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評】约翰·米尔斯海默文《不可避免的对抗》

约翰·米尔斯海默文《不可避免的对抗》：“我们当初对中国太好，现在自食其果……”
库智交外大 Weixin ID GDYT_2020

【余案：作爲「現實主義外交」的學界重鎮，John Mearsheimer 的警告並非始於今日，可惜智者言之諄諄，世界聽之藐藐。這就是人類不配有更好命運的原因之一。衹不過，一旦「對抗」不可避免了，結果會是什麽，恐怕就不再是人力所能控制範圍之内的事了。畢竟，理智並非所有人都能擁有的東東。你要堅持理智，人家衹是說你「怯戰」。理智總是「怕死」的呀對伐啦。誰不怕死？瘋子唄。難怪東土爹媽都知道告誡子女：別跟瘋子一般見識，打起架來，老師傅也不敢跟不怕死的較量啊。於是乎，衹有瘋子纔能掌控這個世界。理智者衹能當順服奴才。這次第，又豈是一個無奈所能了得啊。】

Ny.2021/ No.568来源@观察者网
【观察者网按】今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周年。1999年11月15日，中美签订协议；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批准我国为正式成员；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的“入世”，年底将迎来纪念活动的高潮。但20年后的今天，中美关系却处于低谷。美国政界、学界在进行所谓的“反思”：接触政策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美方近期一方面屡屡挑战中国核心利益，另一方面又表示美中关系“不是新冷战”，不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应该如何理解这种对“接触”政策核心目标的背离？著名现实主义学者米尔斯海默在《外交》杂志11/12月刊上发表文章《不可避免的对抗——美国、中国与大国政治悲剧》，批评“接触”政策，认为美国迷信“自由民主必胜”，违背了现实主义逻辑。然而，这位现实主义学者，并未能从当时国际与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的现实出发，客观分析中国融入全球市场的过程，只是一味归结于政策失误。他还将中国入世，视为美国的“允许”，而无视那是艰苦谈判后、至少在当时看来互惠互利的结果。米尔斯海默作为严肃学者，长期坚持其“现实主义”理论，但也要看到，部分美方政客试图进一步恶化中美关系，有可能借用其理论作为“依据”。了解其新近论述，仍有现实意义，观察者网翻译本文，谨供读者参考。

正文

这是一个重大的选择。三十年前，冷战结束，美国赢了。它当时是这个星球上唯一的超级大国。扫视四界的威胁，美国的决策者似乎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尤其是中国，一个十多年来一直与美国共同对抗苏联的弱小国家。
但也有一些不祥的迹象：中国的人口几乎是美国的五倍，而且其领导人已经接受了经济改革。人口规模和财富是军事力量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很有可能在未来几十年内变得更加强大。由于一个更强大的中国肯定会挑战美国在亚洲乃至其他地区的地位，因此美国合乎逻辑的选择应该是很明确的：减缓中国的崛起。
相反，美国鼓励中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都被关于“自由主义必胜”和“大国冲突过时”的错误理论所迷惑，都奉行接触政策，旨在帮助中国变得更加富裕。华盛顿推动对华投资，欢迎中国加入全球贸易体系，认为中国将成为一个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
当然，这些幻想从未实现。中国不但没有在国内接受“自由价值观”，没有在国外接受现状，反而在崛起时变得更加野心勃勃。接触并没有促进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和谐，反而未能阻止竞争，并加速了所谓“单极时刻”的结束。
今天，中美陷入一场只能称为“新冷战”的激烈的安全竞争，涉及双方关系的方方面面。与最初的冷战相比，这种竞争对美国政策制定者的考验更大，因为中国很可能是比鼎盛时期的苏联更强大的竞争对手。而且，这场冷战更有可能升温。
这一切都不足为奇。中国正在按照现实主义的预测行事。谁能指责中国领导人谋求主导亚洲，并成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当然不是美国，它追求类似的进程，崛起成为本地区的霸主，并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安全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
今天，美国的行为也正如现实主义逻辑所预测的那样。长期以来，它反对其他地区霸权的出现，将中国的野心视为直接威胁，并决心遏制中国的持续崛起。不可避免的结果是竞争和冲突。这就是大国政治的悲剧。
然而，本可以改变的是中国崛起的速度和程度。如果美国决策者在单极时期考虑均势政治，他们会试图减缓中国的增长并最大限度地扩大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实力差距。但一旦中国富裕起来，美中“冷战”就不可避免了。

