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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非人

[代发翻译]大流行时期的斗争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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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andro Mezzadra

译者:安雯蒂


冠状病毒大流行揭露了当今世界的经济和政治秩序的脆弱。面对这种情况,世界各地的政府都在推行一种“马尔萨斯主义”,尤其是鲍里斯·约翰逊的保守党。但是,正如Sandro Mezzadra所说,它也提供了新的团结空间。

人们要在药房里久待,要在超市门前排长队。如今这种经验越来越普遍,但它有助于我们了解冠状病毒的传播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然而,更确切地说,全球传染病本身以及意大利政府为应对这一传染病所采取的措施实际上只是加速了早已存在多时的社会趋势。在最近几十年的恐惧政治的主导下,这类趋势早已留下印记。印记在于:当前人人对身体接触的恐惧,人与人之间为保持“安全距离”而送出的怀疑目光。毫无疑问,这种对控制的焦虑增强了支配我们的生命的权力,值得记住的是,诸如此类的政府措施一旦被采用,就会被纳入政治可能的军火库。但我们也能在意大利找到其他图景,而其含义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街上的人们互相微笑,阳台上播放音乐,团结感不仅环绕在医生和护士身上,而且工厂工人通过罢工、争取工作条件,来保障自身的健康安全。

在社会运动和左派的异质领域内,人们的讨论似乎集中在第一个方面,即在紧急状态时期控制装置的成型。他们对COVID-19的实际严重程度似乎持怀疑论态度,而且包括但不限于那些已将自己转变为病毒学和流行病学专家的著名哲学家的意见。在我看来,这种态度具有误导性。相反,应该从以下事实开始讨论:简单地说,冠状病毒的传播不仅威胁着千百万人(主要是老年人和其他高风险人群)的健康生命,也威胁着卫生医疗系统。我认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事实确实如此,冠状病毒就会只转变为对“共同”的根本的威胁。传染病的持续表明了共同(以及我们的生命本身)是脆弱不安的,表明了我们对于“关心”的需要——过去几年的女性主义辩论特别强调这一点。但以不忘当前局势下的控制的加强为前提,我想发展的论点在于后者(这同样重要),我将思考意大利、欧洲和全世界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

冠状病毒的经济影响是空前的。这是全球金融市场几十年来,首次遭受的源于“实体经济”的危机的猛烈冲击,造成了无与伦比的损失。关于全球资本主义,关于 “障碍物”的隐喻似乎最能说明当前情况。如同镜面成像,这场危机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倒(错)影(像),其资本价值和积累的循环取决于资本、商品和人的不停运动。供给链条是构成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物流和基础设施的骨架,如今似已受到相当大程度的封锁。股市价格——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引导着供给链条的延伸以及它们相互连接的走廊、特殊领域和枢纽——被迫登记下这一封锁的后果。

可以肯定地说,现下的传染病刚好打在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利润零回报的点上。但我并未沉迷于“崩溃”或后启示录的幻想。在冠状病毒之后,资本主义肯定会继续存在,只是它将与我们过往见证的版本有很大的不同——尽管从源自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开始,它就已经展示出了一些根本变化了。我认为,应该从全球范围出发来了解意大利正在发生的事情。目前,意大利是一个“实验室”,尽管其作为“实验室”的那些条件同新近的过去相差极大。

冒着过于简化的风险,我们可以说,如今有两种应对危机的明确定义的替代方案正在形成。一方是“马尔萨斯式”的反应,主要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启发。这种反应体现在约翰逊-特朗普-博尔索纳罗轴心。另一方出现的替代对策,其目的是使公共卫生系统重获质效,使其充当应对当前危机的根本手段——祌国、韩国和意大利提供了互为不同的例子。在第一种情况下,成千上万的死亡被视为自然选择。第二者似乎是“必须捍卫社会”,但其理据和理由却很含糊、很偶然,而且各自带有不同的威权特征和社会控制的程度。

首先澄清:我一点也不赞同意大利政府采取的措施。但我现在只能限制自己这么讲,现在,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了一场冲突,这不仅关乎未来的资本主义形式,而且将对我们自己的生活和生命——这其实和未来的资本主义差不多指同一件事情——产生严重后果。这场斗争影响到像英国、美国和巴西这样的其政府赞成“马尔萨斯式”解决方案,尽管社会抵抗力量较为坚定,并且在社会和政治上都根深蒂固。但这也影响到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斗争体现在工人拒绝接受Confindustria(意大利雇主联合会和意大利工业联合会)的选择,拒绝为生产至上而牺牲自己。一般而言,对冠状病毒的管理似乎是冲突的关键领域。从今而后的几个月中,只有社会斗争的强化,才能为民主和共同的“关心”带来一席之地。这一法则对意大利和合众国同样适用。

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出现多种情况,我们应当分析那些使这些情况得以扎根的条件。公共卫生系统的根本价值,即享有医疗保健的社会权利,是根本无法被质疑的要素。这意味着,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政府和资本家很难提出进一步紧缩的建议,而有可能开始新的投资季,尤其是要回应公共卫生工作者的压力。人们希望教育的情况也同样如此,尽管我们当然有必要反对过去几周发生的变化永久化(比如线上教学永久化)。在每次危机中都是一样,保健工作的负担主要落在女性身上,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斗争和谈判也有空间。上面提到的工人罢工表明,工人联合的新地坪乃至关于社会化的“隔离收入”的诉求都还是有可能的。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意大利最近发生的监狱暴动业已决定了这个早已变得根本不透明了的世界新的可见性——囚犯们不论如何都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果,或者说部分成果。这种情况也发生在拘留中心,在那里冠状病毒实际上在不同时间段阻止了遣返,尽管并未停止关押。

再次澄清:这一图景关注特定的斗争领域,而不仅仅是治理逻辑的演化。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我认为从斗争领域出发更至关重要。此外,该病毒显示出主权主义及其边境的拜物教的形象的完全虚幻。这是再次反思欧洲的良好条件。当然,欧盟直到现在都还没做成什么,而是采取了些就算不是适得其反也是自相矛盾的手段。但是,我们怎能不看到紧缩机制最终不得不同其平衡预算的教条分手呢?欧洲央行正令人印象深刻地试图摆脱“客观”的张力,从而担当最后手段的出借者的角色。它们确实迎着“客观的”趋势,因为它们虽然独立于政治意向,却为重启欧洲领地的斗争而确定了条件。或者说,它们在欧洲范围内框定了将在欧洲大陆的许多地方发生的斗争的重返的情况。

总之,我认为,我们在此提前的视角能使我们得以通过向那些对不同运动、社会斗争和左派本身而言新进出现的空间投以注意来审视当下的传染病。我并没有低估控制的问题、国家权力的扩张以及恐惧政治的进一步鼓动。这些方面显然是当前情况的一部分。但是,如何来反对这些趋势呢?我坚信,要颠覆目前人们对“意大利实验室”的理解,我们应从对本文开头提到的对共同的“关心”开始。此外,在大流行时期,我们必须通过形成更一般的斗争政治的视角来把握当前形势下的各种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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