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説余英時與李澤厚

歷史老人頑童一樣促狹，將余英時(02/07/1930-08/01/1921)跟這裏講到的李澤厚(06/13/1930-11/03/2021)放在同一年出生又同一年去世。學界不拿來比較一番，好像對不起歷史老人啊。可真要進行全面比較，大概屬於無用功吧。畢竟倆人殊途又不同歸。儘管都死在美國。但是生平經歷學術成就畢竟相去太遠。若要在人生歷程上說，倒是一件非常令人唏噓的事。

　例如我經常想到，余英時當時在燕京讀二年級，到香港看望父母之後，還想早點回去上學。如果不是陰差陽錯火車壞了，讓他有機會前思後想，終於回頭是岸回到香港。余英時大概少不免跟李澤厚一樣（彼時已經是青年團員了），或者跟上日新月異的形勢發展，成爲馬克思列寧的信奉者，矢志不渝甘當馬前卒。當然也可能沒那麽幸運，而是堅持反動立場，最後當上右派反革命而死無葬身之地。

　換過來，如果那時有機會到香港去的是李澤厚，他會選擇什麽道路呢？現在能看到的回憶文字，往往是幾十年之後世界觀早已定型的產物。李說自己早年受財主剝削苦大仇深之類。跟余英時看故鄉農村溫情脈脈很不一樣。當然不能就此斷言倆人都在説謊。人記憶什麽，不記憶什麽，真會受主觀意識的影響甚至決定。這是人性本能。很難說是對是錯。

　於是李澤厚是否可能在香港不會跟錢穆讀書。而是混跡於彼時彼地非常活躍的中共地下黨（至少外圍組織如左派工會文聯之類，不妨參觀李怡的回憶錄），成爲搞風搞雨的積極分子，直至組織六七抗英暴動等等。畢竟他承認一看到馬列著作頓時心悅誠服一輩子不肯放棄。以至於現在網上有苛評笑稱，別看李澤厚也是著作等身之流。可是仔細看看，除了自抄自引一本書可以化作很多之外，多半衹是將前人説過寫過的，加上馬列主義的指導，就卓然成其一家了。

　現在回顧五十年代的美學討論當然很有趣。畢竟時過境遷，不會再跟當時的當事人一樣，冒殺頭坐牢的風險了。當時潮流興唯物主義。呂熒高爾泰等主張美在主觀說的，自是大逆不道。前者讓人弄死了。後者身陷囹圄半輩子。後來提出深得我心的美在自由說，卻不再引起太多注意。畢竟哲學本體論早已過時。進入後現代的哲學界早就不知道自己還在幹什麽了。其實美跟自由倒都是主觀感受。兩者很對稱。

　擧個例子，有一年，我到出產蠟染的貴州山鄉看野眼，遭到當地人嘲笑說，這種土布有啥好看的。你們城裏人的確良花布多漂亮。我覺得他們說的並非言不由衷。生產目的本來是換取柴米油鹽。並不自由。因此自然不如更值錢的工廠製品。

　但在生產過程中，不必遭受上級審查指定。每家每戶都可以自由決定蠟染時打的結鬆緊大小。由此跟隔壁的大姑娘小媳婦自由競爭各自的美感。這裏面的美，確實就是「自由」的「象徵」，如高爾泰所言。可惜到後來商家來了。各種設計，各種奇形怪狀，徹底污染了這塊净土。現在人們能看到蠟染，大概也就跟美沒多大關係了。

　與此同時，當時主張美在客觀的蔡儀之流，其實也能自圓其説。人家一輩子就堅信這個。倒也並非趨炎附勢。

　真正異軍突起的，恰恰就是當年二十來嵗的李澤厚啦。他看到當朝天子寫實踐論呀。那就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跟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更高階段啊。於是風頭火勢，提出一個美在實踐說。您説，那個年代誰敢反駁這個呢！於是李澤厚一躍而成爲中國最偉大的美學權威泰山北斗了。

　據説後人跟他吵吵，他兀自趾高氣揚，不覺得這樣說有啥錯。死不認錯死不改悔也算是中國文人的一大美德吧。

　再舉個例子，李澤厚後來要告別革命反潮流，說得「西體中用」。如果不仔細揣摩一下，也是很容易上當受騙的。我曾經以爲他真是告別革命了，居然要跟隨胡適之走全盤西化的邪路。結果發現完全不是這麽回事兒。他所謂「西體」是指馬克思頭足倒立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說。而經濟基礎又是什麽？哦，得吃飽肚子啊。多麽徹底的東土啊。西也西得來那麽東。算是徹底實踐出真知了。

　他老人家算有自知自明，承認自己沒多少舊學根底，這是沒辦法跟余英時相比的了。人家余英時寫的玩意兒在尖酸刻薄的錢鍾書看來，豈止海外獨步，就是置之於中原，又豈可作第二人想。倒是余英時很冷靜，看得很透，知道人家當面說好話，背後捅刀，本來就是正宗中國傳統，習慣了。故此並不很以爲然。

　真正有舊學根底的，當然是「咸豐同治之世，湘鄉南皮之間」的那幫子老家夥。在他們眼中的「體、用」之分就再也清楚不過了，當然不會是吃飽肚子這樣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啦。章炳麟修訂過的三字經開宗明義說的就是這個「體」：性本善！這纔是東西之別的根本啊。在東學傳統看來，這纔是真正為「體」的「中學」。你要全盤西化，就是欺師滅祖背叛祖宗，就是承認西學最根本的價值觀：性本惡啊。

