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 強姦（Rape）還是半推半就（Seduction）？

最近在讀《苔絲姑娘》，這本維多利亞時代的小說講的大致上是一個村姑如何失貞，遇上真愛結婚後被真愛嫌不是處女而遭拋棄，成了登徒子的情婦，最後老公又哭著回來跪求原諒以及後續一連串的狗血情節。

失貞一幕中，女主角Tess身陷困境，被登徒子救走，兩人共乘的小馬車駛入暗夜中的樹林。Tess睡著了，然後作者哈代就關燈了。

我看完這節以及後續發展，一頭霧水，Google一下才發現這是許多讀者共享的疑問：這究竟是強姦（Rape），還是半推半就（Seduction）？失貞下一幕，便是Tess傷心地離開登徒子家莊園、登徒子送別她的場景。Tess在失貞後又在莊園裹留了數週，接受登徒子買給自家弟妹的禮物，儘管心中厭棄登徒子，卻因不想傷和氣而容許他吻別自己。這些環境證供似乎指向Tess當時是半推半就。聽登徒子的口吻，他也不自覺是強姦犯，而只是成功勾搭上另一位女性。然而也有不少讀者擁護強姦論：在初版的《苔絲姑娘》裹，作者曾暗示Tess被餵下迷姦水。

有些讀者挪用現代概念，將之稱為約會強姦（Date Rape）。或許作者哈代是有意閃爍其詞，又或許在維多利亞時代，一個富紳看上一個窮村姑，好比中國古代的公子拿房裹的婢女把玩，是根本沒必要用上「姦」這個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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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一眾荷里活女星指控製片人Harvey Weinstein多年以來持續性侵害同行，一石繫起千重浪，引爆#MeToo運動，浪潮漫延至東方。然而早在2017年4月，一宗性質略有相似的新聞已在華語圈引發震動：《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作者林奕含自殺離世，其作品疑似以親身經歷為藍本，一度令台灣輿論劍指她從前的補習老師。

「若果讓《蘿莉塔》裹的Lolita自己來寫故事，寫出來的大概就是《房思琪的初戀樂園》」－－這兩本小說的背景的確頗為相似。《蘿莉塔》中，戀童癖男主角瘋狂愛（？）上12歲的蘿莉塔，拐帶她出走，《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中，13歲的房思琪被補習老師強姦，為了麻木自我而欺騙自己愛上了老師。當杭伯特呻吟著「我愛她超過這世上我見過、想像過或期盼過的所有一切。」時，房思琪尖叫著「我寧願大家承認人間有一些痛苦是不能和解的，我最討厭人說經過痛苦才成為更好的人，我好希望大家承認有些痛苦是毀滅性的。正面思考是多麼媚俗！可我更恨的，是寧願我是一個媚俗的人，我寧願無知，也不要看過世界的背面。」

林奕含女士離世後，台灣一度輿情汹湧，猜測林女士過往的補習老師是否曾性侵害過她。此公案最終鬧上法庭，法官審視證據後，認為當年林女士與其補習老師間與情侶交往無異，並沒有證據顯示當初曾有不合意性交，故不起訴其補習老師。

這當然符合法理。奇妙的是，一個法院依證據做出的法律決定，最後卻成了證據本身：有些網民似乎認為，法院做出的不起訴決定，證明當初「並不存在不合意性交」。沒有證據證明，與不存在，是兩回事－－倒過來講，縱使法律最終判定補習老師有罪，他也可以是受冤屈的。

我一向不認為法庭是尋求性侵害案真相的好地方。有些強姦案很直白：陌生人強姦陌生人，沒甚麼好爭執的。有些界限很模糊：婚內強姦、熟人間的性侵害、職場性騷騷⋯⋯我們如何判定，侵害者當下不是真心相信對方願意？《苔絲姑娘》正正提醒了我這一點：雙方對同一件事的理解可以大相徑庭。登徒子真心不覺得自己在強姦，而Tess呢？讀者們永遠不知道她當初有沒有表達明確同意，但噢可憐的姑娘，她說不定只是嚇傻了不懂反抗罷了。