【余案：如果說，「观察者网」認定當年「入世」衹不過「是艰苦谈判后、至少在当时看来互惠互利的结果」，多少反應了該作者的既定立場之外，本文作者將這二十年的錯誤衹是歸結於「选择」的結果，本質上是放過了真正的罪責者以華爾街為代表的資本全球化利益集團對世界未來的設計，如何影響了此後幾十年的世界趨勢。時至今日，如果還看不到這一點，無疑會讓資本利益集團繼續與中國僭主集團結成利益共同體而將作者誤以爲的民主自由價值棄之若敝屣。這纔是整個西方所面臨的挑戰。外敵不足懼，病起於肘腋之際膏肓之間心腹之内，是資本利益集團將牠們的集團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的必然結果。也就是爲什麽老川鼓吹愛國主義美國優先會遭遇如許阻力乃至於民間都一片嘲笑聲。無他，全球化作爲價值指標早已成爲民衆共識，以爲這是水到渠成的自然發展，渾不知這個結果，或者質言之惡果，恰恰就是科學崇拜無神論的產物。一日不能從這樣的取消文化當中解脫出來，整個西方社會都必將面臨這樣的挑戰，無日無之，直至絆倒在自己搬來的石頭之上。
中國墻内學者翟東升年前放言東升西降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因爲，牠們内部有「我們的人」。究其實，這些人未必屬於組織上派遣的間諜特工之流，而是成爲受到利益共同體束縛的「持份者」。爲了捍衛牠們自身的利益而罔顧自己所屬的生命共同體。現代社會對個體人造成的最大影響，莫過於任何個體人都誤以爲自己可以離開本身所屬的生命共同體而特立獨行。這就是西方文化藉此自傲的所謂個體主義無從逃避的邏輯結果。基督教傳統的棄置當然是原因之一。兩者相輔相成。因此是現代西方不能不陷入的終極困境。不管其初衷是什麽，中俄統治者以國家利益置換個體主義的邪惡當中，自有其合理内核在也不宜倉猝否定。】

“接触”可能是任何国家在近代历史上犯下的最严重的战略失误：一个大国积极促进同等的竞争对手崛起，你找不到可以相提并论的例子。现在要再去做很多事情来改变，已经太晚了。

现实主义的基本知识

1960年代中苏分裂后不久，美国领导人明智地将中国融入西方秩序并帮助其经济增长，认为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将能够更好地帮助遏制苏联。但随后冷战结束，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不再需要盯着莫斯科，美国决策者应该如何与中国打交道？
该国的人均GDP是美国的75分之一。但鉴于中国的人口优势，如果其经济在未来几十年快速增长，它可能会在纯粹的经济实力上超过美国。简而言之，日益富裕的中国对全球力量平衡的影响是巨大的。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中国作为经济巨人的前景是一场噩梦。这不仅意味着单极的终结；一个富裕的中国肯定也会建立强大的军队，因为人口众多的富裕国家总是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实力。中国几乎肯定会利用这支军队在亚洲谋求霸权，并将力量投射到世界其他地区。一旦这样做，美国将别无选择，只能遏制（如果不是试图削弱）中国的力量，从而引发危险的安全竞争。
为什么大国注定要竞争？首先，没有更高的权威来裁决国家之间的争端或在受到威胁时保护它们。此外，任何国家都无法确定对手——尤其是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对手——不会攻击它。竞争对手的意图很难预测。
各国认为在无政府世界中生存的最佳方式是成为最强大的参与者，这在实践中意味着成为自己地区的霸主，并确保没有其他大国主导该地区。
这种现实主义逻辑从一开始就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早期的总统及继任者们努力使美国成为西半球最强大的国家。在二十世纪初取得地区霸权后，美国在阻止四个强国称霸亚洲或欧洲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它帮助在一战中击败了德意志第二帝国，在二战中击败了日本帝国和纳粹德国，并在冷战期间遏制了苏联。
美国对这些潜在的霸主忧心忡忡，不仅因为它们可能变得强大到足以涉入西半球，还因为这将使华盛顿更难在全球范围内投射力量。
中国正在按照同样的现实主义逻辑行事，实际上是在模仿美国。它想成为其后院最强大的国家，并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希望建立一支蓝水海军，以保护其从波斯湾获取石油的路径。它希望成为先进技术的领先生产商。它想建立一个对它的利益更有利的国际秩序。一个强大的中国放弃追求这些目标的机会是愚蠢的。
大多数美国人不承认北京和华盛顿遵循相同的剧本，因为他们认为美国是一个崇高的“民主”国家，与中国等国家的行为不同。但这不是国际政治的运作方式。

