公共的,生命被褫夺与强制的状态自然也是公共的,用朱迪斯·巴特勒的话来说,生命脆弱的特质是普遍的,因为人们始终面对着治理的暴力和治理必须完成的秩序,而这种秩序和身体分配的结构,或许始终在使“特定群体赖以呵护脆弱特质的最基本生存条件遭到[了]剥夺。”[10]正如新闻镜头中的图像所现,欣然接受了例外状态的来临乃至有说有笑将之当作日常的民众毫无二话地接纳了治理的暴力,在接受检查、搜身、隔离、排队的同时,自然而然地将自己放置在了例外状态下的治理客体的位置,也就是说他(她)们坦然承认,例外状态的目标是运用无法的暴力的恐怖分子,但是例外状态下自己也要接受不寻常的治理。如果说被例外化治理(但却恰恰是常态和典范)和例外化审查标志着例外和恐怖的公共性,那么反之是否成立?即例外状态宣布的并不是出现了无法的毁坏秩序的恐怖分子,而是整个公共生活本身就是无序的,所有身体都是尚未合规范的,如此一来,例外状态的治理确实堪称治理的典范,因为例外的治理恰恰让公共生活建立秩序,让身体建立秩序。这种典范作用清晰地显现在了难民审查上,“对国家安全的过度考虑, 也可能会带来人道主义的灾难——本应该享有庇护的难民,却无法获得难民地位,……联合国工作的重要目标和指导原则之一是促进和保护人权,但是,联合国安理会在反恐决议中一再重申加强难民地位审查的必要性,”[11]对难民们施加的例外待遇,和对人权的规范秩序的悬置,正是对合格的、合规范、合秩序的主体的筛选建立过程,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身体的合秩序与无秩序的区分的可能性,正是在主权机器的例外悬置中才可能的。

既然我们在面对例外治理时普遍具有脆弱特质,既然例外治理早已常态化与正常难以界定区分,既然关于恐怖主义的图像已经将恐怖分子主体去恐怖化为“正常的”罪犯、武装人员、游击队员,既然关于罪犯的病原体隐喻已经如此大行,既然施密特当年称颂的游击队员不再身处法外而是受到国际法的保护的事实在新的对国际法的空洞下已经不再可靠,那么,罪犯、武装人员、游击队员、暴徒、颓废的青年、不符合规范的人、异质的人,是否完全有可能性成为被褫夺、被暴露的赤裸存在呢?阿尔都塞强调,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意识形态的具体实现,必须由阶级斗争的生存条件、实践和经验来决定,那么,制造恐怖分子、制造暴徒的意识形态的感知框架,自早已在政治和治安的具体情势下运行了。




[参考文献]

1.      阿尔都塞著,陈越编译:《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      吉奥乔·阿甘本著,薛熙平译:《例外状态》,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3.      朱迪斯·巴特勒著,何磊译:《战争的框架》,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4.      王佳著:《是难民,还是恐怖分子?——国际反恐进程中的新问题》,《国际法研究》,2015年第6期,第68-76页

5.      Gawliczek, Piotr, and Aneta Nowakowska-Krystma. “The Image of Piracy and Maritime Terrorism. The Media as a Tool for Its Development.” Journal of Defense Resources Management, vol. 7, no. 2, 2016, pp. 183–194.

6.      Kossowska, Małgorzata, et al. “Stereotyped Images of Terrorists as Predictors of Fear of Future Terrorist Attacks.” Behavioral Sciences of Terrorism & Political Aggression, vol. 2, no. 3, 2010, pp. 179–197.

7.      Gadarian, Shana Kushner. “Scary Pictures: How Terrorism Imagery Affects Voter Evaluations.”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vol. 31, no. 2, 2014, pp. 282–302.

8.      Iyer, Aarti, et al. “Understanding the Power of the Picture: The Effect of Image Content on Emotional and Political Responses to Terrorism.”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vol. 44, no. 7, 2014, pp. 511–521.

9.      Golec de Zavala, A & Kossowska, M. ‘Correspondence between images of terrorists and preferred approaches to counterterrorism: The moderating role of ideological orient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vol. 41, no. 4, 2011, pp. 538–549.

10.    Kamalipour, Yahya R. “The TV Terrorist: Media Images of Middle Easterners.” Global Dialogue, vol. 2, no. 4, 2000, pp. 1–11.

11.    Merskin, D. ‘Terrorist images: The construction of Arabs as enemies’, Conference Papers --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2003, pp. 1–28

12.    Jenkins, Philip. Images of terror : what we can and can't know about terrorism,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2003.




[1] 阿尔都塞著,陈越编译:《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6页

[2] 朱迪斯·巴特勒著,何磊译:《战争的框架》,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页

[3] 同上,第11页

[4] 同上,第41页

[5] “tend to alienate ethnic or political groups who might not sympathize with the actual violence, but who see themselves as part of the same ideological spectrum as the militants.”

——Philip Jenkins. Images of terror : what we can and can't know about terrorism,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2003, 156

[6] 吉奥乔·阿甘本著,薛熙平译:《例外状态》,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页

[7] 同上,第32页

[8] 同上,第35页

[9] 同上,第136页

[10] 朱迪斯·巴特勒著,何磊译:《战争的框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83页

[11] 王佳著:《是难民,还是恐怖分子?——国际反恐进程中的新问题》,《国际法研究》,2015年第6期,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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