好法律該寧縱毋枉。我們情願放過性騷擾嫌犯，也不該以法律懲罰自命風流的公子哥兒。然而，寧縱毋枉的原則似乎也該套用在指控者身上。性侵案的界限很模糊，有沒有可能在一場性接觸中，一個人感覺受了傷害，對方卻不自認為加害者？沒有人是加害者，沒有人該被懲罰，受傷的感覺卻是真實的。

因著法律判斷被告無罪，便宣稱指控純屬誣告，又何嘗不是非黑即白呢？我們沉迷抓出加害者，要嘛是性侵犯v.s. 受害者，要嘛是誣告者v.s. 受害者，但拿非黑即白的原則套用在界限模糊的性侵案上，很大機率會造成扭曲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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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奕含事件與#MeToo運動在我眼中只是略有相似，蓋因#MeToo運動的面向實在太廣泛了。

第一個面向，是單純的訴說。不指名道姓，只是單純地講述自己曾受到性侵的經歷。或許有人不能理解為甚麼那麼多人會無條件相信講述者，在我而言，原因非常簡單：我相信機率。性侵害是如此普遍，你隨便問身邊任何一位女性－－她們可以是我們的母親，姐妹，朋友，同事－－她們都能告訴你一些有關性侵的瑣碎故事。

第二個面向，是公開指控。例如說傳閱性騷擾者黑名單，或是上媒體指證某人。法律有其無法管轄之帶，例如Harvey Weinstein權勢驚人，一度隻手遮天，受害者無法告上法庭；中國大學為保校譽，往往壓下校內性侵事件，令受害者只得另闢蹊徑。

然而事件鬧上公眾席後，便無可避免地引發輿論／公審。性侵案中肯定是人證重於物證，性騷擾者侵害過越多人，越多受害者現身說法，取信於公眾的可能便越大。但如果性騷擾者只侵害過一個人呢？如果只有一個受害者現身指控某人，那我還是傾向一切處於薛丁格的盒子裹：身為旁觀者，我們永遠無法得知有沒有人去侵害，有沒有人去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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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oo運動面對的問題，許多運動也曾面對過。東西德合併後，德人如何包容曾為告密者的鄰人，重新合為同一個德意志？南非民主化後，新生的國家如何處理曾傷害國民的另一批國民？#MeToo運動挖出許多新仇舊恨，當中有誣告，有羅生門，有修飾過的記憶，也有真實。

人與人相處，難免有權力架構以及連帶的欺壓操縱，性只是展示權力的其中一種方式。做為群居動物，我們不得不接納權力架構，在現有架構下保障弱勢，讓公民在衝突中共同生存。如同許多涉及歷史問題的運動一般，#MeToo運動最終大概無法帶來報復式正義－－這大概也不是我們想要的苛法；但我們可以朝修復式正義與功利式正義努力，讓關於性侵的故事進入公眾視野，讓所有潛在的加害者及受害者小心避過陷井。我總以為，別人傷害我，有時不是故意想傷害我，而只不過是他為了自己的方便不介意去傷害他人，而我剛好站在那個他可以傷害得到的位置上而已。要是我們能提高性侵的代價，提高性侵被抓包的風險，便能有效減少未來的性侵了。

約10年前，我讀某作家鴻文，講到「當年的大家閏秀是不屑用『強姦』兩字的，就算用也是用較文雅的『強暴』。」我一直猜測，世上有些髒字，比如便血，比如種族屠殺，是因為世上先有此等髒事，才得發明一個髒字來加以描述。無論如何，如今當我們談論#MeToo時，我們已經毋須再談論『強暴』二字是否不雅了。我們該敍述，繼續敍述，敍述使我們強大，也使我們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