【余案：所謂「現實主義」外交，就是建基於承認國家之間衹能遵循叢林法則的這個現實。民主自由這些動聽言辭從來衹是國家内部的目標。能否真正實現不論，起碼連幌子也無從放在國際政治當中。衹有白左政客纔會這樣做。當然如上所述，做的人背後其實是信奉「現實主義」的利益集團。唯一的例外大概就是聯合國這個機構了。從創建伊始至今，所遵循的確實就是無中生有的「民主」原則。荒誕到戰後如雨後春筍一般冒出來的小國擁有大國一樣的投票權。這種設計的唯一結果就是讓這個當初以爲可以制止至少也能調停國際糾紛的機構成爲讓代表花很多錢卻什麽也不用幹的養老院。忽然想到新加坡李光耀曾經嘲笑民選投票制，認爲即使投，四十歲以上男人也應該有兩票纔合理。我曾經將此説拿到課堂上講，女生一致反對不必説，就連男生也認爲不能理解。可見民主之毒早就深入人心。很難再講道理的了。】

所有大国，无论是否“民主”，都别无选择，只能在根本上是零和游戏中争夺权力。这一迫切需要在冷战期间激励了两个超级大国。它激励着今天的中国，即使它是一个“民主”国家，也会如此。这也激励了美国领导人，使他们决心遏制中国。
即使有人拒绝这种强调结构性力量推动大国竞争的现实主义说法，美国领导人仍然应该认识到，在所有国家中，将中国变成大国是一种会招来麻烦的做法。
毕竟，它长期以来一直寻求以对自己有利的条件解决与印度的边界争端，并在东亚怀有广泛的“修正主义”目标。中国政策制定者一直表示希望解决台湾问题，从日本收回钓鱼岛（日本称为尖阁列岛），并控制南海大部分地区——这些目标注定会遭到中国邻国的猛烈抵制，更不用说美国了。中国一直有“修正主义”的目标；错误在于，让它变得强大到足以针对这些目标采取行动。

【余案：民族復興作爲國族價值的驅動力，恐怕是美國之外所有大國都難以避免甚至逃脫的誘惑。美國之所以可以置身事外除了其創建的歷史並非殖民征服這一根本原因，其國民的移民構成也使得美國從來就不存在「復興」這一願景。看時下俄烏之戰的背後，揮之不去的難道不就是「復興」這一驅動力嗎？豈止俄羅斯中國呢，德法大英乃至於曾經有過光輝歷史的歐洲諸國，要説内心中從未有過這一驅動力恐怕也是難以讓人信服的。很多國族不再有這樣的夢想，當然是「現實主義」戰勝了夢想算是認清了當今世界的構成現實。衹不過一旦擁有或者可能擁有改變現實的能力，誰又能保證牠們不會死灰復燃？大概這就是人性惡的現實證明吧？人注定會死於這樣的驅動力壓迫之中。】

未选择的道路

如果美国政策制定者接受现实主义的逻辑，他们本可以采取一套直接的政策来减缓中国的经济增长，并保持中美之间的贫富差距。19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极不发达，未来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进入美国市场，获得美国的技术和资本。作为当时的经济和政治巨人，美国处于阻碍中国崛起的理想位置。
从1980年开始，美国总统授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地位，这一称号赋予中国最好的对美贸易条件。这种偏袒本应随着冷战而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美国领导人本应通过谈判达成一项新的双边贸易协定，对中国施加更严厉的条款。即使协议对美国不利，他们也应该这样做；鉴于中国经济规模较小，它受到的打击将比美国经济大得多。
相反，美国总统不明智地每年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2000年，美国将这一地位永久化，使错误进一步加重，这显著降低了华盛顿对北京的影响力。第二年，美国再次失误，允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随着全球市场的开放，中国企业扩张，产品更具竞争力，中国变得更加强大。
除了限制中国进入国际贸易体系，美国还应该严格控制美国尖端技术的出口。出口管制在1990年代和后一个十年的初期会尤其有效，当时中国公司主要是复制西方技术，而不是自己创新；拒绝中国获得航空航天和电子等领域的先进技术几乎肯定会减缓其经济发展。
但华盛顿让技术不受限制地流动，允许中国挑战美国在关键创新领域的主导地位。美国政策制定者也犯了降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壁垒的错误，在1990年投资规模还很小，但在接下来的30年里迅速增长。
如果美国在贸易和投资上采取强硬态度，中国肯定会转向其他国家寻求帮助。但它在1990年代所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
美国不仅生产了世界上大部分最尖端的技术，而且还拥有多种手段——包括制裁和安全保障——它本可以用来说服其他国家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作为限制中国在全球贸易中作用的努力的一部分，华盛顿本可以集结日本和台湾地区等盟友，提醒他们强大的中国将对其构成生存威胁。
鉴于其市场改革和潜在的大国力量，尽管美国采取这些政策中国仍会崛起，但它会在更晚的时候成为一个强国。而当这一幕实现时，它仍将明显弱于美国，因此无法谋求地区霸权。
因为在国际政治中，相对而非绝对的实力才是最重要的。现实主义的逻辑表明，美国决策者应该将减缓中国经济增长的努力，与维持（最好是加强）对中国的领先地位结合起来。
美国政府本可以在研发上投入巨资，为保持美国掌握尖端技术所需的不懈创新提供资金。它本可以积极阻止制造商转移到海外，以加强美国的制造业基础并保护其经济免受脆弱的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但这些谨慎的措施都没有被采纳。

