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南

编辑 | 书店合伙人

在我们的绝望里闪着泪的火焰

怀念穆旦

雪后,可爱的穆旦像,南开园里

南开东村

我已走到了幻想底尽头,
这是一片落叶飘零的树林。
——《智慧之歌》,1976年。

从南开东门进来,左侧有一堆毫不引人注意的小平房。这些房子在严整的校园建筑中显得有些特殊,细看会发现很多房子被非法改建的不成样子了。这里居住的都是外来人员,非本校职工。靠近大中路的几间被收发室和打印店占了。对于南开的学生来说,除了偶尔来这里寄取个快递,大概平日里只是匆匆掠过。

我有好几次特意跑到这里来,无目的地走动。还有些上了年纪的大树抛洒着枝叶,罩着这个冷清的地方。院子外是土道,一到下雨天,污水横流,垃圾四处。不知谁家养的狗,一感觉到生人靠近,就不住地狂叫。偶尔能看到几间较为完整的房子,半落地的窗户和磨砂的墙体依稀透露了一点秘密:这里不是个普通的地方。

是啊,这里确实曾经不普通过。如果将时间往前移七十年,你会看到一个个精神满满的教授在这里进进出出,他们的孩子满院子打闹,他们是南开这个校园里最让人神往的一群人。这些房子也并非是现在这般模样,而是整整齐齐、一排一排的独栋“别墅”,当时算得上是南开最“高级”的一个住宅区了。这一景象一直延续到解放后,尽管中间的风风雨雨,一言难尽。

这个地方是南开的东村,它曾经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百树村”。

一九五四年,有一对夫妻住进了东村七十号。两人想尽办法,顶着种种压力,才从美国辗转回来。对于一个站在历史这端的人来说,这个时间点显得意味深长。可是,当年好多人都是这样费尽周折回到中国。他们带着自己的梦想和期待回来,而一切未知也在沉默的等着他们。

从此以后,东村七十号的窗户上,总会彻夜亮着灯光,灯下是一个严肃的面庞。他不停笔地翻译着东西,仅仅是两三年的时间,就有他的好几本译著相继出版。这些译著包括文艺理论著作和普希金的一系列诗集。在那个书本相对稀缺的年代,他每一本译著的销量几乎都达到了几万册。

他是诗人穆旦,但在当时,大家可能只知道他的真名查良铮。他在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他的妻子周与良先生同时在生物系任教。

这样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就被打破了。穆旦所任教的外文系内部起了矛盾,巫宁坤、张万里、司徒月兰等老先生联名想挽留老教授陈逵,结果被定性为“恶意攻击系领导”。在一次座谈会上,耿直的穆旦刚一发言,外文系领导很快就大发雷霆,打断了他的发言。穆旦起身离席。一场小风波很快演变成了一次政治行动。这种事情由于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而变得极为复杂。整个外文系后来也因此停办整顿。牵涉此事的巫宁坤先生被调往安徽大学,他是穆旦的好友,陈逵去了北京,而穆旦则被调入图书馆编图书目录。他的人生开始进入一个灰暗的时期。

尽管穆旦去世前的二十多年一直生活在南开,可我在我看来他基本上没有享受过多少幸福自在的日子,他的写作被压制,翻译被搁置。作为一个在南开校园里求学的晚辈,自己心中有“愧”,对不起他。

穆旦之后的遭遇暂且不提,跳开讲一段穆旦人生中比较明亮的时光。

联大纪念碑

多少人的青春在这里迷醉,
然后走上熙攘的路程。
——《赠别》,1944年。

从南开大中路一直往西走,在路尽头圆形转盘的东南角有一个纪念碑,正面篆刻着碑文,背面是密密麻麻的名字,这就是“西南联大纪念碑”,默默铭刻着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光辉历史。能在南开校园里唤醒这段记忆的估计也就是这块仿制的石碑了。

这个季节,碑旁的树已亭亭如盖,绿意四散。有时无事,我会趴在碑后面看那些人名,大多数不认识。偶尔看到几个眼熟的,心里一跳,急切想知道这些人后来的故事。

如果不是身在南开,我会把西南联大的往事当作一个纯粹的传奇来看,文字间跳出的人物一个个活灵活现,既是学识通达,又是个性飞扬。动乱的年代赋予了这一代中国学人独特的魅力。当然,既已踏足南开校园,我就要忍不住想探求这些名字背后的精神脉络。

和南开的一些老辈学者聊天时,他们总会忍不住捻“须”一笑:“呐,我的老师某某就是西南联大毕业的,他们的学识真是不能比啊!”然后,情绪抖动,数落一通现在学校的不争气。我听着,然后,也跟着胡乱遐想。