　這道坎兒，別説李澤厚跨不過去。其實就連余英時也沒跨過去。他説來説去還是王陽明致良知卻沒辦法説清楚，什麽東東纔是這個「良」的本質。體用不二啊。不能跨過這道坎兒，就沒辦法擺脫價值觀上的承傳。這算是余英時的尷尬之處吧？】

【附錄】 新世纪 NewCenturyNet: 李泽厚，掩埋了无名者的知名者

2021年11月14日星期日   Original 巩鉴 鉴议

离世之前，李泽厚受到公众舆论的关注应该还是去年关于相关著作的版权纠纷，彼时其人呈现给公众的还是一个颇为计较经济与声誉的老学究形象。甚至有文章搬出李泽厚当年赴港之后与金庸的短暂交集——金庸给了李泽厚资助费，李泽厚却嫌少，用以丰富这一形象。也有人顺着这个形象发挥，找到李泽厚给自己所带的博士的著作写下的序言，其中主要是撇清学生著作和自己的责任关系。

这么一看，李泽厚是那样爱惜羽毛。但作为知识分子，爱惜羽毛又似乎早已成为一种集体习惯。

易中天在《盘点李泽厚》一文中将李泽厚视作八十年代青年们的精神导师，但李泽厚之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意义又不止于此。一方面，李泽厚及其著作是八十年代启蒙运动的重要标志，但另一方面，李泽厚本人的部分行为又生动地解释了这一场启蒙运动为何最终归于虚无。他的形象里，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传续至今的内在矛盾。

李泽厚本人曾说："50年代就定了，不为政治任务，也不为经济考虑写文章。"

50年代之于李泽厚而言确实是人生中至关重要的年头，建国后有关美的本质问题的大讨论到现在仍旧是中国美学史的热议话题。彼时尚不满30岁的李泽厚，名字能够和朱光潜、蔡仪这些名宿前辈挂在一起，这是莫大的荣誉。以至于十年动乱之后，学术界重回正轨，李泽厚已然成为美学学科的代言人之一。就算是邓晓芒在当年也是个只有初中学历的普通工人，李泽厚对于他而言，是一个只能仰望的对象。

旁观者清，也正是彼时也有志于美学研究的邓晓芒在后来写下了李泽厚所处的时代的部分真相。

"人们争夺着唯物主义、反映论、辩证法这样一些桂冠，而力求给对方戴上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反辩证法的大帽子。即使仅有的一点学术良心，也不得不被淹没在人们为自己的阶级立场和d性立场辩护的大量废话之中。在那个时代，稍不留神，学术上的分歧就可能给自己带来弥天大祸，甚至让自己搭上身家性命。（《西方美学史纲》）。

" 从这个角度再来看李泽厚和他提出的"实践美学"，年轻的他为何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也就颇为明晰了。他为自己制定的写作方针，某种程度上也只是个方针而已。

如果熟悉李泽厚的著作，亦即不只读过一本《美的历程》，还包括他的《华夏美学》、《美学四讲》、《批判哲学的批判》、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等，明眼人会很容易发现，李泽厚是一个非常喜欢自引的学者。他经常在论述的关键时候大量摘抄自己的其他著作，《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甚至几乎就是过往著作的删改汇编。这在一定程度上让他的学术成果更丰硕，但这种丰硕中隐含着空洞。

如李泽厚自己所言，他留给学术史的最主要的东西是积淀说、历史本体论和内在的自然的人化理论。所谓积淀说即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与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的结合，所谓历史本体论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弗洛伊德心理结构理论的结合，所谓内在的自然的人化，即是从精神分析学派的视角重新阐释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理论。

也就是说李泽厚的思想组成结构是"马克思主义+......"。按照易中天的观点，"他以为只要找到一个看起来合适或说得过去的框架，就能随便把东西往里装。"

套用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李泽厚则可以算是语言游戏的高端玩家，游走在话语之间，游走在学术与权力之间，游走在良知与利益之间，达成的是一种由内而外的，由意识而行为的高端的妥协。妥协的结果是声誉隆重、盘满钵满。学术不记得他的谄媚，权力不记得他的机警，在八十年代末说过的一些话做过的一些事无损于他的良知，后来远走美国也无损于他的利益。

李泽厚的一切，正是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

钱理群坦言中国的大学正在培养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可新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具体是谁培养出来的呢？还会有多少人在乎:巴金写《随感录》到底是基于他做了怎样的事；钱钟书与杨绛夫妇的良好形象究竟是怎么维持起来的:傅雷含冤而死之时曾有一个参与者叫许渊冲；以及钱理群本人参与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的一些特别的论调。

中国的知识分子乐于居高临下地批判，但批判的矛头又很少对准自己，乐于义正严辞地宣扬，但宣扬的内容自己又很少做到。想要立德，但为了生存，德需要打折扣，想要立言，但为了生活，言也要有顾忌。每遇见公众事件，总是打着参与其中的幌子置身事外，最后留下一些隔靴搔痒的述评。可偏偏，许多历史就被这些述评直接定义了。

于是，今天是李泽厚逝世的日子，不属于他人，不论他们饱受冤屈还是渴望正义，不论他们卑躬屈膝还是身陷囹圄。就好像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所写的那样："纪念无名者比纪念知名者更困难。"

纵使"历史的构建是献给无名者的记忆。"

張貼者： NCN 位於 11/14/2021 09:00:00 上午