美国的幻想

鉴于1990年代华盛顿建制派普遍存在的“自由主义必胜”的观念，现实主义思想几乎不可能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相反，美国政策制定者认为，通过传播“民主”，促进开放的国际经济，以及加强国际机构，可以最大限度地促进全球和平与繁荣。

【余案：以福山歷史終結論為代表的白左思潮誤己誤人，雖然已成笑柄，所造成的惡劣影響卻延續至今。日前其人跟佛格森（Niall Ferguson）等人在網上吵架，一副白宮代言人的嘴臉，簡直讓人發噱。不過，話再説回來，概念誤人。糾纏在是「接觸」還是「斷開」之類細節上，不僅混淆兩者作爲策略手段可以同時存在的常識，更從根本上掩蓋了決策者本來就應該具有的價值底線，知道無論接觸還是斷開，到底目的是什麽。舊時說「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就是這個道理。審時度勢之餘，更是價值底線的考究，豈可掉以輕心？決策者的失誤與其説是因爲手段上的失策，毋如說是價值觀上出現問題。時人經常說非蠢即壞，甚至又蠢又壞，而將蠢跟壞聯繫在一塊兒說，其實就是直指其人價值觀上的缺失甚至錯置，往往表現爲愚昧愚蠢甚至不可救藥。因而絕非是一件小事呢。】

这种逻辑应用于中国时，定下了一种接触政策，即美国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希望它变得更加繁荣。最终，人们认为，中国甚至会成长为尊重权利的“民主”国家和负责任的全球行动者。与担心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主义不同，“接触”政策乐见中国增长。
对于这样一个冒险的“接触”政策，支持的广度和深度是超乎寻常的，跨越了四届政府。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甚至在冷战结束之前就致力于与中国接触。在政治风波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布什辩称，美中“商业往来（已）在本质上导致了更多的对自由的追求”，并且经济激励使民主化“不可阻挡”。两年后，当他因更新中国最惠国地位而受到批评时，他为接触政策辩护，声称这将“有助于为民主变革创造氛围”。
比尔·克林顿批评布什在1992年总统竞选期间“溺爱”中国，并在进入白宫后试图对北京采取强硬态度。但他很快改变了方向，在1994年宣布美国应该“加强和扩大与中国的接触”，这将有助于中国“发展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仅在经济上不断发展，而且在政治上不断成熟，以便保护人权”。
克林顿率先说服国会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奠定了基础。“如果你相信中国人民会有更大的开放和自由，”他在2000年坚持说，“你应该支持这个协议。”

乔治·W·布什也支持将中国带入全球经济圈，作为总统候选人承诺“与中国的贸易将促进自由”。在上任的第一年，他签署了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地位的公告，并为引导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迈出了最后一步。
奥巴马政府更是如此。“自从我担任总统以来，我的目标一直是以建设性的方式与中国接触，管理我们的分歧并最大限度地扩大合作机会，”奥巴马在2015年表示，“而且我一再说过，我相信中国的发展符合美国的利益。”
有人可能认为，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2011年公布的“转向亚洲”政策代表着从接触向遏制的转变，但这是错误的。她是一位坚定的接触支持者，她在《外交政策》上的文章为“转向亚洲”给出了些理由，其中充满了关于开放市场优点的自由主义言论。“繁荣的中国对美国有利。”她写道。此外，除了在澳大利亚部署25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外，没有采取任何有意义的步骤来实施严肃的遏制战略。