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我开始知道穆旦,然后,一点点捕捉他曾经的生活气息。

穆旦是南开中学的学生,在校期间,就发表过自己的诗作,颇受大家崇拜。一九三五年,他升入清华大学读外文系。大学校园宽松自在的环境也激发了他更多的创作热情,笔名“穆旦”就是他在大二发表作品时开始使用的。但是,三七年中日战争的爆发很快打破了校园的宁静,三校开始了紧张的“南迁”计划,从北平天津到长沙,再辗转到昆明,一路艰辛,自不待言。

这期间,穆旦做了一件为人所传颂的“丰功伟绩”——他在从长沙前往昆明的路上,拿了一本英文小字典,边走边读,背熟后撕去,等到昆明时,一本字典已全然化入穆旦脑海。据同行的朋友回忆,一路上,穆旦还经常和闻一多先生聊诗。这些在动荡旅途中的求知行为,让人心生感动。如果说,那个年代能出大学者,是因为有一个自由的学术环境,那么面对艰难环境中学生的这般努力,我们后来者应该感到惭愧。

西南联大的校园生活这些年被反反复复提及很多,可是,自己读来终究是镜中月。随着那代人一个个逐渐远离,这些记忆也逐渐变得更加模糊不清。我一直想去昆明一趟,我想亲自在这块土地上走走,触摸一些曾经有过的气息,又担心一切早已物是人非太多。

穆旦的写作也因为这样的人生经历而坚实起来,他把自己的诗思撒入到这片被战火饥饿灾荒卷席了很多遍的土地上。尽管这些诗我自己并不是太喜欢,但能感知到穆旦心中那种涌动的情绪,那是我这种对于家仇国难早已疏远的人所不能到深切体悟到的。

一九四二年,二十四岁的穆旦做了人生中一个重大的选择,他放弃了当时已经在西南联大获得的教席,参加了中国远征军,任随军翻译,出征缅甸抗日战场。一切的不幸也在此暗暗埋下了伏笔。

南开老图

你虽然睡下,却不能成梦
因为冬天是好梦的刽子手。
——《冬》,1976年。

有次,我翻一本南开外文系的纪念文集,其中有一篇赵毅衡老师回忆穆旦的文章,读来心酸,特摘录如下:

“路上遇到一个南开学生也去县城,我马上问他是否知道查良铮。他说,差不多算邻居!我赶紧问其人如何飘逸。那人转过身来,两眼看着我,好像看到一个怪物,说:‘嘿哟,糟老头一个!打我小时候起,每天看见他破衣烂衫,靠着墙角走路,不抬头看人,以前还在图书馆抄卡片,现在扫街扫厕所,头发都快掉完了,问他几句,话都说不清!’这个高大的青年,虽然也是在军垦劳动,但精神抖擞,境界不同,他毁了我的偶像,朗声大笑又谈别的去了。”

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怎么也与我想象中的穆旦联系不起来。赵毅衡老师说他心目中的偶像被毁了,换作是我,恐怕同样痛苦。当然,现在读起来,更多是一种隐隐的难过。这样的形象几乎成了文革中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他们被打压到底,羞辱至极,只能颤颤巍巍地“苟活”在阴暗的角落中。

上面那段对话中提到的“图书馆”即是现在的南开老图。自从知道了穆旦在这里“下放”过,我来这里,总莫名地多了些情绪。空响的楼梯,昏暗的灯光,褪色的扶手,甚至是那些门框上古旧的字体都好像在默默倾诉着什么。老图为南开的学生喜欢,虽然内部设备陈旧,但是安静,舒服,负责任的看楼师傅会在各个角落放些花,颇为雅致。

偶尔晚上从东门回来,视线会跳过新开湖,远远的望着老图。它笼在一片树丛中,像什么又不像什么。当年的穆旦就是在这里一日一日地做着自己“不配”的工作。夜深,他再慢慢一个人踱步回东村七十号。夜里房间的灯光依然会亮起,他从来没有停息过心中的火焰,只有在和普希金、拜伦、雪莱这样的诗人轻轻对话时,他才从紧张中释放下来,沉浸到一片“自然的梦”中。

诗人难免都带着一丝“傻气”,他忘不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一旦有空隙,脑海里就跳脱着各种念头。可想想当时的环境,就知道这样做的危险。有位老先生曾经回忆说:“周先生人特别好,待人和善,几乎没有和查先生红过脸,可有一次,她实在是急了,查先生一直写啊写啊,家里人以为是在写检查,可是先生是在写诗。周先生都快急哭了。查先生一看,罢手不弄了,可是,周先生看先生不写字低头喝闷酒的苦样儿,她心里更不落忍了。”