【余案：經常試圖超越英雄創造歷史的積習，將政壇上叱吒風雲的政客看作真正大棋盤上的渺小棋子。這樣做的利弊互見：既擺脫了將牠們視作英雄的偏狹，卻又同時幫助牠們逃避了應該擔負的歷史責任。沒錯，這個終極大棋盤就是坊間所謂神魔正邪之間的大決戰，真正的博弈者因此就是上主跟敵基督，是他們之間的爭戰。然而，既然所有博弈仍然還要藉助凡人包括政客之手，那麽，到底選擇站在哪一邊參加博弈，依然是對凡人的考驗。美國政界面臨的挑戰當然是這個世界的宿命。畢竟美國的選擇所決定的，並非衹是牠們自身，而是整個世界。經常設想如果老川仍在臺上，時局又會如何變化。並非在為老川開脫，而是覺得美國人民需要正視老川擔負的歷史使命衹能通過選民發自内心的認同。一個政客若無民衆的真正支持，恐怕難以擔負林肯一樣的使命。那畢竟需要人命的付出。改寫歷史的大趨勢談何容易。白左誤世已久。要扭轉這個既定格局確實依賴民衆的價值認定。二戰之後國際共運苦心經營幾十年，對無神論的宣揚在科學崇拜上結出了豐碩成果。現在你指出科學崇拜的危險在於對人自身的否定，你衹會得到民衆的一片嘲笑，畢竟人們早就在AI否定人本身的議題上有了共識：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啊，如果AI超越了人，爲什麽就不能取代人并將人類從地球歷史上徹底抹除呢。反人類這個罪名曾經是大家都認定的十惡不赦如今卻通過科學崇拜而獲得一直接受的共識。世事滄桑，莫此爲甚，夫復何言！這裏也需要界定一下，很多有神無神的爭議出於語義學上的異見。人作爲語言動物，無從擺脫語言的制約。因此衹能將錯就錯。若非嚴肅討論，也衹能打個馬虎眼就算了。】

美国商界也广泛支持接触政策，他们将中国视为制造基地和巨大的市场，拥有超过10亿的潜在客户。美国商会、商业圆桌会议和全国制造商协会等贸易团体进行了时任美国商会主席托马斯·多诺霍（Thomas Donohue）所说的“不间断游说闪电战”，以帮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媒体的领军人物也接受了接触政策，包括《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编辑委员会。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写道：“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没有其他机构、组织的参与——从有效的证券和交易委员会到获得法治支持的自由和负责任的媒体，中国领导人根本无法控制和监管其蓬勃发展的自由市场，或者防止小人物受骗后参与反政府暴动。而这些机构是和自由市场天然在一起的。”
接触政策在学术界同样受欢迎。很少有中国专家或国际关系学者质疑，帮助北京变得更强大是否。要观察外交政策机构对接触的压倒性支持，最佳指标也许是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和亨利·基辛格。他们分别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冷战时期最杰出的鹰派人物，但都支持该战略。
接触政策的捍卫者辩称，他们的政策有失败的可能性。克林顿在2000年承认：“我们不知道它会走向何方。”乔治·W·布什同年说：“没有任何保证。”然而，像这样的怀疑很少见。

更重要的是，没有一个接触支持者预见到失败的影响。他们相信，如果中国拒绝“民主”化，那只会是一个能力较弱的国家。没有民主化却变得更强大的前景似乎并未出现在他们的计算中。此外，他们认为现实主义政治是旧思想。
一些接触支持者现在认为，美国是两面下注，在与中国的友谊没有蓬勃发展的情况下，同时寻求遏制和接触。克林顿政府期间曾在五角大楼任职的约瑟夫·奈在2018年这样写道：“只是为了安全，我们制定了保险的政策，以免接触政策赌输了。”这与美国决策者经常表示他们没有遏制中国的说法不符。例如，1997年，克林顿将他的政策描述为“不是遏制和冲突”而是“合作”。但即使美国决策者悄悄遏制中国，接触也会破坏他们的努力，因为这项政策最终将全球力量平衡转向了有利于中国的一方。创造一个同等级别的竞争对手与遏制很难保持一致。

【余案：這就是時下活躍在白左政壇上的統一戰綫：華爾街加上媒體巨頭科技巨頭乃至於學界巨頭。所謂「兩面下注」之類首鼠兩端的政策行爲，活畫出資本主義一旦失去價值支配時的邪惡本身。我在批判馬克斯韋伯時已有詳盡分析。或可參觀，此處不贅。】

失败的实验

没有人可以说，接触政策未得到足够多的发挥作用的机会，也没有人可以说中国之所以成为威胁是因为美国未给其提供足够的空间。随着岁月的流逝，很明显，接触政策是失败的。

【余案：知己知彼還是一廂情願，決定了政策的必然後果。決策者不是不能將心比心，而是在這樣做之前，先瞭解對方的心到底是什麽。人家整天在鼓吹你亡我之心不死，你卻含情脈脈將熱臉往人家冰冷的屁股上貼，您說，這樣的決策者，會得到他指望的勝利或者成功嗎？美國將俄羅斯跟中國一視同仁的結果就是既不能正確處理前者又注定不能面對後者。難怪尼克松嘲笑西方政客看問題衹會看四年（選期）而蘇聯則五年（五年計劃）可是中國動輒看百年千年。因爲牠們心目中中國永遠會存在。因而世界一定會按照中國的秩序存在。網上流傳一件逸事，說民國初年某外交家對列强無視中國利益欺侮中國的行爲憤恨不已揚言報復。列强輕蔑質疑說，幾時啊？該外交家揚手說五百年之内，或者明天或者五百年内任何一天。你説牠們會永遠立於不敗之地能有錯嗎？這種大而化之的思想方法就是西方政客永遠不能理解的東方傳統。這就是世間存在兩種邏輯：一種是普世邏輯，另一種就是中國邏輯的現實依據。】

中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但并没有变成“自由民主”国家或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相反，中国将自由主义价值观视为对其国家稳定的威胁，并且正如新兴大国通常所做的那样，正在推行越来越激进的外交政策。
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接触政策是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和伊利·拉特纳（Ely Ratner）是两位承认接触政策失败的前奥巴马政府官员，现在正在拜登政府任职，正如他们在2018年所写的：“华盛顿现在面临着现代历史上最具活力和最强大的竞争对手。”
奥巴马在担任总统期间誓言对北京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对其海洋主张提出异议，并在世贸组织内对其提起诉讼，但这些半心半意的努力收效甚微。直到2017年，政策才真正改变。唐纳德·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后，他迅速放弃了前四届政府所采用的接触战略，转而寻求遏制。
正如当年发布的一份白宫战略文件所解释的那样，大国竞争卷土重来，中国现在寻求“挑战美国的实力、影响力和利益，企图侵蚀美国的安全和繁荣”。特朗普决心阻止中国取得成功，于2018年发起贸易战，试图削弱威胁美国技术主导地位的科技巨头华为和其他中国企业。他的政府还与台湾地区建立了更密切的关系，并挑战了北京在南海的主张。第二次冷战正在进行中。
考虑到拜登总统在担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和在奥巴马政府里担任副总统时，曾坚定地支持接触政策，有人可能会预期他放弃遏制，恢复接触。事实上，作为总统，他已经接受了遏制政策，并且和他的前任一样对中国的态度强硬，在上任后不久就承诺与中国进行“极端竞争”。

【余案：值得憂慮的並非一時一事上的公開表態，而是背後的行爲邏輯。坊間一直流行一種所謂川規拜隨的樂觀言論。這是美國或者至少華語世界不得不面臨的政治風險。從這裏的這段話看出，美國學界也有這樣的認知誤區。儘管兩黨中確實存在以國家利益爲重的有識之士，昨天我在評論臺灣范疇此説時指出，這樣的判斷擱從前或許可以成立，卻難以證明白左政客會同樣按照這個規條行事。原因就是全球一體化已經成爲白左利益集團共識的前提下，焉知牠們不會將利益集團的一己利益，看作比國家利益更爲重要、因而更需要優先考慮的事項？俄烏之戰顯然就是做這個判斷的現實證據。兩造本來不必熱戰。俄羅斯普京一再發出警示，世人覺得他因此陷入了白宮預先設置的陷阱之中。事實真相到底是什麽，現在當然無法得到。正如上文屢屢提到的，各國各路政客皆爲大棋盤上的棋子。學界諸公又何嘗不是這樣。】

国会也是如此。6月，参议院在两党的支持下通过了《美国创新与竞争法》。该法案将中国称为“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挑战”。美国公众似乎也认同这一观点：2020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民意调查发现，十分之九的美国人认为中国的实力是一种威胁。美中新的竞争不会很快结束。事实上，无论谁入主白宫，这种情况都有可能加剧。

热战的危险

接触政策剩余的捍卫者，现在将美中关系的螺旋式下降归咎于那些一心想要制造美苏式对抗的个人——前小布什政府官员罗伯特·佐利克把他们叫作“新冷战斗士”，一切都是他们个人行为的结果。
在接触支持者看来，进一步经济合作的动机大于大国竞争的需要。共同利益胜过利益冲突。遗憾的是，接触政策的支持者徒劳无功。第二次冷战已经来了，当人们比较两次冷战时，很明显，美中对抗比美苏对抗更有可能导致一场热战。

【余案：難免將白宮的現行政策看作白左勢力圍魏救趙的舉措。牠們跟中國僭主集團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通過跟俄羅斯普京的熱戰來轉移視綫與追究，這就是紛繁複雜時局的根本原因。善良人包括這些學界書呆子，看問題往往一根筋，東方人動輒百年千年的戰略，肯定超出牠們的想象啊。】