关于周先生的事儿,我还记起一则,也是一位老先生和我说的。他说,当年曾经陪同穆旦从检讨的地方回东村,他那会还是个年轻老师,一路默默跟着先生往回走,一到七十号屋前,周先生就会着急的迎出来,屋里已经摆好了水果和牛奶。这对患难夫妻的感情,老先生现在说来都感叹不已。

对于记忆,人也许只能是这样碎片化的进入,不停的由各种细微的情绪所带动。我不太相信绝对的单向的时间流动,毕竟后来人认识先者的方式往往更像我现在所表述的样子。所以,原谅我表述的方式,总是这么随着空间而跳动。

西南村13号

为什么一切发光的领我来到绝顶的黑暗,
坐在山岗上让我静静地哭泣。
——《隐现》

历史的风云突变几乎鲜明的印刻在了那代人每个个体的命运上。每次运动穆旦都没能躲过去,从下放到图书馆开始,他就成了一个“被关注的典型”,早年的一次经历成为他最逃不过的一条“罪状”。

一九四二年,这一年的穆旦怀着投笔从戎的决心踏上了从军的征程。然而,战争从来都是个狰狞的怪物,不等他有时间接受这份挑战,残酷的现实就开始侵蚀他的行程。中国远征军在这次对战中基本上处于溃败之势,日军的狂轰逼得这支远征军不得不四处转战,一个更加恐怖的噩梦在等着他们。

远征军在突围无望后,转而进入了中缅边境的野人山区。这是一片莽如烟海的原始丛林,加之,正值雨季,丛林中瘴疠横行,野兽出没,如果不是被逼无路,没人敢踏足这个人类的“禁地”。穆旦他们的部队在丛林中艰难的跋涉了四五个月,整个大部队损失了近一大半。自然的狂暴成了穆旦人生中一个难以摆脱的梦魇,他自己本人也险些被这里所吞噬。《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即是穆旦关于这一经历的诗作。

历史在十几年后变了个脸,同样一个事实,却转而成了穆旦的罪状。他在“反右审查”时被打入了“历史反革命分子”的行列,他的身份从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变成了清洁人员。他变得更加沉默,整个人“卑微”的陷入了历史的阴影中。这就是我们这个国度给予一个“爱国”诗人的待遇。

然而,这样一份“职业”也是不稳定的。六八年,穆旦的住处被红卫兵强占,一家人被迫搬到西南村13号楼。当年这不过是个学生宿舍楼,周围杂草丛生。十七平米的房间住了六口人,沙发、书箱都只能放在楼道和厕所里。穆旦被关进校园的劳改营,周先生因为被指控“有美国特务嫌疑”而关进了生物系教学楼“隔离审查”达半年之多。他们年幼的孩子只能自己做饭,还得给他们俩送饭。有一次,十一岁的小瑗(穆旦女儿)太过劳累晕倒在厕所,直到邻居去了才发现,赶紧给扶到屋里。

我去过13号楼,大白天楼道里依然黑漆漆一片,不透阳光,四处散着一丝霉味,房间的狭小程度惊人。现在的住户大多只是一些租客。我问一位阿姨这栋楼的历史,她笑着说有年头了,但具体有什么她也不知道。

13号楼的前面以前是个大坑,来新夏先生和穆旦当时都是“牛棚”的第一期学员,在这里干过活。据他回忆,他开始并不知道穆旦和查良铮是同一个人,只是后来和这个“难友”聊多了,才知道眼前这个沉默的人曾经写过那样激动人心的诗句。

即便是这样的环境,穆旦念念在兹的还是他的译稿。这个时期的他在翻译拜伦的《唐璜》,出版自然是无望,只能期待这份手稿一直得以保留到见天日。走笔至此,我怎么也摆脱不掉穆旦那个紧握手稿的瘦弱形象,他仿佛在握着自己的生命,只要这些心血在,他就能坚强的应对一切的压力。

范孙楼后花园

如今却只见他生命的静流,
随着季节的起伏而飘逸。
——《我看》,1936年。

从十三号楼往北走,很快就到范孙楼,南开有几个文科专业都在这栋深红的大楼里。很多人可能未必会注意范孙楼后面有个小花园。说是花园,实在是高抬了这个角落,院子里尽是杂物,一年到头进花园的门也开不了几次。我每次进去都得从看门大爷那里借钥匙。只有到春夏的时候,满园绿意还让人觉得有一丝温暖。