两种冲突之间的第一个对比点关乎能力。就潜在实力而言，中国已经比苏联更接近美国。1970年代中期，在其国力鼎盛时期，苏联对美国的人口优势很小（不到1.2比1）；以国民生产总值作为粗略的财富指标，几乎是美国的60%。相比之下，中国现在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财富是美国的70%左右。如果中国经济继续以每年约5%的惊人速度增长，它最终将拥有比美国更大的潜在力量。
据预测，到2050年，中国将拥有大约3.7比1的人口优势。如果中国在2050年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韩国，那么中国的富裕程度将是美国的1.8倍。如果它做得更好，到那时达到美国人均GDP的五分之三——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日本，它将是美国的2.3倍。凭借所有这些潜在的力量，北京可以建立一支比美国强大得多的军队，美军还不得不从6000英里外来与中国军队比拼。
苏联不仅是比美国穷；即使在冷战高峰期，它也仍然在试图从纳粹德国造成的可怕破坏中恢复。二战期间，这个国家失去了2400万公民，更不用说7万多座城镇和村庄、3.2万家工业企业和4万英里的铁路。它没有能力与美国作战。相比之下，中国上一次打仗是在1979 年（对越南），并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成为经济巨头。
对苏联国家力量的另一个拖累，就中国而言基本上是不存在的：麻烦的盟友。在整个冷战期间，苏联在东欧保持着庞大的军事存在，并深入参与了该地区几乎每个国家的政治。它不得不与东德、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叛乱作斗争。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经常挑战莫斯科的经济和安全政策。苏联人也忙于与中国打交道，后者在冷战中途改变了立场。
这些盟友让莫斯科头疼，它使苏联领导人分心，不能集中精力应对主要对手——美国。当代中国几乎没有盟友，除了在朝鲜问题上，中国与朋友的联系远不如苏联与他们的朋友那么紧密。总之，北京在国际上有更大的灵活性。
意识形态动机呢？与苏联一样，中国名义上由共产主义政府领导。但正如冷战期间的美国人错误地将莫斯科主要视为共产主义威胁，正决心在全球传播其“邪恶”的意识形态一样，今天将中国描绘成意识形态威胁也是错误的。
苏联的外交政策只受到共产主义思想边缘性的影响。约瑟夫·斯大林是一个铁杆现实主义者，他的继任者也是如此。美国人倒应该希望中国是“共产主义”的；那么它的经济就会沉睡下去。
但中国确实存在一种“主义”，一种可能会加剧其与美国竞争的“主义”：民族主义。通常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在苏联的影响有限，因为它与共产主义相悖。然而，自1990年代初以来，中国民族主义一直在蓄势待发。
中国强调“百年国耻”，这使其民族主义特别危险。那一时期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此后，中国成为大国的牺牲品，尤其是日本，但在中国的叙述中，美国也是加害者。这一强有力的民族主义叙述的影响，在2012-2013年得以展现，当时中国和日本在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发生小规模冲突，引发了中国各地的反日抗议活动。未来几年，东亚地区安全竞争的加剧必将提升中国对日本和美国的敌意，增加爆发热战的可能性。

中国的地区野心也增加了战争的可能性。忙于从二战中恢复并管理东欧帝国的苏联领导人基本上满足于欧洲大陆当时的局面。相比之下，中国坚定地致力于东亚的扩张议程。尽管中国的主要目标对其来说当然具有战略价值，但它们也被视为神圣领土，这意味着它们的命运与中国民族主义息息相关。台湾地区尤其如此：中国人对该岛有一种情感依恋，这是苏联人对柏林从未有过的感觉，如果让华盛顿承诺捍卫它，会使战争风险变大。

【余案：坊間倒是另有一種陰謀論，認定美國在東亞棋盤上的最佳戰略，倒是應該及早將中國拖入臺海戰爭。通過兩個民族主義集團之間的爭鬥互耗戰力。問題是，常規戰爭的互耗，不能跟熱核戰爭相提并論。如果中國在渡海戰爭不利的條件下，終於先進入熱核戰，美國將如何應對？置之不理還是同樣進入熱核戰？從烏克蘭的教訓當中，中國瞭解了歐美怯戰已是根深蒂固的政治選擇。這是坊間一直有呼聲讓老川廽歸白宮的原因。衹不過，大棋盤兩邊的真正博弈者並非你我。如果他們決定人類應該也必須儘早毀滅，則以戰止戰不再是正確選項。則人類走向滅亡則是遲早的事，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區別衹是用哪一種方式更順手、更方便，如此而已。】

最后，新冷战的地理环境比旧冷战更容易发生战争。尽管美苏对抗的范围是全球性的，但其重心是欧洲的铁幕，双方都拥有配备数千枚核武器的庞大陆军和空军。欧洲发生超级大国战争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双方的决策者都了解核升级的可怕风险。没有一个领导人愿意引发一场可能会摧毁他自己国家的冲突。
在亚洲，没有像铁幕那样清晰的分界线来锚定。相反，有一些潜在的冲突是有限的，并且会涉及常规武器，这使得战争成为可考虑的选项。它们包括争夺对台湾、南海、钓鱼岛以及中国与波斯湾之间的海上航线的控制权。这些冲突将主要发生在敌对的空中和海上力量之间，在开阔水域进行；在争夺岛屿控制权的情况下，小规模的地面部队可能会参与其中。即使是可能让中国投入两栖部队的台湾地区争夺战，也不会涉及庞大的核武装的相互碰撞。
这并不是说这些有限的战争情景是可能的，但它们比假设北约和华沙条约组织之间的大规模战争更合理。尽管如此，人们不能假设如果北京和华盛顿因台湾地区或南海而发生冲突，不会升级到核战争。
的确，如果一方损失惨重，至少会考虑动用核武器来挽救局面。一些决策者可能会得出结论，只要袭击发生在海上并且不影响中国和美国及其盟国的领土，就可以使用核武器而不会出现不可接受的升级风险。在新冷战中不仅更有可能发生大国战争，而且核力量的使用也是如此。

美国制造的竞争对手

尽管人数减少了，但接触政策的倡导者仍然存在，他们仍然认为美国可以与中国找到共同点。直到2019年7月，100名中国观察人士还签署了一封致特朗普和国会议员的公开信，拒绝接受北京构成威胁的观点。“许多中国官员和其他精英都知道，与西方采取温和、务实和真正合作的方式符合中国的利益，”他们写道，然后呼吁华盛顿“与我们的盟友和伙伴合作，创造一个更加开放和繁荣的世界，其中中国会获得参与的机会”。

【余案：不要忘記，作爲白左利益集團公開發言人之一的投機家索羅斯甚至公然放言要用特殊手段消滅普京或者找到赤納粹的新一代統治者以代替習特拉之類的加速師，以便延長牠們與中國的利益合作階段。不要以爲這樣的言論衹是代表其個人，其實整個白左勢力早已成爲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共同體。索羅斯的言論當然代表了白左勢力的戰略。反過來，習特拉不論而普京的冒失，會不會反而是提前引爆白左戰略的一種計劃？以我對普京極爲有限的閲讀中多少得到印象是他對白左的仇恨跟他對基督教價值的堅持息息相關，遠超於烏克蘭廣袤領土對他的誘惑。很難想象現代政客還會癡迷於領土而放棄營商環境的更大利益。可能的解釋之一，反而是烏克蘭的「西」化已經誤入歧途甚至積重難返，單純的外交手段恐怕難以制止遑論改變之時，訴諸武力反而是不得不做出的選擇。】

但大国就是不愿意让其他大国以牺牲自己为代价而变得更强大。这种大国竞争背后的驱动力是结构性的，这意味着无法通过明智的决策来消除这个问题。唯一可能改变潜在动态的，将是一场阻止中国崛起的重大危机——考虑到该国长期以来的稳定性、能力和经济增长，这种可能性似乎不太会实现。因此，一场危险的安全竞争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充其量，可以通过避免战争来管理这种竞争。这将需要华盛顿在东亚维持强大的常规力量，以说服北京相信一场武装冲突最多只能带来得不偿失的胜利。通过说服对手无法快速取得决定性胜利，从而阻止战争。
此外，美国决策者必须不断提醒自己——以及中国领导人——战时核升级的可能性始终存在。毕竟，核武器是终极威慑力量。
华盛顿还可以努力为这种安全竞争制定明确的道路规则——例如，避免海上事故或其他意外军事冲突的协议。如果每一方都明白越过对方的红线意味着什么，战争的可能性就会降低。
这些措施只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美中日益激烈的竞争所固有的危险。但这是美国为曾经无视现实主义逻辑、将中国变成决心在各个方面挑战它的强国，而必须付出的代价。（文/ 米尔斯海默；译/ 观察者网 傅洛拉）

编辑 / 小二 审核 / 陈际界
再审 / 王盖盖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DMn4PmiDeQ

【Harper Lecture with John J. Mearsheimer: Can China Rise Peacefully?2013】

https://youtu.be/T6mw9U62ZJU

【John Mearsheimer Ukraine-Russia 2022 Analy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