园子的中间有一个穆旦的塑像。这是二零零七年的时候,南开的一些校友们为纪念穆旦而做的。像的背后是穆旦的几行诗句:“当茫茫白雪铺下遗忘的世界,我愿意感情的激流溢于心田,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院子的外墙上刻了硕大的两个字:“诗魂”,被爬满墙的藤萝一罩,隐隐约约。“诗魂”,读着这两个字,我有点暗暗发笑,莫若说是“失魂”的好,穆旦何曾有过一天安然接受过诗给予他的美誉。身后的这些标签不过是涂抹给后来人看看而已。

可我又能期待历史给穆旦一个什么样的“平反”呢?现在的穆旦已经逐渐跳出了“人”的范畴,被捧上了诗的“神坛”。他晦涩深刻的写作成了一个个学者们钟爱的“宝库”。听说有一次某位学者排名,穆旦坐上了中国现代诗人的“头把交椅”,其在学界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般。

与此同在的是,我身边的人几乎无人关注他,偶尔我像个“祥林嫂”一样不停念叨他的事迹时,他们会诧异的看着我:“这个人与我有什么关系!”是啊,没关系,我只能打住话头回到自己的理解世界里。即便是他的诗,很多人也轻而易举的把他在流派里归类,他学的是什么风格,写的是什么主题,表达的意象如何,还有学者依据穆旦的诗歌特征,将他理解为一个西化严重而“不懂”国学的诗人。

做判断太容易了,学术圈子里多的是这类行为。可是,理解一个人,停下来,去看看他,去想想他,却难得多。有几次,我钻到后花园这里来,会静静的站一会儿。塑像中的穆旦,嘴角深抿,似乎在暗暗低语着什么。

穆旦对年轻人从来不吝惜自己的热情,他晚年结交了几个年轻朋友,互相通信。他告诉他们他自己的写作、他喜欢的诗,还会对他们的诗做一些评价和建议。外在的压力并没有扑灭他自己内心的火,只要说到诗,依然兴致盎然,神采飞扬。

我这么冒昧的关注他的世界,想来他也会开心的很,只是无缘得有一见。去年春天,自己心思一动,跑去北京香山脚下的万安公墓,穆旦和周先生安葬在那里。我带了一些南开校园里的枝叶、泥土放到他墓前,两位先生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在一起了。随穆旦下葬的还有一册《唐璜》,也算了却了他在世时的一桩心事。

尾声

因为我曾年轻的一无所有,
施与者领向人世的智慧皈依。

——《自然的梦》,1942年。

王小波曾经这样写过他的师承:“查先生和王先生(翻译杜拉斯《情人》的王道乾)对我的帮助,比中国近代一切著作家对我帮助的总和还要大。现代文学的其他知识,可以很容易就学到。但假如没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人,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

这个赞誉真是太高了,可是我很欣赏。穆旦对我来说,最难得的就是他语言中的“美”,这种美用王小波的话来说就是“文字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看的……”读穆旦的诗和译诗,总会激起人朗声一读的兴致,这隐隐所在的恰是中国传统诗学的脉络。

一个人的生命,用寥寥几千字去写,显然是件不可能的事。我截取的都是一些自己印象中的片段,也没指望能勾画出先生的完整形象来。倒是这些跳跃在文字间的地名让人心里一热,这是可以亲身去体验的。时间会卷走一切,空间却会曲曲折折的保留些微痕迹。何况,穆旦还留下了这么多的诗供我们一读,也算幸事。

穆旦的诗对我而言,还有一层很特殊的因缘。有段时间,我对自己未来的路茫然无措,正是在那个时候,读到了他的诗,其中《自然的梦》那首特别让我着迷,最后四句尤其刺激到了当时的我:

因为我曾年轻的一无所有,
施与者领向人世的智慧皈依,
而过多的忧思现在才刻露了
我是有过蓝色的血,星球的世系。

这些诗句仿佛是孤寂的道路上,一位陌生人郑重的问候,让自己多了些挣扎的希望。其实,对于真正的生活选择,这未必能起到几分作用,可是在你最无助的时刻,有那么一滴力量汇入,就能让一切慢慢亮起来。

对于穆旦的一生,我从这首诗里也看到了一种一以贯之的精神。“蓝色的血,星球的世系”恰恰是一种穆旦对自己潜在的期许——永远不要放弃内心的高贵。想想,现在这样的说词听起来都像很久远的故事了。

致君千里一杯酒,惟愿一切不枉然。

穆旦墓地,北京万安公墓

二零一四年四月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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